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视角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

　　摘要：数字技术增强了社会需求的透明性，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盲目性。看似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发生条件已经不存在了，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模式并未改变，数字技术和资本逻辑反而相互强化。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马克思所论述的经济危机从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变始终成立，同时也要高度关注当代资本主义自身的调整与危机的形变。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危机倾向表现为数字劳动的异化与全面剥削的出现、数字信息的垄断与生产比例的失衡、数字市场的形成与全球危机的生成。在此背景下，中国应该抓住科技革命的机遇“转危为机”，把握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维度。

　　关键词：数字资本主义;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批判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数据主导的时代，资本主义也随之进入了数字化阶段。一些西方学者由此定义了资本主义的最新形态。丹·席勒[1]将数字渗透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生活过程的阶段称为“数字资本主义”，并且指出在此阶段信息网络技术已经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参与到了资本周转的过程中来。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等[2]19也认为在金融资本主义之后就进入了数据资本主义。数字技术与资本主义制度的融合，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也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这是由于覆盖社会方方面面的信息化网络和精准高效的大数据算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社会需求的透明性，很容易得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盲目性已经有所减少、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发生条件不再存在的结论。但是，披上了“数字”外衣的资本主义真的可以让世界市场摆脱经济危机吗?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视角下，冷静审视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最新态势并且把握住科学技术的未来趋势。

　　一、数字资本主义对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挑战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和广泛应用，孕育出大数据时代特定的技术与社会建构。虽然数字资本主义能否作为资本主义的当前发展阶段尚未定论，但是日常生产生活的全面技术化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变迁发展的重要特征。网络信息技术确实为生产活动提供了便利：

　　一方面，数字资本家可以通过信息技术全方位了解消费者的行为，从而进行有计划的生产以满足市场预期;另一方面，数字资本主义借助互联网技术让世界各国、各地区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全球资本主义生产的组织性大幅提升。资本主义顺应时代的发展选择了更为先进的技术手段，在商品生产的有序性、计划性和组织性增强的同时，也营造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已经消解的假象。但是，大数据时代改变的仅仅是资本主义的技术条件，并未触动其以剥削剩余价值来实现资本增殖的基本逻辑，所以经济危机还会更换一套新的“外衣”重新登场。因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于当代社会仍有很强的解释力。

　　(一)表象：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已经失效了?如果不考虑社会制度条件，仅仅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运行角度分析，应用了社会最先进手段的数字资本主义，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比，更能够超越生产的盲目性。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个别生产者是无法预测市场的总体发展趋势的，因此产业资本的最大弊端就表现为生产的盲目性;而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信用制度可以让金融资本实现对于产业资本的优化配置，但是由于缺乏完善的市场信息机制，人们仍然无法解决生产的盲目性这一弊端。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基于数字来获取利润的资本存在形态，产业资本的生产盲目性和金融资本的投资盲目性都有所减少，这是由于数据“可以帮助市场参与者找到更好的匹配选项……参与者不再被围绕着价格的信息的潺潺细流限制，他们的目标是全面传达关于个人偏好的所有信息，并据此采取行动”[2]62。数字资本已经重组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降低投资和生产风险的同时，也在适应消费者多元化、多层次的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果说以往资本主义社会爆发危机的直接原因是市场信息不充分的话，那么数字资本主义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危机的。然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分析重点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和内在矛盾，并试图对其进行超越。对于经济危机的分析，不能够把资本主义制度当成天然的前提，并仅仅停留于经济现象的表面。也就是说，商品流通领域仅仅说明了危机发生的具体形式，而其发生的真正原因则要到生产领域中去寻找。

　　在简单商品经济阶段，经济危机产生于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之间的矛盾;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则演变为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理论上而言，大数据和网络确实能够让社会需求更加透明化;但生产领域的基本矛盾并未消除，数据归个人所有意味着生产资料满足私人需求的性质并未改变，生产过程的社会化也不意味着生产性质的社会化，所以数字资本最终也是为了实现资本增殖。

　　与之伴随而生的是，大数据算法带来了更加精准的剥削行为并制造出虚假的消费需求以诱导消费者，在民众的被异化感和被支配感显著增强的同时，社会也会出现相对贫困普遍化的态势。因而，无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哪种形态，只要经济的私有性质没有改变，加上社会总生产和社会总需求之间的差值依旧存在，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基本判断就依然成立。

　　(二)实质：数字资本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运行模式数字资本和其他资本形式的关系密切，在私有制条件下以实现资本增殖为最终目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最迫切需要的市场信息可以借助数字资本来获得：

　　一方面，产业资本必须依托互联网企业搭建的平台和制定的营销策略来确保获得利润，在大数据时代线下实体销售向线上电子商务转换的浪潮中，以往相对独立的生产厂商必须依附于电商平台及其制定的营销规则才能够生存下来，造成了各大网络平台的涌现、直播卖货热潮的掀起和消费节日的盛行;另一方面，金融资本也需要通过大数据来实现对投资风险和投资方向的评估，在分析商业行为模式、利润分布态势和借贷信用等级等因素的基础上，决定金融资本的最终去向以实现保值增殖。由此可见，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数字资本已经实现了深度融合，让利润的实现获得了更为先进的手段;与此同时，虚假消费需求的制造也给予了资本主义制度一定的“喘息”空间。

　　但是，必须注意到，数字寡头借助对信息的垄断权支配了资本使用者本身，对民众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介入，因而数字时代的资本垄断程度也是高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数字资本主义并不像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和科技精英所预言的那样，能够使全球资本主义市场趋于“供需平衡”，让资本主义摆脱制度性衰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是蕴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的矛盾，因而整体性危机的消解不能仅仅通过对流通领域的调整来实现。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资本家要想在市场中占据优势地位，则必然要生产出市场所需要的产品并顺利实现资本增殖。但是，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并不是所有产品都可以天然转化成商品的。

　　因为资本对于利润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所以“天然的供需平衡比例”根本就不存在。数字资本家即使能够通过数字技术的发展了解市场的真正需要，如果不能够获得剩余价值，也绝对不会生产。由此可见，资本最本质的属性就是为资本家谋利，而不是为社会服务。即使供需在某一时间点实现了短暂的平衡，一旦资本涌向最有利可图的部门，就必然会造成各部门生产比例的失调，从而引起供需再度失衡。所以，无论资本主义发展到何种态势、采取何等先进的手段，只要没有触及资本的运行逻辑，就无法真正消除经济危机。

　　(三)后果：数字技术与资本逻辑的相互强化因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无法通过量来衡量，所以只能凭借抽象的价值实现等价交换，从而分离出金银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并出现了货币。由此，货币成了社会财富的代表，而资本逻辑则在价值取代使用价值并成为生产流通的终极目标的过程中诞生了。这一逻辑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依旧适用：一方面，数字资本必须借助对剩余价值的盘剥才能够存续;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丰富了获取剩余价值的方式，资本的周转和积聚更具效率，资本逻辑不断被强化。

　　综观国际市场，当代的资本家借助数字信息发展的最新成果，形成了隐蔽而有效的剥削形式。在生产领域，数据资本成为重要的资本形式，大批“数字佃农”和“免费数字劳工”涌现，新的使用价值不断被挖掘出来，实现了后福特主义下管理和控制的扁平化[3];在流通领域，网上支付平台和快递运输业的发展让消费者拥有了更为便捷的购物方式，大数据算法则通过对用户消费偏好、习惯、层次等方面的分析，甚至采取非法录音、平台联动和反复推荐等手段，实现了广告投放和商品推荐的精准化，不断刺激民众的购买欲望。

　　并且，数字信息技术商品的复制是极为容易的，不需要额外的边际成本就能进行多次销售[4]，这为数字资本家获取更多利润提供了便利。所以，在科技不断更新换代的背后，是数字资本的强烈的增殖本能以及竞争逻辑下数字资本家的丛林法则。数字时代的普通民众仅仅是信息技术的使用者，数字资本家才是信息技术的真正所有者。

　　马克思对此很早就有过论述：“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5]迄今为止，数字信息化其实就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形态。正如大卫·哈维[6]所批判的那样，在“基于知识的”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科学技术已经不能“决定性”地解决经济问题，因为资本逻辑下科学技术的应用只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正面作用，其负面作用则是根本性的——不断减少的就业机会以及不断加深的剥削程度。因而，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危机并不会消失，工人的受剥削程度、蕴含的经济危机的倾向反而会超过以往任何时代。

　　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基本判断及发展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论述是较为分散的，因而很多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发，形成了比例失调论、消费不足论和利润率下降论三种不同的解释路径[7]。这些理论虽然能够反映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局部特点，但是缺乏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整体性把握，并未指明科学分析经济危机的认识路径。对经济危机的分析应从抽象到具体地展现出资本主义经济各个环节及领域蕴含的矛盾，若只是把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直接套用到当下，无异于“削足适履”。

　　《资本论》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需要在把握一般性原则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发展到特殊阶段的经济危机进行阐发。因而，只有首先把握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基本理论，才能深入分析由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危机具体样态的变化。

　　三、数字资本主义发展蕴含经济危机

　　倾向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至今，已经进行了多次生产关系的调整，因而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也会随之发生改变。马克思虽然给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般性论断，但是他阐发的主要焦点还是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资本主义数字化带来的剥削精准程度提高、垄断程度加剧和全球依附程度加深，都是促成经济危机从一般性向可能性转化的重要因素，但是马克思并未对其展开深入论述。因而，当下最迫切的理论需要就是在把握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一般论断的基础上，全方位分析数字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新特点，从总体上把握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倾向从而保持清醒的认知。

　　(一) 数字劳动的异化与全面剥削的出现一般而言，数字资本主义阶段的劳动可以按照是否被雇佣分为有酬数字劳动和无酬数字劳动。在网络信息化时代，由于数字信息技术手段的介入，劳动似乎脱离了人与自然的直接物质变换，在生活化和参与式过程中通过情感获得了内在价值，一般意义上的“物质劳动”逐渐转化为哈特和奈格里所谓的“非物质劳动”[13]。

　　但是，由此便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在数字资本主义阶段已经不适用，得出剥削是超越劳资关系的“部分或全部私人占有共同创造价值”[14]的结论也是片面的。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本来就涉及物质和非物质两个方面，也就是说，人们在进行物质交换的同时也需要进行有意识的构想。因而，数字时代的劳动同样也是意识作用于现实世界的产物，只不过创造的是一种“无形”的产品。这些信息技术归根结底也需要有现实的依托，因而被数字平台中介的劳动在本质上依旧是物质性的。

　　必须承认的一点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形式多样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掘。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将自己的一部分生命力转化为一个外在的产品，工人付出的越多，所创造出来的，作为其对象出现的产品就越强大”[15]。人们在数字时代花费大量时间进行数字劳动，数字资本家则会利用这些数字信息进一步控制用户。民众实际上在无意识的过程中被社交网络和应用程序支配，成为数字资本家的“免费奴隶”，这就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异化的新场景。

　　(二) 数字信息的垄断与生产比例的失衡

　　全民网络生活时代的开启意味着数据使用的社会化与信息资源的共享，同时促成了“基于数字技术，由数据驱动、平台支 撑 、 网 络 协 同 的 经 济 活 动 单 元 构 成的”[17]平台经济的诞生。但是，数字技术总是被少数具有规模的互联网公司垄断，从而对竞争秩序、社会福利和技术创新都产生了不利影响。

　　数字时代的垄断主要通过两种渠道进行：一是研发核心技术;二是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兼并其他企业，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随着劳动力价值的不断提升，数字资本家需要进行社会化、集中化和专业化生产。互联网企业通过高新科技和大数据算法侵入电子终端，不断获得在市场中的垄断地位。而劳动者通过发挥自身能力进行自主研发，通过技术突破获得了在企业中的地位的上升，仿佛已然跃升为生产资料的直接掌控者。

　　但事实上，完整的数字劳动技术需要多个数字劳动者协同进行。数字寡头掌握核心信息技术意味着员工需要依附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或者自己上升为数字资本家。虽然新的数字资本家通过技术创新开拓了数字资本的新领域，但是互联网巨头会利用雄厚的资金基础和技术实力对中小型企业进行收购和兼并，以获取其在互联网领域的垄断地位。数字技术为数字寡头所垄断，意味着他们必然会想尽办法实现数字资本的增殖。数字技术确实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准确捕捉个人需求，大数据让生产者在深入了解消费者喜好的同时，也让许多消费者沉浸在“你的手机比你更懂你”的假象中。

　　但是，互联网垄断企业在引领新的消费热点的同时，也会利用其在行业内的优势地位扰乱市场秩序，对小企业成长设置种种壁垒;在对数据进行反复兜售以实现利润率最大化的目的驱动下，消费者个人隐私则受到了巨大侵犯。虽然从短时间来看，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确实能够在一定空间、时间范围内缓解生产比例失衡的问题，但是一方面，比例失衡是相对生产过剩趋势在资本流通过程中取得的表现形式，它可能是诱发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但绝不是经济危机的实质或根源[18];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资本最终以追求剩余价值为根本目的，因而为其服务的数据必然呈现出“虚假性”。数字垄断资本家并不会满足于搜集真实的自然数据，而是会制造出为资本增殖服务的虚假数据。

　　四、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中国启示回首

　　21世纪的前20年，资本主义世界不断爆发的经济危机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仍具有极强的解释力。虽然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在西方学者的视域中属于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往往由于阶级局限性，他们的学说仅仅具有解释世界的功能而缺乏革命能量，并未触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呈现出不可避免的改良主义倾向。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仅仅囿于形而上学层面，而丹·席勒和大卫·哈维虽然抓住了马克思未曾展开的对资本数字化、虚拟化、网络化的研究，但是缺乏对历史辩证法的关注，使得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研判失去了应有的批判性、革命性。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如何与资本主义最新形态对接，不仅是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重要的实践问题。

　　网络空间作为新兴经济产业的前沿性领域，还处于动态发展阶段，因而配套的法律法规和基础设施还较为缺乏，存在虚假信息、隐私泄露和不正当竞争等一系列乱象。在充分发挥数字技术促进市场信息公开化和透明化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必须尽快构建数字市场的监管体系，提高中国的数字治理能力。其一，通过立法保障市场主体的信息安全，明确数字企业的违法责任;其二，鼓励中小型企业发展数字技术，最大限度激发市场经济的活力;其三，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企业和个人的科技创新提供制度保障。数字市场的平稳高效运行，能够为其他领域提供持续不断的发展动力，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总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展数字技术并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长远来看，则是为了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变革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从而真正消解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 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杨立平,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5.

　　[2] 迈尔-舍恩伯格,拉姆什. 数据资本时代[M]. 李晓霞,周涛,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3] 谢富胜. 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2):64-70.

　　[4] 窦一凡,吴东军,陈剑.考虑前瞻性买者的软件定价策略研究[J]. 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8):1138-1141.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94.

　　[6] 哈维. 资本社会的 17 个矛盾[M]. 许瑞宋,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19.

　　[7] 周钊宇,宋宪萍.论《资本论》中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完整性与系统性“: 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批判[J].经济纵横,2020(11):45-53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作者：朱晓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