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混合改革企业社会责任与审计费用

　　2021年，“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充分发挥非国有股东的积极作用成为政府重点工作之一。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中非国有资本参股比例逐步增加，“经济人”特征显著的非国有股东成为国有企业新的参与者，企业财务目标涉及民营、外资等多方利益相关者。在资本逐利天性驱使下，非国有股东会加大对高管机会主义行为识别力度，对国有企业完善公司治理机制，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同时也增加了国有企业对第三方审计提升财务信息质量的审计需求。

　　国企混改后，外部审计需求的增加意味着财务报表使用者对财务信息质量的依赖程度加大，审计的信息价值和保险价值也随之增加，审计师会通过提高审计费用以弥补相应成本和风险溢价。对国有企业而言，履行社会责任是分担部分政府职能的有效途径，国有控股股东不仅要实现企业价值增值目标，还要积极承担保障利益相关者权益的社会责任。

　　1.国企混改与审计费用。

　　首先，与非混合所有制企业相比，混合所有制企业股权多元化且结构更加均衡，因而该类企业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也面临着更为严格的股东监管环境。非混合所有制企业股权结构较为集中，易于大股东实际掌控经营权，使得高管会倾向于实现大股东个人利益的战略决策，却较少受制于企业外部投资者和监督者对信息透明化、战略革新的要求，进而可能造成企业偏离成长轨道，损害投资者利益。混合所有制改革后，国有企业中多元化的异质投资者往往具有不同于国有股东的市场理念和市场观念，能够对国有企业大股东形成股权制衡。为促使企业战略不断适应市场化竞争，避免自身利益受到大股东个人意志和高管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非国有股东会加强对高管机会主义行为的监督力度，增加外部高质量审计需求。

　　因此，国企混改后，随着非国有股东逐利动机的加强，其外部高质量审计需求会逐渐提高，进而增加审计师审计成本和风险溢价，审计费用增加。其次，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深化，更多异质股权力量加入国有企业，企业开始依赖市场力量，逐渐适应市场经济下多种形式的需求，以股权置换等交叉持股方式来达成战略合作的情况会逐渐增多。

　　在同群效应下，企业间的利益关系将越加紧密，企业会计信息也更易受到市场中持有关联企业股权的投资者比较，财务报表被广泛阅读和使用，潜在的财务舞弊行为被识别的可能性增大，高管的监督环境得到加强。

　　一方面，随着国企混改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股权结构趋于复杂，企业利益相关者增多，增加了审计业务复杂程度，审计师需要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以将审计风险降至可接受水平，审计费用随之增加;另一方面，非国有股东由多元产权主体构成，其中不乏具有丰富信息渠道与分析能力的机构投资者，对高管舞弊行为具有较强的识别能力，增加了审计师潜在审计失败被发现的可能性。依据审计保险理论和“深口袋理论”，审计具有保险价值，尤其是对声誉好、质量高的事务所来说，为降低巨额索赔风险，审计师会提高风险溢价，审计费用更高。

　　2.国企混改、企业社会责任和审计费用。

　　首先，企业披露具有“特质”和“私有”特征的社会责任信息能够为非国有股东财务决策提供增量信息，形成“沟通效应”，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一方面，信息不对称的降低使得非国有股东对高管形成有效监督，并抑制其机会主义行为，缓解企业代理问题和降低重大错报风险，进而有助于审计师减少不必要的审计程序，节约审计成本，审计费用降低;另一方面，信息不对称的降低也使得投资者因财务信息不实导致决策失败的风险减小，其转嫁给审计师的保险价值也相应降低，进而减少审计师风险溢价需求，审计费用降低。

　　其次，企业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能够作为“印象管理”策略，改善公司与投资者关系，缓解国有股东与非国有股东的利益冲突，进而促使公司内部控制系统更加完善，使审计师更容易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降低审计费用。再其次，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有利于企业缓解融资约束困境，进一步拓宽资金来源渠道，降低企业经营风险水平，从而降低审计师潜在诉讼风险，风险溢价降低，审计费用减少。

　　此外，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还可能成为高管转移股东视线，掩盖自身机会主义行为的策略性工具。

　　首先，过高程度履行社会责任需要长期承担过多社会成本，不利于非国有股东收回初始资本，进而会在某种程度上损害其他中小股东利益，激化代理冲突。而非国有股东无法在短期内实现企业长期战略变更，进而会加强对高管的监督，更加关注高管是否存在基于机会主义的坏消息隐匿行为。

　　其次，在国企高管的薪酬激励被行政级别工资制弱化的情况下，高管掩盖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强烈。由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可能越有利于高管掩盖自身的自利行为，且高管作为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主要参与人，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与个人追求私利的目标相结合的可能性较高，因而为了逃避非国有股东的监督，国企高管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掩饰”下操纵财务报表的可能性也更大，审计师将会针对性地实施更多审计程序以识别高管可能采取的更加隐蔽的舞弊手段，并提高风险估价，促进了国企混改对审计费用的正向影响。

　　1.变量选取。①被解释变量：审计费用(LNFEE)，取上市公司当年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②解释变量：国有企业混改程度(GOV)。本文采用 前 十 大 股 东 中 第 一 大 非 国 有 股 东 的 持 股 比 例(GOV_1)以及前十大股东中非国有股东的持股比例之和(GOV_N)衡量。③调节变量：企业社会责任(CSR)以润灵环球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综合得分衡量。评分越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④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以年末总资产自然对数衡量;资产负债率(LEV);资产收益率(ROA);审计师选择(BIG4)，来自国际“四大”时为1，否则为0;第一大股东持股(TOP1);业务复杂程度以存货占总资产比(INV)和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REC)衡量;当年是否亏损(PRELOSS);独立董事比例(DD);审计意见类型(OPIN)，“标准无保留意见”时取1，否则为0。此外还控制了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

　　2.模型设计。

　　3.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本文以2012-2019年A股(非金融类)国有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根据研究惯例进行删减处理，并对连续变量在前后1%分位缩尾后，最终得到3048个公司年度观测值。本文数据除企业社会责任得分来自润灵环球数据库，其余来自CSMAR数据库，通过Stata16.0软件处理完成。

　　1.描述性统计结果：审计费用(LNFEE)的均值为14.118; 前 十 大 股 东 中 所 有 非 国 有 股 东 持 股 比 例(GOV_N)的均值仅为13.1%，第一大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GOV_1)的均值为7.8%，表明我国国有企业“一股独大”问题仍较普遍，混合所有制改革还有推进空间;企业社会责任(CSR)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21.274和77.626，标准差为12.270，极差和标准差都较大，说明样本中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评分呈现不均衡状态。同时，表中42.293的企业社会责任(CSR)平均水平也显示出我国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程度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多 元 回 归 分 析 结 果 ： 国 企 混 改 ( GOV_N和GOV_1)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国企混改形成了非国有股东治理效应，增加了审计师促进财务信息价值提升的压力和潜在诉讼赔偿风险，审计费用显著提 高 。 假 设 H1得 到 验 证 ; 交 互 项 ( CSR×GOV_N和CSR×GOV_1)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国企混改对审计费用的正向影响越明显，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假设H2b得到验证。

　　3.稳健性检验：为了确保前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第一，为保证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对所有模型就标准误进行了企业层面的Cluster群聚调整，结果表明本文结论依然成立;第二，本文采用“PSM倾向得分匹配法”，根据国企混改程度是否大于样本中位数，采用一对一最近邻匹配法为混改程度高组(处理组)筛选出满足事前平行条件假设的混改程度低组(控制组)。用PSM方法估计的国企混改对审计费用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估计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都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与主回归部分结果一致。

　　结论：

　　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国企混改后非国有股东监督治理效应显著，提高了企业的高质量审计需求，审计信息价值和保险价值提高，审计费用显著增加;(2)企业社会责任对两者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非国有股东治理效应越显著。结论表明，审计费用作用于国企混改主要路径是非国有股东发挥监督治理效应和提高外部高质量审计需求，促进了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水平和财务信息质量的提高。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提高国有企业高质量审计需求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增进审计的信息价值和保险价值，审计费用从而增加。

　　作者：重庆 陈正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