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生产政策对我国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摘要]2003年前后，我国逐渐推行了清洁生产政策。利用清洁生产政策实施的准自然实验，基于2001—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三重差分方法，实证研究清洁生产政策对我国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清洁生产政策显著促进了我国企业转型升级，且这种影响对高技术产业和大型企业的效应更大。

　　进一步的机制研究发现，清洁生产政策的实施一方面倒逼企业通过生产设备更新、人力资本提升进行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加速了市场集中和企业的优胜劣汰，促进了企业的转型升级。研究结果没有证实清洁生产政策促进了企业自主创新，未来应以此为目标，在分类施策的基础上，加强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和引导，着力解决“技术引进”与“技术创新”的协调问题，全面推动企业的转型升级。

　　[关键词]清洁生产政策;双重差分法;三重差分法;企业转型升级;技术创新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长期粗放式经济增长，导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2017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7年，我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仅有不到30%的城市空气质量达标，超标城市高达70.7%，16.8%的城市酸雨频率在25%以上，有超过10%的县城出现生态环境质量恶化现象。随着环境的不断恶化，我国政府先后实施了诸如“两控区”政策、清洁生产政策等在内的多种环境规制政策。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明确将壮大清洁生产产业作为推进绿色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2018年出台了《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明确提出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坚持节约优先，加强源头管控①。在此情势下，我们关注的问题是作为源头控制与预防管理的清洁生产②，在我国的实践中，是否以及如何促进了企业转型升级③，是否真正成为了可持续发展的技术手段和实施工具。

　　目前，学术界关于环境规制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集中于如下三个方面：

　　(1)企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的研究。这些因素大致可以分为内部影响因素(企业特征、企业家特性、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等)[1-3]和外部影响因素(外部制度环境(包括环境规制)及其变化、政企关系、金融贷款的可获得性或金融约束等)[4]。

　　(2)环境规制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环境规制作为一种外部因素，学术界关注环境规制对产业(企业)转型升级影响的研究繁多，但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宏观层面[5]。而从微观层面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微观层面的研究大多关注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这类文献主要围绕“波特假说”(PorterHypothesis)展开，侧重从微观层面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和企业绩效的影响。

　　(3)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转型和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直接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转型升级影响的文献案例研究较多，但定量研究则较少。在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中，一些文献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转型、企业出口升级和企业产品升级的影响。例如，相关研究均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升级和企业产品升级有显著促进作用[6]，[7]。

　　而就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转型的影响而言，学者们的观点则不尽相同：曾义等[8]认为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创新转型之间呈正向作用关系;颉茂华等[9]则认为环境规制对不同扩张类型的企业有不同的影响，对行业内转型企业，技术创新、环境规制起推动转型作用，而对扩张型转型企业，技术创新对其并无影响。

　　总体说来，现有研究尽管为进一步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提供了研究思路和经验证据，但也存在如下两点不足：首先，现有环境规制经济效应的研究大多以“末端治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为研究的切入点，只有少数文献已关注到“前端治理”的环境规制政策效应①。例如，有学者先后研究了前端污染治理(清洁生产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10]和就业[11]，[12]的影响。其次，现有许多文献饱受内生性问题的困扰。早期研究多使用污染治理投资额、治污运营成本及绩效综合指标等指标来度量环境规制[13]，但由于存在测度误差和反向因果关系而引起内生性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准自然实验的方法来识别政策的经济效应[14]。

　　同时，还必须指出，迄今，学术界鲜有系统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转型升级影响的经验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欲借助于清洁生产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来研究其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其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研究视角上，从“末端治理”转向“前端治理”，拓宽了前端污染治理经济影响的相关研究。尽管韩超、胡浩然[15]和张慧玲、盛丹[10]的研究也用了这一准自然实验，但是，与他们偏重于研究清洁生产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不同，本文将研究内容拓宽至清洁生产政策对我国企业转型升级的效应评估，旨在为当下作为产业转型升级微观基础的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更直接、更全面的参考。

　　第二，研究方法上，为了克服环境规制度量误差问题以及政策效应存在反向因果的问题，本文采用了多种维度的企业转型升级的指标，使用了双重差分、三重差分法等方法，探讨了清洁生产政策对我国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第三，机制检验方面，尽管韩超、胡浩然[12]和张慧玲、盛丹[13]都验证了清洁生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或企业转型升级的市场竞争(倒逼效应)和技术创新机制，与之相对，我们还检验了技术引进(引进先进设备)和人力资本提升的机制。

　　就技术创新机制而言，我们并没有证实张慧玲、盛丹[13]的技术创新激励机制，而是证实技术引进机制的存在。这一不同的结论至少说明，在研究清洁生产政策或环境规制对企业转型升级的机制时，清洁生产诱致的技术进步究竟是源自技术引进还是自主创新其实这一问题在中国情势下比较复杂。我们当然乐见清洁生产倒逼创新驱动的企业转型升级这样的完美情形，但现实世界并非如此。

　　我们的研究结论至少为重新审视清洁生产中技术引进(推广)和自主创新对企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提供了另一种不同的视角，也为我国清洁生产政策的完善提供了经验证据。就政策意蕴而言，如果环境规制是通过技术引进(或推广)而非通过技术创新影响企业转型升级的，那么清洁生产政策如何倒逼创新驱动的转型升级就是我们必须正视、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

　　二、政策实施背景和理论分析

　　(一)清洁生产政策的实施

　　鉴于日益加重的环境污染与危害，清洁生产作为一种新的创造性理念，自20世纪90年代从发达国家引入我国②，一系列相关法律也相继颁布和实施。其中，2003年颁布的《清洁生产促进法》指明了生产领域特别是工业生产领域环境保护工作的发展方向，确立了以“前端预防”取代传统的“末端治理”的基本战略思想，并对清洁生产的组织管理、规划和财政税收资助政策举措做出了具体规定，为促进清洁生产的进一步推广提供了法律依据。

　　自此，我国推行清洁生产开始步入法制化和规范化管理的轨道。2012年7月1日，新修订的《清洁生产促进法》正式实施，标志着源头预防、全过程控制的战略已经融入到经济综合发展综合战略。从实践层面来看，广东省首先早在2001年、吉林省在2002年就相继制定了地方清洁生产政策。至2006年间，全国共有15个省份实施清洁生产政策①。

　　各地区制定的清洁生产政策尽管存在着细节上的差异，但总体而言，各地区制定的清洁生产政策都向全社会各个层面的经营者和管理者提出选择、支持和实施清洁生产的指导性要求、强制性要求和自愿性要求。大体包括按照清洁生产的要求进行技术改造;落实依照有关规定所应得到的奖励和应享受的政策优惠等;对部分产品和包装物要进行标识和强制回收，部分企业要进行强制性的清洁生产审核，对污染严重的企业要求定期公布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等。

　　迄今，我国清洁生产已基本形成一套较完善的、自上而下的清洁生产政策法规体系，并在机构设置、人才培养、市场培育、工具开发、审核推进、技术提升和节能减排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较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16]43。由于清洁生产政策的实施涉及企业生产全过程，因而也会对企业行为进而对社会资源配置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清洁生产政策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理论上，作为一种强制性环境规制政策，清洁生产政策会引起被规制企业遵循成本增加，企业被迫调整自身产品结构、组织管理模式和技术水平等，以抵消成本增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Berman和Bui[17]用理论模型阐明了环境规制对企业转型升级的直接影响(效应)可以分为产出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两种效应：前者源于规制成本增加导致企业作出减产甚至停产的决定，进而影响了企业产出;后者则是因为规制成本增加导致企业自身通过优化企业内部要素结构，如用资本替代劳动(清洁技术引进)或者用创新要素替代传统要素(劳动和资本)投入或者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等。

　　同时，随着企业中引进先进装备或进行清洁技术推广，对技术操作人员的素质要求也会日益提高，这就势必要求引进高素质人才，或者对技术人员进行培训，以适应清洁生产技术。除了直接效应之外，环境规制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还存在一种间接效应(机制)。从行业层面来看，环境规制会引起一种市场选择效应，即生产要素或资源向优质企业集中，“散、乱、污”企业被迫淘汰出局，从而实现生产要素在企业间优化配置，进而促进整个行业的转型升级。

　　三、设计与数据来源

　　(一)计量模型设定鉴于各省份在制定地方清洁生产政策时存在较大差异，借鉴韩超、胡浩然[12]的做法，本文以清洁生产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控制变量选择参照Cai等[18]的研究。

　　四、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一)基本回归结果

　　为验证清洁生产政策是否促进了企业转型升级，借助基准回归模型(1)，用以OP方法测算的TFP(TFPop)作为企业转型升级指标，逐步加入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污染密集型行业Pinten)的控制变量，同时控制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进行基准回归。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到，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就表明清洁生产政策的实施推动了我国企业的转型升级。这是因为清洁生产政策提高了企业的规制遵循成本，迫使企业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淘汰落后设备，引进先进工艺设备，或者实行(绿色)技术、组织管理创新，在源头上削减或避免污染物的产生，提高资源利用率和企业生产率，从而推动了企业转型升级。从观察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可以总结出以下三个主要结论：(1)相对于国有企业，清洁生产政策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带动效应显著更大。

　　(2)相对于中型企业，清洁生产政策对大型企业转型升级的带动效应则更大，而对小型企业转型升级的带动作用则较小，即平均而言，清洁生产政策对大、中、小三种类型企业转型升级的带动效应依企业规模逐渐减弱，存在着企业规模的异质性问题。

　　(3)全样本研究表明，相对于非污染密集型行业，清洁生产政策对污染行业产生了负向影响，但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因此，清洁生产政策的政策效应是否因行业特征而异必须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稳健性检验

　　1.更换指标的稳健性检验。

　　首先，为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我们更换企业转型升级度量指标，用人均增加值Addl、人均产值(Qsp)、人均销售额(Lnsalesp)以及人均(主营业务)利润(Profitsp)等一系列反映企业转型升级的指标来度量企业转型升级。

　　可以看到，无论是用哪种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其回归结果均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即清洁生产政策的实施推动了企业转型升级。

　　五、作用机制检验

　　既然清洁生产政策确实可以影响企业转型升级，那么我们就需进一步关注的问题是它通过何种渠道或机制影响企业转型升级。前面的理论分析部分已经阐明清洁生产政策作为一种强制性环境规制政策它可能会通过提高技术水平、提高人力资本等方式直接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同时，还会通过市场选择效应间接影响企业转型升级。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已然开始从粗放式增长转向可持续发展，一方面，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放眼未来，由“末端治理”转向“前端治理”是解决环境与增长之间矛盾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是夯实推动供给侧结构转型的微观基础，作为一项重要的“前端治理”类型的环境规制政策，清洁生产政策能否倒逼我国企业转型升级?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答案是肯定的，清洁生产政策的确对我国企业转型升级存在显著带动作用，且这种带动作用对高技术行业企业、大型企业的影响更加显著。进一步的机制研究表明，清洁生产政策一方面通过市场选择机制加速了企业优胜劣汰，从而加速了在位企业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通过激励企业引进清洁生产设备等方式加速了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也激励企业人力资本的提升，进而推动了企业转型升级。但是，我们的研究并没有证实清洁生产政策促进了企业自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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