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统治到治理_智能社会新型技治主义的问题与出路

　　不同于以往专家和政府主导的统治思路，在智能社会的新型技治主义中，以谷歌和脸书为代表的企业主体借助大数据等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掌控，意图获得唯一决策者的统治地位，造成了经济、政治乃至社会层面的诸多不良影响，亟需加以治理。鉴于技治主义建基其上的科学实在论不再适应当下科学、技术与社会关联交杂的现实，从科学实践哲学视角出发的科学治理成为一条启发性思路。这一思路坚持实践本体论，注重建立异质行动者之间的同盟与合作关系，兼具治理科技自身和治理科技与社会的双重内涵，在技科学流行的当下有助于促进智能社会的良序运行。

　　关键词智能社会;技治主义;科学治理

　　技治主义(technocracy)指的是凭借单纯的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来提高社会管理效率的途径，主要特征是采用科技管理的手段，实施专家治国的政治。技治主义的历史由来已久，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大西岛》中由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组成的所罗门宫就担负着运转科学乌托邦的重任。启蒙运动以来，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被赋予永恒的价值〔1〕4，甚至发展出了一种过于乐观的科技决定论。

　　现如今，随着人类进入复杂、开放、不确定、大规模互联的智能社会，单靠科技和专家的统治思路已不再适应当下科学、技术与社会关联交杂的事实，必须转向去中心的、多主体合作的治理思路，才可能实现智能社会的良序运行。然而当下，以搜索引擎谷歌和社交网络脸书为首的互联网巨头却企图取代传统技治主义中的专家和政府，利用大数据时代的物联网、区块链、云计算等信息和通信技术(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简称ICT)进行数据垄断，打造数据孤岛，实施数据霸权，成为智能社会中的新型技治主义。

　　这一做法导致了一系列不良后果与社会危害，亟需厘清其中的统治逻辑并寻求可能的治理出路，这对我国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新型技治主义之“新”主要体现在企业主体取代传统专家、政府的统治地位。身处大数据时代和智能社会，本意旨在去中心化的大数据技术却造成了新一轮更为明显的向心技治主义。一方面，数据俨然已成为媲美黄金、石油的硬通货，是决策的基础和问责的原材料，掌握了数据资源便掌握了公共事务处理的话语权;另一方面，由于容量大、种类多、速度快等特点，大数据技术全面且高速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拥有该技术便具备了技治主义的资本。

　　但与以往不同，大数据时代资源和技术的双重占有者和垄断者往往是市场主体尤其是互联网企业巨头，用哈佛大学教授肖莎娜·祖波夫(ShoshanaZuboff)的话来说，“是市场，而不是国家，将知识和自由都集中在其领域内”〔2〕472。谷歌和脸书是其中的代表，此类企业利用手中的软硬件设施企图独揽公共事务的决策权，已成为智能社会中新型的技治主义主体。作为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在线搜索引擎，谷歌收集和存储了数量惊人的数据信息。早在2007年，谷歌便公开承认一直存储着每位用户曾经键入后的每次搜索请求以及随后点击访问的每条搜索结果，这意味着网上的每一句言论、每一个访问都会被互联网企业存储，永久记录在案。〔3〕

　　序言甚至每次搜索查询时产生的副产品(cookies)，也即在用户看来属于数据废物的部分，比如点击模式、停留时间等都被搜索引擎反馈回系统深度分析和持续学习，用于自身技术的改进和创新。无论时间过去多久，搜索历史和网络痕迹始终存在，而且简便易得，使谷歌得以监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隐私成为大数据时代的奢侈品。

　　尤其伴随着9·11事件的出现，作为监视手段的数据收集和存储逐渐获得合法性地位，用户将自身的隐私权利让渡给公共安全，由此获得的更多数据成为谷歌新的利润来源。通过将服务器中存储的海量数据出售给第三方应用软件，比如亚马逊、微软和苹果等，利益共谋的众多软件基于共享数据实现了跟踪、挖掘、解析用户的功能。在互联网巨头眼中，用户已然被异化成同时作为原料和商品的数据，数据的生产者在为自己生产的产品买单，而巨额利润的获得者谷歌凭借数据的占据和垄断，持续影响、规训，甚至操纵、控制用户的行为，成为智能社会新型技治主义的代表企业之一。

　　不同于搜索引擎一定程度的被动性———用户键入意欲了解的信息，而后谷歌对之进行反应，社交网络脸书主要是基于用户主动提供的信息资源知晓与其行为密切相关的时间、地点、事件、人物关系等，进而试图绘制出世界上所有事物的图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4〕

　　借此，脸书第一次看到关于人类交流的如此规模和质量的数据，像是拥有一个显微镜，在前所未见的精细水平上检查着社会行为。〔5〕不仅能够识别数据模式，包括脸书在内的几乎所有互联网巨头还能借助深度学习和机器推理，预测、抢断乃至修改用户行为，用户发布的内容甚至能够通过日益智能化的算法和程式自己存活、增殖，并且它们被使用的方式很可能与初衷和预期大相径庭。

　　“开发者为王”“代码即法律”等论断在脸书内部流行已久，在此类论断的正向激励机制下，下拉刷新的“正积极强化”、黑入用户心理的“增长量黑客学”等劝服技术被广泛应用，用户的言行举止通常在不经意间受到社交网络的规训和控制。借助点赞、转发、评论等按钮，脸书当前营造的技术环境已不再局限于简单具有工具效用，而更像以致瘾和操纵为目的。依据实时增长的海量数据资源和不断提升的机器学习技巧，脸书能够大规模预测和调整人们的行为，甚至形成个性化的精准偏好设置。

　　这一行为矫正技术在以往被认为威胁着个人自治和民主秩序而不可接受，现如今却以“异常的正常化(thenormalizationoftheabnormal)”得到常规和普遍的部署。〔2〕25、新型技治主义存在的问题互联网巨头由于掌控着数据和技术，广泛而深入地规训着用户的心理和行为，通过影响大众进而把控着经济、政治乃至整个社会。然而商业的本质始终在于追逐经济利益，对社会责任的无视使得这一统治思路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新型技治主义面临着一系列问题。逐利是商业企业的本质，但在智能社会中的互联网巨头那里，这一点似乎并不成立，因为人们总在“免费”使用这些搜索引擎和社交网络，企业如何从中获利呢?

　　对此，祖波夫在《监视资本主义》(TheAgeofSurveillanceCapitalism)一书中指出，直接付费的虽不是用户而是广告商，但最终为广告买单的仍是用户。无论谷歌还是脸书，广告都是其巨额利润的主要来源，随着海量个性化数据的积累和智能化机器算法的发明，精准投放定向广告成为可能，这类广告形塑和操纵着用户的购买自由，人们在自身并未察觉的状态下受到新型技治主义的控制。大数据杀熟现象更反映出互联网巨头通过算法垄断，肆无忌惮地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使用户的知情同意和公平交易等权利受损。

　　伴随着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大选，“后真相(post-truth)———诉诸情感与个人信仰比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的一种情形”被《牛津词典》评为影响深远的年度词汇。〔6〕实际上，这种非理性的政治状态与智能社会的新型技治主义关联甚密，尤其是谷歌和脸书在其中作出了“杰出贡献”〔7〕12。就英国脱欧而言，搜索引擎和社交网络努力宣传不脱欧的成本高昂———每年13亿英镑，却不告知每年政府支出的总额约7800亿英镑〔8〕195-196，利用用户的无知影响脱欧进程。

　　美国大选中新型技治主义的影响更为显著，谷歌和脸书不仅持续有目的地向用户直接推送支持特朗普的特定信息，而且数据分析公司“剑桥分析(CambridgeAnalytica)”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了数千万美国人的脸书数据，间接帮助特朗普成为总统。此类信息腐败使得互联网巨头能够轻而易举地把握和控制大众，尽管脸书CEO马克·扎克伯格(MarkZuckerberg)表示，认为脸书影响了选举是“疯狂的”〔9〕，但事实确实如此。

　　脸书备受诟病的技治主义特征还在于其意欲取代专业新闻媒体的野心。据皮尤研究中心(PewResearchCenter)的调查显示，现在的美国有近一半的成年人使用脸书来访问新闻〔10〕，然而新闻本身的真实与否值得存疑。由于旨在追逐利益而非报道真相，脸书上出现了大量满足经济需求的系统性虚假信息，用户点击此类信息后，后台智能系统借助大数据算法不断追踪和强化数据偏好，营造并加剧了情感信仰高于客观事实的社会状态。

　　这一非理性的造势通常以“自由言论”“平衡报道”为由，大肆 发布有组织的政治虚假宣传活动和以利润为导向的假新闻，将心理学上的“过滤气泡(filterbubbles)”“确认偏见(confirmationbias)”和“回音室效应(echochambereffect)”等应用于劝服技术之中，强化用户的认知偏差，潜移默化地控制用户，极大地扰乱了社会秩序。

　　借助互联网、区块链和智能终端等软硬件基础设施，新型技治主义已然成为一种有效的数字监视手段。尽管斯诺登曝光的棱镜门事件再次将社会注意力引向数字监视的必要性与合法性探讨，但民众出于保障自身安全、满足日常需要、技术认知不足的考虑，默认了企业技治主义的常规操作;政府则由于法律手段的滞后性和面临巨量数据的无措感，无法及时规制互联网巨头的飞速发展，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于是，无处不在的数字基础设施组成的“大他者(bigOther)”〔2〕26取代了“老大哥(BigBrother)”，缺乏有效外部监管的互联网企业得以对用户进行全域全时段监视。用户通常在下载应用软件时就“被迫”同意一系列隐私条款与政策，否则无法使用软件，也正因如此，用户的一言一行对互联网巨头透明无碍，侵犯隐私成为智能社会新型技治主义的常态。

　　随着提供极大便利的互联网巨头深陷各类公共丑闻，当前有必要反思和重新评估此类企业凭借数据和技术获得的统治地位，在厘清其中统治逻辑的基础上探寻治理出路，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智能社会的良序运行。尽管技治主义这一传统思路在智能社会的当下转换了主体，但仍存在以上诸多弊端，这主要是由于新型技治主义延续了传统统治逻辑。该逻辑认为借助技术便可统治一切，掌握了技术便掌握了经济、政治、社会事务的决策权，主张“知识的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是统治的问题”〔11〕14。

　　因此谷歌和脸书等得以大规模干预日常生活、塑造在线体验，通过算法决定信息的可见性〔12〕，进而规训和控制整个社会。实际上这一统治逻辑来自主体性缺位的科学实在论，该理论主张科学通过一系列价值无涉的观察和经验，获得自然实在的抽象的客观表征和反映，在自然与社会、科学与政治、专家与公众、事实与价值中，科学必须始终关注前者，只有排除社会等非理性因素，才能保持科学的客观性，进而坚守科技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受此影响的企业主体一味看重ICT，无视社会责任与价值，割裂知识主体和非知识主体，将作为利益相关者的政府、公众、媒体等排除在外，忽略了社会的可接受性，陷入了统治困境。新型技治主义建基其上的自然实在论存在诸多认识论误区。

　　首先，技科学(technoscience)时代，科技是一系列复杂的自然与社会因素机遇性碰撞的结果，不确定性和未来开放是其固有属性，大数据中出现的偏差、区块链中存在的伪链〔13〕等都将导致预测能力处于失灵状态。身处“不确定性时代”〔14〕，即便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最有力武器，本质基于归纳推理的科技也“永远只能得到局部的确定”〔11〕131，不能将之作为决策的唯一标准，谷歌和脸书信奉的“数据至上”教条值得反思。

　　其次，技科学充满异质因素的互动纠缠，科学实在论片面强调其中一方的做法不再可取，有必要以普遍关联的思路关注多元主体实践网络的构建。不能因为计算机的数据提取和分析、监控、个性化和定制化、连续实验等功能〔15〕建立在复杂专业的算法操作和机器智能基础之上，就认定单一科技主体的统治地位，无视其他非科技主体，利用认知鸿沟逃避来自外部的监督与治理，这种以知识的不对称为前提、以知情权的丧失为代价的统治逻辑不利于智能社会的良序运行。

　　智能社会的良序运行不再是简单利用科技的问题，而是在实践中学习、在行动中反思的文化问题。〔16〕鉴于科学实在论的局限，STS意义上的科学实践哲学从本体论的新视角出发，将科学视为一种世俗的、生成变动的转译实践，关注科技生产和应用的过程。由于回到实践情境，多主体合作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处理成为可行的思路，科学治理便是这样一种实现社会“善治”的手段。实际上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由来已久，相比统治思路，治理强调的是权力的分配和行使〔17〕，以多主体合作为特征的科学治理正是基于这一分权理念提出的。通过将涉及科学的治理实践视为研究对象，凯瑟琳·布劳恩(KathrinBraun)和科杜拉·克鲁普(CordulaKropp)指出科学治理具备双重内涵，既包含对科学自身(及科学与社会关系)的治理，又包含通过科学进行的治理。〔18〕

　　具体而言，一方面，科学治理主张对科技进行反身性思考，尤其对知识自身的局限性、科技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等进行反思，注重对自我的关注、评价、批判、指涉、否定和对抗〔19〕;另一方面，科学治理强调将科学知识转化为经济生产和政治实践时，促进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认知磋商和价值博弈，以实现整个社会的良序运行。针对当前智能社会新型技治主义的统治逻辑及其存在的问题，具备双重内涵的科学治理既有利于直面ICT等技术本身的缺点，避免误解自身的认识论局限，回归此类技术运行的地方性情境;又有利于缓和垄断技术的互联网巨头与非科技主体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张力，打破“科技至上”的历史信条。

　　通过建立起异质行动者之间的同盟关系，同时关注科技自身、科技与社会，兼顾科技主体和非科技主体，科学治理相比技治主义更能促进智能社会的良序运行。从STS的视角看，科学治理具备实践生成性，“变化”是治理的一个决定性特征。

　　〔21〕249通过回到具体实践情境中关注ICT在本体论层面的生成变动，也即科技如何被生产和应用，这一“治理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治理过程”〔22〕7-8。在此过程中各类主体的身份和地位也不断变化，公众可能从通常意义上的外行变为具备地方性知识的另类专家，而专家持有的专业知识实则是另一种来自实验室内部的地方性知识〔23〕，从而摈弃了科技主体与非科技主体的截然二分，一切都处于交杂互动的实践网络中。其次这一网络还是“去中心”的，治理实践中不仅没有任何人类主体如专家、企业、政府、媒体、公众等占据中心位置，而且赋予非人与人同等的行动者地位，如数据也构成治理链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明确了科技不能独自实现现实。〔24〕

　　139不仅如此，科学治理还将多主体合作内化为一种关联性思维的规范意识和各类行动者的习性要求，坚持科技资本与社会资本同时在场，兼顾内部认知的卓越善与外部社会的效率善〔25〕187-188，既规避了技治主义的传统，又避免了片面描述关系网络而被批评为一种深描和人类学研究，表明科学治理的思路同样具备规范性和导控性。实际上，意识到统治问题的企业和政府已经开始了自我治理和外部治理，但均因限于单一主体而效果不佳，亟需转向多主体的合作。鉴于科学治理思路已经不断获得学界认可，当前需要在智能社会的现实中探讨和摸索这一共治理念的真正实现。

　　1.自我治理

　　鉴于技治主义在当前暴露出来的无数公关丑闻、大规模隐私泄露以及错误信息、两极分化等情形，互联网巨头建立了面向公众的透明度工具，比如公开赞助商的身份证明、出资凭证等，科技专家也明确了理想的计算机科学原则，包括公平、问责、透明、道德和责任。但这一自我治理手段不再被利益相关者视为令人满意的长期解决方案，因为企业依旧占有和垄断技术，以逐利为本质的互联网巨头仍有意保持其市场主导地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自治效果欠佳。正如脸书实际上绝对拥有关闭假新闻的工具，却任由不实信息与虚假新闻“在真相穿上鞋(真相大白)之前走遍半个地球”〔8〕170一样，错误信息仍旧成为一种可供数百万人共享的替代现实〔26〕，“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频出。

　　2.外部治理

　　与自治相对的他治也即借助法律的力量，从他律的外部角度约束此类企业的发展，比如美国的通信规范法(theUSCommunicationsDecencyAct)、诚实广告法案(theHonestAdsAct)和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theGeneralDataProtectionRegulation)、数字服务法(theDigitalServicesAct)等，便是通过规定数据的可移植性、数据设计保护和知情同意等，抵御和惩罚企业的违法行为。

　　然而，这一外部治理同样具备诸多问题:首先，以德国、欧盟等通过法律手段治理谷歌的做法为例，后发制人的手段不仅流程复杂、耗时良久，而且见效甚微，无法从根本上撼动其垄断地位;其次，当前数据驱动的商业模式发展过快，立法管辖难以时时跟进，法律建立仍不健全，存在大量司法漏洞;另外，法律作为一种“硬”治理手段也存在过度引导和控制的担忧，如何把握好“度”仍需仔细权衡。

　　3.共同治理

　　不同于现有的自我治理和外部治理，科学治理旨在将不同形式(比如专家与公众)的知识汇集在一起，这样一种多主体合作的思路倾向于将自治与他治进行有机结合以实现共同治理。具体而言，科学治理提倡的多主体合作要求:(1)企业主体如谷歌、脸书等互联网巨头必须关注社会价值，虽然承担责任已成为紧迫的全球治理问题，但这并非易事。〔27〕要使公平、公正、负责任、合乎道德的算法助益社会的良序运行，前提必然是保证数据资源的公开透明，增强利益相关者的数据可获得性，实现多主体的资源共享，这些都意味着企业主体出让由数据带给自身的部分经济利益。

　　(2)政府部门依靠法律手段积极问责，发挥行政优势，实施硬性监管，倡导建立强有力的科技标准和行为准则，以应对潜在的科技和社会风险。为避免治理的滞后性，政府需要采取预防原则和底线思维及时预判、提前反应，做到防治结合，当然也要适当控制力度，不可过于干预企业的发展。

　　(3)媒体倡议构建公平、问责、透明、人权的道德框架，通过监督和宣传进行软性治理，在保证真实性的基础上及时曝光互联网巨头的非法行为，成为负责任媒体，比如棱镜门事件便通过《卫报》和《华盛顿邮报》公之于众，引发世界范围 内对隐私的重视。

　　(4)公众需要提高自身隐私意识与权利意识，针对谷歌无限期收集和存储个人数据的做法，以“被遗忘权”捍卫自身利益便是有益的努力。在技科学时代，作为利益相关者的公众还应在不断提高自身科技素养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彰显地方性知识的认识论地位和社会学资本。

　　(5)技术专家身处当下的不确定性时代，需要不断扩大科学共同体，吸纳其他非科技主体的经验，提高ICT等专业知识和技术的精准度与确定性。与此同时走出纯科学的象牙塔，走进技科学的现实，回到生活世界，打开科技黑箱，加大科学普及和宣传力度，为高深抽象的科技祛魅。

　　当然，区分多元主体并不意味着割裂，而是由于治理实践中涌现出的多方异质行动者掌握的知识各具特色，能够为了共同的目标———实现社会善治———针对不同侧面发挥作用，优势互补是科学治理相较统治思路的显著特征。尽管在智能社会和数据时代的当下，治理并非轻而易举，短期内实现多主体合作仍然不太可能，这主要是由于占据技术优势的互联网巨头规模体量过大、网络效应明显导致的〔28〕，但通过回顾技术生产和应用的实践过程，呼吁多方参与者相互关联、动态共建，形成有机治理的体系仍是当前的可行思路，长远看来有利于智能社会的良序运行。

　　在我国当下，社交平台腾讯、电商平台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几近垄断性的地位同样造成诸多不良后果。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仅依靠政府相关部门加大反垄断力度仍不足够，因为任意主体的单独行动都将如同盲人摸象，无法拥有和掌控所有知识。当前有必要摈弃单一主体技治主义的统治传统，按照多主体合作的治理思路呼吁广大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建立起包括企业、政府、媒体、公众、专家乃至数据等多元异质行动者在内的科学治理体系，助力大数据时代智能社会的良序运行。

　　参考文献：

　　〔1〕[美]史蒂芬·平克.当下的启蒙:为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辩护[M].侯新智，欧阳明亮，魏薇，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

　　〔2〕ZuboffS.TheAgeofSurveillanceCapitalism:TheFightforaHumanFutureattheNewFrontierofPower[M].NewYork:PublicAffairs，2019.

　　〔3〕东鸟.监视帝国:棱镜掌握一切[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作者：史晨，蔡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