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关系变迁、工业扶贫变革与共同富裕道路的构建

　　[摘要]在城乡关系的不同阶段,工农关系差异显著。工业扶贫是城乡关系与工农关系优化的本质要求,也构成了新中国70多年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通过提供就业、增加收入、收入转移与福利供给等,工业扶贫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实现了整体的进步和提升,农村贫困问题得到显著缓解。在不同阶段,工业扶贫具有不同的特征与内涵,从间接性溢出效应减贫,到直接性就业吸纳减贫,再到工业反哺农业的开发式扶贫,最终到全面介入的工业精准扶贫,工业扶贫走出了一条脱胎于乡村而后又以高质量多样化方式回馈乡村的扶贫发展之路。在新的阶段,工业扶贫不仅不可弱化,反而应该通过更多方面的政策与制度进行扶持,这不仅是持续相对贫困治理的需要,也是新时期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更是构建共同富裕道路的内在要求。

　　[关键词]城乡关系;工业扶贫;乡村振兴;共同富裕

　　2021年2月习近平同志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这是共同富裕伟大目标的阶段性重大成果。2021年是“两个一百年冶奋斗目标的衔接转折之年,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并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我们不仅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时还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回顾1949年以来的扶贫道路,我们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为世界减贫提供了十分难得的经验和方案。从1978年到2019年底,中国贫困发生率从97郾5%下降到0郾6%。在中国的扶贫历程中,不少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的减贫工作经验进行了跨时段的总结和梳理,形成了新时期开展贫困治理的重要基础。

　　城乡论文范例： 促进城乡养老保障资源均衡配置的财政政策取向研究

　　扶贫工作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工农城乡关系的调整和再实践。但对相关研究的回顾和总结发现,从工业角度对中国70余年扶贫工作进行分析、总结与梳理的研究较为薄弱。客观上看,工业发展以及工业扶贫对于中国扶贫具有独特而显著的意义,故本文尝试从工业扶贫的角度对中国百年的城乡关系以及1949年以来的工业扶贫工作进行总结和梳理。这既是对中国工农与城乡关系的系统分析和总结,也是对工业参与扶贫工作的再研究与再深化,有助于我们在新阶段重新审视工农与城乡关系,也有助于为新阶段的农村工作提供可行的思考与着力方向,为实现相对贫困治理和共同富裕目标奠定坚实基础[1]。

　　脱贫攻坚战能够取得全面胜利,离不开党的领导,离不开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同富裕道路的坚持,更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下全国上下形成的脱贫攻坚共同意志和共同行动。在这场举国一致的脱贫攻坚行动中,工业与企业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2020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农村居民的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占比为40郾71%,主要来自非农产业,而工业企业与服务型企业提供了最大比重的就业岗位。

　　经过70余年的工业发展,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具备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拥有所有大、中和小的工业门类。从1952年到2018年底,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长了近971倍[2]。中国工业的辉煌发展历程,不仅是中国经济辉煌历程的最好体现,更是中国通过经济发展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并奋力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生动实践。工业发展历程不仅是我们全面认识和理解中国扶贫的一条重要线索,更是中国对国际减贫工作的重要贡献。一、中国工业发展与城乡关系的百年回顾

　　从国际范围看,完成工业化都需要资金的原始积累,而利用农业积累优先发展工业在基础薄弱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3]。中国工业的发展道路是极富特色的,作为中国工业基础的乡村工副业,从农业中脱胎而来,同时紧密依靠县乡村三级城乡体系[4]。对工业发展阶段的理解,离不开对城乡关系背景的认识与理解,故在下文的分析中,本文将工业发展阶段与城乡关系进行了有机融合,以便充分呈现工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并为后文的讨论做好铺垫。

　　(一)工业零落停滞与城市优先的发展阶段

　　1949年之前,中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且饱受战争创伤[5],仅有的工业主要集中在轻工业领域,多数工业企业的实际控制者为帝国主义列强,工业形态主要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其产值占全国工业企业总产值的63%,而当时的工业产值不到农业产值的一半[6],工业基本上处于小规模且进程停滞的状态。在此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业发展主要在革命边区进行,主要目的是服务革命战争。以陕甘宁边区为例,其重点发展了军事工业。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看来,农业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工业,因此确立了工业农业并举的发展思想[7]。毛泽东对于工业的认识也经历了从富国强兵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转变[8]。

　　中国革命的目标之一就是扫清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障碍,通过激发全民创造力,夯实工业发展的基础,以乡村为中心的革命思想的确立也构成了工农城乡关系的另一种辩证实践。新中国成立之前,农村衰败与农民破产的情况极为普遍,与此同时,城市则展现出畸形繁荣的态势[9]。大量的农业剩余被汲取到城市,大量的农村财富和优质人力资源也因体制的原因而涌入城市,面对严重失衡的城乡工农关系,尽管国民政府和社会力量采取了一些措施并掀起了一些社会运动,但收效甚微。由此可见,当时的城乡关系是极不均衡的,农业和农村构成了工业汲取资源和利益的重要空间,而处理好生存保障体系和经济发展提升体系的关系问题[10],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改革与发展工作的核心议题。

　　(二)工业发展起步与城乡分割发展阶段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先生就认为中国农村实现乡村工业化的道路是可行的、切实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手工业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当中占比较高,相关统计显示,1949年时,个体手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23%[11],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70%[12]。1955—1957年,农村开始推行大规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同时农村副业也成立了专门的合作社或合作组[13]。依托合作社发展乡村工业在客观上也暗合了费孝通关于中国乡村工业化道路的判断[14]。

　　而后,农村工业化出现了阶段性高潮,集中出现在“大跃进冶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当然,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也没有脱离当时中央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导向,且优先发展重工业恰恰为农村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消费市场。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冶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这一方针也是当时反贫困思想的主要表现[15]。这一时期的农村工业发展仍以人民公社为主导力量,农村工业主要集中在人民公社一级,大队举办工业的情况相对较少。1961年,农村产权进行调整,农村生产队成为农业产权的实际主体。此后直到改革开放前,队办企业成了中国农村工业的主体,1970年队办工业产值占工副业产值的近60%[16]。

　　当时的社队企业几乎涵盖了种植业以外的所有领域,包括农业机械修理、配件生产和农产品简单加工等,对国有工业形成了有益补充[17],为农业生产与农民生产基本需求的满足提供了重要支持。此阶段的手工业对扩大社会就业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便于妇女从事生产[18]。乡村工业以农业剩余进行投资,土地产出的集体份额转化为社队工业[19],而投资后形成的回报又进一步回馈了农业和农村,实现了支农、补农与养农的功能[20]。这一阶段发展乡村工业的目标是很明确的,即实现全民所有制[21],故此,乡村工业的发展一定是要回馈乡村与农民的。与农村工业发展同步的是,国家在这一阶段着力发展城市重工业。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时,新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初步的工业体系,为之后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针对这一时期重工轻农的发展战略,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了自己的理解,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而不是轻工业是源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而汲取农业剩余甚至是农村工业副业剩余就成为支持城市重工业发展的有限可行路径[22]。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和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国家从农业行业提取了大量的资金和实物以支持城市重工业的发展。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优先发展工业的国家战略导致农业农村的发展在一定阶段内被迟滞,但中国发展方向始终没有偏离益贫的道路[23]。从工农关系上看,1970年之前,中国仍是以农业为主导的国家,农业产值仍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主体;1970年之后,随着一大批工业项目的实施与投产,工业才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

　　(三)工业均衡发展与城乡有限互促阶段

　　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的工业结构以轻重工业的均衡化发展为特征,直到20世纪末期,我国轻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基本相当,而农村工业化和国家整体工业化则构成这一阶段减贫的基本动力。以改革开放为起点,农村改革首先启动,随之而来的是乡镇企业的快速兴起,乡镇企业以工业企业为绝对主体,其产值与数量是社队企业无法比拟的。改革开放后,生活消费品的短缺和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是推动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因[24],正是因为面向农村市场的工业结构调整才让乡镇企业和城市工业获得了更大的农村市场[25]。1984年,社队企业正式更名为乡镇企业,人民公社体制被乡镇体制取代。

　　在1980年代的乡村工作中,国家推行的是“离土不离乡冶和“三就近冶原则[26],这从客观上使乡镇企业的发展扎根乡村并服务乡村。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遍地开花,尽管随后的发展经历了波折,但在20世纪后期,其总体发展是较为顺利的,到1988年,中国乡镇企业数量超过1800万家,企业总产值超过6400亿元[27]。

　　1992—1994年,中国乡镇企业的年增加值均超过50%,到1999年,农村劳动力中从事非农产业的有近30%[28]。以上海农村工业为例,其在1997年时,农村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的43%,农村工业新增产值占全市工业新增产值的近70%[29]。而在全国,到1995年,农村工业产值已占全国工业产值的近50%[30]。随后,乡镇企业进行了大范围的产权制度改革,到2000年左右,全国90%以上的乡镇企业都完成了改制,乡镇企业也转型为现代企业[31],这是市场化改革举措推动工业转型发展的客观体现。

　　与乡镇企业发展一致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农业生产领域的产业组织化也得到快速发展。相关研究发现,到2002年,中国农村产业化组织数量超过9郾4万个,比1996年增加了近7倍,产业化经营组织所带动的农户数量占全国农户数量的30%[32]。在乡村工业的组织形式上,个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在这一阶段显著增加。

　　二、工业扶贫的历史阶段及其内涵

　　农业支持工业是农业自身发展的要求,如果没有农业以外产业的发展,农业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而发展到特定阶段后,工业反哺农业,也是工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工业通过自身的发展,不仅能够吸纳并消化农业剩余劳动力,还能够为改造传统农业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撑。本部分的论述以新中国成立为起点。

　　(一)工业起步阶段的间接性溢出效应扶贫

　　改革开放前,国家的扶贫工作主要依赖紧急救济和民政救济,为改革开放后的大规模减贫打下了坚实基础[44]。

　　起步阶段的工业化并没有产生直接的反哺与减贫效应,这是因为当时的工业发展和城市化发展局限于城市地区,在城乡分割的体制下,国家相关政策主要是从农村汲取资源支持城市和城市工业的发展。但反过来说,这并不意味着工业的发展对于反贫困没有任何意义。

　　正如前文所述,此时乡村工业的发展,不仅使得农业剩余可以实现工业转化,从而提升农村的整体收入水平;而且,城市工业的发展也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尤其是这一阶段农业水利设施的建设和农业机械的供给让农业生产的效率得到了显著提升,以钢铁、煤炭、电力、石油和机械制造为代表的城市重工业为农业生产提供了重要动力与能源支持。不过,工业对农业的汲取与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和支持仍是不对等的,因此工农发展与城乡发展的差距在该阶段仍在进一步扩大。

　　这一阶段工业反哺农业和农村的能力较弱,其在政策制度层面缺乏明确的体制机制,因此,我们将该阶段的工业扶贫称为间接溢出效应的扶贫。所谓间接溢出扶贫效应是指,工业的发展并没有明确的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目标,这种扶贫效应随着工业发展及其产品市场的需求而在客观上具备了扶贫的功能。区域经济发展与行业经济发展间就存在这种显著的溢出效应[45]。也有研究者将此阶段工业对农业的反哺称为“滴落效应冶[46],即工业对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推动是十分有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一阶段,农民与工业化进程是完全隔断的。在该阶段,通过行政干预方式调整工农关系与财富分配,以实现快速工业化,对于我国摆脱贫困并实现跨越式发展是很有价值的。

　　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启动了以大小三线建设为核心的区域工业化建设,这不仅奠定了中西部工业发展的基础,而且有助于缩小不同区域间的工业发展差距,更在客观上缩小了特定时期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总体上看,这一阶段工业的有限经济增长除了投入工业化之外,其他的经济增长成果都投入到了社会发展领域。工业企业创造的价值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为居民收入增加和脱贫工作提供了物质基础[47]。从扶贫的直接成绩看,改革开放前无法与改革开放后的大规模减贫相比,但也正是改革开放前的发展奠定了改革开放后的减贫基础,才使得改革开放后有了成效显著的减贫工作。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是减贫的第一动力,而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主要源于工业和农业的发展。

　　三、城乡关系变革中的工业扶贫:启示与反思

　　1949年以来的工业扶贫历程表明,工业扶贫是中国扶贫工作的重要构成部分,工业扶贫与城镇化是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扶贫工作的基本动力,扶贫工作中工业可以实现自身价值诉求与社会效益相结合。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以及中国扶贫工作的阶段性变化,工业扶贫的形式和途径也更加多元,扶贫成效更加突出。工业扶贫是资本反哺农业农村发展的鲜活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理论的重要特色。

　　四、新阶段工业扶贫工作的展望与共同富裕道路的构建讲好中国减贫故事需要把握好经济增长与减贫关系的主线,中国减贫是一个历史性和内在逻辑性相统一的过程。

　　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离不开对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理解与把握。减贫过程是一个融合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有机融合是实现减贫的重要条件,但工业扶贫的使命并没有结束,而是进入了新的阶段和起点,共同富裕仍是我们需要长期坚持的经济社会发展主题。回顾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的扶贫工作,我们可以看到,农业发展提供了减贫的初始动力和机制,但仅仅依靠农业实现脱贫是不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实现脱贫的重要动力,更是共同富裕的产业基础。尽管工业和城市的繁荣发展无法替代农业和农村在中国国情当中的基础性地位,但就共同富裕而言,工业扶贫仍然任重道远。

　　工业扶贫应在推动农业转型发展中提供更多扶贫力量。新时期的工业扶贫将跳出工业行业与思维理解扶贫,未来,工业与农业、服务业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从农业的角度看,工业的发展可以助力农业现代化、农业绿色化与有机化。在这个过程中,智能机械、大数据、信息与化学等工业成果被广泛应用,不仅可以突破农业增量不增收的困境,也可以大大提升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如果在工业的帮扶下,农业产业能够改变自身较为弱势的经济与市场地位,广大农民和乡村在收入分配中的弱势地位也将得到改变。

　　未来较长时间内,在农村仍有大量人口生活和生产的情况下,依托工业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并实现减贫是工业扶贫的重要路径。此外,随着农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未来乡村地区将成为提供康养、研学、休闲和文艺创作等社会服务的重要空间。在此过程中,工业需在信息化、物流、智能医疗、远程协同办公和农业生产智能装备等方面提供更多支持,进而助推乡村新服务业态的发展,最终通过服务业的发展倍增扶贫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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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邢成举李小云石宝峰吴雨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