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欧洲史学与西方档案学肇始

　　19世纪曾被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称为“尊重事实的伟大时代”[1]‍‌‍‍‌‍‌‍‍‍‌‍‍‌‍‍‍‌‍‍‌‍‍‍‌‍‍‍‍‌‍‌‍‌‍‌‍‍‌‍‍‍‍‍‍‍‍‍‌‍‍‌‍‍‌‍‌‍‌‍。在经历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对史学的桎梏，以及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人文主义史学洗礼后，进入工业革命的历史研究活动，在19世纪整个欧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西方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使得历史学也努力更接近近代科学的观念，注重原始档案研究与考证的“科学的历史学”逐渐构成了欧洲历史研究的主流体系，以至于19世纪被认为是近代西方史学的全盛时期，而被誉为“历史学的世纪”‍‌‍‍‌‍‌‍‍‍‌‍‍‌‍‍‍‌‍‍‌‍‍‍‌‍‍‍‍‌‍‌‍‌‍‌‍‍‌‍‍‍‍‍‍‍‍‍‌‍‍‌‍‍‌‍‌‍‌‍。而档案的功能与属性也伴随着历史科学的兴起发生了转变。

　　一、档案学的史学来源及其特征

　　16世纪至18世纪末是档案科学发展的第一阶段，档案服务对象仅局限于律师或官员，主要从事法律、政治和外交事务工作，档案人员职能被认为是“政治科学的文献保管员”，类似于官方而非社会的文献资料保管员，负责保存和整理文件资料的任务[2]116。不同以往的是，19世纪开始，历史科学研究从史料的维度重新认识了档案的作用。档案作为历史记忆的载体，其价值被当时的历史学家们所追捧。当时的历史学者们标榜“尊重事实、如实直书”，埋首于各类档案资料，以求发现新的客观材料，在历史中显现出更加严谨、科学的态度。档案工作者实际上是接受了一些档案培训的历史学家，他们不仅需要具备历史学学历，同时还必须掌握编纂中世纪和现代社会文件的能力[3]。于是在诸多的档案分类方法中，会将不同的历史阶段作为档案分类整理的主要线索，以便于历史研究。

　　档案馆人员评职知识：如何申报档案类课题

　　法国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彻底改变了档案作为少数人捍卫权力使用而被封存于库房的命运。《穑月七日档案法令》的颁布，使普通公民自由地利用档案进行研究的观念逐步得到社会认同。突破蒙昧主义的历史研究，在文献资料搜集和利用方面的需求越发提高，大量档案被视作历史研究的宝藏，这便对档案的开放和管理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欧洲各地的档案馆成为了历史学家们的办公室，服务于历史学家的专门机构，而档案工作者也被视为历史学家的“仆人”。新的国家行政体制建立，档案的历史价值被看作是档案工作新发现的特征，历史价值变为了档案的第一价值。档案价值转变这一理论对后来档案学产生了重要影响[4]。

　　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历史学步入科学殿堂、档案科学进入第二阶段的同时，档案的性质与作用也发生了强而有力的转变，表现为从档案馆赋有的法律性任务转移到其他历史性任务中，从国家的目的转移到研究领域中。档案人员发展了古文书学、年代学、徽章学、古文字学等各门历史学的辅助学科。直至二战后的几年间，档案作为历史研究的辅助性学科其工作与历史科学始终互为联系、比肩共生。如皮埃尔·诺拉所言：档案事业的解体、分化与对档案事业的价值判断是并行不悖的，是同19世纪的历史科学相互影响的[5]118。正因如此，档案学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一定程度上一直被视作是在历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19世纪欧洲史学的兴盛离不开一手档案资料的发掘与开放，正是大量档案作为社会财富被广泛珍视与利用的价值观念的普及，才让历史研究在政治体制、国家认同、外交政策等方面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档案学也通过不断适应历史学科的发展，为自身的形成乃至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奠定了基础。

　　二、史学研究与档案学的发展

　　启蒙时代的怀疑主义和批判精神为19世纪历史研究的进步铺平了道路。档案馆内档案文献的极大丰富，让众多历史学者有了更多以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的机会，历史研究的范围也从史料文献的单一汇编扩大到了对民族国家以及政治事件的理性论述。而档案学的发展，在法国、德国等国家赋有政治需要和民族觉醒色彩的历史研究活动中迎来了重大转折。

　　法国在经历大革命过后，社会动荡，管理无序。雅各宾派奉行与传统决裂的激进政策，这使旧时的贵族档案文献遭到了极大破坏。拿破仑执掌政权后，任命加缪和多努先后出任法国国家档案馆馆长。加缪成立了档案保护委员会，大力推动全国各地所涉及王国体制和公共权力的文件进行集中统一保存[6]，并在1794年6月促成了世界档案法史上第一部成文大法《穑月七日档案法令》的正式颁布。1804年，历史学家出身的多努接替加缪出任馆长。多努受到普遍尊敬不仅因为具有广博的知识，同时还由于其在档案史料考证和历史撰写方面丰富的经验而在法国科学史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1830年七月革命后，被称为政治学派的一批史学家登上法国政治舞台，其中代表人物便是时任内政大臣的基佐。他的历史研究主要关注社会和文明的演变。基佐利用他的职权，与梯也尔、米涅等著名学者组成法国历史学会，促进作为国家制度的历史研究事业的发展。当时学者和政府时常抱怨各地方档案馆档案收集与保存的混乱无序。基佐指出造成这种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地方档案馆缺乏对各类历史档案的充分搜集以及集中统一保存。鉴于此种情况，基佐下令搜集各地历史档案，并编制详细的目录索引和标注卡片。此举大大改善了档案馆的历史档案搜集情况，为后来法国档案分类项目奠定了一定基础。此后，基于真实历史研究和更好利用档案的目的，诸多历史研究者对档案进行了分类细化。在提出对政治——历史视角下的时间阶段分类方式进行革新的进程下，法国政府对混乱的库存档案开展了系统梳理，对档案分类整理进行了改革，重新制定了分类方案，最终依托《关于各部和各地区档案整理与分类的指示》创立1841分类体系，第一次阐释了尊重全宗原则(Respect des fonds)，这在今天被看作为来源原则的起源[7]。

　　另一个在档案科学发展进程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德国，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热爱的历史研究，让大规模查阅档案的必要性越发凸显。当时的历史学家、汉诺威档案馆馆长佩茨已着手编纂《德意志史料集成》这样的档案文献汇编巨著。对档案文献的倚仗，在德意志史学研究中有着悠久的传统，而档案的分类与保管也顺理成章成为了史学家们关注的对象。

　　兰克无疑是19世纪德意志史学甚至欧洲史学领域的集大成者。在欧洲的档案馆中，兰克发现了一条更为严肃认真的历史研究道路，他领悟到近代欧洲的历史必须借助新鲜的、当代的资料予以重写[8]179。“务实”使兰克史学成名，他完全不相信传说、道听途说、街谈巷议，简言之，他不相信一切不能加以完全证实的东西。在他看来，判定历史真相的最好办法就是利用原始资料，特别是档案材料。为了避免使用那些不负责任的材料，历史学家必须利用档案和文献[9]。英国史学家古奇曾这样评价兰克：他也许不是第一个使用档案的人，但却是第一个善于使用档案的人‍‌‍‍‌‍‌‍‍‍‌‍‍‌‍‍‍‌‍‍‌‍‍‍‌‍‍‍‍‌‍‌‍‌‍‌‍‍‌‍‍‍‍‍‍‍‍‍‌‍‍‌‍‍‌‍‌‍‌‍。他开始时，著名的历史家都相信回忆录和编年史是首要的权威资料。而在他停笔时，每个历史学家都学会了只满意于当事者本人以及同他所述事件有过接触的人的文件和通讯[10]213。

　　兰克和兰克学派的历史观与研究方法对后世德国档案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兰克的门生聚贝尔。1875年，聚贝尔担任普鲁士档案馆馆长。满足历史研究仍然是他进行档案管理的首要目的。他安排了许多历史学者进入普鲁士档案行政体系开展档案管理及历史研究工作。为了更加简便地查阅和利用档案，这批年轻的历史学者们提出了依照国家行政机构体系进行分类整理的结构原则(Strükturprinzip);1881年基于历史研究需要颁布的《普鲁士国家机密档案馆档案整理条例》又提出要保持机关登记室和档案室赋予文件原始顺序的登记室原则(Registratur)。而结构原则与登记室原则被学者认为共同构成了德国档案的来源原则(Provenienzprinzip)[11]。

　　三、历史学对档案学形成的影响

　　19世纪欧洲史学带来的影响对于整个西方档案事业与档案学的萌芽、发展和形成是贯穿始终的。使欧洲档案事业得到高度重视，并且不断发展出档案保管与分类原则的正是19世纪欧洲历史学家对于档案文献的不断发掘和研究。这当中许多历史学家本身也同时从事档案的搜集保管工作，他们的历史研究活动在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发端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欧洲史学研究向客观主义的转变，向我们揭示了档案文献在特殊的描述性和历史性使命中，是如何推动档案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历史进程。1885年，深受兰克史学影响的法国历史学家朗格鲁，在巴黎出版的《国际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杂志上发表的《关于档案馆的科学》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档案学不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而应是一门独立科学的见解[12]。

　　不论是出于政治目还是塑造民族认同，尊重历史事实、重视档案考察的历史研究精神已在19世纪的欧洲蔚然成风。历史学家们创立了关于档案史料的科学研究方法，并围绕档案文献的搜集、整理、保管、分类进行了不断的实践与探索，在革新与批判中形成了符合档案特点的、便于查阅利用的整理分类原则，为欧洲早期档案分类方法与档案学理论奠定了雏形。尽管由《荷兰手册》正式提出构成档案学理论基础的“来源原则”是否直接脱胎于法国的“尊重全宗原则”和德国的“登记室原则”尚存争议，但应该明确的是，档案学的发源、形成和独立都无法离开19世纪欧洲历史研究需要的有力推动。直到今天，档案人员的工作愈发专业化、职业化，档案学已发展为了一门具备现代管理科学和信息技术科学，揭示档案现象本质和规律的综合性学科，但从档案内容的角度进行研究，它仍然包含了属于历史科学的性质与范畴。

　　参考文献

　　[1]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5]赫尔曼·鲁姆叔特尔.档案科学作为科学学科的发展[M]//国家档案局编.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文集.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115—127.

　　[3]徐玉清，王红敏.档案与信息社会——第12届国际档案大会主报告内容综述[J].档案学研究，1992(4)：81-85.

　　[4]米切尔·杜琴(Micheal Duchen).欧洲档案与档案工作发展的由来[J].郦玉明，编译.民国档案，2001(2)：56-61.

　　[6]让·皮埃尔·里乌，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法国文化史：第3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黄 朔 李雪婷 杨晶晶 廖 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