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下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生态标度初探

　　供给侧改革中结构性调整也涵盖文化产业。文化资源优化配置与文化产业在产业结构调整及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中，既要凸显文化符号的功能，又必须关注文化产业的生态标度。文化产业的生态标度研究，旨在用系统论的方法来把握文化和资源环境的整体性、关联性和互动性，将文化产业纳入经济发展和文化产品有效供应的研究视阈。文化产业的生态标度本质上是一种均衡理念，文化产业的生态标度研究是一种开放性思维，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规范的制度约束。

　　[关键词]文化产业,生态标度,产业转型

　　在全球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中国多年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也遇到了难以避免的挑战。不过，文化产业的繁荣对经济企稳回升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文化产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指标设计，文化产业是以文化为核心内容而开展的文化经营活动，包括产品和服务。目前我国的服务业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9月公布的数据，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2015年增加值27235亿元，比上年增长11%，占GDP的比重为3.97%。

　　从文化产业结构来看，文化制造和文化创意服务产业都有大幅度增长，其中文化创意服务产业增长占比达到47%[1](P266)。历史地看，文化是民族灵魂和民族精神的体现，是一个国家国民价值体系的传承。当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文化产业就成为这一过程的重要载体。文化产业的内涵和外延远远丰富于其他产业，其产业价值链在彰显社会文明和经济能力方面更具有优势。

　　在市场化条件下，文化产业作为现代服务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既可以成为新兴产业的重要支撑，同时又可以在文化和文明继承发展中成为民族精神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并且通过产业形态展示其文化自信的内在魅力。中国在推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进程中，“文化自觉、自信、自强”的制度体系构建，需要我们深切关注文化产业发展的生态问题。

　　一、相关文献综述：回顾与思考

　　从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看，文化一直是其中的重要符号。早在上古时代，人们的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就在形成一种朴素理念，这种基于“身体—大脑—心智”的秩序，尽管还只是一种“物的秩序”[2](P12)，但在其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形成最初的简单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既可以是人们潜意识的“规范认识”，也可以是一种意念、符号，甚至是一种潜文化，诸如语言、思想体系、宗教、数学曲线等。在早期有关文化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将文化作为人类的行为意识渗透于经济活动中，以文化作为经济交易和利益分享的基础性力量。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因素成为现代市场文明理念和秩序稳定的内生性重要变量。在现代文化研究中，随着文化变迁的多元发展和文化外延应用的自然深化，有关文化的内涵在不断扩展。文化产业作为现代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丰富了文化本身的内涵，另一方面也成为促成其他产业深化创新的积极力量。

　　从目前文化产业生态环境发展来看，有关生态环境质量研究主要涉及的领域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生态学基本概念范畴的研究1955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首次提出“文化生态学”概念，并阐述文化生态学的基本理论，被普遍认为是文化生态学诞生的标志。尔后，有关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开始引起学界关注，在引进文化和人类经济行为关系研究的过程中，文化生态均衡问题成为文化领域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

　　并且，学者在原有文化学研究的基础上，将文化学与产业发展进步结合起来，形成文化产业的系统性研究。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具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底蕴和深厚的文化传承。程恩富在《文化经济学通论》中首先对文化产品的社会属性进行了界定，并明确提出文化产业在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时要纳入市场化运作中，认为市场是检验文化产品生命力的重要场所。[3](P5)黄育馥提出了生态环境决定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的理论。[4]

　　戢斗勇将文化的生态问题界定为“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对象的一门学科”[5](P23)，并对西部文化生态保护与文化资源开发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彭岚嘉认为“建立良好的民族民间文化生态环境是文化开发的基点，文化资源是最具开发价值的资源，开发高文化含量的文化产业，发展文化资源化的人文经济”[6]，本质上是对文化产业的生态要求，人文生态的失衡需要正向的文化产业来拯救。

　　(二)文化生态与环境的关系研究

　　文化生态需要从人类社会适应过程进行研究，它的主要问题是要确定这些适应是否引起内部的社会变迁或进化变革。文化与环境的关系研究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文化唯物主义”。1980年美国学者哈里斯出版了《文化唯物主义》，用文化唯物主义原理对社会文化现象的发展规律作出具体的解释，从文化与环境的关系阐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原理，不仅揭示了史前社会的简单社会组织“采集-狩猎”“村落社会”与当时文化关系的对应性，而且对于现代社会运行中的冲突和矛盾也予以解释。[7](P57)

　　(三)文化与产业绩效问题研究

　　文化因素虽不是现代经济生产函数的关键要素，但在影响生产函数构成和企业运营中具有重要作用，它会潜在地影响决策质量，成为影响经济绩效的间接变量，尤其是在文化产业运行中，成为影响文化产业绩效的关键因素，因此，也成为文化问题研究的内容之一。马跃如等人对我国文化产业效率及文化产业发展规模和环境对文化产业效率作用的分析[8]，马萱、郑世林对文化产业效率进行的实证研究[9]，乐祥海、陈晓红等人对文化产业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绩效研究[10]，都是针对文化绩效问题的研究。

　　总的来看，上述研究尽管都从文化发展的变动过程分析文化因素的作用绩效，但这些分析都侧重于对文化产业效率的评价，还没有从文化生态环境发展的视角分析绩效问题。考查文化环境质量，尤其是设定相对成熟的质量指标测度研究，对于讨论文化生态具有积极的作用。目前，我国正处在制度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战略转变时期，文化产业繁荣和创新成为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重要内容。

　　由于文化产业产权关系的交叠性，其生态标度问题不容忽视。然而，至今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却鲜有涉及。本文以此为切入点，着力于文化产业发展的生态标度，探索影响文化产业生态标度的因素及内在机理。

　　二、文化产业的生态标度与影响因素

　　文化产业的生态标度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复合型范畴，它既包括文化产品供给和经济发展对其需求的协调性，也包括供给数量均衡和品质的适应性，还蕴含着文化产业自身的生态维度。新常态下文化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性调整，需要关注文化业态和价值基础的重构对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推动作用。

　　(一)文化产业的生态标度释析

　　文化产业的生态标度意指产业一经融入了文化因素，既要在市场活动中参与竞争，同时要体现其内涵的文化能量;既要实现产业、产品的经济价值，又要彰显其社会意义;既要展示产业、产品的多元性，又要保持其文化蕴意的严肃性，因此文化融入现代经济体系之中，其本身的特点不免打上生态标度的烙印。在继承传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并形成当代文化体系的过程中，由于交融渗透、摒弃取舍以及经济、政治、社会的诸多因素影响，构成了其特定的复杂生态系统。

　　总体上看，一方面，文化产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是一种特殊意义的“生态平衡”，它不仅是数量供求的均衡，更重要的是质量与品位的内在多元、多层次均衡，可以引领国民的科技素养与价值导向。文化发展产业化所提供的精神产品与国民对它的需求，既要求数量平衡，也要求品质适应，由此构成服务社会和“引领社会”的辩证统一。

　　基于文化生态链的动态调整，生态环境质量及影响因素成为生态标度测度的核心内容。同时，生态标度的外延范围涉及到文化符号的继承和创新、文化理念的修正和社会适应等具体内容。因此，文化产业生态标度的研究范围比文化产业本身更加宽泛,它通过所提供的产品在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产生积极的影响，形成经久不衰的精神动力和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

　　如果说文化产业只是通过产品来判断市场认可度的话，那么生态标度则是将文化产业的发展推向了全方位的考量，涵盖了社会发展和经济质量提升的一切行为模式，它“更贴近文化的特质,反映了文化的核心内涵”[11]。文化产品一经通过产业提供，其利润追求似乎在常理之中。不过，从文化产业的生态标度看，依托文化资源的文化产品及文化产业都离不开公益性、社会性主旨。

　　如果说自然界的生态平衡需要确立全体国民的自觉环境保护意识的话，那么，文化产业的生态标度研究，实际上是寻求文化产品供求的“生态阈限”，要求文化产业既要立足于为国民科技素质、文化品位的提高，提供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同时要深入挖掘本国文化资源，因地制宜地发展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既要选准突破口，找准切入点，善于把深厚的文化资源做成具体的产业项目、把产品优势打造成品牌优势，又要前瞻性地打造文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既要着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能满足国民对开放条件下全球性多元文化的需求，又要有市场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知名文化品牌。只有将经济效益放在社会效益的大思路下，才能符合文化产业的生态标度，真正提高文化产品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因此，文化产业的生态标度研究，就是探索文化产业持久性的生命力。

　　(二)影响文化产业生态标度的因素

　　文化产业的生态标度是产业质量辩证统一的有机体。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有许多因素对文化产业的生态标度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在此对其归纳旨在将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置于市场化的背景下。从全局来看，影响文化产业的因素主要有：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程度、文化多样性程度、文化资源的丰裕程度、市场开放程度以及政策宽松程度。

　　1.文化产业发展程度是社会分工情况的折射。

　　从文化产业的属性看，它归属于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程度体现一个国家社会分工的深度和广度，在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过程中，文化产业的数量与质量对整个产业链的延长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专业化程度越高，意味着文化产业的内容越丰富、传播渠道越广阔。不仅如此，文化产业的发展本身也可以增加现代服务业的供给，正向的文化产品可以提高现代服务业在创意产业、文化品质、教育等方面的质量，通过产业引领深化社会分工并带动经济发展。

　　2.多样性是适应文化产品供给的多元化而对产业的要求。

　　面对多层次的文化产品需求群体，文化产品的生产必然要求其适应性的供给。在我国众多的消费群体中，不同人群对知识、信息、娱乐等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异，多样性的供给必须满足多层次的文化产品需要。多样性本身蕴含着文化产业的生态平衡，如同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一样，在多样性中兼容了众多的产业空间。

　　3.资源的丰裕度与文化产业的发展相得益彰。

　　文化产业通过丰富的文化产品展示人文资源与自然资源，资源的丰裕程度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资源越丰裕，越能扩展文化产业的广度和深度。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人们摄取知识的工具从书本到网络，从坊间的口口相传到各种媒体，应接不暇的知识更替也使文化产业的从业者需要具备前瞻性的判断能力和深刻的挖掘能力。因此，资源的丰裕度提供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文化产业的丰富性又将丰裕的资源以文化产品的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

　　4.市场开放程度决定了文化产业发展的现代化程度。

　　当市场经济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形式后，文化产业既要适应市场的同时又要展现市场魅力，这样必然存在市场选择与淘汰的问题。当最后一场斗牛娱乐画上句号，标志着人们的文化产品需求本身就有选择性。中国古代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阻滞了工业化、现代化的浪潮，闭关锁国虽然留下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但也和西方现代文明拉开了巨大的距离。进入国际化分工后，中国在文化产业上同样需要审时度势，吸纳精华，筛选优劣，在文化产品的引进中需要进行“适应本土、融入本土”的选择。

　　5.政策宽松程度。

　　它既包括经济政策，也包括文化政策。对一个国家来说，政策的开放度影响到文化产业的生态标度，主要表现在政府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宽容性，在“焚书坑儒”“文字狱”的状态下，文化产业可能面临毁灭性打击。当然，在净化文化产品市场的博弈中，政府需要在“有所为，有所不为”中确定其正确的角色定位。文化产业特别强调对文化内容的开发利用，是以内容为素材，以创新为牵引的一种新的产业模式，又被称为内容产业[12]。

　　文化产业的生态标度研究，一方面是将文化产业的发展放在整个社会分工、市场经济质量提升中考虑;同时，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十分关注国民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片面的经济效益追求不仅会误导年轻一代的思维方式塑造，而且容易使许多人进入思维误区，进而陷入片面化、表面化、简单化、情绪化的思维危机[13]。强调文化产业的生态问题，需要我们对文化产业发展的筛选性予以高度重视，需要文化产业本身进行“净化”，文化生态资源开发上的粗制滥造或对外来文化的不加选择，都会对消费者的时间、精力造成巨大的浪费。

　　三、文化产业生态标度的设计

　　(一)生态标度评价研究考虑的因素

　　构建文化产业生态标度需要关注整个文化产业链条的许多因素，基于文化产业多维性及与其他产业的融合扩展乃至特殊的社会定位，其生态标度评价研究必须考虑下面几个问题。

　　1.必须考虑文化产品的准公共产品性质。

　　按照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公共产品区别于私人产品的两个基本特征是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非排他性是指在产品消费中很难将其他消费者排斥在该产品的消费之外;非竞争性是指消费者消费某产品时并不影响其他消费者同时从该产品消费中获得利益。准公共产品则是指具有有限的非竞争性或有限的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如教育、收费交通、政府兴建的公园等。对于准公共产品的供给，在理论上应采取政府和市场共同分担的原则。

　　这样，文化产业就具备了准公共产品的性质，作为产业物质承担者的文化产品就是一种准公共物品。文化产品的消费多数情况下是汲取知识，获取信息，欣赏、消耗文化艺术的物质载体，所以体现了丰富的文化引领和价值导向。优秀的文化产品可以跨越时空以实现知识资源的共享，可以通过再版、再演、复制拷贝获得永久的生命力，这就赋予了文化产业一定的历史使命，具有一定程度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2.必须考虑文化产品的外部性。

　　文化是意识观念在活动中的自然延伸和渗透，随着人们参与市场活动的不断深化，文化不论是作为一种意识、符号和价值追求，还是作为一种超经济因素的产品，人们通过商品市场交易的过程能够感知到文化因素所带给人们的潜在收益是不断变换的，且文化消费的私人收益往往促成一种文化观念在商品中的延伸，从而造成社会收益的增多。这也就是说，文化交易和文化产品消费存在着极大的外部性特征。

　　文化产品可能是外部经济性，也不排除外部不经济性，外部经济性文化产品能够增进消费者的精神激励并促进社会进行创新性劳动，将潜在的生产潜力变为现实的经济发展动力，实际上是为消费者提供一种享受型的精神福利和创造性劳动的文化支持。反之，文化产业也可能在文化产品的供给中提供了附炎趋势、低级趣味或不加选择的文化产品，不仅不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而且还会产生社会性的外部不经济性，导致一部分人价值倾向错位，进而降低社会福利甚至对社会和谐产生影响。

　　3.必须考虑文化产业价值取向的社会性。

　　与其他产品的效用标度不同，文化产品的效用即文化产品的社会价值很难用经济标准去衡量。一般来说，初期的产品研发因效用难以衡量具有较大风险，在产业发展中投资收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在文化产业市场化经营中，同样要考虑产品生产和文化资本投资的边际成本，在解决国民不断增长的文化产品需求与文化产品供给的矛盾中，客观上需要扩大文化产品的供给量，满足社会需求。不过，在制度构建不完备的条件下，文化产业制度建设的复杂性使文化立法存在诸多技术困难，同时文化立法滞后又影响文化产业制度建设的进程。文化产业价值取向的社会性，需要充分考虑生态标度的基本要求。

　　4.必须考虑文化产业辐射的全球性。

　　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使文化产品的传播时空扩大到更大的范围和更加久远的未来，经济全球化和当代传媒的高度发展，使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众多的文化传播路径必然将文化产业推向全球化的高度，这就要求我们要重新审视西方及世界各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学习、沟通、批判与借鉴其市场化的运作方式，以适应并掌握当代文化世界性交往的契机，并逐步建立完善的具有前瞻性文化引领的主导产业。

　　(二)构建经济发展和文化长远协调发展的动态机制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在文化产业的生态标度研究中，需要构建经济发展和文化长远协调发展的动态机制。

　　1.文化产业的生态标度需要我们在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的市场化经营和制度化规制中进行权衡。

　　文化产品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决定了它具有市场趋利性，但又不能完全交给市场，作为产业，可以按照产业运作完成文化产品的供给，但鉴于其产品效用的特殊性，必须在文化和经济的生态均衡中寻求文化产业发展的有效路径。文化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要求是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功能之一，文化产品市场需要不断完善制度建设，完备的制度对于规范文化产业、提升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并推动文化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制度建设不仅包括正式制度规则的构建，更重要的是非正式制度的完善，因为非正式制度本身和文化产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积极的文化产品可以通过潜移默化的力量来影响非正式制度的健全;当然，非正式制度也可以在意识形态、信仰与习惯等方面对文化产业施加正向的引导。

　　2.文化产业的生态标度需要我们审慎划分文化产业的边界。

　　产业边界不仅取决于产业规模和产业定位，关键是文化产业价值取向的社会性、正外部性决定了其在提供公共产品时的产业边界要求。经济开放与文化多元化增大了文化产品的需求弹性，尤其是年青一代，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已经从传统产品扩展到现代的有形产品、虚拟产品，从国内扩展到国外，从发达国家扩大到发展中国家，文化产业的边界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在众多有形、无形的文化产品生产中，不管文化产业的规模边界如何扩张，但其价值边界、精神边界需要反映文化产业的特质及核心内涵，把握基本的道德底线、社会意识形态底线及文化产业从事者的良知底线，这是文化产业不可或缺的无形的边界，它是文化产业生态标度的内核，将其扩展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可以形成健康的文化、经济互动格局。

　　3.文化产业的生态标度需要我们探索文化资源的开发模式。

　　文化产业的发展充分体现文化企业的实力和产品影响力，但同时还必须体现文化产品的渗透力和影响深度，好的文化产品是千古传承、经久不衰的，具有历史穿透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文化产业的生态标度构建中，必须充分考虑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既深入挖掘本地文化资源的文化内涵，充分展现和继承本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又必须从实际出发，寻找探索最适合我国特点的文化资源开发模式，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近年来，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不可小觑，许多人对不同文化的形成背景、文化传播的环境及文化适应的差异性缺乏了解，进而忽略了文化的生态标度，导致无所选择地接纳。

　　4.文化产业的生态标度需要构建高层次的交流平台。

　　文化的传播是在更大范围了解一个国家的重要渠道，但必须看到当代中国文化“生态失衡”的潜在危机和文化滞后对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在供给侧改革中，经济转型同样要求文化产业进行结构性调整，不容忽视的是，经济与文化的失衡的问题已经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迫切需要并呼唤新的文化发展的总体战略、管理方式、产业机制和市场运作体系。

　　(三)文化产业生态标度的指标设计

　　在建构文化产业生态标度的过程中，应考虑到文化产业本身的多维属性和广泛而丰富的内涵。在设计评价指标体系时，需要考虑到各项子指标均要最大程度地体现文化各层次的特点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对文化产业价值标度的评价系统指标体系的设计思路如下：根据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和文化产业发展的自身特征，将整个生态标度指标划分为三个指标体系：思想观念指标、制度指标和环境指标。在这三个一级指标的下面设立不同的二级指标。

　　1.思想观念指标。

　　是将文化作为一种单纯的思维观念和潜在意识，文化因素和文化符号渗透到个体和群体思想中，将会直接决定个体和群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也是文化内在和关键的力量，是文化产业最难衡量和量化的一个层次。指标分解为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精神和开放性思维两个二级指标。2.制度指标。

　　是将文化看作是规章制度、法律法规等形式出现的一种载体。强调文化理念通过法律制度规范约束人的社会经济行为的功能。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内心修养，一定程度上能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潜意识的约束导向作用。当文化理念上升为法律制度规范性契约时，人们就会成为文化制约的自然受益者。可以将制度指标分解为政府运作管理机制，人才评价、激励与合理流动制度，各类企业管理制度，投融资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科研成果评价和转化机制，教育制度等七个二级指标。

　　3.环境指标。

　　文化是维系和促进自主创新的有力保障，也是最有效的物化载体。文化产业发展需要良好的环境，文化生态环境指标强调开放、自由、舒适、和谐的环境因素功能。将环境指标分解为自由创新的社会氛围、舒适的自然环境、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完善的公共服务环境四个二级指标。

　　四、结论与启示

　　文化以产业形式所爆发的力量，已深深地熔铸在国民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形成了经久不衰的精神动力。文化产业的生态标度研究，旨在用系统论的方法把握文化和资源环境的整体性、关联性和互动性，将文化产业纳入经济发展和文化产品有效供应的研究视阈。文化产业的生态标度说到底就是产业发展的良性环境和产业成长的制度完善。

　　本研究的结论与启示是：文化产业的生态标度本质上是一种均衡理念。作为载体的文化产品是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是一个国家安身立命之本，文化产业需要十分关注人文背景下的精神幸福诉求。对于文化产业的生态标度研究，可以通过文化产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机结合，有效实现产业和文化生态的协调，将产业发展放在质量型的高度，使文化产品成为社会进步的精神力量，以实现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和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文化产业的生态标度研究是一种开放性思维。文化产业的方兴未艾，使文化经济作为一种“人文化的知识经济”并展示了极强的生命力，它不仅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碰撞，而且文化产业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个文化与产业不断接近、接纳甚至部分融合的过程，这就需要我们有开放的思维。当然，开放性的思维并不是不加选择地一味摄取，而是必须关注文化产业的特殊性与精神诉求。

　　当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满足后，精神幸福则需要更丰富、多元、有持续魅力的文化产品。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规范的制度约束。文化产品涉及最多的是原创性、发现性或综合性的知识，因此，文化产业应该在尊重知识产权的前提下，通过知识的传播发挥创造财富的潜力。由于其内涵丰富、外延宽广，文化市场需要制度化、规范化管理，将其纳入正式制度规则的他律和非正式制度的自律中，使产业发展符合生态标度的要求。同时，尽快实现由行政整合机制向法律整合机制过渡，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所需宽松政治环境的创立提供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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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期刊：统计与预测杂志中级职称论文征稿

　　《统计与预测》是一本统计学刊物。旨在传播统计知识，交流统计科研成果，提高本省的统计工作水平，更好地发挥统计的服务与监督作用。主要刊登有关统计与预测方面的文章，既有浓度较高的学术研究著作，也有一般的统计知识辅导和经验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