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年02月17日 分类:经济论文 次数:
【摘要】 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也是民族文化建构的重要参与者,然而译者主体却长期处于被忽略的状态。 随着翻译研究从语言层面转向文化层面,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并逐渐成了翻译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本文以聂绀弩的散文《我若为王》为例,从语言和情感两个层面对张培基和刘士聪两位翻译家的英译进行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借此探讨散文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显现。
【关键词】 散文翻译; 译者主体性; 《我若为王》
一、引言
好的文学作品,是一个国家文化的珍宝,经过译者翻译之后,也会给目标读者带来异于本国文化的独特感受。 在翻译活动中,译者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这些影响也会反映在其译文之中。 本文以聂绀弩先生的散文《我若为王》为例,从语言和情感两个层面对张培基先生和刘士聪先生两位翻译家的英译进行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借此探讨散文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显现。
二、译者主体性
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也是民族文化建构的重要参与者。 翻译研究史表明,自有翻译活动以来,中外翻译评论家关于翻译家的作用、要求、主体性和主导型的论述就持续不断。
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曾提出,译者应“倾向于将译文译成‘流畅’、地道、‘可读’的英语,从而造成一种‘透明的幻觉’”[1]。
也就是说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是“隐身”的。 这种“隐身”使得译者的作用常常被忽视。 20世纪70年代,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提出“文化转向”理论,将人们对翻译的研究从单纯的语言层面转向了文化层面。
由此,翻译中的“创造性”开始受到翻译研究者的重视,译者也逐渐从幕后的“隐形人”走向台前,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也逐渐成为翻译研究的热点问题。 许多翻译研究家从各个角度对译者主体性进行讨论。 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必须在文学系统内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文学系统又受制于主流诗学、意识形态、赞助人等因素[2]。
雪莉·西蒙(Sherry Simon)从性别角度研究翻译活动,认为译者性别对于翻译活动也会产生影响。 此外还有学者研究后殖民主义、性取向等因素对译者活动的影响。 这些研究都从不同的角度说明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并不是完全“隐身”的,而是会受到多种内因和外因的影响。
总而言之,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为了实现不同的翻译目的而表现出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就是所谓的“译者主体性”。
三、《我若为王》两译本浅析
同其他翻译活动相比,文学翻译中对译者的要求有所不同。 译者除了要保证原文意义的准确传达,也需要再现原文的风格和美感,要“倾听”原文的声音,只有这样才能使目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的美的感受。
《我若为王》采用幻想的手法,作者幻想自己如果“为王”,则妻子为“王后”,儿女就是“太子”和“公主”。 他的话将成为“圣旨”,他的所有愿望哪怕是欲念都会实现,所有人都将成为他的“奴才”,似乎甚是美好。
但在文章结尾,作者笔锋一转,来了个大转折:“我若为王,将终于不能为王,却也真的为古今中外最大的王了。 ‘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将和全世界的真的人们一同三呼。 ”这样精妙绝伦的讽刺和转折,把对封建制度和“奴性”丑态的批判和否定极其巧妙地展现出来。
原文语言曲折跌宕,讽刺意味极强,读起来淋漓酣畅。 张培基和刘士聪两位翻译大家都曾对这篇文章进行过英译,下面将以两个版本的《我若为王》英译(以下简称为张译,刘译)为研究对象,从语言和情感两个层面来探讨散文翻译活动中译者主体性的显现。
(一)语言层面
语言是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散文也是如此。 《我若为王》中,聂绀弩先生笔锋犀利,语言朴实,但是不同的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时,会选择不同的词句或是语言表达形式,如下例:
(1)而且真想做王的人,他将用他的手法去打天下,决不会放在口里说的。
张译:Moreover,if one is really bent on being a king,he will try to carry out his design by deeds instead of by words.[3]
刘译:He who really wants to be King will fight for it with his hands instead of mouthing it in words.[4]
原文中“他将用他的手法去打天下,决不会放在口里说的。 ”意为想做“王”的人,必将付诸行动而不是嘴上空谈。 张培基先生在此译为了“by deeds instead of by words.”这种表达来自英语中的“Deeds,not words.”而刘士聪先生则选择遵从原文的表达方式,译为“fight for it with his hands instead of mouthing it in words.”
两位先生一位选择贴近译语文化,另一位选择保持原文形式,不同的选择呈现出不同的译文,凸显了译者的能动性和主体性。
(2)我的亲眷都是皇亲国戚……因为他们是贵人。
张译:…my relatives by marriage would all become members of the royal family…because they were dignitaries.[3]
刘译:…my relatives imperial kinsfolk… because of their noble origin.
原文表达了对“我若为王”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讽刺和不屑。 张培基先生将“皇亲国戚”译为“royal family皇族”,刘士聪先生将其直译为“imperial kinsfolk皇室亲属”这两种译法在内涵意义上是有差别的,“皇族”所指范围较小,只包括皇室成员(包括通过婚姻成为皇室成员的人),“皇室亲属”则也可以包括各种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在内的亲戚。
而对于“贵人”一词,张培基先生理解为“dignitaries”即“地位显赫的人”,而刘士聪先生则将其译为“noble origin”,即“贵族出身”,这两种理解也是存在差异的,“地位显赫的人”不一定就是“贵族”。 这种在遣词上的区别,体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个人理解活动。
(3)……快乐的时候不敢笑,不快乐的时候不敢不笑,悲戚的时候不敢哭,不悲戚的时候不敢不哭的脸。
张译:…faces that dared not smile to express joy;faces that dared not refrain from a forced smile when there was no joy at all to justify a smile;faces that dared not to cry to express sorrow;faces that dared not refrain from a feigned cry when there was no sorrow to justify a cry.[3]
刘译:…faces that dared not to smile when happy and dared not refuse to smile when unhappy, and faces that dared not weep when grieved and dared not to refuse to weep when not so grieved. [4]
原文中通过四个“不敢”的排比,将封建君主专制的统治生动地表现出来,讽刺意味很强。 张培基先生选择将四个“不敢”分开,每个“不敢”前都加上主语“faces”,而刘士聪先生则将其两两组合,“快乐”一组,“悲戚”一组,主语“faces”也只出现两次。
同时,在表达“快乐”和“悲戚”时,刘士聪先生选择了更为简单的表达方式“happy”和“grieved”,而张培基先生的译法则更加复杂“smile to express joy”和“cry to express sorrow”。
对于同样文字选择不同的表达方式,体现了两位译者在翻译中的个人风格和表达习惯,张培基先生更偏向选择文学化的表达方式,而刘士聪先生的表达则更加简洁清晰。
(4)我将听不见人们的真正的声音,所能听见的都是低微的,柔婉的,畏葸和娇痴的,唱小旦的声音……
张译:I could hear no true voices of my people. All I could hear would be the feeble,soft,timid and affected voice,like that of female Peking opera singer,chanting…[3]
刘译:I would not be able to hear their real voices;all I could hear was their low,soft,timid and silly shouts of…[4]
原句描写了“我成为王”后,众人将不敢直接对“我”讲话,只能用“低微的,柔婉的,畏葸和娇痴”的似小旦般的声音。 这种描写将“奴性”描写得淋漓尽致。
张培基先生保留了“小旦”这一表达,将其解释为“like that of female Peking opera singer”,而刘士聪先生则选择略去这一表达,只保留对声音的形容描写,突出其献媚的特征。
这种不同的选择体现了译者对原文侧重点的选择不同,张先生偏向保留原文中的异域文化特征,而刘士聪则更加专注于文本本身的内容,有选择地略去一些异质文化因素。
(二)情感层面
散文中往往蕴含了作者的某种感情。 《我若为王》中,聂绀弩先生抒发了对封建制度的鄙视和对“奴性”的厌恶。 这种情感十分强烈,隐藏在文章中的字里行间。 不同译者对作者情感的不同解读和不同的表现手法正是译者主体作用的显现。 如下例:
(5)“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和全世界的真的人们一同三呼。
张译:I would join true people all the world over in giving three cheers for myself.[3]
刘译:I would shout along with the people ( in the real sense) of the world, “A long life, a long life, and a long, long life.[4]
上例是原文的最后一句,这里的“万岁,万岁,万万岁”不是上文中对“王”的献媚,不再具有讽刺意味,而是作者真心实意的美好期望。
张培基先生在此直接将其简化为“cheers”一个词,而刘士聪先生则保留了原文的形式,重复在前文中使用的“A long life”形式,但是和前文不同的是,此处刘士聪用“,”重新将句子的节奏进行了分割,和前文中的“A long life, a long life and a long long life.”形成了些许的差别,而这点差别也正体现了两处“万岁”表达情感的不同。
再看一例:
(6)我根本不想做王,也根本看不起王,王是什么东西呢?
张译:…for being a king is the last thing I aspire to and also a thing I utterly despise. What the hell is a king? [3]
刘译:I don’t want to be King, nor do I have the slightest respect for him. What of stuff is King made of? [4]
聂绀弩先生在原文中处处显示了对“王”的鄙视,在文章开篇便鲜明地表示出个人情感,“根本不想”一词更是将这种鄙视之情表露无遗,“根本不想”英语直译为“don’t want do something at all”, 张培基先生选择反说正译的方法,将其译为“the last thing I aspire to”,意思相同,但是原文中的讽刺和鄙视情感却更加鲜明。 刘士聪先生却对语气做出了弱化处理,仅仅表达为“I don’t want to be King”。
除此之外,“王是什么东西呢”一句,张培基选择“hell”这个词,所表达的情感是讽刺、不屑和厌恶,而刘士聪先生的译法“What of stuff is King made of”表达的却是疑问,不知道“王是什么东西”,似乎与原文意义有所出入。
抛开哪位先生译得更贴切这个问题不谈,两位译者在此句翻译上的差异,体现了不同译者对同一文本情感理解的不同,将会造成译文的大相径庭,译者主体性便在这种“差异”中显现。
四、结论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情感不同的解读和不同层次的体会,会使其译文产生明显的差异。 除此之外,译者的个人经历和时代社会要求也会对其翻译产生潜在影响。
张培基先生年纪较大,更能理解作者聂绀弩先生的时代和经历,他的译文情感更加丰富激动,表达得也更加淋漓尽致。
译者在翻译时,无法还原原文的语言风格,一是因为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二是由于译者本身翻译风格和习惯的不同。 这种不同,正是译者所做工作留下的痕迹,也是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能动性的体现。 毕竟“翻译的成功与否,译品的质量如何,归根结底还是译者本身的素质问题。 ”[5]
了解翻译活动中的译者主体性,能使人们更加客观地看待和研究翻译活动,进而指导未来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工作。
参考文献:
[1]VENUTI.L.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Routledge,2008.
[2]杰里米·芒迪.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应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3]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一) [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4]刘士聪.汉英·英汉美文翻译与鉴赏[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5]胡庚申.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 [J].中国翻译,2004,(3):10-16.
作者简介:路璐,女,河南安阳人,郑州西亚斯学院外语学院教师,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汉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