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研究的人类学理路探寻

　　摘要：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经过多年的努力，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不可否认，高等教育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如本体论的重“器”轻“人”，认识论的重“一元论”轻“多元论”，方法论的重“理论”轻“实证”。人类学研究范式与高等教育研究有着一些耦合之处，可有效弥补高等教育研究之不足。针对高等教育研究的上述问题，运用人类学研究的“人本性、多元性、实证性”的方法特点，可以实现对这些问题的修正。

　　关键词：高等教育研究;人类学方法;人本性;多元性;实证性;教育研究课题

　　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在理论和实践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突破，科研成果丰硕，社会建制、学科专业化建设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综观整个高等教育研究，虽然硕果累累，而有价值的、思想新颖的却并不多见，其中有影响力的成果更是屈指可数。就其学科的发展演进来看，高等教育学似乎已经走出了“学科论”和“领域论”的争论[1]，正在向一级学科的高等教育学迈进[2]，但高等教育仍然存在着学科建制和学科生存的双重危机，其学科的合法性依然遭受质疑[3]。

　　人类学研究有其自身的特点，如注重“人本性”“多元性”“实证性”等。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可有效弥补高等教育研究之不足，但如何将人类学研究范式引入高等教育研究之中，学界相关研究成果并不多。多数研究主要从教育学(基础教育)的视角引入人类学研究范式，以冯增俊为代表，主要探讨教育人类学的学科体系建设[4]42-50;以滕星[5]、郑金洲[6]为代表，主要关注异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等;以庄孔韶为代表主要致力于教育人类学的方法论建设[7];钱民辉主要侧重于文化与教育关系的研究[8]。这些研究较少与高等教育相关。人类学研究范式与高等教育研究有着天然的互补之处，又有着许多高等教育研究所不具备的研究优势，因此，把人类学研究范式运用于高等教育研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一、本体论：人类学对“人”的关注及其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适切性

　　在本体论上，人类学关注的“人”是自然的、真实的、整体的“人”，注重人的信仰、价值、情感、思想、文化等方面，是思想丰富、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个性化的人[9]32-42;高等教育学关注的“人”更多侧重于学以致用的工具人和知识传承的文化人[10]。两者关注的共同对象是“人”，对人的复杂性和创造性的探微有利于弥补高等教育对个体研究的不足，从而更好地为高等教育研究服务。

　　(一)人类学研究的“多样性”有利于揭示高等教育对象的“复杂性”

　　长期以来，在评价制度的导向下，高等教育过度重视宏观政策和制度研究，较少关注微观层面的研究。钟名扬以“高等教育”为主题进行相关研究发现，2005-2014年中国学者关于“高等教育”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政策类研究”和“现代大学制度”的研究[11]，其研究目的主要服务于政府决策或院校管理者，很少涉及学生经验或学术工作等具体和微观层面的研究。别敦荣、王严淞对2015年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述评时也发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政策导向鲜明，高等教育研究紧扣政策主题”[12]。如何破解高等教育微观研究不足一直是个难题。

　　人类学与高等教育学虽然关注的对象都是“人”，但高等教育学主要研究如何遵循教育规律使人更好地接受教育，而人类学则关注人的各个方面，包括心灵与机体以及生存和发展等，这就可以更生动地揭示高等教育对象———大学生的复杂性。大学生一般处在青年中期阶段，生理、心理特征日趋成熟，开始形成自己独立的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从自然人逐渐迈向社会人。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影响下，其思想活动充满多样性和复杂性。由于家庭出身的不同，导致不同大学生生存状态差异较大，贫困大学生表现出的自卑、脆弱甚至轻生现象会偶有发生;在物质充裕、道德滑坡的背景下，女大学生遭遇性骚扰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调查显示，62%的被调查者遭遇过“不恰当”的评论或身体接触[13];在日本高校里，性骚扰现象也非常普遍;国内也经常曝光大学生遭遇性骚扰的丑闻，这使大学生心理、生理都遭受了严重的伤害。如何有效化解大学生遭遇的生理、心理、社会危机，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难题，由于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这一问题始终未曾得到较好的解决。

　　“教育是一种情感实践”[14]，教育学和人类学都关注人的情感生活。人类学把人看作鲜活的生命个体，在与被研究者———人的互动中，注重情感的沟通、传递与交流，而不是把被研究者视为一个冰冷的工具。人类学注重个体的身心结构特征，例如情绪、感情、本能等，通过对个体生命现象的揭示，来阐明个体生命存在的特殊意义[15]。在教育实践中，同样需要关注人的情感世界。如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需要一大批爱岗敬业的教师，加强敬业教育需要强化教师的职业荣誉感和职业认同感，特别是青年教师的从业幸福感[16]。再如大学生轻生源于内心的恐惧，安全感的过度缺乏等。通过对其知、情、意、人格等方面的研究，深度挖掘其恐惧的认知缺陷、复杂情感、意志问题，以及人格方面存在的不足等，可以进一步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社会因素、教育因素、家庭因素、个体因素等，进而通过个体推广至整体，服务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指导、大学生就业指导等方面。“人类学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人’本身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是建立在对被研究者的知识和境遇的尊敬之上”[17]。苏文亮对上网成瘾的大学生访谈发现，大学生上网成瘾者主要源于空闲无聊、放松需要、交流分享、实际需要、压力困难、刺激暴露、他人邀请和习惯渴求八个类别[18]，生动揭示了大学生内心活动的复杂性，对于化解当代大学生心理危机，实施大学生心理干预措施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二)对个体多样性的诠释有利于推动高等教育创新

　　古典大学观认为，大学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除了知识之外没有别的目的[19]。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研究逐渐成为大学的重要职能，并日益成为现代大学办学水平的重要评判标准。大学不仅要传授知识，还要进行创新性的学术研究，而创新的主体是“人”，即大学教师和学生。如何激发教师和学生的创造性、创新性是大学职能的重要体现，它不仅关涉到教师的专业发展，也关系到大学生的能力培养。

　　二、认识论：价值多元、关系平等对高等教育研究的适用性

　　在认识论的问题上，人类学坚持多元的立场。每一个人、每一个区域都有自己的特点，只有在充分尊重研究对象、与研究对象长期生活的基础上进行的平等关系建构，才能获得真实的资料。这种多元性、平民性的价值立场，对高等教育过度追求本质规律的一元主义、对于化解高等教育公平危机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多元认识论可有效化解高等教育一元论的危机

　　在我国，当前高等教育研究主要以探讨高等教育的本质为主要研究范式，本质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一元论哲学，认为在高等教育内部和高等教育各系统之间存在着普遍的、可以被认知的规律，找到这些规律便可以用来指导实践。沿着这条理路去进行高等教育研究，表现为对高等教育本质和规律的探索。本质主义一元论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事物的本质，找出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从而指导我们的实践。然而，事物是发展变化的，人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一切发现都具有历史性和阶段性，都只能无限接近真理，而无法达至真理。人类学研究强调差异性、偶然性和多元主义，运用到高等教育研究上，可以有效弥补高等教育学科建设、课程与教学等方面的不足。

　　(二)人类学“平等关系”有利于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的研究人类学研究非常具有“平民性”，强调从被研究者的立场出发，深入某一区域长期观察，记载本地人的某些气质、习惯、礼节和民间故事等，重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互动与交流，为了研究的需要，研究者把自己当成研究工具，是研究过程中的一分子;同时，研究者又极其尊重被研究者，在研究前征得被研究者同意，研究过程中如果被研究者感到不适或不愿继续进行，研究者都会尊重被研究者的意见而中断研究。这种科学研究中的人文精神在其他学科中是很少见的。一位研究者这样写道：“这一研究(研究者所进行的田野调查)使我第一次感觉到学术与生活如此贴近，每个人的经历又是如此的精彩。它使我深深地为这一研究方法的人文和平民精神所吸引……我第一次感觉到，做人和做学问竟是如此的统一。”[27]在有些情况下，为了研究的需要，研究者会参与其中，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在与被研究者的交流中更好地体会被研究者的感受，从而更好地把握被研究者的情感波动、思想变化。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贫富差距问题显得更为突出，高等教育公平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人类学“平等关系”有利于走近被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产生情感共鸣，在深度交流中获得真实的资料，在和谐、自然、纯净的意境中实现对研究过程的真实记载。对高等教育公平的研究多是对弱势群体的研究，弱势群体的情感往往是脆弱的，只有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才能知道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而不是单纯毫无尊严的经济资助或政策资助。在当前对贫困大学生阶层流动的研究、女大学生性骚扰的研究、贫困生资助体系的研究中缺少人类学视野，缺少对大学生内心世界的观察与深描。用人类学“推他及己”的眼光，通过移情式理解贫困大学生的处境，就能更充分地理解弱势群体的内心感受，就更有助于保护、维护弱者的尊严。在对女大学生性骚扰的研究中，也应通过更合适的方式来体验女大学生对“性骚扰”这一敏感话题的认知。只有在付诸情感、平等交流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才能更好地实现研究的需要，任何强势话语都可能破坏研究的最终结果。

　　三、方法论：田野调查法及其对高等教育研究的适用性

　　田野研究指在长期的现场研究中，通过参与某个社会的集体生活，收集关于其传统思想、价值观和习俗的深入而详尽的信息[9]51-53。要了解事实的真相需要进行实地调查，只有对那些事实的详细记载和考察，才能把握事情的真相。长期性、参与性、深入性是田野调查的主要特点[28]。这与高等教育研究的“宏大理论、书斋范式”是完全不同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可有效弥补高等教育研究重“理论”轻“实证”的研究缺陷。

　　(一)田野调查法“从下到上”建构理论可有效弥补高等教育研究宏大理论的缺陷在田野调查中，人类学一般采用“从下到上”，按照归纳的逻辑建构扎根理论。在研究过程中，人类学注重对原始材料的搜集，掌握一手资料，通过“深描”其中的细节，力求全面地展现被研究者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信仰等。由于研究者事先没有研究假设，资料具有原始性和真实性，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会发现一些无法预料的现象，对这些现象进行归纳整理就形成扎根理论。要了解事实的真相需要进行实地调查，只有对事实的详细记载和考察才能把握事情的真相。博厄斯(F.Boas)是运用调查方法进行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人。他经常把自己的学生赶出实验室，进行田野的实地调查工作。真正开创长期实地调查的当推马林诺夫斯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通过长期在新几内亚和特罗比恩岛的亲身观察和长期生活，深入了解到岛上异族人的生活方式。其实地调查方法对后来人类学的研究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29]。这一研究方法可运用于高等教育研究，弥补后者“书斋范式、宏大理论”之不足。人类学注重从“进入田野”开始，通过与研究对象的长期生活获得被研究者的信任，通过亲身的体验感受当地人的风情和生活经验，与高等教育研究的应然追求是一致的。

　　(二)人类学的微观研究可有效弥补高等教育立体、纵深研究之不足

　　微观研究是田野研究的一个具体方法，往往从某一个人、一件小事、小的问题开始，对某一个人在一定情景下的某一表现行为进行深描，可生动揭示一个人物在一定情景下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活动。这一研究运用于一节课堂、一位老师或一位学生的表现，对于课堂教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也可运用于对某一家庭、某个村庄、某个学校的调查，都能生动地重现我们需要了解的个案信息。潘懋元先生认为：“所有的宏观理论、宏观政策，只有通过微观的教学过程才能进入培养的实践。微观的高教研究有赖于宏观的高教研究确定价值，指明方向;而宏观的高教研究成果，只有通过微观的高教研究，才能转化为实践。”[31]

　　四、结论与讨论

　　在本体论上，对“人”的关注是高等教育学与人类学的共通之处，高等教育学更多关注工具的人和理性的人，多从制度或政策的层面设计影响个体发展的外在变量，忽视了微观个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人类学通过对个体经验、思维方式、心理活动等多样化的主体诠释，凸显了多样化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可有效弥补高等教育过度工具理性之不足。在认识论上，高等教育研究过度追求本质主义一元论，忽视了研究对象的多元性、差异性;人类学以发展的、多样化的眼光看待研究对象，是对高等教育过度孤立、片面认识的有益补充。在主客关系的认识上，人类学把研究对象看成一个平等的个体，以他者的眼光与被研究者进行深度交流，有益于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在方法论上，人类学注重从下到上的研究路径，从微观研究开始，在对各类微观变量深度观察的基础上形成扎根理论，对于高等教育研究中从上到下、高屋建瓴式的宏大理论研究是一个有益补充，其实证的研究范式可有效弥补“书斋范式”之不足。

　　人类学研究方法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已经有所应用，以质性研究为主导的人类学范式也开始为众多高等教育研究者所使用，但由于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小众性”，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其研究的外在效度也一直倍受质疑，但并不能因此否认其对于高等教育研究的有益之处。交叉学科的研究是当前也是未来创新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研究的目的在于问题的解决而非加固学科间的壁垒，作为实践性较强的高等教育研究，其研究目的主要侧重于问题的解决，服务于政策和社会。问题导向而非范式导向应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方向和重心，如何有效地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优势服务于高等教育研究，才是未来高等教育研究的方向和主流，而非加固各学科的自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