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社会资本与农转非中老年人自评健康关系探究

　　【摘要】目的探讨微观社会资本与自评健康之间的关系，为促进失地农转非中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提供参考。采取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符合条件的居民共2669人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自评健康采用主观评分的方式，微观社会资本从家庭和个人两个层面测量，通过单因素和Logistic二元回归模型分析微观社会资本对自评健康的影响。个人社交网络(OR=1.011)、人际支持(OR=1.010)为农转非中老年人自评健康的保护性因素。结论个人社交网络和人际支持与健康自评具有相关性，应重视拓宽农转非中老年人的个人社交网络，帮助其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提高农转非中老年人的健康水平。

　　【关键词】社会资本;中老年人;自评健康;农转非

　　“农转非居民”是指在城镇化过程中失去土地，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的一类居民[1]。生活环境及生产方式的变化，往往会对人体的健康产生显著的影响[2]。在这类人群中，农转非中老年人身体功能逐渐衰退、社会适应能力较差，他们的健康状况更值得人们关注。微观社会资本是指个体层面通过社会网络调动资源的能力[3]。

　　近年来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受到了较多关注，微观社会资本与健康的关系也是研究的焦点之一，但鲜有微观社会资本相关研究关注到农转非中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农转非居民进入城市后，往往面临着个人社会网络重新构建的挑战。这种社会环境的变化，是否会对农转非中老年人的健康产生影响值得进一步探讨。故本研究从微观层面研究社会资本对农转非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从日常人际网络和家庭生活方面着手，以期改善农转非中老年居民的健康状况，从而促进健康老龄化发展。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本研究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选取调查对象，以国家城乡统筹发展改革试验区成都市作为研究地区，在中心城区和郊区各随机抽取一个行政区作为样本区，采用单纯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每个样本区抽取8个社区/居委会，然后对楼栋进行编码，以家庭为单位，通过系统随机抽样的方法，选择门牌号为单数的家庭作为调查对象。入选标准：①45周岁及以上;②无听力障碍，可进行自我表达;③在小区居住半年以上;④需自我回答，不可由他人代答。

　　1.2调查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调查员经过统一培训后，入户进行面对面访谈。调查内容主要包括：①人口学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是否农转非、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就业状况。②健康相关行为因素，包括吸烟、饮酒和是否主动获取健康知识。③客观健康状况，包括两周患病、慢病患病。④微观社会资本测量，通过前期的文献回顾法、专题小组讨论法和德尔菲法，构建出了具有较高信效度的社会资本测量量表[4]。

　　该社会资本测量体系的微观层面，由认知部分(价值、信念、态度)和结构部分(社会网络、关系、参与)组成，并在专题小组讨论后，将微观社会资本分为个人和家庭两个层面，从个人社交网络、人际关系强度、人际信任、人际支持、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和家庭支持7个维度去测量。微观社会资本测量共14个条目，每个条目按5级评分，总分为0～100分，分数越高，表示微观社会资本越丰富。⑤健康自评，采用百分制评分法，并将得分情况分为两个水平。通过中位数检验，自评结果为80分及以上认为健康，80分以下则认为不健康。

　　1.3计学方法

　　本调查资料采用Epidata3.1软件进行数据录入，运用SPSS22.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首先采用χ2检验和t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运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和微观社会资本对农转非中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检验水准α=0.05。

　　22.1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研究最终调查人数为2669人，其中农转非居民1331人，城市居民1338人。农转非居民和城市居民中女性占比都较大，两类人群的婚姻状况均以已婚为主。

　　与城市居民相比，农转非居民的文化程度相对偏低。农转非居民的职业类型以无业为主，而城市居民则以离退休为主。两类人群在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就业状况、饮酒、是否主动获取健康知识等方面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吸烟、两周患病、慢性病等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农转非居民和城市居民微观社会资本状况

　　农转非中老年人的个人社交网络、人际信任、家庭关系和家庭支持得分均低于城市中老年人(P<0.05)，而人际关系强度、人际支持得分高于城市中老年人(P<0.01)。农转非中老年人家庭结构得分与城市居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农转非中老年人自评健康得分(77.10±14.04)分，城市中老年居民自评健康得分(78.21±12.54)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2.3农转非中老年人微观社会资本对自评健康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研究需要，以自评健康情况(自评不健康=1，自评健康=2)作为因变量，将微观社会资本的各项指标(个人社交网络、人际关系强度、人际信任、人际支持、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支持)作为自变量，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即农转非中老年人口学因素、健康相关行为因素和客观健康状况作为控制变量，依次带入回归模型，进行二分类的Logistic回归分析。

　　模型1是自变量的基准模型，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人口学因素变量，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健康相关行为变量和客观健康状况变量。在模型1中，个人社交网络、人际支持、人际关系强度和家庭结构对农转非居民自评健康有影响(P<0.05)，且均为正向影响(OR>1)。人际信任、家庭关系和家庭支持对自评健康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从模型2可看出，文化程度和就业状况对自评健康的结果存在影响(P<0.05)。在调整了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就业状况的混杂作用后，有统计学意义的微观社会资本指标与模型1一致，各项影响系数存在轻微的变化。

　　在模型3中显示，慢性病和两周内患病对健康自评产生负向影响。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无慢性病居民自评健康的可能性是有慢性病居民的1.822倍;无两周内患病的居民自评健康的可能性是有两周内患病居民的1.795倍。考虑了其他因素的混杂作用后，有统计学意义的微观社会资本指标只有个人社交网络和人际支持。这说明同时考虑人口因素、健康相关行为和客观健康状况后，人际关系强度和家庭结构对自评健康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与城市中老年人相比，农转非中老年人自评健康得分更低，这可能与其丧偶率高、无业率高、文化程度低、主动获取健康知识的居民占比更低有关。丧偶被认为是危害老年人精神健康的重要因素，例如诱发老年人的忧伤、抑郁和孤独等不良情绪[5]。而无业会给农转非中老年人的生活带来风险和不确定性。有研究表明，下岗失业人员的健康状况不及在岗人员[6]。

　　另外，农转非中老年人与城市中老年人相比，文化程度更低，且主动获取健康知识的人偏少，由于缺少健康知识，农转非中老年人不知如何维护自己的健康，可能会影响其健康水平。在个人社会资本的4个维度里，农转非中老年人的个人社交网络维度和人际信任维度得分低于城市中老年人，这可能是由于在乡村社会中，受地理环境的限制，乡村居民的社交网络小、分散程度低，社交网络发展有限[7]。

　　另外，传统的乡村人际信任是以熟人社会为基础，居住环境的变化，打破了农转非中老年人原有的熟人社会结构[8]，可能对其人际信任维度得分有影响。农转非中老年人的人际关系强度和人际支持这两个维度得分高于城市中老年人，这可能是由于农转非中老年人受生命历程早期阶段的影响，其个人交往偏向于农村以血缘、地缘为核心的传统模式，在这种传统模式下人与人之间更亲密[7]，进而使得其对人际支持的感知更加明显。

　　在家庭社会资本的两个维度中，农转非中老年人的家庭关系得分和家庭支持得分均低于城市中老年人。和谐的家庭关系往往离不开稳定的收入和完善的养老保障。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下，面对外部危机时，家庭表现出很强的灵活性、合作性和策略性，可以在短时间内集中资源实现家庭目 标[9]。

　　本研究中的两类居民家庭关系和家庭支持得分的差异可能是由于城市居民家庭结构相对完整，就业率和月收入高，子女与长辈间相互提供的经济和情感支持更为充足，而农转非中老年人缺少养老保障的人群比例更高，其子女更多地从事着低收入的工作，他们更可能受到目前中国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10]，导致其在此阶段更多的是为家庭服务，付出往往会大于子辈。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两周患病、慢性病、教育程度、个人社交网络和人际支持与农转非中老年人的自评健康相关。一方面农转非中老年人的自评健康受到客观健康的影响，这与李丽和张淑萍[11]的研究结果一致;另一方面，与该人群的教育程度以及微观社会资本密切相关。

　　研究提示，个人社交网络和人际支持与农转非中老年人的自评健康呈正相关。这可能是由于人际支持需要良好的人际关系作为基础，而成熟的社交网络是培育人际关系的基石。农转非中老年人个人社交网络可能因居住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割裂，接受新环境一般要经历定居、适应和同化三个阶段[12]。在新的社交网络尚未成熟时，农转非中老年人的个人社交网络和人际支持势必会受到影响。已有研究表明，人际支持网络对个体减轻心理压力效果显著，能够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发展[13]。也有研究认为，社交网络丰富的老年人比生活在孤立社交网络中的人更健康[14]。

　　因此，为了提高农转非中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应该帮助其建立多样化的社交网络，在巩固原有的地缘社交和血缘社交的基础上，拓展新的社交网络。丰富农转非中老年人的社交网络，不仅在于要发挥农转非中老年人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更需要社会各团体组织的共同努力。如工会组织、志愿者组织等可以利用其专业优势为农转非中老年人提供心理咨询、健康培训等服务;农转非中老年人可以积极使用智能社交软件，加强与亲人的沟通;社区组织可以积极开展社区文化服务，帮助农转非中老年人建立和巩固地缘社交;当地企业在吸纳农转非居民就业的同时，可以丰富文化活动，培育农转非中老年人的业缘社交网络等[1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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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吴思漫.社会资本与创业行为[D].杭州：浙江大学，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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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何倩倩.城镇化、家庭再生产压力与代际关系重构：以北方农村“老人不老”现象为例[J].学习与实践，2019(12)：9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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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李丽，张淑萍.基于2018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65岁及以上居民自评健康状况影响因素[J].社区医学杂志，2021，19(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