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史学与历史教育学

　　摘要：历史教育学和公众史学都关注“历史文化”。“历史意识”和“历史文化”共同构成历史教育学的学科基础。而致力于向非专业人士传播历史、但不包括学校课堂历史教学的公众史学，“历史文化”同样是其重要研究内容。公众史学给历史教育学带来挑战。历史教育学可以从公众史学中吸取灵感，反之亦然。

　　关键词：公众史学;历史教育学;历史文化;历史意识

　　历史教育将其注意力转向历史文化是一个重要的全球性趋势。历史课程不再仅仅关注过去的知识，而要指导学生注意历史在自身环境中的多种用途。学生们应该学会处理同时代的历史文化，这些历史文化表现在博物馆和档案馆、展览、历史遗迹、纪念碑和纪念场所、纪念日和节日庆典、历史节日、生活史(livinghistory)和旅游活动、电影、小说、通俗历史和电脑游戏中，也在政治演讲及辩论、街道名称、邮票、产品广告等事物中呈现。历史文化这一广泛的领域包括了历史、记忆和文化遗产，以及知识、政治、想象、情感甚至商业。

　　一、历史教育学和“历史文化”

　　至少在德语传统中，历史教育学是一门学科，它是历史科学的一部分，专门研究学校和社会中“历史意识”和“历史文化”的现象。“历史意识”涵盖了个体对于历史的所有理性和情感上的精神活动总和。“历史文化”被定义为社会中能作为历史意识的表现(或客体化)被观察到的所有现象的总和。简而言之，“历史意识”指人类意识活动，而“历史文化”是指“历史意识”可被感知的外在呈现。这两个术语共同构成了历史教育学的学科基础。历史教育是历史教育学的重要工作领域之一。

　　因为学校的历史教育是社会中形成历史意识——这里有更年轻的一代——能影响到未来历史文化的最为重要的途径。同时，历史教育是社会中更为广泛的历史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特定主题的内容、方法和目标始终反映了过去同时期政治和社会的观念与功用(传统上以民族国家史的形式加强公民的爱国主义教育及其对国家的忠诚)。当我们考虑到学生时，历史文化与历史教学之间的相互关系显得尤为明显。

　　他们绝不是以“白纸”的形式进入历史课堂，而是始终具有一定的历史知识和个人对历史的想象。这些想象是由在孩童时期无处不在的历史文化比如家庭中的集体记忆以及传统和新时代的社交媒体渠道等等所塑造的。这就是历史课程不能忽视“历史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如果我们同意历史教育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建立一种能够以历史的视角思考当今世界方向的能力和技巧(历史意识)，那么此时这个适当的方向必须包括同时代的“历史、记忆和遗产的世界”(历史文化)。我们应该记住，只有少数学生会在日后从事与历史学科相关的工作，但所有人都将在日常生活中不断遇到历史文化现象。“历史文化”的范畴包含了所有有关过去、历史、记忆和社会遗产的可被感知的全部内容。因此，从经验的角度来看，对特定历史事件的具体使用是严谨、合理并具有启发意义的，或是具有煽动性、操控性和误导性的，或是肤浅的、虚假的或情绪化的，都没有本质区别。

　　所以，培养学生独立地分析、解释并批判地评价他们周围的历史文化现象是历史教育必须完成的任务。学生们必须知道最重要的质量标准，并把它应用于那些现象——一方面是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专业学科标准，另一方面是一般的社会价值观的道德标准，例如，联合国宪章中便有一项伦理禁令，禁止利用历史来加剧社会、种族或宗教团体之间的偏见与仇恨。与历史的每一次接触——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公众场合——都与科学和社会的价值观和规范密不可分。

　　二、“历史文化”和公众史学

　　现在处理公众史学和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存在较大困难，因为我们仍未从学理上给予“公众史学”这一术语准确的定义。一些公众历史学家甚至认为这种理论上的模糊不清是合理的，令人惊讶的是，这并不妨碍他们要求公众史学的学科地位。今天，公众史学通过众多大学硕士课程在国际上建立起来。然而，在德国，公众史学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一次大学之外的历史实践。一方面，公众史学的目的在于为经过学术训练的历史学者打开在大学和学校之外的专业工作领域。

　　他们声称，在公共历史文化的许多领域(例如博物馆、档案馆、展览馆、文化遗址、旅游景点)需要具有学术资格的历史学者来提高各个机构的专业素养，满足公众对历史、记忆和遗产日益增长的需求。另一方面，“民众的历史”运动开始了。这场运动的目的在于联络当地的社会团体，收集并展现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历史经验和历史记忆，因为这些问题几乎完全被学院派的史学家忽视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口号即“人人都应该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

　　口述历史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随着目前公众历史协会、相应的硕士课程、相关的出版物对公众史学进行定义，公众史学现在将自己视为一门学科。它与历史学研究的区别在于公众史学在给非专业的受众传授研究性的历史知识方面具有专门化和专业知识，但其工作的领域与历史教育学相似是在大学之外。公众历史学家通常批评大多数的学院派史学家不能或不屑以一种通俗易懂且引人入胜的方式来向公众传达他们的思想和最新研究，以此来证明他们自己的角色与作用。

　　尽管曾经风靡一时的对“民众的历史”的推动已经不再在公众史学的话语中扮演主要角色，但“民众的历史”的想法并没有完全消失，因为口述历史以及那些旨在展现和认识某些社会群体中受到忽视的记忆的类似课题今天仍然存在，其中不一定有职业公共历史学家的参与。关于历史教育学，问题在于如何把公众史学和“历史文化”联系起来。一般而言，公众历史学家不会使用这一概念。但是，如果从历史传授的角度将这一类别应用于公众史学，就会得出一些清晰的结论。本文简要介绍其中四点。

　　第一，公众史学针对其具体工作领域的定义和这门学科的特性(proprium)一样狭隘，但如果我们将历史教育学所定义的“历史文化”一词应用于公众历史学家可能的工作领域，那么很明显大学和学校之外的历史文化包含了许多不适用于公众历史学家工作领域，因为它们无法提供工作岗位。这就意味着公众史学和历史文化的工作领域并不相同。但是从公众史学的角度理解，这两者有何差异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第二，令人惊讶的是，公众史学专家很少反思“公众”一词。如果一个人阅读了相关出版物即可发现公众史学家主要从两个层面使用“公众”一词，一是从传统的自由意义上，二是从“非国家”和“非学术”的意义上。公众历史学家的话语不仅回避给“公众”一词作出理论上具有说服力的定义，似乎还忽视了传统的大众传媒体系在结构上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传媒体系在20世纪下半叶建立了一种特定形式的“普通公众”。

　　现在发生变化的原因是“社交媒体”的迅速增长。在此过程中，作者、专家同接收者或非专业人士之间传统差异逐渐消失，每个人都可以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或“他自己的公众历史学家”。一方面，这意味着“非专业人士”在历史的一般性讨论中的参与和互动增多，正如“民众的历史”所要达到的目的那样。但另一方面，这种发展伴随的是令人担忧的历史性交流的碎片化：在社交媒体中，只有“群体”和“追随者”，没有“受众”和“公众”——至少没有在理论意义上的“公众”。

　　有意思的是，公众史学的专家甚至不会告诉我们，他们是否认为这些现象是公众史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他们将这些社交媒体纳入到公众史学之中，那么问题是我们在互联网上发现的那些粗制滥造且令人生厌的历史话语的大规模扩散是否也包含其中?如果他们想将这些现象排除到公众史学的基本概念之外，那么它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第三，有关公众史学的论述似乎并没有认真考虑公众历史同大众传播在历史、记忆和社会遗产上的“媒体化”(medialization)的相互关系。“媒体化”意味着如果一个人希望引起公众的注意，那么他就要使他的产品适应大众传媒的逻辑，并受到其永久的约束。①在媒体科学方面，大众传媒控制着普通公众对宏观历史和特定事件、话题甚至争论的关注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历史话题在引起公众关注之前，是大众传媒让它们对非专业的受众具有吸引力。

　　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吸引大众传媒注意的历史话题表述通常必须在科学和知识的质量上进行一定的妥协。因此，如何在大众传媒的预期同保证历史学的标准以及社会责任之间进行必须的平衡，显然应该是公众史学被期望讨论的重要问题。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到目前为止，公众史学基本上忽视了对科学和伦理的规范以及价值观的讨论。

　　第四，公众史学还有一个明显的理论缺陷：没有人从理论建构的角度来阐明公众史学和“历史的通俗化”之间的关系。因为广泛的大众化和商业市场化的历史至少显示出了三种历史文化倾向，这些倾向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值得反思。第一个倾向是，通俗历史主要侧重于已经流行的历史话题。形成这种倾向的主要原因是，将话题同已知的内容联系起来是成功吸引不仅对历史信息感兴趣而且对娱乐感兴趣的非专业受众的因素之一，这样的人占据“历史消费者”的大多数。我们自己对国际通俗历史杂志的研究已经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

　　新颖的、过时的甚至批判性的话题不太有机会进入公众的视野。第二个倾向是，通俗历史偏好具有轰动效果的高度个性化的叙述形式，因为这样可以制造悬念，并满足相当一部分受众的娱乐欲望。但为了让历史通俗化，必须舍弃许多有价值的东西。第三个倾向是，众多历史文化的产品带有“历史的”标签，但却减少了对过去的参考，只保留了历史的布景和服装。此处的“历史”变成了一种任意的设置和装饰——远远不能真正涉及任何历史兴趣、知识或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托什(JohnTosh)对当前的“历史热”采取了严肃批评的态度，并警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关于社会的悖论，即虽然沉浸在过去，但却脱离其历史。”

　　三、结论

　　从历史教育学的角度对公众史学进行考察突出了向非专业人士传播历史——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公共场合——始终需要一个基本的理论和规范的框架。目前，这个任务在历史教育学中投入的要比在公众史学中深入得多。这可能是因为历史教育领域内的一切措施都必须在科学、伦理、政治和社会方面得到认真仔细的证明，而到目前为止，公众史学尚无必要去承担这些职责。

　　我们从历史教育学的角度质疑公众史学已经表明，对基本定义、理论框架和规范性反思缺乏严肃的关注可能会让某种后现代主义乘虚而入，但实际上剥夺了这一年轻的学科为关键问题提供必要答案的可能性。也许“历史意识”和“历史文化”这两个孪生概念可以为公众史学提供一个有用的理论起点。反过来，对公众史学的批判性考察表明，在历史教育学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挑战，而这些挑战迄今为止在我们的学科中或多或少地被忽视了。这里要提到的第一个方面是与历史相关的社交媒体传播和“公众”结构的变化。历史教育学在将这些现象归入历史文化类别时没有任何困难。

　　但是，在分析和评估这些“历史意识”和“历史文化”的发展结果方面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其次，不仅是公众史学，历史教育学在理解和评估历史文化“媒体化”的影响方面也存在一定的不足。许多历史教育学的专家仍然错误地认为历史文化是个体历史意识和集体记忆的直接反映，他们也低估了中间环节——选择和转换——对大众传媒“媒体化”机制的影响。

　　最后，与公众史学一样，历史教育学对各种历史通俗化的现象以及历史知识在不同媒体中普及时所经历的根本转变关注较少。这种不足是相当严重的，因为这种通俗化的历史对学生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因此重要的是，历史课程要给予他们对大众传媒所描述历史的典型趋势的基本洞察力，以便他们可以将这些运用到批判性的分析和评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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