人工智能之于人的存在论变革及反思

　　[摘要]人工智能的影响终究在于人自身，在马克思的存在论视阈下对之加以研究尤为必要。以“存在”维度观察，人工智能虽发端和借由人类智能来实现，却以异质的“自为存在”获得了新的“类存在物”资格。人工智能崛起在人之身体存在、关系存在、实践存在和生活存在等层面掀发了一场深刻的存在论变革，同时也为人类社会带来以劳动无用化、自由新异化、隐私牟利化、存在终结化等为关键表征的“存在隐忧”。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规范和构建一种符合人类长远利益的“存在理性”，即立法意义上的“人类智能的自限”和“资本的他限”。

　　[关键词]人工智能;人类智能;存在论;变革

　　人工智能是近年来国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具时代性与现实性的焦点话题之一。人工智能的影响终究在于人自身，因而很多学术讨论其实最终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了人工智能对人之影响。从存在论的哲学视域看，这些影响的关键效力集中在人工智能所引发的人类社会自身的存在论变革。而人工智能之于人的存在论变革中，也潜藏着悖论性的张力冲突，带给当代人挥之不去的集体焦虑与“存在隐忧”。基于马克思面向“现实的个人”的存在论思想对这些问题进行充分考察和深度反思，对于推进人工智能哲学研究和应对人工智能的风险挑战都尤为必要。

　　一、人工智能：一种比照于人类智能的“类存在”理解

　　在存在论的语境下，首先我们需要厘清，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存在，“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技术科学”[1]。就其科学技术的实质而言，人工智能属于软件和程序，是被设计成能够根据情况调整并作出细致行为的程序[2]。人工智能以何种形态存在?因提出“中文屋”思维实验而闻名的哲学家J·R·塞尔曾在《心灵、大脑与程序》一文中，审慎地将人工智能分为此后在学界广为沿用的弱人工智能(弱AI)和强人工智能(强AI)两种类型[3]。

　　弱人工智能乃是这样一种存在：它完全没有意识、只能依从程序设定而在某个特定领域单一地执行某项任务，这类人工智能形态本质上仍属于“工具”的存在范畴。例如人脸识别、图像识别、语音翻译、医疗诊断等，就只属于智能维度单一的弱人工智能之列。强人工智能的存在，通常被描述为如人们想象中的高级机器人那样有独立的自我意识和心智，且智能维度丰富而接近人类智能水平的人工智能形态。

　　在强人工智能的基础上，牛津大学教授尼克·波斯特洛姆又提出一个智能水平更高的“超级人工智能”概念，用以指称“在几乎所有领域远远超过人类的认知能力”[4]的人工智能存在形态。然而，上述关于人工智能之存在的一般性描述显然还无法抵达哲学应有的深度。事实上，无论是在认知科学还是在哲学人类学上谈论人工智能的存在，都不可能不联系“人工智能何以能存在”的源头——人类智能。

　　只有将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两种“类存在”进行合乎现代科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比照，才能更清楚地澄明人工智能的哲学定位与“存在”所是。在此，我们切入分析的立脚点，是马克思存在论哲学中从费尔巴哈那里借鉴过来但又作了创造性转换的“类存在”概念。有学者指出，“‘类存在’这一概念所指是具有某种普遍的、共同的根本性特质的存在物”[5]。

　　从这一角度看，人类智能就是一种人类身上所共有的、可以单独加以考察的“类存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指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做类存在物。诚然，动物也生产。

　　动物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6]尽管马克思在此并未使用“智能”概念，但其论述却无意中对人类智能的“类存在”及高明之处作了精辟的剖析。

　　如果说动物的类智能是片面的、粗陋的，那么人类智能作为地球上迄今为止产生的最高形式的自然智能，它的“类存在”则表现出了不可思议的全面性和高度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包含了真正意义上的“思想”“理性”“想象力”和改造对象世界的智识能力。

　　更不可思议的是，人类智能作为人的类特性和能力，作为人身上积极彰显着的本质力量的核心部分，又按照自己的“形象”与“智能”创造了异质的“类存在”——人工智能，由此构造了一幅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交相辉映的图景。人工智能既出自于人类智能，就必然与人类智能有很紧密的存在论关联。

　　一方面，人工智能之“存在”依赖和借由人类智能来实现，人类智能是人工智能形成与确证自身的模拟对象和力量源泉;另一方面，人类智能之“存在”又通过人工智能得以加固和外向拓展。或者说，人工智能是人类智能的“对象化”和积极的“自我复现”与“生命延续”。但人工智能作为“其他物的类”与人类智能作为“自身的类”毕竟是有本质性区别的。

　　第一，从智能的起源讲，人工智能是人类设计出来的无机的、非自然的智能，而人类智能是生物长期进化过程中天然生成的有机的、自然的智能;第二，从智能的内在结构来讲，人工智能的运行载体是金属和硅，而人类智能的运行载体是属于生命肉体的人类大脑，前者是“物在”的智能，后者是“人在”的智能;第三，从智能的功能来讲，目前的人工智能只能实现人类智能的部分模拟和延展，其智能的功能维度是单一而有限的，而人类智能则具有高度的自由灵活性和功能多元性。

　　正因为现阶段的人工智能还只能实现对人类智能的部分模拟，近些年来名震一时的无人驾驶汽车、阿尔法狗(AlphaGo)系列软件也只能归为弱人工智能。可以说，对人类智能模拟与延展的程度和范围，构成了人工智能发展的实际限制。

　　然而正如西方神话中上帝创造人类而赋予“被造物”独立的主体地位，人工智能在“类主体”的意义上也已是现实的“自为存在”，换言之，人工智能作为人类智能的对象化和虚拟进化，在其不断向前演进的过程中以异质的肯定方式获得了新的“类存在物”资格。这种“类存在物”的本体虽是智能机器，却有其独立的“类本质”和独特的“类本质力量”，甚至能部分地超越人类智能。

　　也许更为影响深远的是，人工智能的产生是地球智能进化的分水岭和影响深远的转折性事件，它呈现了区别于地球“碳基”生物智能进化的“硅基”非生物智能进化方式，或者说代表了地球未曾有过的全新的智能进化方向。而人类社会，因为当初规定和筹划的人工智能的存在性介入而开启了新的文明类型，也不可避免地踏入了新的充满矛盾和挑战的存在之途。

　　二、人工智能之于人的存在论变革

　　人所共知，真正深具划时代影响的科学技术必能引起全方位的社会变革效应，而人工智能恰被实践证明是这样一门科学技术。揆诸当下，日益广泛而深度地渗入到人类生产生活各层次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正悄然引起一场前所未有的关于“现实的个人”和人类社会自身的存在论变革。人工智能之于人的这场存在论变革，可透过以下几个方面被关键性地揭示和阐释出来。

　　(一)身体的非自然化与人之生命存在的超人类变革

　　马克思的人学存在论思想清楚地揭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7]。人之存在首先是自然性的生命存在，而人的生命存在无疑又留居在人的身体之中，或者说人的生命存在与身体直接同一，是通过有肉体组织的身体来流动和展现出来的。在此意义上，人类向来是身体的存在者，没有身体就无所谓人的生命存在。人作为生命存在定向性质的身体的最大特性在于其自然性。

　　如果联系人类智能来讲，那么不仅人类有生命的肉体组织是自然形成的，就是人类大脑的智能属性如天赋和才能等也是类猿人长期进化和基因遗传的自然结果，所以自文明史以来，人类普遍习惯于接受并顺应由自然赋予的包括外貌、体型、心理和智能因素在内的身体生命的自然特质。在过去，违反或更改身体的自然生命特质几乎等同于触犯人类的禁忌。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先是生物工程，后又加上人工智能，却使人类基因预先规定的自然身体日益受到非自然的深刻冲击。

　　人工智能技术目前在仿真机器人、半机械人工程、人体芯片等黑科技领域有一定进展和部分应用[8]。芯片植入人体、智能机器与人走向“合体”从而“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马克思语)，表明人部分修改自然肉体生命形式的能力在不断增强。埃隆·马斯克便在尼采“超人”的意义上抛出惊人之语：“未来人类需要与机器合体成‘赛博格’，才能避免被人工智能淘汰。过一段时间我们可能会见证生物智能和数字智能更紧密的结合。”[9]

　　而另一方面，一些超人类主义者如遗传学家乔治·马丁、古生物学家格雷戈里·保罗、数学家厄尔·考克斯、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则推崇一种“无身体”的生命存在，认为未来超级智能机器将帮助人类完成“意识上传”，以超越生命极限，实现脱离身体的“自我”不朽和人类的数字化永生[10]。

　　无论是科幻般的“人机混合体”还是听起来荒诞不经的“数字化永生”，其背后都是对人类身体状态乃至人类定义的颠覆性思考，是一种基于对人工智能过度崇拜而产生的新的存在论哲学，这种存在论哲学表面上提倡人类肉身的“去远”和生命存在的“虚拟再现”，实则照面出来的是弗朗西斯·福山所言的“反自然之道而行”[11]。

　　虽说人的身体和人性在实践、历史与文化的敞开境域中从来都不是给定的而是不断演化的，因而人的存在方式仍是尚待生成和建构的产物，但超人类主义者们有意按照他们的科技乌托邦想象打造出超越自然进化秩序的全新人类进化样态和后人类物种的价值取向，却使人类熟悉的身体观，以及一直以来稳固的“人何以为人”的最为始源和根本的天性部分被彻底击中。借用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一文中的说法，技术座架“真正的威胁已经在人类的本质处触动了人类”[12]。

　　(二)智能机器的介入与人之关系存在的机器转向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3]。所以在关系性的现实观中，人的存在始终是一种关系性存在。“人建立何种关系”“人怎样处理关系”以及“人作为关系存在的具体形态”归根结底是生产方式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

　　起初，人无论是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与他人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直接照面或者借助于简单的工具来进行的，而当近代工业社会把蒸汽机、机械化劳动工具、火车、电报、电话等机器生产出来，并使机器在生产关系、政治关系和人际交往关系中发挥物质中介作用之后，人的关系存在从此便与机器联系在一起，就连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斗争关系，也有机器取代劳动的直接缘起。

　　三、变革中的焦虑：人之“存在隐忧”

　　由上可知，人工智能的时代帷幕已拉开，并开始深层次地重塑人类社会与人自身。但辩证地看，人工智能之于人的存在论变革显然并非只有正面效应，其负面效应也深潜在人类社会的日常生活结构之中，这深刻表现为其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令人焦虑的“存在隐忧”。

　　四、总结与思考

　　关注人工智能就是关注人类未来。人类智能将最接近自身的人工智能这一“类存在物”创造出来，便注定将人类的根本前途和命运推入一个新的充满变革、挑战和不确定性的存在论场域当中。从现实和长远趋势来看，人类不管如何质疑人工智能，都已无法阻挡人工智能的前进步伐，这在根本上是不以部分人“唯心”的意志为转移的，原因正如唯物史观所以为的，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非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社会存在中的生产力要素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需要人工智能这种先进的物质生产力来推动人类社会迈向更美好的生活和更高级的文明社会形态。

　　在可展望的技术维度，人工智能甚至是在为未来必然高度智能化的共产主义社会奠定物质基础。所以，不能因为人工智能的负面效应而否定人工智能的存在价值，无视人工智能难以阻挡的发展态势。但同时，也不能因为人工智能的积极影响而忽略人工智能之于人类的风险与“存在隐忧”。当务之急，是正视目前某些显现的“存在隐忧”，并寻求符合人类根本和长远利益的解决之道。这里的“解决之道”并不只是就具体的技术性方案而言的，也包括深层次的哲学世界观与“存在理性”。

　　限于篇幅，我们无法对此处的“存在理性”展开具体阐析，但可以明确的是：这种“存在理性”所要应对的问题症结，是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内在张力以及人类生存与资本逻辑直接的矛盾关系，而求解的方案，则是立法意义上具有原则高度与思想延伸价值的“人类智能的自限”和“资本的他限”。人工智能风险的规避之路终归要回到人类智能本身。

　　人类智能的伟大并不仅仅在于其绝妙的构造和接近无限的智能潜力，更在于其懂得自我去“恶”、自我净化、自我驯化的“自限”能力。所谓“人类智能的自限”，就是指要在人工智能的技术源头有选择地开启对人类智能的“自限模式”，避免人类对人工智能的恶意开发和非法使用而可能造成的“创造性毁灭”。

　　所谓“资本的他限”，则意在表达人工智能“不作恶”的前提是人类智能“不作恶”，而这在现实性上又结构性地依赖于“资本不作恶”;由于资本根本上无法“自限”，所以是在“外部”通过高扬资本逻辑的否定性力量——劳动逻辑，以及制定良好的法律、制度、伦理规则来制衡和监督“资本”，使资本无法在人工智能领域任意横行。唯有规范和建构这样的“存在理性”，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人工智能“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进而纾解乃至消除人工智能之于人类的“存在隐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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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松尾丰，盐野诚.大智能时代：智能科技如何改变人类的经济、社会与生活[M].陆贝旎，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XVII.

　　[3]玛格丽特·A·博登编.人工智能哲学[M].刘西瑞，王汉琦，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73.

　　[4]尼克·波斯特洛姆.超级智能：路线图、危险性与应对策略[M].张体伟，张玉青，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29.

　　[5]贺来.马克思哲学的“类”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J].哲学研究，2016(8).

　　[6][7][13][14][18][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2-163，209，501，501，500.

　　[8][23][24]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M].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39-40，293，294.

　　[9]王麟.“赛博格”从科幻走进现实[N].北京日报，2017-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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