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转基因食品禁入校园午餐的情、理、法

　　摘要：有迹象表明，转基因食品正大量流入中小学生的校园午餐，这在社会公众对转基因技术接受程度尚待提高的我国，引起了家长们的普遍担忧。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一份合格的校园午餐不仅要做到安全与充饥，而且也要满足健康和可口的需求，甚至还要承担一定的教化功能。如果从这些维度加以评判，转基因食品除了价格低廉的优势以外，其余并无特别可取的地方，因而是不应该用来烹煮校园午餐的。故此，我国可效仿域外立法经验，基于保护中小学生身心健康的特殊价值衡量，逐步禁止校园午餐使用转基因食材。

　　关键词：校园午餐;转基因食品;食育

　　孩子是民族的希望和社会的未来，一个国家善待自己的孩子，本质上是一种镌刻在生物延续本能里的道德自觉，反映了其人文关怀的底线与文明进化的刻度。所以，从族群兴衰更迭的角度来讲，我们无论给予孩子怎样细致周详的照顾都不为过。尽管呵护孩子人人有责，但对于一国政府来说，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每日提供给孩子们新鲜的空气、纯净的饮水、自然的食物，从而使其能在健康安全的环境里愉快成长，不可谓不是最基本的义务。

　　教育论文投稿刊物：《教育发展研究》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管，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国内刊号CN：31-1772/G4;国际刊号ISSN：1008-3855，邮发代号4-591。

　　本文探讨的正是这项最基本义务所涵盖的一个看似微不足道实则却至关重要的问题：孩子们的校园午餐是否应禁止使用转基因食材。说其微不足道是因为在当今正处于改革旋涡里的中国教育界，相比由学校在午间提供普普通通一顿饭这件小事，有太多诸如路径选择或模式转型这样更加宏大的战略命题，依照一些人看，让所有学生吃得上热食已经是个不错的成就了，还要再追求吃得好，在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简直是吹毛求疵;而说其至关重要却是因为孩子的身体健康说到底无非就是由平日里的一饮一啄奠定基础的，而校园午餐对于我国绝大多数正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学童来说，都是支持其一整天高强度学习与运动所需能量的主要膳食来源，所以能否让孩子们吃得营养均衡、卫生安全、美味可口，不仅牵动着全社会无数家庭的心，而且关系到未来国民能否拥有健康体魄。转基因食品能否进入校园午餐食谱的争议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产生的。

　　所谓转基因食品，是指“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改变基因组构成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生产的食品和食品添加剂”[1]。拜崔永元与方舟子等人经年累月却莫衷一是的论战所赐，转基因食品究竟是否安全，在当今中国与其说是一个科学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信仰问题，不过对于我们这些始终不明就里的群众来说，最稳妥的办法显然是让别人先吃几十年看看效果再说，于是现在稍有经验的主妇都学会了在购买食用油时先认清成分表里有没有包含转基因大豆。

　　这样一种连寻常家庭在平素采购时碰都不会碰的食品，却极有可能会被拿来充当孩子们校园午餐的原材料，我们真的能对这种做法熟视无睹吗?事实上，许多国家(地区)都曾经或正在掀起绝对排斥转基因食品入侵校园午餐的公民运动，有些甚至已经成功推动了转基因禁止准入的立法，相比之下，我国就显得有些后知后觉了。利用中国知网数据库以“转基因食品”“学生营养午餐”“校园安全”等关键词进行不同排列组合的检索后发现，尽管国内探究转基因食品安全检测及其标识规定的论文汗牛充栋，并且讨论如何针对校园午餐制定财政支持政策与政府扶持方案的文献也琳琅满目，但偏偏就是没有研究转基因食品是否适于学童午餐的，仅有的几篇检索结果也都限于对域外立法的介绍，只有参考价值而无说服效果。这种现状着实令人遗憾，希望本文能发挥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国家对校园午餐的监管义务与评价标准

　　(一)国家有义务保障校园午餐合乎标准极目寰宇，天下大同，通览世界各国推动校园午餐的经过，其实无论是泰西诸雄抑或东亚近邻，都走过了一段相差仿佛的历程，均有待于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发育程度达到相对高级的阶段。一方面，工业化时代所遗留的相邻产业密集布局逐渐进化为一个个具有超级共生力的大型城市，而资本的强烈虹吸效应则如黑洞一般如饥似渴地吞噬着来自四面八方的青壮年，并帮助他们完成从原始劳动力到职业劳动者的转变，使他们源源不断地成为社会化大生产流水线上的新鲜血液。

　　在这样一个从土地直达肉体再到精神的不可逆城市化过程中，原先那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农业社会田园牧歌式生活方式被彻底颠覆。伴随着劳动分工精细化、劳动节奏同步化、劳动组织集中化的程度日益加深，我们仿佛被幻化为工业社会蜂巢里的一只只筋疲力尽的工蜂，身不由己地蜗居在无边无际的水泥森林里，每天为了生计早出晚归，在单位和住所之间奔波劳碌。

　　利用短短一个多小时午休时间接送孩子上下学并为他们做一顿中饭，对绝大多数同为上班族的年轻父母来说，早已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孩子结束上午课业之后在学校进餐与休憩，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刚需，这便是校园午餐之所以能在现代社会大行其道的客观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讲，校园午餐与其说是作为一种社会福利存在的，倒不如说是一种带有浮士德式悲怆意味的劳动交换。

　　另一方面，在人的自由汇聚催生出城市以及现代都市文明的同时，城市的自然生长也反哺了市民阶层的成熟与公共领域的塑造，尤其是以高度信息化与发达服务业为特征的浪潮开始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全球后，具有一致利益诉求与生活需求的人们，可以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方便地找到在各种社会议题上志同道合的伙伴，随之自发形成对社会公共事务具备高度参与觉悟、以相近价值观念或文化理念为纽带的民意表达共同体。

　　作为当代民主社会朝野之间沟通的常态，这些共同体会利用多种多样的媒体工具进行意识形态层面的合流，并时常以操控舆论的方式试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掌握一定话语权，进而对政府在民生方面的公共政策的决策施加影响。在任何时候，即便民生改善是出于政府自觉自愿，但公共政策着力点的选择也并不应该取决于政府单向度的一厢情愿，而是必须扎根于民众对社会福利增长与公共服务进步最迫切的自身需要，抚养孩子的责任由家庭负担转向社会分担，恰恰是来自于快节奏、高压力、重负担的现代社会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迫切需求，这从发达国家普遍面临严重的少子化问题中就可见一斑。

　　国家把校园午餐纳入财政支持与法律监管视野，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民意与政府良性互动的结果，像美国的《全国学生午餐法》与日本的《学校给食法》，就是经过民间长时间呼吁之后政府采取行动的结果。国家立法不仅让孩子们在学校就餐时的食品安全有了保证，也使得校园午餐在膳食均衡与营养全面方面有了保证，同时，也让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童有机会依靠政府提供的补贴而获得免费午餐。当然，普及校园午餐的受益者不光是孩子及其家长，政府也会因为学生健康水平的提高与认知能力的增强，而在未来收获一大批头脑聪明、体魄强健、精神饱满的高素质人才，这才是一个国家参与国际角逐的真正核心竞争力所在[2]。

　　(二)校园午餐功能与作用的进化由于取得了政府在资金与政策方面的大力投入与积极介入，那些老牌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已经形成了比较周密完善的中小学“学校给食”制度，这些制度涵盖了科学营养方案的设计、安全食物来源的保证、低廉就餐费用的限制、专业操作人员的培训、严格监管流程的制定等诸多方面。不过我们要看到，这些发达国家今天能做到让孩子们在学校里吃得安心、开心、放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不少国家的校园午餐都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蜕变，从吃得饱，发展到吃得好，再变为吃得巧。

　　第一阶段：吃得饱。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举办校园午餐的初衷都是把它作为一项社会保障制度或者营养干预计划而推行的。当时欧美诸国大多尚未从战争造成的满目疮痍中恢复过来，食品与燃料的短缺导致了其配给制的普遍实行。所以，校园午餐实际上扮演的是一种保证优先供应的定向分配措施，首要目的是解决中小学生食物不足与营养不良的问题。例如，1946年，美国最初为校园午餐立法确立的宗旨就是，“要保证所有美国儿童在学习日内至少有一顿饱饭”[3]。当时已有科学研究结果明确揭示，营养不良将对儿童生长发育造成重大不良影响，尤其是当各种微量元素缺乏时，不仅会导致体格羸弱、免疫力下降、疾病易发等状况出现，而且还会造成智力衰退、认知困难、反应迟钝等严重后果。

　　因此，这一阶段，各国均视让学生在营养完全的前提下吃饱喝足为头等大事，而食物提供的热量是否充足是检验校园午餐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第二阶段：吃得好。随着发达国家在马歇尔计划的帮助下迅速走出战争创伤，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社会整体富裕程度不断上升，恩格尔系数则在持续下跌之中，各种主副食品的供应逐渐摆满了货架，儿童营养也由缺乏问题迅速让位于过剩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各界开始担忧校园里的一个个胖子被联邦政府的补贴催生出来，校园午餐里太多高糖、高盐、高脂的食品使得青少年当中的肥胖比例居高不下[4]。

　　于是，如何让学童吃得健康成了这一阶段校园午餐的主要发展方向。为此，美国各个政府部门付出了巨大努力，包括重新审定、细分年龄段学生校园午餐的平衡膳食与合理营养标准，推出健康校园午餐计划，大量用全麦和蔬果取代油炸食品，宣传推广食物金字塔等科学饮食理念，使家庭餐食与校园午餐保持一致，等等。总之，各国政府均意识到了多样、全面、均衡的饮食搭配是青少年体格生长与智力成长的基础，校园午餐应在保证能量供给与营养摄入前提下，遵循“少即是多”的适时、适量、适度原则。

　　第三阶段：吃得巧。如果说在前两个阶段，校园午餐重点关注的是学生的身心发育，那么随着时间继续向新千年推移，许多国家开始重视利用校园午餐的机会对学生展开崇尚有机饮食观念与遵从自然生活方式的教育，即有意识地把食堂拓展为课堂的一部分，让教育在吃饭的过程中得到潜移默化的延续，使得学生能够养成受益终身的健康生活方式。这就是当下在发达国家风靡一时的以寓教于食为方针的“食育”运动[5]。

　　所谓食育，简单点说，就是以食物为媒介而开展的各种智育、德育、体育活动，例如，通过使用应季而食的菜谱，提醒学生感知四季的交替;通过采购当地出产的原料，提倡学生钟情本乡本土;通过力行不劳不食的帮厨，教会学生尊重勤杂佣工;通过采取少盐少油的烹饪，引导学生欣赏食物原味;通过自耕自食的劳作，熏陶学生珍惜一饭一蔬，从而培养学生对天时的敬畏、对自然的亲和、对土地的感恩、对劳动的热爱、对传统的认同，最终使他成为一个通晓丰富饮食知识、具有科学饮食观念、了解正确饮食礼仪、掌握全面饮食能力以及将来哪怕一个人独居也能过上有益饮食生活的健康国民。

　　当草甘膦之类农药的大肆使用给我们带来极高致癌风险时，当现代工业食品凭借大量人工合成添加剂轻易攻陷我们的味蕾时，当跨国食品公司利用各种刺激感官的广告宣传和营销大战摧毁我们的本土物产时，一批批儿童几乎毫无抵抗地沦为了形形色色垃圾食品的俘虏，如果政府对此不立即予以重视并采取措施反制的话，我们社会未来付出的代价会是一代代普遍患有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等疾病的肥胖国民，以及为治疗这些疾病而激增的公共卫生开支。触目惊心之下，谁敢说以言传身教、润物无声手段培育健康生活方式的食育只不过是有钱人吃饱了撑的把戏呢?

　　(三)当代校园午餐的评价标准显而易见，校园午餐绝非只是拿来给孩子们充当裹肚饱腹之用的一顿便饭。时至今日，其功能已从当初的热量补充，转变为后来的健康促进，再发展到如今的寓教于食，其背后的指导思想也从斤斤计较一餐营养成分的得失，逐步进化到了孜孜以求一生饮食习惯的塑造，不可谓不是人类在经历了过度生产工业化、消费全球化、生活物质化之后一次痛定思痛的伟大自我救赎。顺理成章，当下评价校园午餐是否合格的标准也应该随之发生变化，我们不妨借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进行诠释，其阶梯化指标从低到高依次如下：

　　(1)充饥。中小学生正处于体格和智力的快速生长发育期，加之学习负担沉重与课间运动活跃，其对热量和营养的需求远高于普通成年人。所以，校园午餐一定要确保孩子们的身体在经受能量巨大消耗后能够得到及时的充分补充。

　　(2)安全。无论在任何时候，或是任何场合，也无论针对任何人，保证食品安全都是供餐机构的首要义务，对用餐群体绝大多数为未成年人的校园午餐来说，更要做到万无一失，这就要求必须采购合格的食材原料与使用稳妥的烹饪方式。

　　(3)健康。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吃出来的富贵病开始频繁出现在现代人身上，并且越来越呈现出发病低龄化的趋势，甚至有一些儿童由于超重乃至肥胖而患上了成年人的心血管病，这就使得校园午餐应当在专业营养师的指导下进行合理膳食搭配，坚决控制脂类和糖类的摄入，并保证足够的维生素、矿物质以及蛋白质的供应。

　　(4)可口。有道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对美味的追求是人的一种天性，中小学生自然也不例外。尽管学校可以通过严厉的纪律处分制止学生剩饭，但毫无疑问，避免浪费的最好办法还应该是让校园午餐变得可口起来。事实上，不少国家的经验表明，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5)教化。正所谓“大道至简”，有时候最简单的东西反而能体现出最深刻的道理，就像普普通通的一顿饭，可以承载文化，反映历史，彰显道统，迎合天象，宣示礼法，凸显义理，隐射思想，传达哲理，感应喜怒，展示声色，昭明志向，表现野趣。因而，在有心人手里，校园午餐可以充当最好的教具。

　　(四)校园午餐在中国(城市)那么，中国现在的校园午餐发展到什么水平了呢?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中小学校普及校园午餐的历史并不悠久，但得益于城市居民当中以双职工家庭为主与近20年来的造城运动，校园午餐在大城市里已经得到了相当普遍的开展。我们不妨来看一组数据：从覆盖范围讲，北京每天有93万中小学生在校就餐，约占在校学生总数的73%[6];上海每天有120万中小学生在校用餐，占在校学生总数的97%[7];苏州每天有83万中小学生在校就餐，占在校学生总数的96%[8]。另外，来自济南、青岛、天津、深圳等城市的数据也均显示，每天有超过90%的学生能在学校解决午间就餐需要。

　　二、转基因食品与校园午餐之间的不匹配性

　　(一)转基因食品入侵校园午餐的现状可能出乎不少人的意料，尽管国内民间“反转”呼声持续高涨，可中国不仅是当下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且更是如今世界上转基因食品消费数量最大的国家之一[9]。如果对此觉得难以置信，那么让我们以“开门七件事”之一的食用油为例，看看转基因食品对我们生活的渗透。2017年，我国大豆进口总量为9600万吨左右，其中排在前3位的来源国分别是巴西(5000万吨，52%)、美国(3200万吨，33%)和阿根廷(670万吨，7%)，而这3个国家所产的基本上全部是转基因大豆。这些大豆千里迢迢运到中国之后，除了一部分用于制作豆粕饲料，其余全部会被中粮、嘉里、邦吉等粮油加工企业收购，充当压榨食用油的原料[10]。再看我国的成品食用油市场，每年精制植物油的供应总量是3452万吨左右，其中各种大豆油及其调和油制品约为2512万吨，占市场份额的70%以上，而大豆油制品里的98%都是由前述转基因大豆制成的。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对相关标识特别关注的话，那么你从超市货架上随手购买的有极大可能会是含有转基因大豆的食用油[11]。由于转基因大豆油的生产成本远低于非转基因大豆油，目前市场上同品牌一桶5L装的转基因大豆油平均要比非转基因大豆油便宜差不多10~40元，在销量上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不信的话，可以去京东或天猫看看，排在食用油销量前5位的全部都是转基因大豆油。然而，南方都市报曾在深圳街头举办过一次询问市民愿不愿意选购转基因食用油的随机调查，结果有超过85%的受访者都明确表示不会购买显著标识出转基因成分的食用油，其余受访者也大多表示因为对转基因食品缺乏了解而无法选择[12]。

　　如果说由报纸主导的民意测验不够专业，那么很多学者进行过类似的转基因食品认知态度与购买意愿的实地调研应该是专业的，其结论与我们的主观印象并无二致，绝大多数消费者都在被告知且有选择的情况下对转基因食品表示了拒绝态度[13]。既然如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在你我这样普通家庭基本都不愿意购买的情况下，这些海量的转基因食用油到底卖给了谁?

　　三、我们该如何阻止转基因食品进入校园

　　当我们还在纠结于该不该给孩子们吃转基因食品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地区)的家长们却早就先行一步，掀起了拒绝转基因食品入侵孩子们餐桌的公民运动，其中不少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有些体现为学校食堂自愿拒绝选购转基因食品为孩子们烹调午餐，有些体现为学校一周的某几天被固定为健康(有机)食品日，有些体现为政府直接立法禁止校园午餐使用含有转基因成分的原材料。

　　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例，经过十多年“校园午餐搞非基行动”的持续抗争，校园午餐非转基因化最终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其“立法院”于2015年12月14日三读通过《学校卫生法》部分条款修正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在第23条第一项增加了“禁止使用含转基因生鲜食材及初级加工品”的表述，这标志着台湾中小学校园午餐终于迈出了非转基因化的关键一步，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示范[21]。

　　与其临渊羡鱼，不若退而结网。要将转基因食品拒于校门之外，并不像很多人想得那么简单，只需要当地教委下发一纸公文就能立竿见影地实现。事实上，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比方说，如何消化分担因为替换转基因食品而增加的食材成本，置农村贫困地区儿童继续食用转基因午餐于不顾是否会触发道德风险，从哪里能找到非转基因食用油的大宗货源以填补转基因食用油被淘汰后的缺口而又不至于引起剧烈市场价格波动，怎样对转基因食品退出校园以后的学校食堂进行持续有效监督，是否存在能快速检测出食材中含有转基因成分的技术手段，等等。在这些细节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奢谈校园午餐的非转基因化无异于缘木求鱼，恐怕会落得个好心办坏事的结局。

　　参考文献：

　　[1]李宁.转基因食品的食用安全性评价[J].毒理学杂志，2005(2)：85–87.

　　[2]史耀疆，王欢，田民正，等.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前的现状分析和政策建议：来自西北122所贫困农村小学的调查[J].教育与经济，2012(1)：4–8.

　　[3]《上海学生营养工作立法前期准备》课题组，曲玉波.国内外学生营养工作立法情况综述[J].教育发展研究，2007(2)：49–55.

　　[4]黄希尧，李先军.美国中小学免费午餐制度述评及其启示[J].比较教育研究，2012(8)：90–94.

　　作者：李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