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史的复兴”前后的历史学与科学

　　摘要：在西方史学史上，历史与科学的关系一直是史学家们关注的问题，他们为实现史学科学化作出种种努力，“叙事史的复兴”纠正了以往史学研究的偏差，它既保留了科学分析的方法，又将目光转向社会问题，从而加强了史学同其他学科的关系。从史学科学化的进程看，历史与科学的关系在今后依旧密切，如何处理好主客观关系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关键词：历史研究;科学;叙事史的复兴

　　历史学家们在史学发展过程中丰富了史学研究的体系，而史学研究体系又反映了史学家们对史学的思考。葛剑雄在《历史学是什么?》中说：“对于历史的专门性研究，就是历史学，简称为史学，也可以称之为历史科学，它不仅包括历史本身，还应该包括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研究和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以及总结研究历史的方法和理论。”[1]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认为“历史是过去与现在永无休止的对话”[2]。从兰克学派到年鉴学派，史学家们为历史研究更加科学化而不断努力，不断出现的问题促使史学家们开始思考以往的历史研究方法。自 20世纪 70 年代以后，史学家们为唤回史学的社会功能而开始呼吁“叙事史的复兴”，他们在传统史学的基础上进行了继承与创新，“叙事史的复兴”所体现的不止是历史写作的结构，而是使得我们重新理解和把握规律。美国历史哲学家路易斯·明克认为近来的历史哲学呈现以下趋势：历史研究越来越少被当作“社会科学”的分支来分析，史学与文学之间的联系为人所忽略。

　　一、历史与科学的关系

　　美国历史哲学家路易斯·明克认为，近来历史哲学的发展对历史研究的分析来说，已经越来越不“科学”或越来越不象“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而对历史“著作”结构却越来越强调是恢复史学和文学之间传统的却又被忽视了的联系[3]。柯林武德提出“近代史学研究方法是在她的长姊，即自然科学方法的荫庇之下成长起来的”[4]319。他思考了历史学与科学两者的地位，认为历史学是依附于自然科学而存在的。19 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影响着历史学家对历史与科学二者关系的看法，他们认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一样，不仅需要经过严格实证来获取“确定事实”，还需对这些事实进行归纳以发现规律，可谓“实证主义的历史编纂学”[4]89。自然科学推动着人们去探索事物的本质，激发人们产生“只要有正确的方法，真理就会从中产生，而且准确无误”[5]80的想法，以兰克为代表的兰克学派便是该时代的典型，兰克从中发展了“内证”和“外证”的史料考证方法，他们在历史研究中注重发现史料，提倡“客观主义”。兰克曾表达出这样的想法：“为了使自己成为事物的纯粹镜子，以便观看事件实际发生的本来面目，他愿意使自己的自我泯没。”[6]

　　237 这种想法一方面体现了兰克力图以不偏不倚的立场来进行史料考证，另一方面反映了他追求客观公正的态度以确定历史现象的真实性。这种带有“客观主义”的历史学逐步使得史学家们模糊了历史学与科学的界限，从中也解释了柯林武德的结论。历史学与科学具有共同之处，但这些共同之处并不代表历史学与科学毫无差异。在研究对象上，史学研究的是“过去的事物”，而科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直接观察;在方法上，科学多采用“实验”的方式，而史学更多通过“体验”和“理解”，也正是因为史学研究方法的独特性，我们可在认识历史的过程中去感受作者所传达的观点甚至是从中思考事物在心理、思想、价值等方面的联系[5]87。

　　诚然，兰克学派所注重的史料考证在历史研究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梁启超曾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7]但在史学研究中还需有“历史想象”的参与，沃尔什提出：“真正的历史综合或概括所依赖的，正是对事物之经验实在的敏锐感受力与自由的想象力天赋的结合。”[6]259 历史想像即是历史学家运用他们的想像力来完善历史的系统，这种历史想像区别于科学把握自然时所采用的逻辑推理方法，当我们阅读相关的历史作品时，作者在此中所运用的想像力技巧帮助我们去了解晦涩难懂的史实。历史学与科学之间既有差异也有共同之处，差异之处使得历史学区别于科学，同时保留自身独特性;共同之处促使史学家联系起史学与科学。显而易见，历史学不可等同于科学，那么这是不是代表历史研究完全与科学断裂?历史学无法实现科学化?答案是否定的，历史学是一门注重史料论证的学科，没有史料，作者的观点便难以立足。

　　李琛在《史景迁史学思想研究》一文中以史景迁在访谈中的对话来论证史景迁对于文史关系问题的态度[8]。尽管史料的类型不同，但作者掌握的实证史料越多，他所提出的观点越有说服力，可见，史料的作用不言而喻，史学家们不止是搜集史料，他们还要对资料进行批判性审查，即兰克所提出的“内证”与“外证”。在这一工作上，历史学家可以完全像科学家一样做到“价值中立”“公正客观”，通过叙述事实来解释历史规律。王学典以“历史学既是实证的，也是诠释的”[5]103 来定位历史的学科性质。这种性质不否定历史学包含着科学化的色彩，历史研究与科学的联系并未断裂。

　　二、“叙事史复兴”前的科学化历程

　　在历史研究的演变轨迹中，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也尝试将历史研究作为“科学”来对待，他们对于以往的历史研究进行深入的思考，批判此前历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并进行相应的调整，这股批判精神的潮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它促使历史学家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对历史学方法的再认识。进入 19 世纪，西方史学开始表现出制度化与专门化特征。史学家们将历史知识发展成专门学科，兰克史学所要求的史料批判方法给后世带来巨大的影响，这种方法让后世史学家在史学理论的改革中不至于忽视史料。但需注意的是，兰克史学所说的“科学”并非承认历史学为科学，它仅仅是相对史料考证方法的特性而言，也恰恰是这种史料考证态度为后来的史学家们所批判，他们认为兰克学派所采用的科学批判方法没有注重历史学家的自我理论，这种研究方法实际上只是史料的简单堆积。

　　20 世纪以后，“新史学”开始兴起，其兴起源于这一历史背景：其一，出于兰克学派只关注“上层”的历史，这种“上层”历史过多关注精英而忽视对下层民众的关注，因此“新史学”开辟了人口史、妇女史、城市史等一大批更为全面的新领域。以亨利·贝尔为首的西方新史学家创办了《历史综合杂志》，他们应用跨学科研究方法来开展历史研究，密切了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贝尔认为：“史料的搜集并不比集邮或搜集贝壳有更大的科学价值，史学家也不可能搜集到所有史料，史料学的工作虽然重要，但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只是历史综合研究的准备工作。”[9]新史学家们力图克服传统史学的狭隘性观念也为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合流创造了可能。

　　其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凸显出非理性因素的强大，史学家们对兰克学派按照理性精神而作出的历史解释表示怀疑[10]。“新史学”在此后不断发展，从过去以历史过程描述为主的史学逐步转向以理论描述为主的史学。此时兴起的年鉴学派成为了“新史学”风潮中一股重要的力量。与传统史学不同，年鉴学派提出了“问题史学”，认为人需参与到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并倡导以科学分析的方式来开展历史研究。相对于以往的兰克史学来说，他们在历史研究上有了新的思考并更为注重对历史本质的探索，印证了年鉴学派是以历史的科学化为目标，以引进科学方法为宗旨的。“新史学”思潮并不否认兰克学派的贡献。在史料考证以及批判方法上，他们仍是选择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发展，跳出了以往的历史研究思维，对兰克学派进行了更为科学化的发展，这是西方史学史上的一大进步。

　　在方法上，他们采用比较法、计量法等方法，其中的计量研究方法是史学家们最常用的史学研究方法，巴勒克拉夫说：“对量的探索无疑是历史学中最强大的新趋势，是区别 20 世纪 20年代和 30 年代对待历史研究的不同态度和不同方法的首要因素……在历史学界，没有任何问题比它引起了更大的骚动。”[11]可见，计量方法作为年鉴学派中的典型历史研究方法，在历史研究方法中处于不可替代的位置，它从过去所使用的描述性方法转向了量化性分析方法，用数据来说话，这样一来，读者就有机会通过这些经由计量分析的作品来接触到“精确”的历史。但计量方法也不是最完美的方法，斯通直接批评计量方法存在着弊端：“在肯定成绩以外，不可否认的是，计量史学并没有实现 10 年前所提出的宏伟愿望。很多重大的历史问题像先前一样没有解决。”[12]

　　基于时代的发展，斯通的观点反映了后世史学家对于计量分析的认识，计量方法本身在采集数据后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运算、核对，当运算工程较为庞大时，史学家们便不可避免会出现运算上的失误，这也就使得呈现出来的历史作品难以精确地反映规律，甚至会误导公众，同时，该方法由于充满专业化知识而成为了公众的门槛，通常情况下，抽象的公式、图表等为少数学者所灵活运用，对公众而言更是晦涩难懂，久而久之，可能会使得历史学无法解决原本的问题，甚至出现公众对历史学兴趣度下降的危机。从传统史学到“新史学”的历程，后者对于前者是继承与批判，但究其历史写作方式，叙事史写作的作用逐步被弱化，在叙述史消失后的一段时间里，史学家们也逐步意识到西方史学面临着新的困境，他们开始将目光重新转向叙事史。20 世纪 70 年代，在西方史学的演变过程中出现了“叙事史的复兴”。

　　三、“叙事史的复兴”的社会科学化以及面临的危机

　　美国先锋文化史家彼得·盖伊在《历史学风格》(Style In History)中说：“没有分析的历史叙事是陈腐的，没有叙事的历史分析是不完善的。”[13]兰克学派与年鉴学派围绕历史研究应注重史料还是主观现象这一问题展开思考，不可否认，两大学派所提倡的史料考证和关注社会为后世进行历史研究提供了经验，但他们都没有实现分析与历史叙事的结合。在“叙事史的复兴”之后，大部分史学家改进了历史研究的方法，他们在历史研究中努力实现叙事与历史分析的结合，使得史学在社会科学化的路上又迈开了一步。“叙事史的复兴”并非是历史倒流，它可以看作是新史学在史学科学化过程中对某种偏差的一种纠正、一种调整，它绝不是简单地否定史学科学化的成果，更不是否定新史学本身，自然也不是重新回到传统史学的经验主义的叙事史中去[14]。

　　相较于传统史学，新叙事史学家们继承了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并在一些看法上有了转变。首先，在研究对象上，他们关注下层人物的生活;其次，他们既关注史料的重要性，也强调分析是构成叙事史的重要因素，新叙事史学家们逐步将历史编纂上升到方法论和认识论的高度，他们从中开辟了“新文化史”“微观史学”等领域。譬如，金兹伯格在《奶酪与蛆虫》中描绘了一个普通磨坊主被拘捕的故事，金兹伯格在审讯材料的基础上，运用独特的叙述手法来重构米诺奇欧的精神世界[15]121-122。

　　史学家们在历史写作中反映其对主观世界的认识，展现了历史学人文性的一面，普通大众也通过阅读相关的历史著作走近历史学。“叙事史的复兴”虽不是历史研究方法以及历史科学化的最终范式，但它引起了史学家们对于历史学特性的思考，通过史料考证来增强作品的说服力，结合跨学科研究方法来加强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而在“叙事史的复兴”历程上也不会一帆风顺，“后现代主义”成为“叙事史的复兴”潜藏的危险种子。在这股思潮中，后现代主义史学家们注重历史研究中的叙事模式，其中以海登·怀特、安克斯密特为代表。海登·怀特认为只要使用语言，就无法避免“诗性”，“诗性”是历史学的深层结构[15]137。

　　他在《元史学》中，以文学和语言为基础进行比较，从而实现会通史学与文学的目的;安克斯密特的后现代主义可以说是怀特基础上的延伸，他认为美学主宰了表现的所有形式，并承认历史编纂学的美学本质[16]。这样，历史无非等同于艺术，作者的创造能力极为重要。从海登·怀特及安克斯密特的观点不难看出，后现代主义同人们原有的理性逻辑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注重非理性因素，不少史学家们提出历史写作应重视叙事的观点，怀特说：“赋予历史事件意义的主要方法是叙述。”[17]在后现代主义史学家们看来，历史就是一种叙事，但若运用不当，后现代主义史学家们会因过度沉溺于叙事的主观化而忽视客观性因素，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可能被消解。

　　四、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未来联系

　　在历史学研究进程中，史学家们对以往史学的再次思考，推动历史学研究不断发展，如史学逐步具备了“科学化”的色彩，即使在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下，史学的科学因素会有所动摇，但科学理性并未就此而完全被摒弃，并且，后现代主义史学家们的作品中表现出的作者对社会小人物的关注，其中也不乏作者在历史写作中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查尔斯·蒂利提到：“社会科学方法把普通人带回历史的记录中去，而让历史学者把他们从抽象主义中拯救出来，重新获得对日常生活的感觉。”[18]这种情况下的历史研究，不仅带有“科学化”色彩，还具有“社会科学”色彩。未来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两者的关系是紧密的，单一的研究方法难以解决诸多问题，这也就使得历史研究方法不断更新。

　　早在 1904 年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举行的有关历史科学的特别讨论会上，德国的兰普雷希特、英国的伯里等历史学家一致同意以跨学科的方向来改革历史研究。通过不同学科的相互借鉴，有利于促使历史学不断进步，在跨学科研究的影响下，历史学家们运用多门学科知识来扩大他们所研究的范围，正如史学的社会科学化离不开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学科之间将会越来越依赖，更不用说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除了学科整合，史学家们还需要在历史研究上保持怀疑的态度，这种怀疑精神是科学研究所提倡的。从年鉴学派批判传统史学再到“叙事史的复兴”，这无疑代表着历史研究没有终点。史学家们会在时代发展中不断发现史学研究存在的弊端而进行调整，挑战以往史学的权威。可见，科学精神突破了思维的牢笼，促使历史研究不断向前。

　　参考文献：

　　[1]葛剑雄，周筱赟 . 历史学是什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72.

　　[2]卡尔 E H. 历史是什么?[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15.

　　[3]路易斯·明克 . 历史的哲学和原理[M]// 伊格尔斯 . 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当代史学研究和理论 . 陈海宏，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27.

　　[4]柯林武德 . 历史的观念[M]. 何兆武，张文杰，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王学典 . 史学引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6]恩斯特·卡西尔 . 人论[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7]梁启超 . 中国历史研究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59.

　　选自期刊《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22 年 7 月第 43 卷　第 7 期

　　作者信息：陈梦烨(江汉大学 人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