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部农村居民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

　　摘要满意度是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价的重要指标‍‌‍‍‌‍‌‍‍‍‌‍‍‌‍‍‍‌‍‍‌‍‍‍‌‍‍‍‍‌‍‌‍‌‍‌‍‍‌‍‍‍‍‍‍‍‍‍‌‍‍‌‍‍‌‍‌‍‌‍。为科学评估东部农村居民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对东部9省市92村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东部农村居民的公共文化服务综合满意度水平有待结构性优化，四类子项满意度水平从高到低依次是数量满意度、便利性满意度、宣传满意度和质量满意度，其中数量满意度对综合满意度影响权重最大，质量满意度影响权重最小‍‌‍‍‌‍‌‍‍‍‌‍‍‌‍‍‍‌‍‍‌‍‍‍‌‍‍‍‍‌‍‌‍‌‍‌‍‍‌‍‍‍‍‍‍‍‍‍‌‍‍‌‍‍‌‍‌‍‌‍。

　　不同类型满意度受不同因素影响，职业、文化程度、个人幸福感对所有类满意度都有显著影响，而年龄、收入、重要性评价因不同类型满意度而存在显著性差异。未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要考虑居民个体差异，加强宣传推广，将提高服务在居民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性作为方向，呼应民生、民心、民愿，让农村居民能通过参与服务提升科学文化素质，助力美好生活愿望的达成。

　　关键词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

　　1问题的提出

　　近年国家将农村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基本实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全覆盖，但也出现投入边际绩效递减、无效供给冗余而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1]。原因可能在于前一阶段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重点是基础设施全覆盖，过程中还伴随农村城镇化、现代化和信息化变迁，不可避免出现公共文化政策因惯性依赖和审慎原则导致的供求不匹配。然而，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高，满意度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价核心指标，研究农村居民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提高农村居民文化获得感意义重大。

　　目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较少，研究数据主要源自问卷调查，实证方法主要是Probit或多元回归，影响因素涉及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水平、职业、知晓度、收入等[2-4]。已有研究视角聚集全国层面或特定省份，从东、中、西部等区域视角的研究很少，由于公共文化服务供求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从区域视角剖析农村居民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十分必要。鉴于东部地区将是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区域，比中部和西部地区在服务供给、动员群众参与和绩效评价等方面经验更丰富，本文以东部地区为切入点，研究农村居民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以期对全面小康社会的国家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思路借鉴。

　　2研究设计

　　2.1论证逻辑

　　农村居民是长期在农村生活居住的居民，即主要社会生活关系都在所在农村地理空间范围内的常住居民①。农村居民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是指农村居民对所在地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体现了对服务的心理感受和主观评价，而主观感受评价受个体特征影响，如年龄、性别、收入、职业、教育水平。将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与用户个体特征进行量化处理，利用实证关联可以得到满意度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方向，这是已有研究的主要论证逻辑。

　　而居民需求是多元的，笼统的综合满意度无法反映满意度内部结构，需要增加子项满意度进行细化解构，因此本文引入数量满意度、质量满意度、便利性满意度和宣传满意度4个子项，分别反映居民对服务数量、质量、便利性和宣传的满意度。首先通过4个子项满意度与综合满意度的关联分析，得到子项满意度对综合满意度的贡献水平，再将满意度(综合满意度和4个子项满意度)与被解释变量进行关联分析，得出东部农村居民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水平。

　　2.2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是东部农村居民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包括综合满意度和4个子项满意度。子项满意度的提出主要考虑综合满意度受感知数量、质量、便利性和宣传及时性影响，其中关于数量、质量影响的讨论较多，而便利性、宣传及时性的讨论较少。为论证子项选择科学性，笔者借鉴了法律文本和已有文献：(1)《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对便利性、数量、质量和及时性(时效性)提出要求。

　　第一章第4条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四项要求之一是便利性;第二章第15条提出要合理确定服务种类、数量、规模及布局;第二章第23条提出要根据评价结果改进工作，提高服务质量;第三章第35条要求面向农村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应当符合农村特点和需求，提高针对性和时效性，全文共3次提出服务要“及时”，时效性和及时性最终落脚在宣传。(2)文献支持，公共文化服务“有数量缺质量”是社会共识[5]，便利性对城市集聚和人口规模有显著正向影响[6]，公共文化服务便利性成为建设基本原则[7]，依赖宣传和鼓励公民自我选择是文化权实现的软性特征所在[8]。

　　解释变量选取参考已有文献[2-4，9-12]，选取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收入、时间可达性、重要性评价、个人幸福感8个指标。其中，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收入、时间可达性是已有文献普遍指标;重要性评价结合了动机理论[13]，服务在居民生活中的重要性评价影响参与动机、期望和感知满意度;个人幸福感指标主要考虑个人幸福水平影响文化参与心态和感知水平，会影响满意度。

　　2.3数据源和分析工具

　　本文数据源自2018年“武汉大学·文化第一线”对东部地区9省市92村的调查，该调查由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组织，由在校大学生利用暑期回村随机开展现场纸质问卷调查，每份问卷备注调研员信息，组织方对问卷进行多重核查，确保真实性。本次调查共回收乡镇农村问卷3，886份，有效问卷3，338份，具体是北京(8村276份)、河北(8村439份)、江苏(11村346份)、广东(11村390份)、山东(12村475份)、福建(12村464份)、浙江(11村415份)、辽宁(10村275份)、天津(9村258份)②。本文的东部农村基本都不位于老少边穷地区，不考虑老少边穷地区特殊性，结论建议也不针对这些地区的农村。利用Stata12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回归检验。

　　3结果分析

　　3.1描述性统计

　　统计发现，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平均月收入、时间可达性、重要性评价、个人幸福感的调查结果分布结构合理，符合农村居民结构特征。

　　(1)从综合满意度看，“比较满意”“很满意”合计占比44.13%，“不满意”和“很不满意”合计占比21.18%，“一般”评价占比34.69%。可见受访东部农村居民的满意度提升空间较大，特别是争取“一般”评价转为“比较满意”。“很不满意”占比达6.32%，说明服务供给与居民需求间存在严重脱节。

　　(2)从数量、质量、便利性和宣传的满意度看，数量满意度的“比较满意”和“很满意”合计占比最高，“不满意”和“很不满意”合计占比最低。其他3类中，便利性的“比较满意”和“很满意”合计占比高于其他两类，且“不满意”和“很不满意”合计占比低于其他两类。而宣传的“不满意”和“很不满意”合计占比在4个指标中最高。可见子项满意度评价水平③从高到低依次是数量>便利性>质量>宣传。

　　(3)子项满意度对综合满意度的贡献权重。以综合满意度为被解释变量，4个子项满意度为解释变量，进行Ordered-Probit回归，结果见表3。回归模型整体P值(Prob>chi2=0.0000)通过1%显著性检验，4个子项满意度与综合满意度估计系数P值(P>|z|)都通过1%显著性检验[14]，综合满意度与数量、质量、便利性、宣传4个子项满意度估计系数分别为0.395、0.295、0.306、0.347。可见综合满意度影响权重从大到小依次是数量>宣传>便利性>质量。

　　为进一步反映边际影响，考虑Ordered-Probit模型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不同取值的边际效果不同，将结果转为边际影响。以数量满意度对综合满意度边际影响看，数量满意度1个单位增加会导致居民选择1、2、3满意水平概率平均下降2.8%、3.5%、2.7%，同时选择4、5概率平均上升3.8%、0.5%。从子项满意度对综合满意度边际影响绝对值看，从大到小依次是数量>宣传>便利性>质量，与估计系数顺序一致。

　　3.2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Ordered-Probit模型依次将满意度与解释变量进行论证，发现：(1)综合满意度影响因素有职业、文化程度、重要性评价、个人幸福感。(2)数量满意度影响因素有年龄、职业、平均月收入、文化程度、个人幸福感。(3)质量满意度影响因素有年龄、职业、文化程度、重要性评价、个人幸福感。

　　(4)便利性满意度影响因素有年龄、职业、文化程度、重要性评价、个人幸福感。(5)宣传满意度影响因素有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平均月收入、重要性评价、个人幸福感。可见不同类型满意度影响因素存在差异，职业、文化程度、个人幸福感对所有类型满意度都有显著影响，而年龄、平均月收入、重要性评价随着不同类型满意度而存在显著性差异。对比4类子项满意度的回归结果可知，宣传满意度影响因素最多，可能原因是东部农村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宣传活动更关注‍‌‍‍‌‍‌‍‍‍‌‍‍‌‍‍‍‌‍‍‌‍‍‍‌‍‍‍‍‌‍‌‍‌‍‌‍‍‌‍‍‍‍‍‍‍‍‍‌‍‍‌‍‍‌‍‌‍‌‍。

　　不同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分析如下：

　　(1)年龄与4类子项满意度显著相关，影响系数都为负，即年龄越大，对服务数量、质量、便利性和宣传的满意度越低，可能原因是年龄越大的农村居民有更多闲暇时间参与服务，对数量、质量、便利性和宣传服务需求越高，而现有东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未考虑年龄增加对服务的特殊需求，从而出现负向关联。

　　(2)职业与5类满意度都显著相关，影响系数为负，即职业风险性越高，满意度评价越低，可能原因是职业风险性越高，则压力负担越重，对逃避现实、沉浸体验和教育等高层次服务需求增加，而现有服务注重满足稳定工作者“闲情逸致”类基本服务，没有提供可缓解工作不稳定压力的项目，造成5类满意度与职业风险性都呈负向关联。

　　(3)文化程度与5类满意度都显著相关，影响系数为正，即文化程度越高，服务满意度越高，可能原因是居民文化程度越高，对公共文化服务参与越深入，所能获得的体验越好，满意度水平越高。

　　(4)平均月收入与数量、宣传满意度显著相关，影响系数为正，即月收入越高，对数量和宣传满意度越高，可能原因是月收入越高，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交性价值需求越高，越关注宣传且参与更多，获得更多社交性价值，对数量和宣传的满意度越高。

　　(5)重要性评价与除数量外的4个满意度显著相关，影响系数都为负，即认为公共文化服务在生活中越不重要的居民，服务满意度越低，反之越高，说明让公共文化服务在居民生产生活中被认为更重要，才能提高质量、便利性、宣传和综合满意度。

　　(6)个人幸福感与5类满意度都显著相关，影响系数为正，即个人幸福感越高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越高，可能原因是个人幸福感影响公共文化服务参与心态和感知体验，感觉越幸福的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评价越高。

　　(7)性别和时间可达性在本次调研数据的检验中均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别不显著说明东部农村男性和女性居民对服务满意度差异不明显，可能原因是服务未考虑性别差异，居民潜意识中未感到服务有性别差异。时间可达性不显著说明对距离的感知满意度差异不大，可能原因是设施以行政村为单位配置，离居住地点比较近，影响不显著。

　　3.3典型群体分析

　　选取老年人和未成年人进行典型分析，主要考虑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青壮年外出而老年人与未成年人留守现象，人口结构变化造成需求变动，对公共文化服务产生深远影响。如何服务老年人是老龄化时代必须回应的重大议题，而未成年人作为数字原生代④，其新兴需求决定服务供给侧改革创新的方向。

　　对两类人群样本满意度均值差异T检验，发现两个样本满意度间存在显著差异(见表6)。统计发现，老年人满意度整体低于未成年人，老年人比未成年人选不满意的概率更高、选满意的概率更低，老年人对便利性满意度评价水平最高，未成年人对服务数量满意度评价水平最高。

　　对两个群体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发现：(1)老年人5项满意度均受时间可达性、个人幸福感影响，距离越近、个人幸福感越高满意度越高，而月收入只与综合满意度和数量满意度正向关联，收入越高满意度越高。(2)未成年人满意度影响因素包括职业(影响4个子项满意度)、文化程度(只影响综合满意度)、时间可达性(只影响便利性满意度)、个人幸福感(影响除宣传满意度外4个满意度)。

　　可能原因是农村老年人基本退休，以闲居或帮晚辈带娃为主，时间可达性、个人幸福感对其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月收入只在某些维度有影响;而农村未成年人因父母外出务工而大量辍学并开始工作[15]或较早体会到生活艰辛，使得职业稳定性、个人幸福感和文化程度会不同程度地影响未成年人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评价。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1)受访东部农村居民公共文化服务综合满意度水平有待结构性优化。综合满意度评价中满意、非常满意合计占比44.13%，一般占34.69%，不满意占14.86%，很不满意占6.32%。为比较体现差异，何昀等[4]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数据对全国城乡居民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进行评价，其中农村、城市受访居民公共文化服务评价一般，满意、非常满意占比合计为84.79%、84.62%，远高于本文的78.82%，不同调查存在口径与精度差异，但结果可对比参考⑤。

　　本文受访东部农村居民的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水平有较大提升空间，特别是争取“一般”转为“比较满意”，降低“很不满意”比例。从4类子项满意度看，受访居民满意度评价水平从高到低依次是数量、便利性、质量和宣传，说明当前受访东部农村服务数量的供给水平最高，设施分布便于村民使用，但质量还需进一步提高，宣传营销推广亟待强化。

　　从综合满意度与4个子项满意度关联结构看，对综合满意度影响的权重系数从高到低依次是数量、宣传、便利性和质量，可见数量对综合满意度影响权重最大，质量的影响权重最小，与“重数量轻质量”的社会共识一致，已有文献较少论证宣传的重要性，本文突出了宣传对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可见，只有通过对4个维度满意度水平的结构性优化，才能更精准有效地提高东部农村居民的公共文化服务综合满意度水平。

　　(2)受访东部农村居民不同维度满意度受不同因素影响。综合满意度受职业、文化程度、重要性评价、个人幸福感4个因素显著影响;数量满意度受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平均月收入、个人幸福感5个因素显著影响;质量满意度受年龄、职业、文化程度、重要性评价、个人幸福感五个因素显著影响;便利性满意度受年龄、职业、文化程度、重要性评价、个人幸福感5个因素显著影响;宣传满意度受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平均月收入、重要性评价、个人幸福感六个因素显著影响。

　　综合来看，职业、文化程度、个人幸福感对所有类型都有显著影响，而年龄、平均月收入、重要性评价因不同类型满意度存在显著性差异。具体来看，职业稳定性越高，满意度越高;文化程度越高，满意度越高;个人幸福感越高，满意度越高;年龄越大，满意度越低;平均月收入越高，满意度越高;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性评价越高，满意度越高。常用指标与已有文献结论一致[2，4，9]，而性别与已有文献存在差异，但何昀等[4]研究中性别对农村居民影响显著而对城市居民不显著，时间可达性不显著但缺少文献比较，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研究论证。

　　4.2建议

　　(1)东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要结合本地居民开展服务供给侧改革。研究可知，数量满意度存在相对优势，设施分布便利性比较好，但存在内容质量不高、宣传推广水平较低等问题。东部农村要进一步巩固数量优势和设施便利性优势，提高质量和宣传推广，要结合不同地区居民个性化特征，将年龄、职业、文化程度、个人幸福感、月收入、公共文化服务重要性评价等纳入供给考量体系。

　　针对农村留守老年人多、留守未成年人多、月收入不高、文化程度不高、职业稳定性不高等特征，在数量、质量、便利性、宣传推广等方面进行针对性服务改进。比如，结合老年人对距离近的需要、未成年人对新型服务的需要，以及留守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对克服孤单感和提高幸福感的需要，配置代际融合功能、社交连接功能、学习成长功能、健康维护功能等。

　　(2)要重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宣传推广和反馈调查工作。受访农村居民对宣传满意度评价水平最低，影响宣传满意度因素最多，对服务宣传关注度很高。因此，要强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宣传推广，让居民更高效便捷了解和参与。通过资料宣传、媒体推广、现场推介及与其他机构合作等形式，推广服务资源与内容;通过升级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空间，如完善信息沟通设施设备、增加新型文化体验空间、组织文化宣传员队伍，激发居民走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空间的积极性。建设类似饿了么、美团等信息化集成服务平台，将宣传与服务评价相结合，动态追踪群众的评价和需求方向，拓展服务创新方向，如“文化云”公共文化服务平台，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传播推广创新。

　　(3)要提高农村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在其生活中的重要性评价。受访农村居民的重要性评价对满意度有重要影响，认为服务在其生产生活中越重要的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越高。前文提到服务宣传满意度较低问题，宣传水平体现服务的主动性，低水平服务宣传使居民无法有效获取并了解服务特色内涵，更无法在其生产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文化滋养身心作用，影响参与热情和深度，使服务在居民心中的重要性被忽视或低估，必须将提高其在居民生产生活中重要性作为指导原则。

　　然而，加大宣传的前提是高水平内容供给，既要精准定位居民亟需知识、信息和活动需求，又要创新内容供给方式，让居民能通过服务参与提升问题应对能力，感受到公共文化的重要性。总之，新时代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必须明确将“提高在居民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性”作为新的指导原则，让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真正服务民生、民心、民愿，让农村居民通过服务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助力农村居民美好生活愿望的达成。

　　相关论文范文阅读：浅议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政府职能定位

　　【摘要】文化发展为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文明品质，而建设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系统则是文化建设的一部分，使社会生活更具价值与意义，能够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是维护与实现群众文化权益的重要公共事业体系。在建设公共文化服务系统过程中，政府具有法律政策职能、财政帮扶职能、人才培育职能。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自身职能，政府要有针对性地提出建立法律法规体系、制定绩效考评体系等策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