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图书馆东馆设计看全球图书馆建筑发展趋势

　　摘 要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掀起“图书馆复兴”的热潮，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新建及修建的图书馆，其中不乏标志性景观建筑。与此同时，全球图书馆事业经历了从以书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型时期。二十多年的“图书馆复兴”见证了图书馆建设逐渐趋向理性、回归本源的过程，“以人为本”设计正成为主导图书馆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图书馆复兴”时代脱颖而出的上海图书馆东馆，无论外形设计还是内容呈现，都堪称是里程碑式的世界级作品。本文把上海图书馆东馆放在过去二十多年全球图书馆建设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聚焦回归、转型和合作三个主题，从重观赏到重使用、从书为主体到人为主体和从建筑师的作品到建筑师与用户共创的作品三个方面，对上海图书馆东馆建筑特色及其对图书馆设计领域的影响做一个深入的比较和分析。

　　关键词 图书馆建筑 图书馆复兴 上海图书馆东馆 上海图书馆 丹麦SHL建筑事务所

　　2022年1月1日，《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公共图书馆再次迎来黄金时代”的社评，在提到中国海口云洞图书馆、挪威奥斯陆新中央图书馆等一批全球性“文化杰作”后指出“这些投资图书馆的社区，已经为应对未来的一切变化做好了准备”[1]。社评在图书馆界反响热烈，美国图书馆协会的“我爱图书馆”网站1月3日发表呼应文章称：“在一个与流行病、政治、经济等不确定性世界中，图书馆总是能引领我们通往光明的道路。”[2]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复兴”是图书馆建设领域的一个热词，有人认为这一轮的“图书馆复兴”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密特朗图书馆和不列颠图书馆(大英图书馆)新馆开放[3]。在国内，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淮海中路馆)也差不多同期开馆，引领了那一时期国内图书馆建设的热潮。

　　此后全球一批又一批新建或新修的图书馆相继问世，有学者撰文指出：“虽然历史学家认为17世纪是图书馆的黄金时期，但近年来的建设项目足以表明图书馆复兴正当时。”[4]2022年，上海图书馆东馆将对外开放。这座被誉为“森林中的一块璞玉”的新馆，不仅仅为魔都增添了一抹浪漫的气息，更是全球“图书馆复兴”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工程。本文将把上海图书馆东馆放在过去二十多年全球图书馆建设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聚焦回归、转型和合作三个主题，从重观赏到重使用、从书为主体到人为主体和从建筑师的作品到建筑师与用户共创的作品三个方面，对上海图书馆东馆建筑特色及其对图书馆设计领域的影响做一个深入的比较和分析。

　　1 回归：

　　从重观赏到重使用图书馆是知识的宫殿。千百年来人们之所以将图书馆看作是神圣的地方，是因为图书既是知识的结晶，又是贵重的艺术品，如同德国作曲家和剧作家瓦格纳(Richard Wagner)所描绘的“Gesamtkunstwerk”(整体艺术)一样[5]，图书馆作为一种观赏性建筑形象深深地刻印在人们的心底里。以书为主体的“第一代图书馆”，既要体现豪华，又要突出庄重，除了外观需要呈宫殿形象外，内部装饰也很有讲究，如法国国家图书馆老馆的黎塞留馆和爱尔兰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图书馆等。到了近现代，随着图书馆利用需求和出版量的迅速增长，在图书馆建设上开始注重功能和规范，在保持外观庄重的同时强调专业配置，如1931年开放的耶鲁大学斯特林纪念图书馆(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不仅形象典雅，而且采用以标准化钢铁书库为中心、大小阅览室环绕的结构，1919年的清华大学图书馆和1935年的上海市图书馆也都遵循这种标准配置。

　　后来在美国人安古斯·麦克唐纳(Angus Snead Macdonald)的倡导下，三统一(统一柱网、统一层高和统一荷载)的“模数式建筑”也广泛流行起来[6]。这场“图书馆复兴”热潮不仅催生了一大批文化标志性建筑，而且成就了不少知名建筑设计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公共建筑是建筑设计师最好的竞技场，在全球大中型图书馆建筑中都有全球知名建筑设计师的身影，他们通过精彩夺目的设计为“图书馆复兴”增添了浓厚的艺术氛围。如何把握好建筑美学和实用价值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在20世纪，图书馆建设总体上比较注重实用，并产生了一系列注重实用的规范和标准。

　　福克纳-布朗(HarryFaulkner-Brown)的“十诫”(弹性、紧凑、易接近、可扩展、组织性、舒适性、可变性、稳定性、安全性、经济性)也好，安德鲁·麦克唐纳(Andrew McDonald)的“十个质量指标”(功能性、可适应、可接近、可变性、互动性、激励性、环境友好、安全性、有效性、适应信息技术)也好[7]，以及吉玛·约翰(Gemma John)在其《设计21世纪图书馆——给予英国的启示》中提出的只有在深入把握本地读者需求的基础上才能做好设计的指导意见[8]，都把“以人为本”的设计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但是在最近的二十多年里，全球出现了一批更具观赏性的图书馆建筑，其中一些也引起不少负面评论。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超挑高空间，一些图书馆挑高至10米、甚至20米以上，提高了观赏性，但牺牲了空间的实际功用，虽然也有一些利用退台方式予以弥补，并创造了良好的效果，如四川省图书馆新馆，但大挑高或超挑高空间带来更多使用和维护上的问题。大空间环境对学习有利有弊，但期待图书馆有专心学习空间的读者需求也不容忽视。

　　曾经有人提出设立“深度工作空间”(deep-work chambers)以应对大空间使人精力分散、效率下降甚至有碍身心健康等问题。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图书馆大空间布局的问题，以及怎样的空间环境对阅读和交流更有效的问题[9]。二是技术的过度应用。如果技术是为实用服务的那无可厚非，但有些图书馆把新技术作为炫耀的资本。实际上一些大规模智能存储设施、超高配置视频展示厅等都会带来维护上的问题。虽然适当配置自动化设施是必要的，但作为公共设施，图书馆还是要考虑实际使用和长期维护的成本。上海图书馆东馆在建设之初对此就有充分考虑，并事先避免了这类问题。在竞标过程中，有些方案虽然设计上很有创意，且都是国际知名大牌，但由于超挑高空间、高成本异形结构等因素，未获得评审专家的认可。

　　有专家指出，建筑美学的意义很大程度体现在建筑的实用价值上，没有实用性的建筑很难真正带给人美的感受[10]。上海图书馆东馆无论从建筑外观还是从室内设计来看，都堪称“整体艺术”的典范。秀美而不张扬，精细而不失大气，整个建筑没有给人任何奢靡的感觉。而且东馆没有采用超挑高空间设计，从读者阅读的舒适度出发，除了一层和三层的层高为5.2米，其他层面都是4.2米。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东馆向人们展示了本源的回归：图书馆是为人用的，而不是给人看的。

　　2 转型：

　　从书为主体到人为主体世纪之交，图书馆正面临转型，从以书为主体的图书馆向以人为主体的图书馆发展。在图书馆建筑领域，开始流行从馆藏到连接(from collection to connection)的建设理念[11]。这一时期人们关注的焦点主要是人和图书在图书馆的位置。西雅图中央图书馆的设计过程很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理念的演变。荷兰建筑师库哈斯(Rem Koolhaas)针对当地名人提出的“(图书馆是)激发情感，创新思想，而不该一味追求功能的空间”的质问时[12]，坚持形式服务于内容的设计理念，强调要“让建筑物的所需功能来决定它应该是什么模样”[13]。此外，除了建筑形态，如何看待图书在图书馆中的位置也是当时争论的焦点。

　　在图书馆提出的设计需求书中，已经表明图书空间与其他活动空间如教室、网络和研讨空间等的比例为32比68[14]，库哈斯根据这一需求做了一个大胆尝试，设计了一个紧凑型的螺旋式缓升坡道书库，专门存放非小说类成人图书，以便留给新服务更多的空间。按照开架式图书馆每平方米存放少于50册书的惯例[15]，这个跨越四层的“螺旋书库”(Books Spiral)共有6233个书架，可存放最多145万册图书(开馆之初约为78万册)[16]。设计“螺旋书库”的意义，不仅在于释放出更多有利于功能拓展的活动空间，而且也体现了博尔赫斯“无限延展、内外不分、通透开放”的思想，是西雅图中央图书馆设计的一个亮点。

　　在那个时期，两个“三分之一”(即图书空间在整体空间中所占的比例和借阅服务在整体服务中所占的比例)的概念已逐渐形成。它反映了第二代图书馆的基本特征，即实行开架借阅的同时，将讲座、展览及文化活动等作为常规业务纳入图书馆服务体系之中。由此可见，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的重心正逐渐从阅读向包括阅读在内的更广泛的素养教育转移，以便让更多的人能通过掌握这些素养和技能，增加工作机会，提高创业能力，提升生活质量[17]。

　　确定人在图书馆的位置是“图书馆复兴”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从公共图书馆来看，在这段时期里产生了一批有创意的图书馆，其中英国伦敦陶尔·哈姆莱茨区的“概念店”和美国亚当斯县的“Anythink”(思考空间)图书馆最典型，它们都打破了常规图书馆的服务形态，以植根社区、交流思想为特征，并各自用独特的称呼“概念店”和“Anythink”替代“图书馆”，展现全新的服务品牌。“概念店”连锁图书馆2002年正式起步，现有7个馆，2005年白教堂新馆(Idea Store Whitechapel)落成后，开始风靡全球图书馆界;Anythink也有7个馆，虽然规模都很小，但它被称为“图书馆的一场革命”[18]，告诉人们公共图书馆就像社区居民需要商店、银行、邮局和健身房一样，是社区的必备设施，是社区必要的服务[19]。

　　赫尔辛基中央图书馆新馆在这方面更是树立了一面旗帜。新馆的开放对外彰显了新一代图书馆的模样。该馆官网开宗明义：颂歌(该馆昵称)是为用户提供知识、技能和故事，是学习、分享、工作和休闲的空间，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充满生机且互动交流的新时代图书馆[20]。在大学和研究型图书馆，“图书馆复兴”更多体现在内容创新上。

　　曾任耶鲁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苏珊·吉本斯(Susan Gibbons)在2010年展望下一个十年的时候，提出未来十年图书馆复兴的重心在于内部管理、服务方式，在于精准服务和协作共享[21]，说到底，一切重在转型。这一时期比较典型的空间变革是“共享空间”“数字学术空间”等的兴起，因篇幅关系，这里不展开讨论。新馆设计只有充分把握好转型的趋势，才能真正适应未来发展的需求。上海图书馆东馆不仅在理念上，而且在设计中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东馆在设计需求书中明确了三个“i”的设计理念，即智慧(intelligence)、包容(inclusiveness)和互联(interconnection)，突出新馆将成为以人为中心的复合型知识共同体。东馆所处的浦东是上海全球科创中心核心承载区，需要科技和文化资源的支撑。

　　作为兼有公共图书馆和研究图书馆功能的上海图书馆在新馆设计上凸显创新与创造的理念。上海图书馆陈超馆长提出，新馆要突出文化、科学和艺术三种素养的提升，把培育人的创造力放在重要位置上[22]。东馆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设置了不同类型的交流和研讨空间，并着力创新科学家、人文学者、艺术家和作家与公众之间对话的形式，同时为配合上海作为国际文化大都市的目标定位，建设了一些有利于国际文化交流的空间。为了更好地拓展活动空间，东馆从一开始就强调尽可能把更多空间留给公众，由于上海图书馆淮海中路馆已经有四万多平方米的书库，再加上郊区几个专用库房，作为周转书库功能的新馆闭架空间只占两千多平方米。

　　3 合作：

　　从建筑师的作品到建筑师与用户共创的作品建筑是一门艺术，每一个建筑或多或少都会体现设计者个人的思想和风格。但建筑是为用的，一个好的建筑必须满足使用者对美学及功能的独特需求，公共建筑更是如此。遗憾的是，由于个别建筑设计师过于看重个人的创意，近年来图书馆界也出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建筑”，而且这股风有跟涨的趋势。上海图书馆东馆的幸运之处是建筑师与用户之间的合作与默契。负责东馆设计的丹麦建筑设计事务所SHL(Schmidt Hammer Lassen Architects)有丰富的图书馆设计经验，无论是有“黑钻石”之称的丹麦皇家图书馆新馆还是丹麦奥胡斯图书馆(Aarhus Public Libraries)，在图书馆建设领域都有较好的口碑和荣誉，而且在国内也有设计宁波图书馆的经验。

　　其中奥胡斯图书馆之所以获得国际图联2016年度公共图书馆大奖，主要是由于其贴近城市和市民需求的设计理念，着力人与人之间的知识交流以及图书馆与城市之间的关联。同时，该馆建筑设计师善于倾听用户的意见。当时在具体设计的时候，建筑设计师与用户之间进行了有效的沟通，并根据用户的要求改变了多功能厅及入口接待处的设计[23]。上海图书馆在东馆筹建时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并邀请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唐玉恩总建筑师牵头，与上海图书馆同事合作编印了一本有关国际图书馆建筑趋势的参考资料。

　　东馆设计需求书明确“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并在建筑呈现方式上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如与周边环境的协调、图书与公共活动之间的关联等。在确定了SHL担任主设计以后，上海图书馆又多次与负责该项工程设计的克里斯·哈迪(Chris Hardie)进行了深入的沟通。馆方建议将原设计中的两个中庭改建成一个中庭，这样做一方面有利于突出主活动区的标志性景观，让读者通过直达扶梯到三层感受阅读广场的震撼;一方面也能减少屋顶漏水和玻璃损毁的问题，这已成为大部分中庭的通病。克里斯不仅接受了馆方的建议，而且对中庭做了创意设计，用三个堆叠错落的中庭整合在一个中心广场中，读者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感受外部光线的移动和各个楼层的变化，而且每一个观察点都会让人产生不同的感觉。这一精彩设计体现了图书馆是激励人与人相遇、相知的空间的设计初衷。图书馆致力于创造一种让不同的人在图书馆分享和互动的氛围——在温馨的共享空间中，当你观察别人的同时，也被别人所关注。

　　4 结论：兼论新时代图书馆的特征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掀起“图书馆复兴”的热潮，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新建及修建的图书馆，其中不乏标志性景观建筑。与此同时，全球图书馆事业经历了从以书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型时期。二十多年的“图书馆复兴”见证了图书馆建设逐渐趋向理性、回归本源的过程，从追求观赏性到注重观赏与使用的平衡、从“书的图书馆”到“人的图书馆”，“以人为本”设计正成为主导图书馆建设的指导思想。如同森林中光彩夺目的一块璞玉，在“图书馆复兴”时代脱颖而出的上海图书馆东馆，无论外形设计还是内容呈现，都堪称是里程碑式的世界级作品。

　　第一，东馆追求观赏和使用的统一，不仅为这座国际文化大都市增添了靓丽的色彩，而且也为公众树立了现代图书馆应有的形象。东馆以“无限延展、内外不分、通透开放”的博尔赫斯式设计理念，在外部设计上注重与周边环境的协调，通过借世纪公园之景，将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倡导的花园与书房一体的思想融入设计之中;在内部设计上注重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流畅性，并将阅读广场打造成连接各楼层的枢纽空间。

　　第二，东馆追求阅读与文化活动的平衡。根据两个“三分之一”的服务趋势，东馆将阅读空间与文化活动空间有机融合在一起，而不像西雅图中央图书馆和赫尔辛基中央图书馆那样，将图书压缩在一个空间之中。读者走进图书馆，既可以享受安静的阅读环境，又可以在动态、通畅、有序的知识空间找到自己的位置。第三，东馆追求现代技术与专业服务的融合。东馆注重的不是设施设备的奢华，而是技术与工具的活用。为满足读者对实体书的需要，新馆引进了POD(按需打印)设备，与出版机构合作，通过签署版权等协议将读者所需要的电子读物打印成可触摸的图书。

　　同时，东馆又扮演了图书馆新技术演示厅的角色，成为图书馆技术创新的展示场所。东馆不是一个独立的建筑，她与上海所有图书馆、书店等阅读场所相连的同时，与国内外图书馆形成一个全球知识共同体，东馆是全球第三代图书馆的典范——致力于将知识服务根植于社群之中，推进社群知识的分享、社群情感的交流和社群活力的激发[24]。没有一个建筑是完美无缺的，就像有人批评西雅图中央图书馆的设计“动线混乱”“功能欠缺”[25]，批评赫尔辛基中央图书馆噪音太大以及入口大门太小等问题[26]一样，上海图书馆东馆开放以后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作为一个成长着的有机体，她将与时俱进，成为深受广大公众欢迎的复合型知识共同体。

　　参考文献

　　[1] The Washington Post Editorial Board. The golden age of public libraries dawns again[EB/OL].(2022-01-01)[2022-02-20].

　　[2] [I Love Libraries] admin. THE NEW GOLDEN ERA FOR LIBRARIES[EB/OL].(2022-01-03)[2022-02-20].

　　[3] Susan Gibbons. Time Horizon 2020: Library Renaissance[EB/OL].(2010-03-25)[2022-02-20].

　　[4] Julia Eskins, Karen Burshtein. Step Inside the World’s 9 Most Futuristic Libraries[EB/OL].(2018-12-05) [2022-02-20].

　　作者：吴建中(澳门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