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年06月16日 分类:经济论文 次数:
摘要:文章以 2010—2019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产业政策对企业税务筹划的影响,重点以企业避税为分析对象,以我国“五年规划”作为产业政策的识别变量,研究发现企业受到产业政策的支持,会表现出更少的避税行为。同时,基于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外部行业竞争环境考察企业外部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低,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更高时,产业政策对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更显著;相比于行业竞争程度低,在行业竞争程度高时,产业政策对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更显著。
关键词:产业政策 企业避税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行业竞争程度
一、引言
产业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政府参与市场经济的重要方式,其实施的意义和所产生的影响是重大的。学术界和实务界关于产业政策有效性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息,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展开激烈的讨论。一方面,产业政策的支持者认为,实施有效的产业政策是日本和韩国等经济体成功的要因之一;另一方面,产业政策的反对者则认为,日本和韩国等经济体的产业政策不但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微不足道,甚至还起到了负面的作用。在这情形下,如何客观、准确地评估产业政策实施效果就显得尤为重要[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虽然逐步放松管制,强调利用市场机制,但是其产业政策在我国市场经济中依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其中以“五年规划”为代表的“选择性产业政策”或者“重点产业政策”已是国家重要的发展战略。本文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产业政策政策对企业避税的影响,以我国“五年规划”作为产业政策的识别变量,研究发现企业受到产业政策的支持,会表现出更少的避税行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企业的税负支出是一项影响较大的支出。企业管理层具有通过合法税收筹划或者非法的逃税行为规避税收负担的动机[2]。尽管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企业避税的问题进行研究,但有一个观点成为了共识,即企业避税在直接目的是为了将资源更多的留在企业,当企业面临资源匮乏时,比如融资约束,避税成为了一种潜在的可选择的应对方式[3]。王亮亮[4]研究了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企业面临更大的融资约束时会提高避税程度,张铭洪等[5]的研究结论也表明融资约束是影响企业避税的重要因素。以“五年规划”为代表的产业政策,其会对受政策支持的企业提供更多的信贷资源和政策优惠等。
马文超和何珍[6]的研究表明受到产业政策在银行贷款时能获得更多的便利;同时产业政策会带来更多的税收优惠等,因此本文认为,由于产业政策带来的政策优惠、税收支持等方面的利好,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环境更好,更有利于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此时企业的避税动机较弱,即产业政策会降低企业的避税程度。因此,本文提出假设:假设1:产业政策会抑制企业避税程度,即产业政策与企业避税程度显著负相关已有研究表明企业外部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影响企业获取资源的难易程度,因为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时,企业对未来经营现金流估计越不准确,银行在评估企业时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因此会提高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融资约束程度更反映了企业对于资源的渴望程度[7],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资源束缚越大时,企业的避税动机就更强。如果说产业政策带来的资源效应能够对企业避税产生作用,那么本文认为在企业资源渴望程度越高的时候,其效应发挥得应该更明显。
因此,相比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低,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的时候,产业政策所产生的避税抑制效应会更显著。因此,本文提出假设:假设2:相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低,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高的时候产业政策对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有研究表明行业竞争程度影响了企业资源的稀缺程度,银行在给企业信贷资源时会考虑企业的竞争环境,根据竞争程度来调整贷款利率的大小[8],同时Povel &Raith[9]的研究认为激烈市场竞争对给公司经营带来众多的不确定性风险。基于银行的风险规避习惯,在行业竞争程度更加高的时候,企业有动机寻求避税这一潜在的替代手段来保留资源,即其更有动机去避税。如果产业政策能够对企业避税产生抑制作用,那么本文认为在行业竞争更激烈的时候,这种抑制作用会更显著。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3:相比行业竞争程度低,在行业竞争程度高的时候产业政策对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更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期间为2010—2019年。并且对样本进行如下处理:首先剔除ST公司;其次,剔除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和金融类上市公司;同时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缩尾处理。本文的财务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
(1)企业避税(BTD)。等于(税前会计利润-应纳税所得额)/期末总资产,其中应纳税所得额=(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名义所得税率[10]。
(2)产业政策(IP)。进行如下定义:基于国家“十一五规划”(2006—2010)、“十二五规划”(2011—2015)和“十三五规划”(2016—2020)中央文件,根据各规划的描述会对部分产业进行鼓励和重点支持,按照上市公司所属的行业分类(三级行业代码),如果在对应时期属于产业政策扶持的行业,则定义该公司的IP=1,否则为0。
(三)模型构建为了检验本文的假设1构造如下模型,具体模型如下所示:BTDi,t=β0+β1IPi,t+β2SIZEi,t+β3LEVi,t+β4NROAi,t+β5GROWTHi,t+β6DUALi,t+β7BSIZEi,t+β8OUTRi,t+β9TOPi,t+β10AGEi,t+β11MAGi,t+∑Year+∑Ind+εi,t在模型中,本文将重点关注产业政策IP的系数β1,如果系数β1显著为负,说明支持假设1。本文在后续检验中,将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行业竞争程度进行分组回归,来检验假设2和假设3。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从表2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知道,企业避税(BTD)的最大值为0.2929,最小值为-0.4526,标准差为0.0497,说明不同企业之间的避税差异程度较大。产业政策(IP)的均值为0.5916,说明在本文所研究的样本中,有大约59.16%的样本受到产业政策支持,也给本文的问题提供了较好的研究场景,其他相关指标均在合理范围内。
(二)相关性分析表3是各变量相关性的分析结果,其中产业政策(IP)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001,并且在2%水平下显著,说明产业政策(IP)与企业避税(BTD)显著负相关,初步验证了本文的假设1。
(三)回归分析
(1)基本回归结果。(1)显示,产业政策(IP)的回归系数为-0.00158,且在5%水平下显著,说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因素后,产业政策能够抑制企业的避税。该研究表明,产业政策作为我国政府重要的宏观调控政策,其不仅会对企业投融资活动产生影响,还会影响企业内部的税收决策。基于产业政策所带来的信贷优惠政策、税收优惠等,使得企业面临的财务压力更小,企业的避税动机就更弱,最终表现为避税程度的下降。
(2)外部环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本文认为企业外部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影响企业获取资源的难易度,进而会影响企业的避税动机,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更高的时候,企业的避税动机更强,因此,如果产业政策能够对企业避税产生抑制作用,那么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更高的时候,其效果应该更显著。因此,本文基于Baker et al.[11]的研究,采用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来衡量不确定性程度,基于行业中位数进行分组回归。(2)展示了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分组回归结果,在该回归结果中,本文重点关注产业政策在两组样本下的回归系数差异,结果显示,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产业政策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而在另一组则不显著,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够在产业政策与企业避税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即相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低,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高的时候产业政策对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更显著。
(3)外部环境——行业竞争程度。本文认为行业竞争程度会影响企业对资源的依赖程度,当行业竞争越激烈的时候,企业之间资源的竞争就更加激烈,细微的资源差异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因此在行业竞争程度更高时,企业的避税动机更强。如果产业政策能够基于资源效应降低企业的避税,那么本文认为在行业竞争程度更高时这种效果更明显。为了检验这一推断,本文基于行业竞争程度的年度中位数进行分组回归。除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外,企业外部行业竞争也是企业在生存和发展中的重要环境因素。
(3)基于行业竞争程度进行分组回归,来检验行业竞争程度能够发挥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在行业竞争程度程度高组,产业政策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但在行业竞争程度程度低组,该回归系数则不显著,说明说明相比行业竞争程度低,在行业竞争程度高的时候产业政策对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更显著。验证了本文的假设3。
(四)稳健性检验陈冬等[12]采用使用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Effective Tax Rate)的差额来对企业避税进行衡量。本文借鉴此方法,在稳健性检验补充重新估计避税指标,并且为了控制不随时间变化,不可观测的个体因素的影响,本文还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具体回归结果及相关结论与前文一致,说明本文的研究结果稳健(限于文章篇幅,表略)。
五、研究结论
本文以“五年规划”的产业政策实施为例,探究产业政策政策对企业避税的影响。本文以我国“五年规划”作为产业政策的识别变量,研究发现企业受到产业政策的支持,会表现出更少的避税行为。同时,本文基于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外部行业竞争环境考察企业外部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低,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更高的时候,产业政策对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更显著;相比与行业竞争程度低,在行业竞争程度高时,产业政策对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第一,以往关于产业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的投融资方面,本文从企业避税角度拓展了产业政策的相关研究;第二,本文从资源效应角度出发,补充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丰富了企业避税的相关研究;第三,通过引入行业竞争程度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本文提供了产业政策对企业避税的差异化影响证据,有助于更好的厘清其中的影响逻辑。
参考文献:
[1]李晓萍,杨鸿禧.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实证研究:述评与展望[J].财经问题研究,2021(3):28-37.
[2]孙刚.家族企业、税收稽查治理与企业避税行为[J].税务与经济,2012(3):67-75.
[3]陈作华,方红星.融资约束、内部控制与企业避税[J].管理科学,2018,31(3):125-139.
[4]王亮亮.金融危机冲击、融资约束与公司避税[J].南开管理评论,2016,19(1):155-168.
[5]张铭洪,张海峰,张睿.融资约束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异质性影响——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J].税务研究,2018(1):93-99.
作者:李秀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