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危机及其范式改造

　　摘要:消极的教育学学科认知、思辨为主的传统研究范式、低效的学科绩效以及行政化的大学管理等多重因素导致我国高等教育学陷入危机‍‌‍‍‌‍‌‍‍‍‌‍‍‌‍‍‍‌‍‍‌‍‍‍‌‍‍‍‍‌‍‌‍‌‍‌‍‍‌‍‍‍‍‍‍‍‍‍‌‍‍‌‍‍‌‍‌‍‌‍。但是，从本质意义上说，高等教育学的危机反映理论品质的缺陷及其导致的学科独立性和独立发展能力的不足，而学科文化的匮乏则在深层次上强化这种危机‍‌‍‍‌‍‌‍‍‍‌‍‍‌‍‍‍‌‍‍‌‍‍‍‌‍‍‍‍‌‍‌‍‌‍‌‍‍‌‍‍‍‍‍‍‍‍‍‌‍‍‌‍‍‌‍‌‍‌‍。我国高等教育学要走出危机，进而实现学科振兴，就必须改造学科范式以实现学科重建，包括: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持续推进理论体系建设;以“和而不同”为发展理路，现实与相关学科共同繁荣;以中国特色为建设目标，创造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学‍‌‍‍‌‍‌‍‍‍‌‍‍‌‍‍‍‌‍‍‌‍‍‍‌‍‍‍‍‌‍‌‍‌‍‌‍‍‌‍‍‍‍‍‍‍‍‍‌‍‍‌‍‍‌‍‌‍‌‍。

　　关键词:高等教育学;学科危机;学科文化;学科认知;学科协同;学科范式;中国学派;中国特色

　　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进程中，高等教育学理应受到足够重视，因为高等教育理论对于推进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提升高等教育发展质量有着不可或缺的实践价值。但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学在学术和制度两个维度上都面临着发展的危机[1]。近些年来，兰州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纷纷取缔教育学或高等教育学独立建制，凸显我国高等教育学的生存困境，引发关于高等教育学学科价值及其未来建构的集体反思和持续议论。那么，我国高等教育学何以至此?应如何引导其走出困境并实现学科振兴，以充分发挥其在“双一流”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对此学界必须深入反思。基于此，笔者就高等教育学学科危机的引致因素、本质与根源、范式改造的路径等进行探讨。

　　一、高等教育学学科危机的多重致因

　　(一)长期以来教育学学科消极认知的连带负面影响

　　现代大学是一个庞大的学科群，各学科形成一种差序化格局，即不同学科在学科生产力、竞争力及学科地位上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优势学科能获得学校、政府及社会积极投入，而弱势学科则缺乏政策和资源扶持，发展困难。在高校学科体系中，教育学在总体上属于弱势学科，其发展的局限性对于高等教育学也有着连带性负面影响。具体来说，20世纪50年代教育学甫一被引介至我国就面临着学科合法化的质疑，即对于教育学是否像经济学、社会学等成熟学科那样具备了作为独立学科的基础，能否独立组织、实施知识生产，学界存在不同观点。

　　有学者指出，我国教育学一开始就是“迷惘的”[2]，而且这种迷惘直到进入21世纪后依然存在[3]。近日，李政涛与项贤明两位教育学者关于教育学“学科边界”及“学科科学化”问题进行新的商榷，在教育学的论域清晰性、教育学知识的有效性等问题上分歧依旧[4]。可见，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国教育学学科合法地位的充分性及其建设范式问题仍未形成共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强化着教育学作为边缘、弱势学科的普遍认知，而正是这种负面的学科认知影响到了整个教育学科体系在大学学科群中的地位和尊严。

　　从现实来看，除了在少数老牌师范大学教育学科具有优势外，大部分高校尤其是综合性大学对教育学科是缺乏重视甚至是缺乏尊重的。大学里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成立、转制、撤并及复建时有发生，这同消极的教育学学科认知不无关联。此一轮被撤销的多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尽管在属性上属于专门学术机构，并具备了一定的学术影响力，但仍未摆脱被撤销的命运，反映的正是教育学学科的整体弱势及高等教育学缺少尊严的现实。

　　(二)传统高等教育学研究范式有悖于科学范式的现实取向

　　16世纪以来，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此前人文古典知识的大一统局面逐渐被打破，自然科学知识成为大学课程的重要内容，实验成为自然科学知识生产的基本方法。由于自然科学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中发挥了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成为“最有价值的知识”。到20世纪初，自然科学知识已经占据了知识体系中的“霸权地位”。

　　人文知识领域则沦为其“殖民地”，成为弱者[5]，反映在大学学科和课程上，就是普遍的“重理工轻人文”现象，人文学科成为弱势学科，甚至逐渐被视作“无用”知识。两种知识间力量及其地位的差异，是影响高等教育学学科地位的重要因素。自然科学知识霸权的另一反映，就是在研究范式上自然科学实证主义对人文知识之思辨传统进行“殖民化”，成为人文学科研究范式转型的方向。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以量化研究为标志的实证化转向正成为人文学科研究范式转型的一致选择，而思辨传统则被视作违背科学原则。

　　在学科“科学化”过程中，教育学必须走向真正的“教育科学”，成为众多学者鼓吹教育研究放弃思辨传统而采用实证范式的主要理由[6]。从学术发展史来看，思辨研究是最早形成的研究传统，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传统范式。在“科学化”思潮及范式转型语境下，基于理性主义认识论的高等教育思辨传统遭到质疑、批判。客观地说，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释义学或批判论，不同研究路线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但从现实来看，实证主义范式却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取向，被视为提升高等教育学科学化水平及其学科地位的必要选择。可以说，这种“范式相轻”是导致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危机的重要原因。

　　(三)高等教育学在学科绩效上难以达到现实中的功利性标准

　　学科发展既意味着在知识生产规律支配下的知识生产过程及其创新，也意味着在大学组织目标导向下办学绩效的产生与提高。因而，大学办学绩效从根本上说是学科绩效，是各学科的知识生产能力、知识创新水平以及知识应用所产生的外部效应。不同学科的知识生产方式、知识性质及其应用价值具有差异性，因而学科绩效也有着多样化的表现形式，这种差异性、多样性反映大学学科群的基本生态特征。

　　对于高等教育学而言，其学科绩效表现为三点:其一，通过知识生产与创新来推动高等教育学理论的发展;其二，增强学校科研实力，如获得科研立项、经费和资源投入、研究生学位授权点等;其三，通过院校研究来提升学校的管理与决策水平。客观地说，知识生产与创新是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内在要求，但受特殊的大学管理和评价体系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首要价值在于提升学校科研实力和治理水平，凸显的是一种现世价值、工具价值，追求的是具有功利取向的学科效益。

　　而现实是，高等教育学在各级纵向科研立项上，无论是立项范围还是经费资助额度，都属于相对“小众化”学科;同样，在研究生学位点建设和高层次学术人才引育上，高等教育学也多处于边缘，尤其是在综合性大学，高等教育学往往处于“失语”状态，在院校评估中很难给学校带来“实际”收益。

　　从服务院校发展的角度看，由于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以理论建构为鹄的，缺乏现实问题的观照，加之受行政化的院校管理传统影响，其院校治理服务能力匮乏;而且需要指出的是，部分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虽然从一开始就明确了院校研究定位，但由于过度依附行政，实际从事的并非真正的院校研究，故难以提供专业化服务。总体来说，高等教育学的较低学科绩效影响了学校的学科“竞争力”，因而招致学科危机。

　　(四)大学治理现代化困境在高等教育学学科上的影射

　　在普遍的功利主义、工具主义价值取向下，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现实意义更多地体现在知识的生产上。如此定位，高等教育学遭遇危机是必然的，这反映了当前我国大学管理传统与治理现代化要求之间的冲突及其在学科建设上的影射。大学治理现代化在本质上是要通过治理来构建大学知识共同体，保障学术自由[7];同时，大学要实现治理的现代化，必须实现治理的专业化、科学化，决策正确是有效治理的根本前提。

　　而现实是，当极端的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成为普遍的价值观、发展观，绩效主义、管理主义成为普遍的办学指导思想，知识共同体的建构和学术自由的理想都必将落空，因此高等教育学必须要强化应用性，为学校改革实践服务;当然，高等教育学为改革实践服务体现了知识应用价值和学科的责任，本无可厚非，但现实中部分大学将知识应用凌驾于理论研究之上，显然有损于学术自由。

　　另一方面，受特殊的管理体制、传统和文化影响，我国大学实际上处于“前治理”阶段，科层制管控、经验管理等思维、观念、制度的弊端尾大不掉，要实现管理专业化、科学化，可谓任重道远。甚至，在行政化管理模式的专业化改造中，还会存在着传统行政管理机构与专业机构间的利益纠葛。如此，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或高等教育学科就难以真正参与到学校的管理决策之中，无法为学校改革提供专业智慧，从而只能回归到以构建理论体系为目标的传统学科发展轨道上，并延续着在不同期望、不同道路间徘徊的迷惘、尴尬，承受着外界的质疑、批评乃至被取缔的隐忧。

　　总之，目前我国大学面临着由管理向治理转型的诸多困难，致使在高等教育学科治理上产生了行政本位与学术本位之间不同立场、不同理念、不同逻辑、不同行动模式间的分歧，最终在行政化管理机制支配下，造成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尴尬处境。

　　二、高等教育学学科危机的本质与根源

　　(一)学科反思是把握高等教育学科危机的关键

　　教育学在学科群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高等教育学学科绩效与大学评价标准间存在差距、大学行政本位凌驾于学科标准等一系列问题，都会影响到高等教育学的发展。但是，值得反思的是:其一，高等教育学的发展不必然受制于母学科，作为分支学科而获得长足发展者并不鲜见，况且高等教育学具有显著的特殊性，以至于部分学者主张高等教育学应作为一级学科来建设[8];其二，高等教育学在可能的价值域限内，很可能是由于自我的束缚导致绩效上的不足，从而又进一步引致行政权力对学科限制的强化。

　　故从本质上讲，高等教育学在独立性、自觉性及发展能力上的不足是导致危机的内在因素，即在“内忧外患”之间，内忧尤重。因此，高等教育学要摆脱危机，就必须强化“内功”修炼，而其前提就是深刻反思高等教育学科自身，把握学科危机的本质‍‌‍‍‌‍‌‍‍‍‌‍‍‌‍‍‍‌‍‍‌‍‍‍‌‍‍‍‍‌‍‌‍‌‍‌‍‍‌‍‍‍‍‍‍‍‍‍‌‍‍‌‍‍‌‍‌‍‌‍。

　　笔者认为，高等教育学危机的本质在于学科合法性基础发生了动摇。具体说，知识以何种方式存在和再生产，反映的是范式意义上的区别，例如学科范式或问题领域范式[9]，在不同范式之间，知识的存在与生产遵循着不同的哲学、价值、原则及方法等。在美国科学史家库恩(ThomasSamuelKuhn)的范式理论中，范式是“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仪器设备在内的范例，为某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模型”[10]8。

　　作为知识生产场所，大学因体制、传统等因素的差异，选择不同的知识生产和管理范式。在我国大学，知识以学科的形式存在，大学在整体上以学科为单位实施资源配置。是故，某一知识领域只有构成了学科，才能够获得在大学生存的权利，大学里的学术人也只有依附于具体学科，才能获得体制赋予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学科在我国大学里的意义在于为以此为志业者提供一个安身立命之所，而学科化诉求不过是基于现实境遇的一种话语策略[11]。从这个意义上说，分析高等教育学科危机的本质，就是要反思其是否达到构建学科的充分必要条件，以及这一过程是否符合学科内在逻辑，这两者构成高等教育学的合法性基础。

　　(二)理论品质与独立发展能力的不足是危机之本质

　　学科的构成是一个建制化过程，而这一过程分为内、外两个维度。从内部建制来说，就是在理智层面上，该知识领域经由长期发展已经相对成熟，成熟的标志就是达到了学科独立的判别标准。按库恩理论，学科的独立意味着这种知识生产与管理方式逐渐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传统或模型。而这一标准在我国具体表现为经典的“三独立”原则，即一门独立学科必须具有独有的研究对象、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独立的理论体系[12]92。

　　华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也说，一门学科的权威性基于“普遍接受的方法或真理。”[13]13从外部建制而言，学科的构成需要获得来自体制的授权和保护，例如由国家控制的“高校专业目录”，本质上便是知识领域转化为学科的重要合法性来源或合法化机制。按学科生长的基本规律，其内部建制是学科独立的最基本前提，对于学科发展起决定作用，其外部建制则为学科独立发展发挥支持作用。

　　在我国，高等教育学成为一门学科，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这一规则，即在充分的理论准备之前，经由国家授权率先作为二级学科编入专业目录，从而建立起外部建制，获得生存空间，而知识的生产及其体系化建构则后续进行。从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史来看，从普通教育学中寻求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上的借鉴与支撑是学科建设初期的重要策略。随着高等教育研究范畴的不断扩大，多学科研究方法的价值逐渐为高等教育研究者所认同，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领域的理论、研究方式逐渐反映在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之中。

　　可见，依据经典学科评价标准，高等教育学是缺乏充分的理论准备的，既无独特之研究方法，更未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甚至连是否具有独有的研究对象都是存疑的，这就决定了高等教育学在本应有的人文视域、理论的解释力与时空迁移力上的缺陷[14]。而理论品质的不足正是高等教育学危机的根源，抑或就是危机本身。

　　当然，在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下，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已经成必然，高等教育学同其他学科间的协同也是一种趋势，“学科正通过不受控制的专业化进行着分解，学科的界限被打碎了，学术人员不是只停留在其自身的学科领域内而是探索其他学科的中心科目”[15]12，在研究方法上，各学科“都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采用了定量方法甚至数学模型，结果它们各自切入问题的方法论的独特性似乎被削弱了”[16]49-50，显然传统学科标准下的学科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专享性正在消逝，因而传统的“三独立”学科评价标准也需要做出调整。

　　但必须指出的是，高等教育学的理论准备不足决定其缺乏学科独立的能力，而这又必然导致其缺乏与各学科进行对话、协作的能力，难以在新的学科发展模式中实现自身的创生性发展，因为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前提是学科本身的独立性及其参与能力，所以项贤明教授认为学术边界的模糊性对教育学论域的清晰性及其知识的有效性具有消极影响[17]。忽视学科独立及其“分界”，而一味强调“跨学科互动”，将进一步强化学科弱势，甚至湮没于学科博弈之中。

　　(三)学科文化建构失位掣肘高等教育学科独立发展

　　学科的独立发展能力还有赖于学科共同体的建构，而学科共同体主要是从学科文化的角度而言。学科文化主要包含学科认同、学科信念、学科责任、学科立场、学科自觉以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学科情感。

　　在一个相对成熟的学科共同体内，学科人对本学科的功用与价值形成了广泛认同，普遍持有学科发展的信念，并将促进本学科发展为自身责任;同时，学科人能够理性地认识到本学科发展的逻辑、现实及其未来建构方向，即具有学科自觉;学科人在审视、解读本学科问题时，往往立足于本学科的视角和理论，在学科或理论争论以及利益博弈中，一般会首先观照本学科需求，乃至产生对本学科的荣誉感、归属感和爱的投入，即学科情感。

　　学科文化能够为学科理论体系建构提供内生动力，是学科走向独立、成熟和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具备了积极的学科文化，学科人才会在统一的学科发展目标指向下，共同致力于学科理论创新，服务于学科建设。高等教育学在理论建构上的缺陷及其独立性的不足、独立发展能力的薄弱，在根本上反映高等教育学学科文化的匮乏。正如张应强教授所言[18]:

　　一批研究人员丧失高等教育学学科立场、丧失学科自信，学科情感淡化，“甚至以所谓科学学科的名义或者用研究领域范式来否定高等教育学，解构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学的内部一致性遭遇严峻挑战。

　　所谓的学科内部一致性，也就是共创共享的学科文化，当这种一致性经遇来自内部的挑战，也即学科文化发生分裂，学科共同体则将失去统一价值、统一目标的融合与引领。分析高等教育学内部“分裂性”背后发现，部分学科人否定本学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现实的学科资源及利益配置模式下，高等教育学学科绩效差强人意并导致学科人难以从中获得学科尊严和实际利益，从而对学科价值失去信心。

　　但从更深层次而言，放弃学科立场，根源于缺少学科理想、学科信念，产生学科认同危机，从而放弃学科责任，这反映了当前理想主义和学术情怀匮乏的普遍现象，也可以说是现世逻辑尤其是功利主义、经济主义的逻辑对纯粹的学术本位逻辑的深刻冲击。学科共同体的成长必须由利益共同体进化为价值共同体，高等教育学的危机表明其尚未形成严格的价值共同体，由此出现了利益高于价值的问题，并瓦解了共同体的基础。

　　综上所述，高等教育学科发展显然是受制于外部因素，但危机的根源则在于其自身，应在深刻反思高等教育学科发展范式的基础上，客观、准确地认识危机的根源与本质。从这个角度而言，理论准备不足导致的理论品质缺陷及其对实际功用的束缚、在主客观因素影响下学科文化失位导致的学科共同体分裂，不仅标识着高等教育学学科危机的本质，而且不断强化着危机。

　　三、改造高等教育学建设范式的三个核心向度

　　(一)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持续推进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建设

　　高等教育学危机的本质在于其理论品质的缺陷导致学科独立性和独立发展能力不足，故高等教育学要走出危机，就必须首先走出诸如“增设高等教育学为一级学科”等片面借助外力的思维定势，而从学科作为知识单元的内在逻辑出发，致力于学科理论建构，以提升高等教育学理论品质，这是增强高等教育学独立发展能力、提升学科地位的根本前提。未来高等教育学的理论建构要持续深化关于高等教育这一特殊社会现象及其一般规律的探索，建立高等教育学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原理体系，夯实学科理论基础;要加强对当今高等教育变革的新形势和未来发展趋势的研究，创新高等教育理论。

　　但这个理论探索过程应摆脱纯粹理论性学科的思维束缚，而是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开发高等教育学的应用价值，发挥高等教育学在促进解决高等教育实践问题中的作用。关于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属性，历来存在着“理论学科”“应用学科”以及具有调和意味的“综合学科”的观点。客观地说，高等教育学之理论学科取向反映了我国特有的偏好理论体系建构而轻视应用的学科思维，其背后是一种“重学轻术”的学术传统。显然，这与现代学科发展规律是相悖的，因为现代学科发展的走向是由社会需求逻辑所主导的综合性、交叉性、横断性学科[19]。

　　现代学科发展在更深层次上反映的是知识生产模式的变迁，即在人类社会不断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以追求纯粹知识、满足闲逸好奇为取向的知识生产模式逐渐被以满足社会应用需求为目标，政府、产业组织及市民社会积极参与甚至主导知识生产过程的新模式所取代。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本质上是一个知识生产的过程，显然也要适应知识生产模式变迁趋势，以满足社会需求为导向来组织理论创造。从现实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学也必须提高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为高等教育治理提供专业的咨询和指导，促进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唯如此才能避免被强权取缔的命运。

　　事实上，20世纪潘懋元先生呼吁开创高等教育学的重要初衷就是解决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以及高等学校办学中的实际问题[20]17。而学界之所以长期以来存在高等教育学的“学科与研究领域”之争，也正在于美国以问题为导向来开展高等教育研究，并取得了显著建树，可见问题导向和理论建设并非矛盾，反而实践逻辑为理论创造提供了巨大动力与活力。综之，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来推动高等教育学理论发展，既反映了学科发展的规律，也符合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现实逻辑。

　　(二)以“和而不同”发展理路，实现与相关学科共同繁荣

　　在知识生产模式变迁的推动之下，大学学科经历了跨学科与多学科、交叉学科、横断学科、超学科等新的组织和发展形式，传统学科必须突破原有的学科分界的束缚，通过学科协同来实现自身的创新发展。学科协同反映了知识生产及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是科学创新尤其是重大基础理论和核心关键技术创新的客观要求。高等教育学要打破眼下之窘境，亦必须实施学科协同战略‍‌‍‍‌‍‌‍‍‍‌‍‍‌‍‍‍‌‍‍‌‍‍‍‌‍‍‍‍‌‍‌‍‌‍‌‍‍‌‍‍‍‍‍‍‍‍‍‌‍‍‌‍‍‌‍‌‍‌‍。但是，学科协同是不同学科间的异质耦合，正是这种异质性及其相互间的碰撞、融合为彼此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成就了学科创新。

　　因此，学科的异质性是学科协同和创新的前提，各学科必须为学科共同体的建构贡献独特的视角和理论，正所谓“和而不同”。是故，高等教育学要融入学科协同，实现由传统学科向新式学科的蜕变，就必须具备与其他学科进行对话和交换的异质性。而无论是教育学还是高等教育学，之所以沦为其他学科“殖民地”[21]，其根源正在于缺乏充分的异质性。学科的异质性表现在多方面，包括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和方法、学科发展路径、学科文化等。

　　对于高等教育学而言，其异质性突出地表现在基于“教育”属性的人文视域。具体来说，教育作为以人为中心的特殊社会活动这一属性，决定了高等教育学在学科建设中必然秉持以人为本理念，从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创造、高等教育规律的探索，到关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及其与外部环境间各种关系的探讨，都必须以其“教育性”为行动准则，服务于“促进人的发展”这一终极价值目标。

　　不可否认，随着高等教育功能的空前多元化，高等教育研究的视野不断拓展，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问题都被纳入高等教育学的关注范畴，同时高等教育也越来越成为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但对于任何学科而言，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本质属性和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都应受到尊重，否则这种学科交叉极有可能违背教育规律，直至误导高等教育实践;对于高等教育学来说，过度强调其他学科理论的应用而放弃教育的立场，则必定导致学科异化，“去教育化”的高等教育学将失去自我，丧失学科间对话和交换能力。总之，高等教育学必然要融入学科协同，但必须坚持教育的人文视域，以和而不同的姿态实施新学科建设。

　　(三)以中国特色为建设目标，创造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学

　　学科文化的匮乏是我国高等教育学陷入学科困境的根本原因之一，高等教育学的重建要求树立起统一的学科使命，坚定学科信念和学科立场，培育起学科情感，形成学科凝聚力。笔者认为，建立中国高等教育学派是建构健康的学科文化的必要路径。从学术发展史看，学术的繁荣往往和学派有着密切关系，古希腊时期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希波克拉底学派、伊壁鸠鲁学派等诸多知名学派，直接促成古希腊的学术繁盛。及至近世，欧洲又涌现出李嘉图学派、黑格尔学派、谢林学派等一批哲学学派，推动了近代欧洲哲学的发展。

　　19世纪初，以李比希学派为代表的一批学派开始在大学涌现，如剑桥大学(UniversityofCambridge)的卡文迪什学派、莱比锡大学(Universit?tLeipzig)的冯特学派、芝加哥大学(TheUniversityofChicago)的芝加哥学派等，他们以学派为中心促成了某一学科在大学乃至更大范围内实现飞跃。[22]实际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潘懋元先生就提出“建立中国的高等教育学派，以与西方高等教育理论比高低”[23]。当然，如今建立高等教育学派的直接目的并不在于中西竞争，而是基于保障高等教育学科生存权、发展权的内在要求。

　　正如侯怀银教授所说，提升高等教育学学科的独立性，必须“强化中国高等教育学学派的建设”[24]。而叶澜先生创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也正是基于“教育学是否可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这一关涉教育学学科合法性基础的反思和探索[25]。建构中国高等教育学派，也就是要引导高等教育学科人在学科信念和学科价值观上形成共识，相信高等教育学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与功能;强化学科立场，在共同致力于高等教育学学科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中增强学科自信和培植学科情感。质言之，也就是要强化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内部一致性，形成高等教育学科的核心凝聚力，激发共同体的集体创造力。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内部一致性强调的是共同致力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信念与使命，在具体的观点、学科建设或研究范式等方面应鼓励“百家争鸣”，唯有如此，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才能够不断实现创生。

　　构建中国高等教育学派，应强化中国问题意识，即立足我国高等教育特殊国情，探清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独特逻辑，解决中国的高等教育问题;摆脱长期依附于西方理论的心态，发掘和应用中国智慧，在探索中国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中，构建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学;要坚持高等教育的独特视域，用教育学特有的话语体系来表达对教育世界的独特看法。建立中国高等教育学派，通过健康的学科文化来凝聚学科发展智慧和力量，如此高等教育学才能走出长期以来的学科困境。

　　总之，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身处内忧外患之中，多重原因造成了其学科困境，但这种困境本质上在于理论品质的缺陷及其导致的学科独立发展能力不强。在内忧外患中，从一开始就建设乏力的学科文化进一步式微，造成了学科内部的分裂，从而强化了学科危机。因此，要引导高等教育学走出困境，走向学科振兴，充分发挥其在以双一流建设为代表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的作用，就必须设计出更加切实有效的学科建设路径。而无论是基于经世致用之学科价值取向的理论体系构建，还是坚持基于教育之人文取向的学科协同战略，以及构建中国高等教育学派，都是当前改造高等教育学科范式、重建高等教育学学科所必须深入思考的重要向度。

　　高等教育论文范文：高等教育研究的人类学理路探寻

　　摘要：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经过多年的努力，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不可否认，高等教育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如本体论的重“器”轻“人”，认识论的重“一元论”轻“多元论”，方法论的重“理论”轻“实证”。人类学研究范式与高等教育研究有着一些耦合之处，可有效弥补高等教育研究之不足。针对高等教育研究的上述问题，运用人类学研究的“人本性、多元性、实证性”的方法特点，可以实现对这些问题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