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地方政府环境保护支出减排效应

　　下面文章主要结合2007—2016年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个体效应模型，检验地方政府节能环保支出的减排效应。在此基础上，引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检验经济增长、污染减排、节能环保财政支出三者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随着地方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的增加，污染物排放减少，且节能环保财政支出规模每增加1%，污染排放减少0.2414%，我国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呈现倒U型关系。

　　【关键词】污染减排,地方财政支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一、引言

　　环境作为一项具有地域性的公共品，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与环境保护中发挥着引导者作用。但是在GDP英雄论下，导致地方政府支出目的多为支撑和维系经济增长，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不足。2007年，我国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新设立211类“环境保护”科目。211类科目下设“环境保护管理事务”“环境监测与监察”“污染防治”“退牧还草”“已垦草原退耕还草”及“其他环境保护支出”等10款。

　　我国政府财政支出预算中，开始设置环境保护科目，并下设“类、款、项”三级支出科目。该类级别科目的设立，说明了中央政府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视。2007—2016年全国环境保护支出总额从996.13亿元上升至9426.35亿元，可见我国政府在环境保护支出方面增加了投入。

　　尽管如此，我国仍未完成工业化、城市化，随着人口规模持续增长，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趋势仍在继续，我国仍需扩大环保投入，增加环境保护财政支出，以适应不断促进环境保护的需要。本文利用2007—2016年间我国除西藏、香港、澳门外30个省份的数据，考察地方环境保护财政支出的污染减排效应，并根据实证检验结果分析原因，总结我国地方环境保护财政支出的问题，提出我国地方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污染减排效果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就环境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成果较为丰富。GuptaandBarman[1]通过构建包含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的两商品动态模型，研究环境污染对生产率的影响，认为环境质量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显著影响了两部门私人投资生产率。HalkosandPaizanos[2]构建动态面板模型，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以及财政支出对环境的破坏，认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现倒U型，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与污染排放负相关。但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不能有效地改善环境质量。

　　BermauerandKoubi[3]以财政支出度量政府规模，以SO2为污染指标，验证了政府支出规模扩大不能改善公共品供给，即降低环境污染。国内现有文献忽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等一系列细节性问题，宏观地选取政府支出作为衡量政府行为的指标，研究政府支出规模对环境质量的影响，部分文献认为财政支出规模的增加未改善环境质量。

　　孙开[4]、李国年[5]利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及时间序列模型构建了二氧化碳排放方程和经济增长方程，分析了公共财政支出规模对碳排放影响的内在影响机理，认为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增长，无法有效地降低碳排放。卢洪友和田丹[6]认为财政支出规模增长对SO2和固体废弃物的减排效果并不显著。但也有部分文献认为财政支出能够有效地抑制污染排放，且主要是通过影响经济增长间接影响环境质量。盛丽颖[7]研究认为，财政支出手段的碳减排效果优于财政收入手段。关海玲和张鹏[8]认为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减轻环境污染程度，改善环境污染现状。

　　李凯杰[9]在考察环境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同时，考虑了健康因素，构建两时期世代交替模型，实证研究认为环境支出占政府收入比重与环境质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但是环保支出的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则是不确定的。现有文献较全面地总结了环境质量与财政支出规模、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学者们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与环境质量间的关系未形成一致意见。

　　较少学者研究政府环境保护预算支出的环境保护效应，较少文献研究分析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影响。因此，研究环境保护财政支出的规模对污染减排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调整环境保护财政支出规模提高环境保护财政支出的污染减排效果，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研究有益于提高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的主观能动性，贯彻科学发展观，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循环经济，将地方经济发展和环境承载能力相结合。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的选取

　　为了研究地方政府环境财政支出的减排效应，并结合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了如下指标。

　　1.被解释变量

　　本地处置后排放量(dpo)是经济系统物质流(EW-MFA)中的一个指标，即核算期内消耗的物质，通过系统边界返回自然环境中的废弃物和排放物①。本地处置后排放量也是废物产生量，主要包括国内生产、消费环节的废物(不含循环利用的部分)。经济系统物质流核算方法最早于1995年由Wernick.G和Aushel提出。目前，EW-MFA框架广泛运用于欧盟国家的环境核算中，是研究循环经济的科学方法。

　　因此，本文选取本地处置后排放量(dpo)和本地处置后排放强度(dpop)作为衡量污染排放的指标，同时也为被解释变量。本文中本地处置后排放量的核算方法如下：本地处置后排放量=废弃物排放+产品浪费及损失=工业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被解释变量本地处置后排放强度如式(1)：本地处置后排放强度=本地处置后排放量/地区人口规模

　　2.解释变量

　　鉴于2007年我国才开始将节能环保支出作为类级别科目，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中予以公开，又由于预算公开程度仍待提高，项级别支出无法获得，故选取节能环保财政支出(hbzc)，以及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eegdp)作为解释变量。假设节能环保财政支出与工业污染物的排放呈负相关关系，节能环保财政支出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为负。

　　3.控制变量

　　除了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影响环境质量外，还存在其他影响环境质量的因素，本文一并归入控制变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用地方政府人均GDP(rjgdp)表示。通常，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污染排放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污染排放会下降，污染排放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倒U型关系。因此，经济发展水平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是不确定的，需要通过回归进一步分析。

　　人口规模(rkgm)用年末地区人口数指标来衡量。通常，人口规模越大，人类活动越频繁，污染排放水平越高，因此人口规模变量系数为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gdzc)采用各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金额指标衡量。通常固定资产投资水平越高，经济发展越迅速，环境污染越严重，因此，估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系数为正号。

　　模型的设定本文将实证过程分为三步：第一步，确定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是否使污染排放减少;第二步，引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质量间的关系;第三步，引入财政支出这一控制变量，分析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是否改变了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

　　数据来源与估计方法说明本节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经网数据库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历年GDP平均指数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由于节能环保支出2007年才开始公布，同时西藏自治区的污染物排放数据缺失较为严重，因此本节的面板数据截取了2007—2016年，除西藏外30个省份的样本进行分析。各变量数据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四、实证分析与计算结果检验

　　(一)地方政府环境保护支出减排效应实证结果：绝对规模选择本地处置后排放量作为衡量环境质量的指标。为了剔除人口等因素的影响，选择本地处置后排放强度作为衡量污染减排的指标。

　　1.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为了检验式(2)和式(3)的平稳性，对这些变量进行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目前，检验面板数据单位根的方法主要有相同单位根检验和不同单位根检验两大类。前者主要有LLC检验与Breitung检验，后者主要有IPS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本文进行单位根检验时选用HT检验、Breitung检验和IPS检验。本文采用的样本量仅为10年，属于小样本。本地处置后排放量与各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可进一步估计回归方程。

　　2.回归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Stata13.1根据式(2)和式(3)建立面板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重点考察了节能环保财政支出与本地处置后排放量及本地处置后排放强度之间的关系。

　　首先用F检验验证模型是采用混合效应回归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然后用LM检验确定是否存在个体随机效应，最后用Hausman检验确定是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对于模型(2)：检验结果显示F值为30.96，P值为0.0000，拒绝采用混合效应回归模型的原假设，故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LM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0.0000，即拒绝“不存在个体随机效应”的原假设，模型随机效应显著。进一步进行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为Prob>chi2=0.3011，表示接受原假设，支持随机效应模型。

　　综上所述，本地处置后排放量与节能环保支出的关系选择模型(3)即随机效应模型。根据模型(3)的回归结果可以分析出，节能环保财政支出与本地处置后排放强度呈现负相关关系，并且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每提高1%，本地处置后排放量减少0.2414%。说明政府加大中央对地方环境保护转移支付、污染防治、环境监测与监察等方面环境保护的支出，有效减少了污染排放，提高了环境质量。

　　控制变量方面，本地处置后排放强度随着人口规模每增加1%而增加0.8835%，且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加，污染排放增加，人口增长为环境带来了压力，经济发展必须考虑环境承载能力，并避免环境质量进一步恶化。

　　本地处置后排放强度与固定资产投资系数正相关，随着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本地处置后排放强度增加0.3337%，说明随着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污染排放更加严重。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增长，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对企业污染排放的考核标准要求仍然较低，不少地方甚至没有人员监管招商引资企业的污染排放，导致尽管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污染排放却未能减少，环境质量恶化，企业更是较少投资环境友好型固定资产。

　　因此，应完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适当提高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占地方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在污染防治方面的效率。此外，应当注重调整环境保护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环境保护财政支出的环境效应，有助于促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提前到来。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选取了我国30个省份2007—2016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利用Stata13.0软件对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财政支出的减排效应问题进行研究。实证部分旨在考察以下问题：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是否能有效减少污染排放?我国污染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呈现倒U型?加入地方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变量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形状是否发生改变?加入地方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变量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是否推迟到来?考虑到本文的研究目的，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基本理论和物质流输出分析方程，构建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以物质流系统中本地处置后排放量和本地处置后排放强度为被解释变量，选取地方环境保护财政支出绝对规模指标和相对规模指标。

　　研究认为：第一，地方环境保护财政支出绝对规模指标回归结果显示，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财政支出与污染排放呈负相关关系，说明我国政府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政策起到了一定的污染减排效果，而随着政府环境保护财政支出的增加，污染排放会进一步减少。第二，地方环境保护财政支出相对规模指标回归结果显示，加入地方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变量前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形状未发生改变，但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推迟到来，说明加入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变量后，污染减排并没有有效控制，其原因可能是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财政支出的减排效果较小，为此应提高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占地方生产总值比重。财政支出是地方政府环境保护投入的主要方式之一。

　　但是，目前我国财政环境保护支出仍存在值得改进之处，如地方政府节能环保支出规模较小、节能环保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预算管理水平有待提高、环境保护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待完善等。因此，应合理划分地方政府环境保护事权，完善环境保护预算管理体制，加大环境保护财政投入。

　　【参考文献】

　　[1]GUPTAMR,BARMANTR.Trishitaraybarman:environmentalpollution,informalsector,publicexpenditureandeconomicgrowth[J].HitotsubashiJournalofEconomics,2015,56(1):73-91.

　　[2]HALKOSG,PAIZANOSE.Exploringtheeffectofeconomicgrowthandgovernmentexpenditureontheenvironment[Z].MPRAPaper,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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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孙开，孙琳.财政支出规模对碳减排影响分析：来自辽宁省的证据[J].地方财政研究，2014(11)：26-30.

　　[5]李国年.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对就业的影响[J].金融与经济，2014(5)：29-33.

　　[6]卢洪友，田丹.中国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影响的实证分析[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4(4)：44-51，139-140.

　　经济方向期刊推荐：《地方财政研究》杂志是由辽宁省财政科学研究所、东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主办，东北财经大学主管，诸多地方财政科研机构联袂“打造”的财政类全国中文核心期刊(20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