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年12月18日 分类:经济论文 次数:
摘要:从资源效应和风险效应两方面分析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作用机制,并以2010—2017年A股制造业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不仅没有缓解企业创新投入面临的融资约束,反而恶化了高管短视问题,导致企业创新投入减少。而且,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对小型企业、非资本密集型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创新投入的负面影响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从高管的职业背景特征视角丰富了企业创新投入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拓展了高层梯队理论的应用范围,有助于全面认识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的经济后果。
关键词:银行从业经历;创新投入;企业创新;高管;融资约束;民营企业
一、引言
创新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企业作为创新活动的主体,如何推动企业加大创新投入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关键所在。不少学者从多方面对企业创新及研发投入进行了研究(朱冰等,2018;邹国伟和朱文涛,2018;潘红波和郑冬云,2018)[1-3]。
Hambrick和Mason(1984)[4]提出的高层梯队理论认为,高管特征是企业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Yuan和Wen(2017)[5]指出,高管的从业经历可能塑造其风险偏好,进而影响企业投资决策。在实践中,企业聘请有银行从业经历的人士担任高管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祝继高等,2015)[6]。Santos和Rumble(2006)[7]研究发现,标普500非金融企业中大约有25%的企业聘请了有银行从业经历的董事。邓建平(2014)[8]以我国非金融类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的研究显示,企业聘请曾经或现在银行任职的人士担任高管的比例达到24%。由此可见,银行从业经历成为高管典型特征之一。
而且相关研究表明,有银行从业经历的高管更加偏爱低风险、低价值的投资项目,而拒绝高风险、高价值的投资项目(Kroszner和Strahan,2001)[9]。由此可以推测,对于高风险、高价值的企业创新投入决策而言,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有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从理论上看,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可能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资源效应和风险效应。
前者认为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不仅有助于降低企业和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Erkens等,2014)[10],为企业提供一种隐性担保机制(Allen等,2005)[11],还可以发挥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专业技能帮助企业获得贷款(祝继高等,2015;潘镇等,2017)[6,12];后者认为高管会因为曾在高风险性的银行业工作过,表现出对失败的恐惧及对风险的厌恶,进而导致短视问题,不愿意从事高风险的创新投资(Kroszner和Strahan,2001)[9]。
在实证方面,检验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对企业创新投入影响的文献较少。翟胜宝等(2018)[13]以制造业国有和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高管银行关联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之间存在资金是否有效利用问题,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对创新产出作用的传导链条过长。此外,国有企业在融资方面存在明显的产权优势,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同时作为研究样本,不利于清晰揭示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的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以2010—2017年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与企业创新投入显著负相关,即企业高管具有银行从业经历对创新投入产生抑制作用。路径分析表明,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不仅没有缓解企业创新投入面临的融资约束,反而恶化了高管短视问题,导致创新投入减少。而且,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对小型企业、非资本密集型企业以及非高科技企业的创新投入的负面影响更加显著。研究贡献主要包括:
(1)基于我国制度背景,从高管的从业经历视角丰富了企业创新投入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现有关于高管人力资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主要关注高管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任期以及早年参军经历、发明家经历、海外经历等因素。本文考察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从融资约束与高管短视两个方面分析其作用路径。(2)揭示了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可能存在的负面性,拓展了其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相关研究将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认为其对债务融资、投资效率等具有积极作用(祝继高等,2015;曲进和高升好,2015)[6,14]。本文研究发现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对企业创新投入存在消极作用,有助于更加全面认识其经济后果。(3)考察了不同企业特征情境下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与创新投入的关系,发现在小型企业、非资本密集型企业以及非高科技企业,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的负面作用更加显著。该结论有利于针对性的完善治理机制,提高企业创新投入积极性。
二、理论分析及假设提出
(一)烙印理论
起源于生物学的烙印理论指出,个体或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若干个“环境敏感期”,焦点主体为了适应特定阶段的环境而形成的与之相匹配的特征将对其产生持续性的重大影响,即烙印机制存在三个基本要素:“敏感时期”“烙印形成”以及“持续影响”(Marquis和Tilcsik,2013)[15]。烙印理论最开始应用于组织理论领域,随后被广泛运用到职业生涯等领域中。杜勇等(2018)[16]认为,CEO的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使得其具有某种特殊“印记”,这种“印记”会持续影响其认知和能力,进而对企业财务行为产生影响。Dokko等(2009)[17]关于职业经历的研究表明,职业生涯早期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中形成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会对职业生涯后期的工作产生持续性的影响。
(二)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机理分析
银行业高风险、高强度、高压力等特征使其构成了一个特殊环境,高管的银行从业时间形成了一个“敏感期”,使银行从业经历对从业人员产生持续性的重大影响,即拥有银行从业经历的高管会留下深刻的“印记”,影响其后续职业行为。这种影响存在积极和消极两种可能:一方面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另一方面可能恶化高管短视问题。
1.资源效应:缓解融资约束
只有充足的资金投入作为保障,企业的研发活动才能顺利、持续地进行(翟胜宝等,2018)[13]。然而,创新项目的高风险、信息不对称和投资周期长等特点,导致企业在创新活动上容易遭受外源融资短缺的难题(Hall和Lerner,2010)[18]。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第一,社会网络资源。社会关系网络是经营者和企业的一种重要社会资本(邓建平和曾勇,2011)[19]。银行从业经历对高管而言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网络资源。若与银行关联的高管是信贷资源配置的直接决策者,那么企业可以通过该高管直接获得贷款。若其不是信贷资源配置的直接决策者,企业也可以利用其关系网络来影响银行信贷资源的配置(祝继高等,2015)[6]。可见,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这种关系网络可能会影响银行的贷款决策,帮助民营企业减轻或克服银行的信贷歧视问题(邓建平和曾勇,2011)[19]。
第二,信息资源。在信贷市场上,资金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较为普遍。企业高管若具有银行从业经历,一方面可以改善和加强企业与银行关系,解决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资金供给不足问题(邓建平,2014)[8];另一方面可以提供一种背书与信用,增强企业的还贷信誉,为企业提供隐性担保机制(Allen等,2005)[11],从而提升企业获得信贷资金的可能性。
第三,智力资源。信贷融资涉及到对风险和收益的全面权衡,具体操作流程较为复杂。具有银行从业经历的高管一方面掌握了融资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可以帮助企业改善管理,为企业量身打造创新性的融资方案;另一方面较为了解信贷申请程序和银行关注的风险点,有助于提高企业的融资决策和管理效率(刘浩等,2012)[20]。
2.风险效应:恶化高管短视
作为一项长期性活动,企业创新在研究开发、中间测试以及市场销售等阶段均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具有高风险、高失败率等特征(冯根福和温军,2008)[21]。相关研究发现,具有银行从业经历的高管更有可能拒绝高风险、高价值的投资项目,而接受低风险、低价值的投资项目,表现出一定的风险规避倾向(Kroszner和Strahan,2001)[9]。
具体来讲,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可能从以下两个方面恶化高管短视:第一,风险认知能力。风险认知是企业决策者对风险发生概率的一种判断。这种判断是基于个体的主观评估,体现的是一种能力(张腾文等,2016)[22]。风险认知在企业创新决策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们采取冒险行为大多是因为自身感知到的风险较弱(吕文栋和赵杨,2016)[23]。高风险是银行业的典型特征之一,有银行从业经历的高管具有较强的风险认知能力,导致其对风险因素非常敏感,当其做企业经营决策时首先会考虑到风险因素,出于风险规避的原因,其更倾向于放弃风险较高的创新项目。
第二,失败容忍度。Manso(2011)[24]研究指出,管理者最优的创新激励补偿计划应该表现出对早期失败的宽容。一个能容忍短期失败与风险的内外部环境对企业创新项目的开展至关重要(Ferreira等,2014)[25],而相对于其他战略决策,高失败率创新项目的开展需要更高的失败容忍度(Tian和Wang,2014)[26]。银行业高风险的特点决定了银行从业人员会经常面临失败,因此他们更加了解失败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因此,当创新过程具有重大失败的可能性时,出于业绩考核压力的考虑,有银行从业经历的高管对失败的容忍度便会降低,而偏向于固定收益或者低风险性的投资项目,不愿意在创新方面加大投资。综上,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对企业创新投入存在正反两方面的影响:“资源效应”预期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与企业创新投入正相关,但“风险效应”预期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与企业创新投入负相关。本文据此提出对立假设:H1a: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对企业创新投入有积极影响;H1b: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对企业创新投入有消极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考虑到2010年之前企业研发投入数据披露较少,因此以2010年作为数据收集的起点。选取2010—2017年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以CSMAR数据库提供的2010—2017年间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并相关数据,初始获得2781个公司—年度观测值。然后进行如下筛选:(1)由于ST、ST等特别处理的公司财务数据异常,为保证结果的准确性,剔除样本期间被ST、ST等特别处理的公司,共计169个;(2)为保证数据一致性,剔除样本期间行业属性发生变更的公司,共计99个。
(3)剔除主要变量数据存在异常的公司,主要包括研发投入强度大于1、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共计50个;(4)剔除主要变量数据存在缺失的公司,共计461个。最终得到2002个公司—年度观测值。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数据是根据CSMAR数据库“董监高个人特征文件”金融背景信息手工整理获得,其他财务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和CCER数据库。此外,为了消除异常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型变量在1%和99%分位上进行了Winsorize处理。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企业创新投入(Inno)。参考虞义华等(2018)[27]的研究,采用当年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衡量企业创新投入。为保证本文结论的可靠性,将研发投入占总资产比重的衡量方法作为稳健性测试。
2.解释变量(Bank):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实践中,企业聘请具有银行从业经历的人士担任高管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参考邓建平(2014)[8]的做法,若企业高管(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曾经或者现在商业银行任职,Bank取值为1,否则为0。
3.中介变量:(1)融资约束(KZ):参考魏志华等(2014)[28]采用KZ指数构建方法,重新估计本文样本的相关参数,并根据估计结果计算出代表每一家样本公司融资约束程度的KZ指数。KZ指数越大,说明融资约束程度越高。具体计算公式如下:KZ=-10423×经营性净现金流/上期总资产-14064×现金股利/上期总资产-3607×现金/上期总资产+5534×资产负债率+0308托宾Q。(1)(2)高管短视(Short):参考虞义华等(2018)[27]的研究,使用企业短期投资与期初总资产的比例衡量高管短视程度。
四、回归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样本公司的Inno均值为0031,而75%分位数也仅为0041,标准差为0023,表明我国企业创新投入较低,且企业间差异较大。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样本占全部样本的比例为287%,表明企业聘请有银行从业经历的高管具有一定普遍性。中介变量KZ均值为1215,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6231和-5185;Short均值为0019,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319和0000,说明样本公司在融资约束和高管短视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控制变量中,样本公司的Lev、ROA和Top1的均值分别为398%、61%和345%,均在正常范围之内。此外,为了进一步说明高管的银行从业年限长短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本文对高管有银行从业经历的子样本①单独进行了分析。若高管的银行从业年限超过当年中位值水平,取值为1,否则为0。由图1、图2可以直观看出,高管有银行从业经历的企业创新投入明显低于无银行从业经历的企业,且从业年限越长,创新投入越低。
(二)相关性分析
可以看出,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与企业创新投入的相关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二者之间可能存在负相关关系,初步支持假设H1b。融资约束和高管短视也在1%水平上与企业创新投入负相关,初步表明融资约束和高管短视中介变量对企业创新投入产生了影响。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7,且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25,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五、进一步分析
为进一步考察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在不同情境下是否存在差异性,本部分从以下三个维度对企业特征进行分样本分析。
1.大型企业与小型企业。相比小型企业,大型企业的组织结构、企业文化和治理机制等较为完善,更有可能抑制高管短视。参考张璇等(2017)[33]所采用的方法,定义大型企业哑变量(Big),若企业员工人数超过当年中位值水平,取值为1,否则为0。
2.资本密集型企业与非资本密集型企业。由于创新项目对于资金的高要求,相比非资本密集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更加注重创新项目投入。参考张杰等(2012)[35]对于资本密集型企业哑变量(Fixedpp)的定义,若企业固定资产净额除以员工人数超过当年中位值水平,取值为1,否则为0。
3.高科技企业与非高科技企业。相比非高科技企业,高科技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其更加注重创新项目的开展,因此高管的风险规避倾向较弱。参考李莉等(2015)[36]的做法,根据我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和OECD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界定范围,按是否涉足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和信息化学品制造等六大类制造业行业,定义高科技企业哑变量(Hightech)。若属于上述六大行业,取值为1,否则为0。
六、研究结论及启示
随着企业对金融服务需求不断扩大,聘请具有银行从业经历的高管成为一种趋势。本文基于制造业民营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对企业创新投入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高管具有银行从业经历不利于企业创新。究其原因,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不仅没有缓解企业创新投入面临的融资约束,反而恶化了高管短视问题。而且,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对于小型企业、非资本密集型企业以及非高科技企业更加显著。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企业应辩证看待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的效用,避免“投机式”的银企关系建立行为。部分企业聘请具有银行从业经历高管的目的在于利用其社会网络资源快速建立银企关系,进而获取所需的信贷资金。研究表明,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实质是一把“双刃剑”,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对企业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企业需要客观定位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的价值,充分发挥其信息资源和智力资源优势,避免其因风险规避而引发的负面经济后果。
2.企业应营造良好创新氛围,克服高管短视问题。研究结果显示,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消极影响依赖于高管短视的中介作用,而短视的主要原因来源于对失败的容忍度低。因此,企业应允许一定程度的创新失败,建立能容忍失败与风险的创新氛围,形成“敢于创新、着眼未来”的企业文化,从源头上避免高管的短视问题。
3.政府应完善激励政策体系,引导企业创新。研究表明,高管的银行从业经历的负向效应存在企业异质性。因此,政府部门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建立鼓励企业创新的方案,而应该根据企业特征实行差异化的措施,重点关注小型企业、非资本密集型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给予这类企业更大的扶持力度,提高其创新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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