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产生的内在逻辑定性

　　【摘要】论文旨在探究公共危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产生的核心影响因素及其共变逻辑。通过两层次扎根编码整合既有理论、提炼变量，爬虫技术获取数据，层次分析法进行数据降维，定性比较分析40个案例，以典型案例过程追踪进行理论饱和检验。研究发现：对于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的爆发，没有单一因素是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政府舆情处理、政府公共危机响应、政府自身因素与舆论讨论四个因素为核心因素，其组合路径可视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充分条件;次生群体性事件和公共危机元事件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次要因素，从自然因素到人为因素再到政府行为因素，引发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的可能性依次递增;媒体影响力起舆情催化作用，不改变舆情演化方向。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发现了网络舆情危机内外因素的耦合共变机制，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的爆发提供了一种整体性解释。

　　【关键词】公共危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影响因素共变机制定性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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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文化治理与公共文化服务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要实现公共文化可持续发展，需一手抓治理，一手抓服务，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公共文化治理与服务研究，既包括公共文化领域治理问题的研究，如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公共文化学科建设，还包括公共文化领域服务问题的探讨，如文旅融合下的公共图书馆创新服务‍‌‍‍‌‍‌‍‍‍‌‍‍‌‍‍‍‌‍‍‌‍‍‍‌‍‍‍‍‌‍‌‍‌‍‌‍‍‌‍‍‍‍‍‍‍‍‍‌‍‍‌‍‍‌‍‌‍‌‍。

　　一、引言

　　在信息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公共危机一旦发生，围绕危机事件的各种信息会在网络媒介、信息传递、主体互动和情绪渲染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网络舆情，甚至是公共危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加剧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难度。

　　网络舆情是网民在某事件刺激下通过互联网媒介表达自身对其认知、意见和情感态度的总和。网络舆情危机是指在网络情境中，网民对政府公信力和合法性具有严重威胁的负面情绪规模性集合(孙玲芳等，2014)。在灾害研究中，张成福等(2009)将最早发生的起主导作用的灾害称为原生灾害，将由原生灾害所诱导出来的灾害称为次生灾害。由此，本研究把由原生公共危机诱致的网络舆情危机定义为公共危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后文简称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

　　政府如果不能准确知晓网络舆情危机的演化机理，可能错过网络舆情引导的最佳时机，陷于被动地位。尽管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的防控已经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目前地方政府的预警、控制效果欠佳，危机治理形势依然严峻。如何有效控制次生型网络舆情的恶性发酵，成为政府危机治理必须面对的问题。学界已围绕网络舆情特性、舆情主体互动、舆情产生演化、政府治理机制等多个论域开展相关研究，产出了丰硕的成果。在本研究聚焦的网络舆情危机论域中，林振(2019)认为在舆情主体、阶段、机制三个层面的研究中，关于机制层面的研究最深入，在网络舆情危机产生问题上最具解释力。

　　舆情演化机制的相关研究普遍认为，舆情议题事件的破坏力、公共性、社会敏感性等内生因素，和媒体推动力、政府调控力等外生因素的综合作用(齐佳音等，2015;杜洪涛等，2017;曾润喜、陈创，2018)才能导致网络舆情危机的爆发。研究多从主体切入，提出：(1)公共危机元事件是网络舆情演化为危机的首要因素(李诗悦、李晚莲，2019)。元事件的类型、影响力大小等特质决定了网络舆情的形成和发声群体的规模。(2)网络媒体、意见领袖是网络舆情演化的核心推动力。他们通过对目标事件转移式放大、加工式引导，对网民情绪进行非理性刺激(王子文、马静，2011)，较大可能把网络舆情引向负面与非理性(张权、燕继荣，2018)。(3)政府是抑制网络舆情激化的重要因素。政府通过危机处置、信息公开、强制手段等控制网络舆情发展(李燕凌、丁莹，2017)。(4)网民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网络舆情的性质与走向(邓喆、孟庆国，2016)。(5)各类因素一般没有明确的重要性权重，在演化机制中均十分重要。

　　既有演化机制的相关研究尚未明确解答如下问题：(1)首要因素公共危机元事件是核心因素吗?一方面，2012年宁波镇海PX事件中，网络舆情从最初的无人问津到广为关注，到矛盾逐步升级等，公共危机元事件三个方向的议题泛化在网络舆情危机形成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彭小兵、邹晓韵，2017)，元事件的类型等特征作用相对淡化;另一方面，网民的公民意识日益增长，对公平正义愈发追求，使大量非利益相关网民参与讨论推动舆情演化。(2)基于吸引眼球和市场利益考量的网络媒体、意见领袖决定了舆情的演化方向，还是仅对舆情热度有一定影响?(3)政府若不当回应、错误应对，是否存在激化网络舆情的可能?(4)在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的耦合演化机制中，各类因素是否存在重要程度上的主次之分?如果存在，作用机制是什么?

　　本研究拟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比19个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形成的案例和21个次生型网络舆情消解的案例，探索何种作用逻辑下高热度次生网络舆情会形成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同时，通过分析40个案例中各类因素的相互作用逻辑，以因素发挥核心作用的时序为演化阶段划分依据，尝试构建四阶段、多因素耦合的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产生的逻辑模型，逐一回应以上问题。

　　二、研究方法与技术说明

　　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ComparativeAnalysis，QCA)由查尔斯·拉金(CharlesC.Ragin)在其1987年出版的著作《比较方法》(TheComparativeMethod)中首次提出，并由后续学者在近三十年的研究和不断完善中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QCA的产生与发展综合了案例研究和定量研究的优势，消除了两者之间的鸿沟。其对“因果路径”和影响因素组合的独特甄别(唐世平，2015)，也日趋受到社会科学学者的青睐。

　　国外学界对QCA的应用较国内学界成熟。根据国外学者的相关阐释：QCA研究全程都要紧密与案例结合(Ragin，2006)，QCA文献要为变量的选取提供充分的理论解释(Hug，2013)，QCA的计算结果须从典型案例的过程追踪中检验和修正因果关系(Schneider&Wagemann，2010;Schneider&Rohlfing，2013)。国内QCA应用方面：黄振乾和唐世平(2018)提出建构性解释并引证案例来支持观点;杨志军(2018)引入多源流模型并进行理论推演;万筠和王佃利(2018)在计算结果的基础上以理说理，兼用部分案例的实际情况来佐证部分观点。

　　具体流程如下：(1)使用Python为编程工具爬取所选案例的相关资料。(2)引入拉塞尔·格里特斯(LasseGerrits)和斯特凡·威尔维(StefanVerweij)(Gerrits&Verweij，2018)开发的两阶段扎根理论编码技术对所有既有研究涉及的变量进行归纳与筛选，建构变量指标体系，以确保变量体系的完备性与变量间的互斥性。(3)在两阶段扎根编码中引入跨案例分析，找出案例间共同的关键节点，形成初步理论模型，将开放式编码的变量体系与实际案例资料进行比对，增筛变量。(4)用层次分析法对扎根编码得出的二级指标进行数据降维。(5)选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QualitativeComparativeAnalysis,FSACQ)计算技术，处理两层次多个变量的复杂性。(6)引入杰森·西莱特(JasonSeawright)(Seawright，2005)、伯努瓦·里豪克斯(Beno?tRihoux)和博亚娜·罗布(BojanaLobe)(Rihoux&Lobe，2010)、卡斯滕·施耐德(CarstenQ.Schneider)(Schneider&Wagemann，2010;Schneider&Rohlfing，2013)等对QCA进行的补充完善，用典型案例的过程追踪检验理论产出的严谨性及饱和度。

　　三、分析流程

　　(一)开放式编码

　　本研究围绕文献综述中总结的该论域三种研究方向，以“网络舆情危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变”“演化”“因素”“机制”为检索词在中国知网(CNKI)进行主题搜索和关键词搜索，得到724篇相关文献。去除重复文献和不相关文献后，得到139篇相关文献作为扎根资料。由文献综述可以看出，舆情主体在舆情发展的不同阶段，对舆情演化的影响存在差异，作为舆情危机治理主体的政府也有不同的阶段工作重点(谢科范等，2010)。大部分学者将政府、媒体和公众(包括网民)视为影响网络舆情发展的最核心的主体要素(兰月新等，2012;曾润喜、陈创，2018;谢昕未，2015;顾明毅、周忍伟，2009;李燕凌、丁莹，2017)，认为舆情走向和舆情危机的形成是多主体、多因素耦合作用的结果，但不同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也有其重点关注的舆情作用主体。

　　在舆情情景层面，元事件作为引发网络舆情危机的应激源，其类型、严重性、规模程度等特质对网络舆情的发展起到重要影响作用(张成福，2003;杜洪涛等，2017;王克群，2010)。在不同因素的作用下，舆情甚至会发生波动、反复等现象(王克群，2010)‍‌‍‍‌‍‌‍‍‍‌‍‍‌‍‍‍‌‍‍‌‍‍‍‌‍‍‍‍‌‍‌‍‌‍‌‍‍‌‍‍‍‍‍‍‍‍‍‌‍‍‌‍‍‌‍‌‍‌‍。鉴于新媒体时代下，意见领袖可以通过各类网络平台与网民双向互动，实际上已经具备了传统意义上的媒体特性，本研究将意见领袖视作一类特殊的媒体。据此，本研究把公共危机事件中舆情危机的参与主体，即媒体、公众、政府，以及公共危机元事件，作为一级变量进行文献聚类分析和扎根编码，最终得到开放式编码。

　　(二)建立案例库

　　首先，收集得到54个2009—2018年十年间的公共危机并发网络舆情的典型案例，作为一级备选案例库。其次，根据以下设定原则筛选和确定典型案例库：(1)代表性，影响力大;(2)特征多元化;(3)阶段性完结;(4)每一项所选指标的案例支撑材料全面，可以通过三角检定法反复对比交叉检验，具有较高信度。最后，对案例支撑材料进行搜索、扩充与整理，形成本研究所需的最终案例库。基于QCA计算对案例总集中不同结果变量取值的案例数量应基本相等的需求，并严格确保案例之间符合逐项复制和差别复制的复制逻辑，经过进一步筛选，最终确定40个案例。

　　本研究对以下两类案例采用如下标准作为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判断依据：一为没有被全面控评的案例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1)网评负面情绪频次是正面情绪的两倍及以上，且该比例持续时间占网络舆情持续总时间的2/3及以上。使用Python对已经爬取的数据进行特征工程处理，将每一条数据(即一条评论)与情感词汇本体库该中文情感词汇本体库由大连理工大学开发，从不同角度描述一个中文词汇或者短语，包括词语词性种类、情感类别、情感强度及极性等信息。建立索引。当每一条数据中“政府”“官”“当局”等代表政府及政府人员的词汇与正面情绪词汇/负面情绪词汇共同出现时，即记录一次正面情绪/负面情绪频次。(2)网络舆情在政府的关键举措后，没有向正面情绪发生明显转折。由于网民对于单一事件的关注度会随时间拉长而逐渐降低，在较长的时间跨度上来看，舆情必然走向平息，纯定量方法难以判断舆情走势的转折是由于时间变化还是政府举措作用的结果，该判断以定性分析为依据。定性判断使用的是德尔菲法。二为被全面控评的案例。由于全面控评行为本身代表官方认为舆情即将或已经对社会秩序造成威胁，在政府的视角中为即将或已经爆发网络舆情危机。故此类案例均作为网络舆情危机爆发进行赋值。

　　(三)跨案例分析与封闭式编码

　　本文通过开放式编码获得了以元事件、政府、公众、媒体四者为一级变量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依次进行跨案例分析和封闭式编码。首先，通过对所选案例进行模式匹配、逐项复制和差别复制，寻找案例间共同的演化模式及关键节点，作为初步理论模型(即假设);然后，将上述结果与开放式编码结果进行比对，以实际案例为依归，增删既有理论中与实际案例不匹配的变量，对前两步得到的变量体系进行可操作化调整，按照QCA方法要求控制条件变量的数量，进行封闭式编码，形成研究最终采用的变量体系。

　　通过对40个案例进行跨案例分析，发现：(1)舆情主体包括媒体、公众、政府三方，与开放式编码结果相同。公众是互动过程的核心主体，其价值、情绪和思想的表达构成了网络舆情的主要内容。媒体本身行使着客观传递信息与主观建构涵义两种职能，既要客观地表述事情经过，又必须按照政府意愿适度调控，对舆情演化具有一定作用。政府在互动过程中运用舆情处理手段，主观上实现互动参与和舆论管控的双重目的，客观上对网络舆情演化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在实际案例中，政府常把信息公开作为回应舆情的一种手段。

　　(2)公共危机元事件，政府的公共危机响应、舆情处理、自身因素，以及可能存在的线下聚集群体，均是舆情情景的组成部分。公共危机元事件是网络舆情的起点，提供了网络舆情话题的初始载体。政府充当着主管方、处理者等多重角色，由此进行的公共危机响应对40个案例的信息整理发现，政府在危机管理中所进行的行动为民众所直接捕捉，并对元事件的方向演化起着重要影响。舆情处理以及二者所反映出的政府自身因素会为互动情景奠定不同的基调。民众在公共危机及处理中处于被动地位，关系的不平等导致当事人掌握资源有限，获得信息有限，能动措施单一，因此在与政府危机管理互动中常采取群体性事件的手段，为互动情景引入新的要素。综上，结合40个案例展现的相同演化模式，对元事件、政府公共危机响应、政府自身因素、次生性群体事件、政府舆情处理、舆情讨论等指标所构成的编码系统进行修正，得到多元主体在互动情景中的互动过程示意图，提出初步理论模型(即假设)。

　　结合跨案例分析结果，以可测性、概括性、独立性和完备性作为变量筛选的基本原则，兼顾QCA方法的变量数量限制，对三层次变量进行归纳、筛选、整合及变量的重新概念化。具体进行了如下操作：把信息公开速度和信息内部流通度合并为发布及时性;删除不能作为单一变量表达的变量(政府应对机制、监测机制、问责机制);把行动效率定义为征兆察觉，行动速度定义为反应速度，把信息控制定义为强制手段;删除无法测量的变量(政府人员专业性、公众参与的特征变量);用次生群体性事件作为线下公众参与的标志性变量。以舆论讨论概括媒体在网络舆情中的作用;将媒体的“权威性”“价值导向”变量整合入“影响力”变量之中;用方便测量的舆论热度表达媒体互动结果、意见领袖的作用。最终形成的封闭式编码结果。

　　四、计算分析与模型构建鉴于篇幅所限，文中不再报告19个次级变量的一致性值和覆盖率、真值表及相关计算数据。如有需要，可与作者联系索取。

　　(一)单条件变量计算分析

　　单条件变量主要从一致性和覆盖率两个值进行计算。一致性值(Consistency)越高，表明条件变量对于结果变量的充分性(Sufficiency)越高。我们将条件变量正反取值，得到12个条件变量。当Consistency(Xi≤Yi)≥0?8时，可以认为X是Y的充分条件(Rihoux&Lobe，2010)。

　　在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情况下，所有条件变量的取值都没有达到0?8，即单一条件变量不能成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充分条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计算了所有次级变量的一致性，其中“舆论讨论-媒体影响力”的正向一致性值为0?96，负向一致性值为0?85，均达到了充分条件的判断阈值。经进一步分析多个案例文本及数据后发现，公共危机次生网络舆情一旦产生，高影响力媒体的介入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舆情热度，但这种提升不具有明显的导向性，只提高事件本身的关注度。

　　覆盖率(Coverage)通过计算条件变量或条件变量组合对于结果变量的交集(Overlap)，来测量某个条件变量或条件变量组合能够解释结果的估计范围。当Coverage(Xi≤Yi)≥0?9时，可以认为X是Y的必要条件(Rihoux&Lobe，2010)。在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情况下，条件变量的覆盖率均没有达到0?9。从数据结果看：“舆情处理(+)”“政府本身因素(+)”“次生群体性事件(+)”三个条件变量更具有解释效度;单一条件变量不能成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必要条件。同时，所有次级变量的覆盖率均未达到0?9，故在此不表。

　　(二)条件组合计算分析

　　条件组合分析阶段的主要目的是检验不同条件变量之间的组合能否解释结果变量。由于分析软件给出的条件组合非常繁多，首先通过布尔代数(BooleanAlgebra)最小化对条件组合进行化简，然后计算所有条件组合路径的一致性值，结果显示：4组条件变量组合的一致性值≥0?8，且有对应的路径案例;其中，政府舆情处理(A)*政府公共危机响应(B)*政府本身因素(C)*舆论讨论(F)→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JGBL)是所有高一致性值组合中共同出现的核心路径，其一致性值为0?86;次生群体性事件(D)、公共危机元事件(E)两个变量在具体的案例中更多起到次要作用。

　　(三)公共危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产生与演化的逻辑模型构建

　　综合考量各案例的演变逻辑，基于单变量、条件变量组合的定性比较分析结果，结合生命周期论相关观点，以变量发挥核心作用的时序为阶段划分依据，构建公共危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产生逻辑模型，详细解释如下：

　　1.社会风险阶段

　　此阶段公共危机尚未爆发。从风险研究的视角来看，公共危机事件的演化是一个从社会风险到公共危机的连续体(张海波，2007)。政府通过风险预警机制进行公共危机防控，是此阶段发挥作用的唯一主体。本研究将不同的预警机制统一概括为对公共危机的“征兆察觉”(即子变量B1)。一般而言，在政府察觉到公共危机发生的征兆时，可能提升其在公共危机爆发前后的反应速度(B3)。但也有多个案例表明政府察觉到公共危机发生征兆，由于错判、误判形势，或不够重视，致使错过公共危机预防和处理的黄金期。从计算数据上讲，征兆察觉(B1)和反应速度(B3)有较高的一致性值(0?78)，但并不足以成为其充分条件。在该阶段，事件未被大部分网民关注，只以个人意见的形式散布在互联网的各个角落，是次生型网络舆情生命周期的起点。如若各个部门单位能在这一阶段及时察觉社会风险，做好监控，在公共危机爆发前及时有效地作出回应，将有利于预防大规模的谣言传播。

　　2.公共危机爆发阶段

　　社会风险在集聚到一定程度后，演变为公共危机。公共危机爆发后，政府介入并进行公共危机响应(B)。是否提前察觉到公共危机爆发的征兆(B1)、是否为单维管制、打压的处置方式(B2)、处理速度是否迅速(B3)都会对公共危机响应的效果产生影响。此时，地方政府的决策偏好(C1)、公共危机元事件的类型(E1)与次生群体性事件(D)的一致性值较高，分别达到了0?89和0?87，可以近似认为是次生群体性事件的充分条件。即在公共危机中，政府单维管制、强力打压的处置态度对次生群体性事件的爆发起决定性作用，公共危机的人为程度较高(尤其是政府过失，如政府行为失当或监管不到位)可以决定次生群体性事件的爆发。通过跨案例分析发现，如果政府在危机响应中态度积极，及时应对，即便是规模、危害较大的自然灾害型公共危机也不易诱发次生群体性事件。此外，次生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又会反过来作用于政府的危机响应态度(B2)。政府往往畏惧“一票否决”的考核体制，被倒逼转变处置态度，并借助相关手段来重塑政府形象。

　　3.网络舆情形成阶段

　　网络舆情的起点是公共危机元事件(E)，经一致性检验，类型(E1)为元事件(E)子变量中的核心变量(一致性值0?86)。即，公共危机事件的人为因素(尤其是政府过失程度)越高，其爆发网络舆情危机的充分性就越高‍‌‍‍‌‍‌‍‍‍‌‍‍‌‍‍‍‌‍‍‌‍‍‍‌‍‍‍‍‌‍‌‍‌‍‌‍‍‌‍‍‍‍‍‍‍‍‍‌‍‍‌‍‍‌‍‌‍‌‍。而元事件的规模大小(E2)和危害结果(E3)的一致性值分别为0?34、0?76，即公共危机的区域规模与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相关性低，公共危机的危害与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相关性较高，但并不足以成为其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其次，政府危机响应过程中的各种措施与价值导向往往是舆情议程的主题，此时政府公信力(C2)对媒体信息客观性(F1)具有较高影响，一致性值为0?71。在危机响应的现场层面，政府公共危机响应(B)所包含的处置方式(B2)、反应速度(B3)为民众提供了议论评价的信息基础。

　　在舆情处理中，信息公开的发布及时性(A3)和渠道多样性(A4)则影响着民众在网络议论中能否及时接触到充分真实的信息。同时，民众会在此基础上形成政府形象的认知模因(Meme)，并以模因为核心进行猜测、传播作为网络舆情形成阶段的话题。次生群体性事件(D)在上述情境下以其行为强度(D1)、聚集程度(D2)、组织状况(D3)、持续时间(D4)等因素对原有网络舆情环境进行冲击并提供了重要话题与议程。

　　4.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网络舆情消解阶段

　　网络舆情形成后，伴随着舆情主体注意力的聚集、削弱与转移，存在愈演愈烈与逐渐消解两种趋势。与线上网络舆情发展同时进行的是线下政府公共危机响应(B)，处置方式(B2)、反应速度(B3)不断为民众输送讨论的话题。此时若次生群体性事件(D)仍在持续(D4)，会使网络舆情不断加温加热。在此阶段，媒体的介入大大提高了公众对元事件的关注与讨论的热度(F3)，媒体因其影响力(F2)、客观性(F1)加速了信息的传播和网民意见的集聚。而作为另一互动方的政府，一方面其回应质量(A2)、信息公开的及时性(A3)和渠道多样性(A4)形成对舆情的互动回应，另一方面又以强制手段(A1)形成对舆情的工具回应。回应的效果因回应所体现的决策偏好(C1)与回应者本身的公信力(C2)的差异对网络舆情的趋势产生影响。上述因素共同影响着网络舆情的发展走势。

　　五、典型案例过程追踪

　　由于QCA技术具有“黑箱特性”，需要使用典型案例的过程追踪作为“手电筒”来完成以下两个目的：验证计算结果是否偏离案例实际内容，案例是否提供了与计算结果相反的竞争性解释;探索“黑箱”内部的作用机制，即QCA计算得出各变量之间的作用关系何以产生，提出具有理论概括性的概念来对作用关系进行解释。在此部分，基于分析软件给出的路径案例，本研究将计算结果回归案例进行检验，详细阐述模型中多变量协同作用的演化机制。

　　本研究遵循以下原则选择过程追踪典型案例。首先，除覆盖所有变量的条件变量组合外不需分析包含所有变量的路径，因为结果从经验上来讲是多因素决定的。即当所有条件变量均存在时，从经验上来讲结果必然发生(Gerring，2007)。同时，在本研究中，A*B*C*D*E*F的路径可以被A*B*C*D*F和A*B*C*E*F共同解释。，为每个具有解释力度的条件变量组合选取至少一个案例进行过程追踪。其次，遵循最大集合成员资格原则(PrincipleofMaximumSetMembership)(George&Andrew，2005)。即选取那些条件变量组合一致性值最大的案例。限于篇幅，仅展示核心路径“A*B*C*F→JGBL”的案例过程追踪结果。

　　(一)2018年H市F区石油化工产品泄露事故：案例简介

　　2018年11月，H市F区发生石油化工产品泄露事故，造成了了严重水体、空气污染，对当地群众的健康安全造成了恶劣影响。当地相关部门危机处理手段失当，并进行了相当的言论控制，致使民众与相关部门形成舆情对峙。舆论经不断加温加热后，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

　　(二)过程追踪

　　1.社会风险阶段

　　F区石油化工产品泄露事故并非纯粹的意外事件。H市政府发布的《通报F区化学品泄露事故调查及处置情况》称，F区有关部门在事发前对相应物品的日常检查中存在着“走过场”现象。相关部门长期漠视社会风险，使孕灾环境不断恶化，其征兆察觉甚至晚于周围群众(B1)，直接导致危机响应迟缓，直到接到群众举报后相关部门才开始采取措施(B3)。

　　2.公共危机爆发阶段

　　相关部门的迟缓应对(B3)使得部分泄露物流向临近的海域，受灾范围进一步扩大，临近的海域与空气受到了泄露物的扩散污染。区域居民的渔业设施遭到泄露物的破坏，52名疑接触泄露物者送医。对于这场与政府监管不力具有较强关联的公共危机，民众本身带有负面的舆论情感。在相关部门持续公共危机响应不力的背景下，网络舆情逐渐形成。

　　3.网络舆情形成阶段

　　危机的响应不力为网络舆情形成填充了负面的基调，而相关部门舆情处理失当则进一步加深了线上线下的负面情绪。首先，当地相关部门的信息公开不及时与发布渠道单一。H市市农林水局所发通知未对民众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甚至未注明危险物的名称(A3);且这些信息仅通过当地部分媒体进行发布(A4)。信息公开不佳在民众心中产生了对当地相关部门的前置不满。其次，当地相关部门表现出与民众利益相悖的决策偏好。事发次日，H市环保局在《环境空气质量通报》中称“各项大气指标已恢复正常，并持续改善向好”。但当地群众反映，环保局为了得到合格的空气检测指数，在通报前后采取向当地空气质量监测点喷水的措施(C1)。现实的状况与官方通报的差异引发了民众对相关部门的质疑。民众的负面情绪逐渐酝酿，形成对政府负面的认知模因，而此时遵循政府通报口径的当地媒体报道激化了这一趋势(F1)。政府危机响应不力、舆情处理失当、自身失范三类因素共同作用下，导致民众认为必须依靠自我发声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4.网络舆情危机爆发阶段

　　民众不断在互联网媒介上进行事件的“民间介绍”与情绪表达，并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网络舆情。但通过分析爬取文本发现，这些表达在演变过程中不断被政府采用管控手段进行抹除(A1、C1)，讨论热度波动强烈。政府危机回应不力与一味强压的舆情调控举措导致网络舆情的不断酝酿发酵。民众在这种情况下持续通过网络媒介反映不满情绪，网络舆情不断积蓄与加温加热，最终网络舆情危机爆发。

　　六、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40个典型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本研究的结论和理论贡献如下：

　　首先，政府舆情处理失当、政府公共危机响应失效、政府自身失范与舆论讨论失控四个因素为核心因素，其组合路径是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充分条件‍‌‍‍‌‍‌‍‍‍‌‍‍‌‍‍‍‌‍‍‌‍‍‍‌‍‍‍‍‌‍‌‍‌‍‌‍‍‌‍‍‍‍‍‍‍‍‍‌‍‍‌‍‍‌‍‌‍‌‍。

　　从整个过程来看，上述四个因素构成了“政府三角形-舆论讨论”耦合机制，具体阐释如下：政府自身因素的决策偏好直接作用于政府舆情处理和政府公共危机响应;政府公共危机响应成效、政府自身因素的公信力决定舆论讨论初期的客观性，并持续为舆论讨论提供议题;政府舆情处置与舆论讨论双向互动，相互作用。同时，“政府舆情处理失当”“政府公共危机响应失效”“政府自身失范”“舆论讨论失控”四个核心因素中任何一个单独的因素，任意两个或三个因素出现，都不是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该观点不同于既有研究中“政府、媒体、网民、公共危机特质等各类因素对网络舆情危机形成均非常重要”的结论。

　　其次，次生群体性事件和公共危机元事件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次要因素。公共危机元事件的政府行为因素程度与次生群体性事件爆发一致性值较高，次生群体性事件为网络舆情提供负面议题，两者组合形成正反馈机制。政府行为因素程度与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一致性值较高，从自然因素到人为因素再到政府行为因素，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可能性递增。不同于既有研究普遍认为“媒体、公共危机元事件是决定舆情演化方向的重要因素”，政府“是抑制网络舆情激化的主体”等观点。为网络舆情研究中媒体、政府、公共危机事件的作用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再次，随着公共危机和网络舆情的发酵，媒体介入会对舆情热度有较大提升，但这种提升主要起“催化”作用，不改变舆情的演化路径。

　　此外，本研究完善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应用范式。既有研究中，变量体系构建的完备性、使用QCA计算结果产出理论的严谨性一直是QCA应用中的两个难点(Hug，2013)。新范式提供了科学化、可操作化的完备变量体系构建方式和理论产出方式。此外，改进QCA方法在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产生的论域应用，克服了传统研究大样本回归分析观察值不足的缺点，也弥补了案例比较由于样本过大难以进行控制的缺陷。

　　本研究提供的是一种公共危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的理论性解释。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采用网络舆情大数据对结论进行定量检验，构建的理论模型对于其他类型的网络舆情危机可能并不具备解释力。对于危机研究本身而言，通过文本数据还原实际网络环境下舆情的动态演变过程，可以为本研究的理论性解释提供有效补充。在后续研究中，研究者可以结合网络爬虫与复杂建模技术，构建多案例、多维度的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仿真模型，并选取额外案例对其拟合度进行检验，以期进一步深化对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