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麦隆英语区社会危机成因探析

　　【摘要】位于非洲中西部、紧邻大西洋的喀麦隆共和国，因其丰富多彩的地质、多元独特的文化、总体稳定的政局和蓬勃发展的经济，被视为中部非洲地区的政治经济强国‍‌‍‍‌‍‌‍‍‍‌‍‍‌‍‍‍‌‍‍‌‍‍‍‌‍‍‍‍‌‍‌‍‌‍‌‍‍‌‍‍‍‍‍‍‍‍‍‌‍‍‌‍‍‌‍‌‍‌‍。 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独立后喀麦隆英语区与法语区之间矛盾频发，从最初的英法语言冲突逐步上升为日益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已然成为制约喀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隐患‍‌‍‍‌‍‌‍‍‍‌‍‍‌‍‍‍‌‍‍‌‍‍‍‌‍‍‍‍‌‍‌‍‌‍‌‍‍‌‍‍‍‍‍‍‍‍‍‌‍‍‌‍‍‌‍‌‍‌‍。 本文在厘清喀麦隆英语区危机历史沿革的基础上，揭开英法语言之争的表象，从历史、政治、经济、语言、外交等方面剖析冲突产生的原因，展望危机演进的趋势，并对喀国政府重新建立全国对话赋予英语区特殊地位等举措抱有期待‍‌‍‍‌‍‌‍‍‍‌‍‍‌‍‍‍‌‍‍‌‍‍‍‌‍‍‍‍‌‍‌‍‌‍‌‍‍‌‍‍‍‍‍‍‍‍‍‌‍‍‌‍‍‌‍‌‍‌‍。

　　【关键词】喀麦隆 英语区危机 政治冲突

　　喀麦隆位于非洲中西部，西临尼日利亚，东靠乍得、中非，南与刚果(布)、加蓬、赤道几内亚毗邻，是中非地区的政治经济强国。 1472年葡萄牙海员在喀麦隆海岸登陆，揭开了喀麦隆与欧洲乃至世界联系的帷幕。 1911年德国殖民者占领喀麦隆全境。 一战后，英法两国以国联委的名义将喀领土瓜分殆尽。 二战后，随着民族独立斗争的蓬勃发展，法属托管区(即如今的法语区)于1960年1月获得独立，建立喀麦隆共和国; 1961年10月，英国托管区南部(即如今的英语区)并入喀麦隆共和国，组成喀麦隆联邦共和国。

　　独立后的喀麦隆一直面临着分裂和政治统一的脆弱性问题。 这一致命短板并不主要归因于部族众多和文化的多样性，而是来自英语区与法语区的分裂倾向。 频繁发生的武装叛乱给喀麦隆的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已然成为制约喀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目前国内学界对喀麦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教育、文学及卫生领域，关于英语区社会危机话题的讨论仅见于新闻报道，亦或散见于少量研究喀麦隆官方双语政策实施困境的文献中，鲜有针对英语区社会危机诱因的具体论述。 笔者认为，喀麦隆英语区危机虽表象于“英法语言之争”，实则是由语言冲突引发的社会政治危机。 鉴于此，本文拟从历时角度分析考察喀麦隆英语区危机演变的历程，从殖民历史、政治民主、经济发展、语言规划和外交关系五个方面探究危机产生的内外因，以期对喀麦隆社会问题研究有所裨益。

　　一、喀麦隆英语区概况

　　喀麦隆英语区，又称西喀麦隆，即喀麦隆的西北省和西南省(图1浅红色部分为英语区)，是1961年喀麦隆统一时并入到喀麦隆共和国的原英属托管区的南部地区。 喀麦隆英语区与尼日利亚接壤，拥有16490平方英里的领土，人口约554万，占全国总人口的22%。 该地区的种植园、渔业、木材业、石油开采和商贸经济活跃，在喀麦隆的国民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二、危机的沿革

　　1961年10月原英属托管区南部地区并入喀麦隆组成喀麦隆联邦共和国，英语区与法语区度过了短暂的“蜜月期”。 70年代，阿乔希(Ahdjo)政府取消联邦制，将国名改为喀麦隆联合共和国，这一举措开始让讲英语为主的西北区和西南区民众产生被抛弃感。英语区人民寻求改革和扩大自治的诉求从未停歇，虽抗议活动不断但多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分离分子在这其中远不是主流。

　　2016年成为英语区危机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从2016年10月开始，西北区和西南区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地区危机。 表2罗列的主要冲突事件发展至今让英语区的大多数学校商店停课歇业，导致超过60万学生辍学，造成至少3000人丧生、53万人流离失所、4万人逃往邻国尼日利亚，经济损失高达数十亿法郎。 随着暴力事件的持续发展，数据仍在不断更新。

　　通过上述事件，我们可以窥探出英语区社会危机演进的特点：第一，冲突焦点从语言地位的失衡逐步转变为政治经济等利益的不对等。 第二，从停课罢工、和平诉讼再到武装叛乱、流血冲突，斗争手段趋于暴力，程度也更加剧烈。 第三，恶性影响愈发严重，从简单的寻求政治民主权利上升为国家安全事件，甚至面临领土分裂的危机，严重危害了喀国的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

　　三、危机的根源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 Simmel)根据冲突的现实性将社会冲突分为现实的冲突和非现实的冲突，根据冲突发生的领域又分为经济冲突、政治冲突和语言文化冲突。 笔者认为，喀麦隆英语区危机最初是一种追求语言利益的现实冲突，发展至今早已政治化，已然成为殖民遗留、政治民主、经济发展、语言规划和外交行为等各种矛盾交织而成的社会冲突。

　　1. 殖民主义历史遗留

　　一战后，喀麦隆被英法两国瓜分殆尽，其中20%的国土由英国占领，80%的面积由法国统治。 英属南喀麦隆以及法属喀麦隆在英法两国分治下发展为相对单一的政治单元，两个地区之间的异质性不断增强。 如下文表3所示，在近代欧洲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政治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英国和法国建构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殖民体制，形成了两套政治语言文化体系，在行政管理、文化推广和经济开发等方面各有特点。

　　1.1行政管理体制

　　在行政管理上，为了确保委任区统治的稳定，同时考虑殖民区内部民族的复杂性，英国政府对喀实行“以夷制夷”的间接统治策略：一方面，要求委任区的土著官员承认英国对其宗主权; 另一方面，英国殖民当局确认当地土著政权的合法性，要求土著政权对当地人民实行治理，包括对税收和按照本地法对土著居民进行司法管理。

　　同时，英国殖民当局还建立了一套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管理体制，建立了由总督、行政委员会、立法委员会组成的中央政府。 在“间接统治”的政策之下，英属委任区具有高度的自治权利，其教育体系、司法制度、货币、经济体系以及社会规范同时也受到英国模式的深刻影响，故而在独立之前英语区就已实现了新闻自由、政治多元和民主自治。

　　相反，法国实行“直接统治”方式，实施对喀委任统治区的同化政策，将法国本土的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法律体系移植到了委任区，力图使委任区的社会按照法国的模式发展，最终和法国融为一体。 法国殖民当局的政治高压之下，委任区的自由民主程度不高。

　　1.2 语言文化政策

　　(1)语言生态环境

　　受“去殖民化”主张和汉普顿-塔斯克基教育模式的影响，英国在其委任区早期采取以“适应性”理念为核心的规避英语教育政策，注重发展本土教育，确立土著语为基础教育的教学语言，遏制英语在社会中广泛传播。 二战后当局政策发生转向：打压土著语言、大力扩张英语、推广英国文化。 英属委任区的殖民语言由此完成了从“先生”的语言到“平民”的语言之完美蜕变。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间接统治”政策在文化领域中的实践为当地土著语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当地民族语与英语相混合形成了一种在英属喀麦隆地区广泛流行的新语言——喀麦隆洋泾浜英语(Cameroonian Pidgin English)。 洋泾浜英语的使用程度远超标准英语，较大程度挤压了标准英语在喀国的生存空间。

　　反观法国，在“直接统治”政策的影响下，法国采取语言同化政策。 秉承“法国必须向全世界扩张自己的影响，将她的语言、习俗、旗帜、武装力量、工程学带到各地”的理念，历任殖民总督将消灭本土语言、推广法语和法兰西文化视为首要任务之一。 系列方针政策的颁布实施促使法属委任区的土著语和法语的语言生态发生了巨大改变：诸如富拉语(Fulfulde)、豪萨语(Hausa)、卡努里语(Kanuri)等民族语言的生存受到极大威胁; 法语则在行政、媒体、教育等领域最终占据了主流语言地位。

　　由此可见，因语言政策推行的差异性，同为殖民语的英语和法语在喀麦隆的发展路径截然不同。 无论语言自身的纯洁性还是语言使用的群体基础，法语都远超英语。 英法两种语言地位的悬殊为喀麦隆英语区社会危机埋下隐患‍‌‍‍‌‍‌‍‍‍‌‍‍‌‍‍‍‌‍‍‌‍‍‍‌‍‍‍‍‌‍‌‍‌‍‌‍‍‌‍‍‍‍‍‍‍‍‍‌‍‍‌‍‍‌‍‌‍‌‍。

　　(2)文化价值理念

　　英国和法国不同的殖民政策同样造成了殖民文化输出的不同后果。 从殖民扩张的动机来看，英国的殖民活动以服务海外贸易活动为主要目的，英国与殖民地的联系相对松散。 随着英语的有效传播，英属喀麦隆民众逐渐形成以“英语语言文化”为符号的共同身份认同，但英国殖民者采取的“间接统治”更多地折射出了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利用”与“被利用”的经济利益关系。

　　与英国不同，法国的殖民活动更多出于政治考量。 法国寄希望于通过语言和文化的输入获取殖民地人民对法国公民身份的认同和对法国的归属感。 这些攀升的过程便包括接受学校教育、移接法国风尚、为殖民利益服务等途径。 法国的“同化政策”是一种自然渐进的过程。

　　1.3 经济开发政策

　　英属喀麦隆位于喀麦隆西部地区，是西方殖民者在喀麦隆最先到达和开发的地方。 在德国殖民者统治期间，该地区作为重要的种植园区得到了德国人的开发，有着较好的经济基础。 如前文表3所示，英国殖民政府接替管理后，继续采取“间接统治”方式重点发展种植园经济，对种植园生产的橡胶和棕榈等产品进行简单加工。 二战后，当局虽逐渐控制了林业、农产品加工业、交通运输业、银行业以及进出口贸易等经济部门，但对其依附性具有局限性。

　　相对于英国的“放手不管”，法国殖民当局对其统治区的“经济改造”更为积极彻底。 在统治初期，法国殖民者提出了“殖民地开发政策”，坚持功利原则，片面要求发展出口经济作物的生产; 垄断林业、石油、天然气开采和金融等重要命脉行业; 建立了包括法属喀麦隆在内的法朗区，实行货币汇兑; 加强对法属统治区的经济援助。 种种举措促使法属喀麦隆在殖民时期形成了一种过渡依赖宗主国的依附性经济结构。

　　通过上述研究，笔者认为，英、法对喀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造成东西两邦在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语言文化上的巨大差异，成为英语区社会危机产生的历史因素。

　　2.中央集权政治困境

　　2.1独立与统一：分歧的开始

　　1960年1月1日法国托管区宣告独立，建立了喀麦隆共和国。 英国托管区人民要求脱离英国托管，建立统一的喀麦隆的历史任务提上了日程。 在英国托管区的南喀麦隆，约翰·恩古·丰沙(John Ngu Foncha)领导的南喀麦隆民族民主党(Kamerun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KNDP)上台后积极推动英、法托管区的统一。 1960年7月17日至21日，丰沙政府和独立的喀麦隆共和国总统阿马杜·阿希乔(Amadou Ahidjo)在西部城市丰班(Foumban)举行了多次立宪会议，商讨统一方案。 然而，在争论中产生的临时宪法赋予了联邦政府许多重要的权力，如国防、外交、教育、科研等方面; 英语区地方邦政府仅拥有少数涉及公众健康、初等教育、技术教育、监狱管理等问题的临时管理权并且须在统一后的两年之内将权力交还给联邦政府。 为了促进统一，处于弱势地位的英属喀麦隆政治家们最终做出了让步。

　　1961年2月11日，英国托管区的南北喀麦隆在联合国主持下同时进行全民公决，南喀麦隆通过公投决定并入喀麦隆共和国。 1961年8月，喀麦隆共和国国民议会通过了联邦宪法，同年9月1日阿希乔颁布临时宪法。 1961年10月1日，南喀麦隆脱离英国托管与喀麦隆共和国统一，成立喀麦隆联邦共和国。 根据宪法规定，原英属喀麦隆改名为西喀麦隆，原喀麦隆共和国改名为东喀麦隆。 合并之后东西两邦权力的分配不均让英语区民众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2.2 中央集权化加强

　　喀麦隆联邦共和国成立后，以联邦总统阿希乔为首的政治家一方面利用临时宪法规定的权力加紧东西两邦的联合，另一方面不断扩大和加强政党对联邦的领导作用，旨在创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

　　统一后不久，阿希乔颁布第61/DF/15号法令，宣布将联邦划分为六个区，其中东喀麦隆被分为五个区，而西喀麦隆作为单一的行政区。 同时规定，每一个区将由总统任命的联邦政府监察员来管理。 此举进一步削弱了西喀麦隆的地方权力，加强了总统对英语区的直接控制。

　　此外，阿希乔还通过政党改革进一步加强联邦中央权力。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阿希乔所在的喀麦隆联盟执政党地位的确立，该党在法语区的地位达到空前高度。 联邦共和国成立后，一方面喀麦隆联盟不断壮大在东喀麦隆的实力，另一方面阿希乔积极实施政党合并事宜并对反对其建立统一政党的政敌进行清洗。

　　同一时期，西喀麦隆的政党联合倾向也在加强，然而西喀麦隆政党内部矛盾不断，在组建联合政党的问题上分歧严重。 以阿希乔为首的东喀麦隆政党领导人积极利用西喀麦隆政党的分化组合，削弱西喀麦隆有独立意识的党派。 1966年，全国性政党--喀麦隆民族联盟(Rassemblement Démocratique du Peuple Camerounais, RDPC)成立，西喀麦隆的民族民主党等党派分别解散。 喀麦隆中央权力的加强使英语区在政坛中的力量日益式微。

　　2.3 政治民主化削弱

　　1982年11月，保罗·比亚(Paul Biya)接任总统。 他一方面继承了阿希乔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理念，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国家的民主改革。

　　在推进中央集权的进程中，比亚政府继续漠视西喀麦隆的政治地位，无视民众争取民主权利的诉求。 早在1972年阿希乔政府就将联邦共和国体制变更为总统制的单一共和体制，1984年1月，比亚步其后尘修改宪法，再次变更国名。 国体变更是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的体现。 联邦地位的丧失使得英语区失去了独特性和自治权的宪法支撑，东西两邦的平等地位名存实亡，此次修宪举动直接导致英语区分离主义抬头。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世界民主化浪潮的推动下，比亚政府着手政治民主化改革。 尽管此时的英语区成立了诸如社会民主阵线(Social Demoractic Frot)等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反对党派，但对比亚政府及其所在的人民民主联盟(Union Nationale)的执政地位未有丝毫撼动。 在中央政府层面，重要部门的关键岗位依然保留给法语区的政治精英; 地方层面，英语区几乎完全丧失自治权，民众无权担任政府部门里的相关要职。

　　通过上文对喀麦隆政治建设的论述，笔者认为，政府中央集权化和同化政策的不当推行导致东、西邦矛盾激化，成为英语区社会危机爆发的关键因素。

　　3. 经济政策公平缺失

　　经济“边缘化”同样是引发英语区民众对中央政府不满的另一诱因。 正如前文所述，殖民时期英国“放任不管”和法国“积极改造”的经济政策使得东、西喀麦隆的社会发展极不平衡。 尽管独立后的历届政府采取诸多举措以协调两邦发展，但英语区仍然面临着资源分配不均、改革边缘化和经济活力下行等质疑‍‌‍‍‌‍‌‍‍‍‌‍‍‌‍‍‍‌‍‍‌‍‍‍‌‍‍‍‍‌‍‌‍‌‍‌‍‍‌‍‍‍‍‍‍‍‍‍‌‍‍‌‍‍‌‍‌‍‌‍。

　　3.1 货币改革引发矛盾

　　联邦政府刚成立时，中央政府面临着统一度量衡的重要任务。 为了充分掌握西喀麦隆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联邦政府在西喀麦隆设立统计机构，于1964年开始统一采用公制度量衡。 在货币政策方面，政府决定停止英镑在西喀麦隆地区的流通，采用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即非洲法郎)作为全国共同货币。 西喀麦隆继东喀麦隆之后加入法朗区。

　　货币政策的变革直接导致英语区民众所持英镑贬值，购买力至少下降10%。 购买力下降的真正秘密在于“汇率偏差”。 在阿希乔政府的操纵下，英语区民众以1英镑兑692非洲法郎的价格进行货币交易，汇率远远低于“1英镑兑800非洲法郎”的市值。 英语区民众的财富因此出现缩水，他们不但不能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反而成为牺牲者。

　　3.2资源分配备受质疑

　　喀麦隆国家统计局普查数据，我们发现，2014年喀麦隆全国贫困发生率37.5%。 其中西南省18%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西北省则高达55.3%，贫困人口数全国排名第三，仅次于极北省(74.3%)和北部省(67.9%)。 尽管英语区两省的贫困人口平均数并不比北部省和东部省的数量多，但与其并列齐名的雅温得(5.4%)和杜阿拉(4.2%)相比则高出许多。 在此背景下，英语区人民将责任归咎于中央政府，指责政府部门掠夺英语区资源。

　　英语区西北、西南两省的地方经济主要涉及种植业(可可、橡胶、棕榈油等)、木材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4.5%)、石油业(占国内生产总值9%)。 两省各自拥有地区产业优势。 西北地区资源相对匮乏，主要依靠农业、畜牧业和进出口贸易。 在国家公共企业上农流域开发机构(La société de développement de la Haute Vallée du Noun, UNVDA)的经营管理下，西北省的水稻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三分之一。

　　与西北省鲜明对比的是西南省拥有木材、渔业和石油等丰富的经济资源，西南省是英语区的主要财富支柱。 一方面，西南省在喀麦隆发展公司(Cameroo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CDC)的管理下，拥有3.5万多公顷的种植园，主要种植和经营棕榈油、橡胶、茶叶等重要的出口经济作物。 另一方面，自从位于西南省的里奥-德尔雷伊盆地被勘探出储藏有相当数量的石油后，该地区汇集了喀麦隆国家石油公司(la Société nationale des hydrocarbures, SNH)、喀麦隆国家炼油公司(la Société nationale de raffinage, SONARA)等多家石油开采和生产产业。 全国唯一的炼油厂也建于西南省港口城市林贝(Limbé)，由喀麦隆国家燃料公司经营管理，日产石油4.5万桶。

　　英语区坐拥丰富的矿藏自然资源，是否就可享有与其相匹配的财富? 显然，被排除在民主政治之外的英语区民众，在经济上也倍感委屈。 究其原因，一方面，1963年加入联邦初期，西喀麦隆斩断了与英联邦的关系，故而失去与英联邦国家相关的海关出口特惠待遇。

　　另一方面，随着中央政府政治集权化的加强，经济集权也在英语区推进，原本属于地方政府的公司企业收归国有，诸如林贝港、巴门达机场和提科机场等在建工程的所有权全部上交，地方政府同时也丧失了征收进出口货物税等财政自主权。 尽管英语区经济发展充满活力，但民众的贫困局面并没有得到改观。 英语区的活动家因此向政府提出抗议：“如果喀麦隆英语区是独立自主的，那么西南区的石油就属于他们; 即便在联邦制下，英语区民也可通过租金分配享受到更多红利”。

　　3.3 “英法”高管占比失衡

　　“青年非洲”周刊杂志(Jeune Afrique l’Intelligent)评选的2014年非洲企业500强中，喀麦隆共9家企业上榜。 其中喀麦隆国家炼油公司(SONARA)排名第82位，喀麦隆国家石油公司(SNH)排名第88位，其他如喀麦隆石油储备公司(SCDP)等能源行业企业都有较好排名。 通过查阅上述企业的组织架构图，我们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高层社会阶级被说法语的喀麦隆人统治，说英语的喀麦隆人鲜有机会得到优秀的工作岗位。

　　如表4喀麦隆国家石油公司(SNH)董事会成员名单所示，9名董事会成员中最核心的2名领导人——董事会主席和执行总经理均来自法语区。 排除已故的巴卡西地区总负责人Chief Daniel Anki Ambo，法语区成员占据5席，英语区仅3人。 大型企业高层职位的占比失衡体现了法语区与英语区就业机会的不公平性，是英语区和法语区矛盾的又一集合点。

　　综上，笔者认为，东、西两邦经济集权进程中推行的货币政策、资源分配和就业问题的不完善导致英语区民众的被抛弃感增强，从而挑战政治认同，成为英语区社会危机产生的重要因素。

　　4.语言功能行使失衡

　　喀麦隆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奉行官方双语制的国家。 英法官方双语政策是国家一体化进程的助推器，亦或是引发英语区矛盾冲突的导火索? 我们将借助博纳德-斯波斯基(Bernard Spolsky)教授的语言政策传统研究模型(图3)探究双语政策在英语区社会危机中扮演的角色。

　　4.1 语言信仰的确定

　　如前文所述，英国和法国对喀麦隆40多年的殖民统治，使得英语文化和法语文化在喀麦隆深深地扎下了根，为喀麦隆留下了两种语言、法律、政治和教育体系。 独立后的喀麦隆与其它非洲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一样，面临着两个由历史与现实、理念与实践交织而成的语言困境：一是后殖民时代由殖民统治遗产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之间的冲突带来的语言困境。 二是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整合机制与重新肯定族群认同之间的冲突带来的语言困境。

　　面临着族群林立、宗教冲突和殖民裂痕等问题的严峻挑战，喀麦隆在建立联邦共和国时很自然地选择“中立的”前殖民语言同为官方语言，以避免因为选择某种本土语言或是选择某一种殖民语言而可能产生的语言冲突。 “一个统一国家、两门官方用语、多种土著语言”的语言信仰终被确定。 喀麦隆的英法官方双语政策承载着文化共享、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神圣使命。 在过去近60年的发展变革中，历届政府一贯保持高度统一的拥护态度坚决捍卫双语的平等官方地位，喀国的语言信仰颇为稳定。

　　4.2 语言规划的缺失

　　1961年10月1日新生的联邦共和国将官方双语制视为促进国家统一的工具，因而在宪法中确定了这一制度。 之后的1971年宪法、1984年宪法和1996年宪法均重申了官方双语制。 其中，1996年宪法第一部分第三条规定：“喀麦隆共和国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和法语，二者地位平等。 国家保证在全国范围内促进双语。 ”1998年4月14日颁布的喀麦隆第98-004号法令第一部分第三条款中规定：“国家将在所有层次的教育中设立双语，以此促进民族的团结与融合。 ”

　　从理论和法律上来说，官方双语法语和英语在喀麦隆社会之中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两者是互补而非竞争关系。 然而，笔者通过逐一查阅列举的关于喀麦隆的语言立法条款，发现除宪法中简要的原则陈述之外，尚未有相关的专门立法对官方双语制进行界定和说明，没有制定有关官方双语政策或双语教育的具体法规，没有确定过官方双语政策的短期和长期目标，没有设立专门的执行亦或监督机构负责推动这一制度的落实等等。

　　由此可见，喀麦隆的语言规划政策缺乏明确性、连贯性、权威性和执行度，导致原本相对比较平衡的双语特征明显地向不平衡方向加速变化。

　　4.3 语言实践的困境

　　喀麦隆多部宪法虽反复重申打造官方双语格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迄今为止，这一核心语言政策的内容并未得以有效落实，在喀麦隆语境中，法语享有绝对主导地位，其影响力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一方面，从讲法语的人数来看，法语较之英语更具优势。 由于殖民时期的历史遗留，喀麦隆全国划分为十个大区，其中八个为法语区，两个为英语区。 根据喀麦隆最新人口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总人口约为2520万，讲法语的群体总人数将近1965万人占比78%，讲英语的仅占总人口的22%。

　　另一方面，语言实践与政府倡导的官方双语政策背道而驰。 在教育领域，独立后的东、西喀麦隆各自保留了殖民时期构建的教育和司法系统，然而国家入学考试由法语子教育系统指定，试卷仅提供法语版本。 在政府行政部门，政府文件几乎全部使用法语; 双语版的政府公告在排版上通常采用法语版本在左、英语版本在右的形式，法语版本常被特殊标记出来或使用大写字母以示强调; 讲法语的人一直占据着政府和公务员的高层职位。

　　例如，根据2017年统计数据，36位部长级官员之中仅有一位来自英语区。 在司法体系中，一些来自法语群体的法官对英式司法制度一无所知却占据高位，他们对相关法律条文的解读与阐释严重影响着司法公正。 类似案例层出不穷，不断积累的挫折感导致英语区和法语区的疏离以及英语区民族主义情绪的激化。

　　综上，通过对官方双语政策的探析，笔者认为，缺乏系统规划和行动能力的官方语言政策是引发英语区社会危机的直接因素。

　　5. 外交政策利益导向

　　喀麦隆独立初期，阿希乔总统倡导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在同前宗主国英国和法国的关系上秉持“中间态度”。 然而鉴于1960-1961年喀麦隆和法国签署了涉及经济、教育和军事领域的全面合作条约，两国已形成事实上的联盟。 随着各项合作协议的实施，法国在喀的商业、工业、贸易和其他经济领域的利益占有压倒性地位。 近年来，喀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日益加强，喀麦隆在许多重要国际问题上都追随法国步伐，保持与法国一致的立场。 反观英国，随着1961年英属喀麦隆并入喀麦隆共和国，喀麦隆脱离英联邦，同英国的政治经济关系逐渐弱化。 经过6年努力，直至1995年喀麦隆才重回英联邦，双方关系最终趋于正常化。

　　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 喀麦隆和英国、法国外交关系的差异化折射出了两国在喀的影响力以及喀麦隆对两国的依赖度。 对此，我们将借助喀麦隆与英、法两国近十年的经贸数据一探究竟。

　　5.1 外贸规模

　　对外贸易在喀麦隆的国民经济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如表5所示，近年来喀麦隆的贸易伙伴呈现多样化的特点。 以2017年为例，喀麦隆主要进口来源国是中国(17%)、法国(9%)、泰国(5%)、多哥(5%)和尼日利亚(4%); 同年，主要出口对象国是意大利(13%)、中国(12%)、法国(10%)、荷兰(9%)和西班牙(9%)。 其中，法国既是喀麦隆的第二进口国，又是其第三出口国。

　　2009-2019年期间，喀麦隆从英国进口的商品总值是970.089百万美元，从法国进口贸易总额达到7459.211(百万)美元。 相比之下，喀麦隆在国际贸易中对法国的依赖度更高。显示的2009-2019年期间喀麦隆对英国的出口商品总值774.294百万美元，对法国的出口贸易总额则是2787.152百万美元，即对英出口贸易额的4倍。 无论从商品进口亦或是出口，法国始终是喀麦隆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在喀国的整体经济发展战略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5.2 双边援助

　　外援是影响喀麦隆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作为双边政治关系考量的关键指标。 20世纪初以来，英国和法国均是喀麦隆双边援助的提供国。2008至2018年期间，英国对喀援助净值总额(126.71百万美元)不及法国援助总额(1868.4百万美元)的十分之一。

　　同时，通过世界银行相关数据的整理，我们发现2008-2018年期间法国对喀的双边救助流量净值占总额的23%至46.5%，平均占比32.7%，其中历史最高值出现在2018年，达333.89百万美元，占双边援助总额的46.5%。 法国对喀历年来的经济和财政援助使之成为喀麦隆最重要的援助国和投资国之一。

　　综上，国内的政治变革和经济发展影响着对外政策的制定、实施，影响着对外政策实施的优先方向以及效果。 反之，外交关系则反作用于一国国内的政治变革、经济变革以及一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方式与程度。 对喀麦隆而言，发展经济一直是外交政策的出发点。 在现实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喀麦隆与前宗主国英国和法国之间外交关系的亲疏有别必然影响国内各项政策的抉择和施行，影响着英语区和法语区地位的平等。 可见，外交关系的利益导向成为英语区社会危机产生的外部诱因。

　　政治论文投稿刊物：思想政治课教学是思想政治工作资料性刊物。内容有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内容、各条战线与各阶层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先进人物、集体及其事迹。

　　四、结论

　　本文从殖民历史、政治民主、经济发展、语言规划和外交关系五个方面探究了喀麦隆英语区社会危机产生的内外诱因。 以“英法语言之争”为表象的英语区危机实则是由语言冲突引发的政治社会冲突，是语言利益和多种其他非语言利益，诸如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外交的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目前，英语区危机仍呈现出扩散蔓延的态势。 面对着分离主义活动频繁、地区局势动荡不安、身份认同危机加剧等安全挑战和内部冲突，喀麦隆政府亟需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当前局面继续恶化。 在对待英语区问题上，一方面，政府应摒弃暴力，采取和平对话的方式开展协商与谈判，安抚民众情绪。

　　另一方面，政府应以切实有效的行动回应英语区人民的诉求，如在宪法框架下赋予西北省和西南省特别地位，加大地方政府的自主权，改革国家教育、司法体系，继续推广双语政策并监督贯彻执行，加强英语区灾民救助和重建工作，给予英语区经济发展的政策倾斜等等。 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能否正确处理英语区社会危机问题将成为喀麦隆社会稳步发展的关键。

　　作者：白琰媛 张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