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目的论视角下比较理雅各和辜鸿铭《论语》译本的显化程度

　　【摘要】 对于理雅各(James Legge)和辜鸿铭的《论语》翻译一直是研究的热点‍‌‍‍‌‍‌‍‍‍‌‍‍‌‍‍‍‌‍‍‌‍‍‍‌‍‍‍‍‌‍‌‍‌‍‌‍‍‌‍‍‍‍‍‍‍‍‍‌‍‍‌‍‍‌‍‌‍‌‍。 理雅各和辜鸿铭对于《论语》的翻译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和语言表述‍‌‍‍‌‍‌‍‍‍‌‍‍‌‍‍‍‌‍‍‌‍‍‍‌‍‍‍‍‌‍‌‍‌‍‌‍‍‌‍‍‍‍‍‍‍‍‍‌‍‍‌‍‍‌‍‌‍‌‍。 本文着重探讨两位译者在翻译《论语》时主要的目的、两篇译文的显化程度以及目的和显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本文在了解翻译目的的基础上，分析两版译文的显化现象，致力于探讨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希望能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以及其他类型翻译文本的研究提供一些启示。

　　【关键词】 《论语》翻译; 目的论; 显化; 理雅各; 辜鸿铭

　　《论语》作为中国经典儒家经典作品之一，一直深受国内外读者的追捧，其不同风格的译本从19世纪开始逐渐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 为具体研究译者不同目的和背景对译文显化程度的影响，本文将从翻译目的论角度出发，基于显化的分类，探讨理雅各和辜鸿铭《论语》译本中的显化程度。

　　一、翻译目的论(Skopos theory)

　　翻译目的论由Vermeer提出。 关于“Skopos”的概念，“Skopos”是一个希腊词，英语译为“purpose”。 这个词也可以翻译为“aim”“goal”或者“intended function”(Pym,2014:44)。 翻译目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 Pym也在其书中介绍了Holz-Mänttäri的行动理论，以此说明译者的工作也需要进行不同的行动来实现跨文化交际。 这些行动包括给出建议或基于目标方写出新的信息(Pym,2014:49)。 这进一步说明翻译目的不仅涉及翻译策略的选择，同时也会影响译者的翻译行动，特别是在实现跨文化交际中，这些行动转化到实际翻译工作中，可能会表现为译者有意识转换语言表述风格或是对原文信息的取舍等。

　　二、显化(Explicitation)

　　(一)翻译显化

　　1958年， Vinay和Darbelnet首次提出“explicitation”，即：显化这一概念，并且他们认为显化是将源文本中隐含的信息引入到译文中，并显化出来，包括语言含义([1958]1995;cited in Klaudy1998:80)。

　　(二)显化的分类

　　既然译文会显化原文隐含信息，那译文的显化是否具有可识别性，如果有，如何才能识别译文中的显化现象呢?

　　Klaudy(1998)从四个方面详细地分析了显化的特点。 第一，强制性显化，它是指当两种语言在语义、语音和句法上存在差异时，译者添加一些特定的信息; 第二，可选性显化，即：如果原文和译文在结构安排和逻辑表达上存在差异，译者需要添加相应连接词或代词; 第三，语用明晰化，它是指译者需要添加注释和脚注来解释一些负载特定文化的词组; 第四，翻译固有性显化，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思考会影响翻译的长度。

　　本文也将依据此显化的分类研究，围绕“情态动词的显化”和“用语明晰化”，对比分析理雅各和辜鸿铭《论语》译本的显化特点。

　　三、翻译目的和显化的关系

　　显化亦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翻译策略，Pym认为，译者可以添加或删除一些信息，“necessary”和“required”这两个词告诉译者什么时候应该使用显化(2014:51)。 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以通过添加信息或扩展描述来插入新的信息，以确保满足读者的需求。 因此，翻译目的对显化以及显化程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理雅各和辜鸿铭翻译《论语》的目的

　　(一)理雅各翻译《论语》的目的

　　理雅各(1815—1897)是苏格兰的汉学家、传教士、教育家和学者。 1839年底，理雅各便作为传教士来到东方，三年后，他开始了翻译工作。 1861年，理雅各翻译的《论语》首次出版，1895年，包含《论语》在内的整本《中国古典》卷1出版(Legge,1892)。 理雅各翻译《论语》甚至《中国古典》卷1的主要目的是：将新的知识带到基督教中，将新的知识带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去。

　　理雅各的女儿曾提到她的父亲热衷于教育，自1843年迁往香港以来，一直指导中国青年的学习和研究，6年后父亲成为一名牧师。 理雅各是殖民地教育制度的先驱，甚至说服政府采纳他的教育政策，到达中国后，他慢慢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个国家有着深厚的文化和古老的文明，于是一种信念在他的脑海中诞生——获得更多的知识。 而获取且了解另一个国家的知识和文明最好方法就是掌握其语言文学，因为语言文学揭示了当地人民的道德、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基础。 基于这一信念，他开始阅读和翻译《论语》(Legge,1905)。 理雅各的女儿提到理雅各的侄子也曾发表声明，表明理雅各致力于人类的发展，他尽力学习和吸收包含中国经典文学在内的亚洲思想和文化，以传播这些新知识到基督教中(Legge,1905)。

　　(二)辜鸿铭翻译《论语》的目的

　　辜鸿铭(1857—1928)精通西方科学、语言和汉学。 他年轻时曾在德国和英国留学，并被爱丁堡大学录取。 1898年，辜鸿铭翻译的《论语》出版，那时清王朝日渐衰败，中西矛盾突出。 在他翻译的《论语》序言中，提到《论语》是中国文学的代表，虽然理雅各的版本已经被西方读者广泛接受，但他想翻译一个新的版本，帮助西方国家的普通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从而改善西方人对中国的负面态度(Ku,1989)。

　　五、对比研究

　　(一)文本选择

　　本次《论语》译本的对比研究，选择1861年出版的理雅各的《中国经典卷一》(Chinese Classics Volume I)和1898年出版的辜鸿铭的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论语》原著中共有20章。 本文对比研究的范围主要选取前十章的翻译内容。

　　(二)数据对比分析

　　《论语》收集了孔子和他学生们的主要对话和核心思想，文言文的文体中还包含大量的文化负载词，接下来本文将就显化的“人际功能”和“用语明晰化”两个方面，对两个译本的显化程度进行对比分析。 其中显化的人际功能包括显化情态动词; 而显化用语明晰化的特征包括添加注释，脚注或细节信息来描述文化负载词。 为精简论述、整合数据统计，本文将显化情态动词和添加注释、脚注统一归为“添加额外信息”这一范畴中，并对前十章两个译文添加额外信息的次数作了统计，辜鸿铭资本添加约378次，理雅各约115次，由此可见辜鸿铭译本的显化程度明显高于理雅各的译本。

　　(三)译文对比分析

　　1.情态动词显化

　　在翻译中，情态动词的显化对原作者想要传达的体验人际态度有积极的影响，例如，在《论语》第4章第18节是：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

　　辜鸿铭的翻译是：

　　Confucius remarked,“in serving his parents a son should seldom remonstrate with them; but if he was obliged to do so,and should find that they will not listen,he should yet not fail in respect nor disregard their wishes;however much trouble they may give him,he should never complain.”

　　理雅各的翻译是：

　　The Master said,“In serving his parents,a son may remonstrate with them,but gently;when he sees that they do not incline to follow his advice,he shows an increased degree of reverence,but does not abandon his purpose;and should they punish him,he does not allow himself to murmur.”

　　分析：在本章中，孔子讲到了子女孝敬父母的问题，而在本节中则具体讲述了关于侍奉和规劝父母时子女的行事风格和情感态度。 辜鸿铭的译文中，情态动词“should”有四次显化，其主语都是子女，凡是子女对父母发出的动作前都显化了“should”，在英文中“should”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表示一种义务，因此should的显化向其目标读者传递了关爱父母长辈，尊老敬老一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也是中国社会要求子女对父母长辈应尽的义务; 而情态动词“will”和“may”的显化，其主语都是父母，分别表示“将来”和“比较低的可能性”，以此弱化父母方的行为，从而突出子女在孝敬父母上应有的行为和态度。 理雅各的译文虽然也显化了两个情态动词“may”和“should”，但他选择显化的句子所能传递的文化内涵较少，更多是实现句法的功能，尊重原文的结构和表达。

　　2.添加注释(补充新信息)、脚注

　　(1)添加注释(补充新信息)

　　分析：“太庙”“季康子”“凤鸟”等表述都是在《论语》中常见的具有特定文化、历史背景的表述，从表格的对比排列可以看到，辜鸿铭翻译的字数明显多于原文以及理雅各的翻译字数。

　　对于这些文化负载词，理雅各多采用直译的方法来呈现结果，而辜鸿铭在翻译时，对“太庙”“韶”及“至于鲁”的翻译以括号的形式增添了注解; 对“季康子”和“凤鸟、河图”的翻译则是扩展了其本身涵盖的内容，补充了新的信息。

　　以“凤鸟、河图”为例，这两个词组含有深厚的文化意义，“凤鸟”可以翻译成凤凰，而凤凰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祥瑞的寓意，一般寓意天下太平; “河图”通常是用作比喻智慧良君，《论语》在第9章，第8节以“凤鸟、河图”暗喻明君不出，无用武之地。

　　辜鸿铭的译文直接描述了“凤鸟、河图”之后的寓意，弱化了文化差异带来的理解障碍。

　　再以“至于鲁”为例，理雅各用拼音“lu”翻译“鲁”，保留了原文风格，而辜鸿铭则在拼音后面增加了括号内容作为补充，让读者理解lu”代表的是国家，并且鲁国还是孔子的故乡。

　　(2)添加脚注

　　在第三章第21节中有一句话是：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 ’”

　　辜鸿铭的翻译是：

　　The reigning prince of Confucius’native state asked a disciple of Confucius about the emblems used on the altars to the titular genius of the land.-*

　　The disciple answered,“the sovereigns of the house of Hsia planted the pine tree;the people of Yin dynasty adopted the cypress;and the people of the present Chou dynasty has chosen the Li(chestnut) tree as a symbol of awe(Li)to the population.”

　　*-the adoption of these emblems in old chins is like the modern emblems of the “Rose” for England and of “Fleur de lys” for the House of Bourbon in France.

　　理雅各的翻译是：

　　The duke Ai asked Zai Wo about the altars of the spirits of the land.Zai Wo replied,“The Xia sovereign planted the pine tree about them;the men of the Yin planted the cypress;and the men of the Zhou planted the chestnut tree,meaning thereby to cause the people to be in awe.”

　　分析：以这两段译文为例，辜鸿铭的译本除了对特定文化负载词添加括号补充信息和添加了脚注; 而理雅各的译文还是以尽量尊重和保持原文表述和结构为主，进行字对字、句对句的翻译，显化的内容较少‍‌‍‍‌‍‌‍‍‍‌‍‍‌‍‍‍‌‍‍‌‍‍‍‌‍‍‍‍‌‍‌‍‌‍‌‍‍‌‍‍‍‍‍‍‍‍‍‌‍‍‌‍‍‌‍‌‍‌‍。

　　本节的主要内容是：鲁哀公问宰我，做土地神的神位牌，宰我提道：“周代人用栗木，目的是为了让百姓战栗”，原文中第一个“栗”代表的是栗木，辜鸿铭在翻译原文中时用了拼音“Li”并且显化“chestnut”辅助读者理解，第二个“栗”代表害怕，辜鸿铭和理雅各的翻译一样都是用了单词“awe”，但是辜鸿铭在“awe”之后又添加括号补充单词“awe”就等于“Li”，以此向他的目标读者传递在中华文化中，“栗”不仅代表“chestnut”，由于“栗木”和“战栗”的“栗”书写、发音相同，因此还有“awe”害怕之意。 同时，辜鸿铭的此段译文，还添加了脚注，以英国的“玫瑰”和法国波旁家族的“芙蓉”类推寓意。

　　六、小结

　　添加额外信息可以帮助译者更好地解释一些文化负载词本身所涉及的文化内涵和国家特色; 而不添加额外信息，则用1∶1的方式还原原文本的内容。

　　因此，对于受众设定为生活在19世纪西方国家的普通人来翻译文本的辜鸿铭而言，对特定文化负载词添加脚注、注释，或是对句子间内在情感态度加以情态动词辅助，可以帮助那些对中华文化缺乏了解的西方人了解中国和了解其智慧和文明。 相反，对于理雅各来说，传播文明，传播知识是翻译的目的，尽可能保持原著的色彩和风格，让学者们、受教育者们、广大青年学子们能通过译文“走近”原文，真切感受原文的特点。

　　辜鸿铭和理雅各《论语》译本的显化程度有巨大差异，两位译者虽有不同的翻译目的，但对文化的传递做出巨大贡献，也为今后文化典籍的翻译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参考文献：

　　[1]Ku,H.M.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M].Shanghai:Kelly and Walsh.Ltd,1989.

　　[2]Klaudy,K.Explicitation[A].In M.Baker (Ed.),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pp.80-84).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8.

　　[3]Legge,J.The Chinese classics[M].Hong Kong: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s Printing Office,1861.

　　[4]Pym,A.Exploring translation theories[M].Milton Park,Abingdon,Oxon:Routledge,2014:44-55.

　　作者：赵羽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