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理论下中乌高等教育合作的内涵、特征及策略

　　摘要:框架理论是认识社会现象的一种新视角,中国和乌克兰高等教育的合作有必要在一定的框架理论下进行诠释。通过框架理论分析中乌高等教育合作具有文化差异的合作前提、互尊互信的合作过程以及互通有无的合作追求等方面的基本样态。搭建平台,构建中乌高等教育合作框架;制定政策法规,加强中乌高等教育合作保障;凸显特色,形成中乌高等教育合作模式,是中乌高等教育合作的主要发展策略。

　　关键词:框架理论;高等教育合作;教育交流;一带一路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日益深入。中国与乌克兰的联系虽然由于某些政治原因断断续续,但在教育方面双方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中乌高等教育合作存在发展不平衡、交流不深入等问题[1],如何在“共商、共享、共建”等“一带一路”倡议原则下开展国际教育合作是当前中国与其他国家教育合作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框架理论是近年来被广泛运用于传播领域的基本理论,其主要源于社会学理论和心理学理论。框架理论为我们认识社会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基于中乌高等教育合作中的现实问题,从框架理论的视角探讨中乌高等教育合作,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乌高等教育合作的内涵、特征及其策略。

　　一、框架理论下中乌高等教育合作的必要性国际间的教育合作自古就有,当前我国与其他国家的教育合作如何更好地达成双方意愿,实现强强联手,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框架”概念可以为中乌高等教育合作提供一种新的解释和发展思路。(一)框架理论的内涵从学术渊源而言,框架理论来源于社会学理论和心理学理论[2]。框架理论在文化社会学中的应用,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社会问题的重要方式。1974年,戈夫曼(Goffman)出版了《框架分析》一书,首次将框架概念应用于传播情境中。

　　戈夫曼认为,框架理论是“个人组织事件的心理原则与主观过程”,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使用特定的诠释框架来理解日常生活[3]。框架理论通过对社会角色、社会情境的诠释,使人们能够了解特定行动场景中自己应有的交往行为和表现,从而协调与他人的行为,使日常生活井然有序。戈夫曼说:“人们是将日常生活的现实图景纳入框架来识别和理解事件,对生活中出现的行为赋予一定的意义,否则这些行为和事件就没有任何意义。”[4]

　　我国台湾学者臧国仁认为,框架理论是人们或组织对于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框架是处理信息的一种思维模式[5]。关于框架理论的内涵,各方说法不一。瑞兹(Reese)将框架理论定义为三类:一是侧重于新闻框架的效果;二是不局限于选择,而是把框架看成是积极的意义生产过程;三是框架不仅是意义的生产,也是一种有规律的筛选手段[5]。吉特林(Giltin)认为:“框架就是关于存在着什么、发生了什么和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上进行选择、强调和表现时所使用的准则。”[6]

　　从以上不同的概念理解来看,框架就是指在某个特定时间用来理解社会境遇的一套特定期望。我们可以把框架概念理解为一个名词和动词的复合体。作为动词,是界定外部事实,并心理再造真实框架的过程;作为名词,就是形成了的框架[7]。“框架”是一种认知、呈现事物的架构,经过对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凸显特定内涵,表达某种思想,而这些思想又反映了特定的文化价值。概念的建构、诠释和分析是框架理论的重点。框架理论将概念及概念建构放在反映概念建构的各要素关系中,将其视为一个动态过程,既要把概念自身作为一个体系、考察其内在的关系及所凸显的意义,又要捕捉概念建构与其外在环境尤其是制度环境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张力以及对概念建构的影响。

　　(二)框架理论下中乌高等教育合作的必要性国家之间的教育合作与交流实际上是一个文化社会学问题,运用框架理论理解与分析中乌高等教育合作是一种基于互尊、互信、互赢的新思路。在框架理论下开展中乌高等教育合作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首先,框架理论的价值可以迁移到教育合作中。中乌民众对于两国的相互了解主要通过媒介来实现,所以媒介框架对于我们理解国家间的教育合作具有重要的作用。其次,中乌高等教育合作存在着不平衡状况,需要一种框架指引以便更好地实现合作。

　　当前中乌高等教育合作主要有官方和民间两种形式,一些官方项目由于政治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往往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乌克兰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导致一些已签订的合作项目因为资金问题而无法落实,使得中乌之间的官方合作项目搁浅。相反,中乌民间教育交流却日渐增多,究其原因,主要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民众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需求增加,乌克兰高等教育对于中国民众来说是性价比较高的留学选择。因此,促进中乌高等教育合作是摆在政府面前的重要问题。

　　再次,从国际教育合作的视角来看,不同国家间的教育合作应该有一种框架来对教育合作进行规范。国际间的教育合作由来已久,但由于各国之间政治、文化等的差异,高等教育的合作存在着诸多问题。中国与乌克兰的高等教育交流模式主要有政府交流模式、校际交流模式和中介交流模式等,这些模式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下产生的。就政府交流模式而言,双方依据双边教育协议,可以互派留学生、进修人员和教师等,但由于乌克兰财力紧张,导致互派人员有限。乌克兰历来重视高等教育,近年来更是出台了一系列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政策,加之乌克兰的留学费用相对较低,因此吸引了中国不少的自费留学生。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民众的留学需求越来越高,如何让民众享受优质的国际教育资源,如何管理好留学生,都需要框架协议的指引。可见,在框架理论视角下探讨中乌高等教育合作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民众需求上都有一定的必要性。

　　二、框架理论下中乌高等教育合作的基本样态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教育的国际合作势在必行。中乌高等教育合作必须在一定的框架内,用框架理论规范和理解双方的教育合作。通过教育合作寻求“文化软实力”的背后不是文化征服工具的锻造,而是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同样,合作产生的文明冲突的背后也不是文明优劣的博弈,而是通过化解冲突以求平衡[8]。中乌高等教育的合作框架需要具备一定的合作前提、合作过程和合作追求。

　　(一)认同文化差异:中乌高等教育合作的前提乌克兰是一个年轻而又古老的国家。从1991年乌克兰独立至今不过短短30年的时间,但就其历史发展而言,乌克兰的文化、科技、教育传统却源远流长。乌克兰曾是苏联的科技、文化和教育中心,基辅科学院的成立时间比俄罗斯科学院还要早100年,乌克兰的航空航天、硅酸盐、焊接、造船、医学等领域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乌克兰的艺术如油画、音乐和芭蕾等更是世界闻名。乌克兰的高等教育秉承了苏联的传统,又深受欧洲文化的影响。可见,乌克兰尽管独立不久,但其悠久的教育和历史文化传统却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同样,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也值得乌克兰学习和借鉴。乌克兰的文化传统建立在乌克兰民族之上,有其自身的特点,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之间建立合作关系,最首要的就是要互相尊重文化差异,这是双方进行教育合作的重要前提。在框架理论视角下,教育合作需要站在各自文化立场上,形成一定的认识框架,从而制定符合本国特色的合作项目。对于中国民众而言,需要有一个正确客观的概念建构,在尊重乌克兰文化和历史的前提下了解乌克兰,进而在需要出国留学时选择合适的学校和专业。

　　(二)坚持互尊互信:中乌高等教育合作的原则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国家间的政治交流与合作会受到政治局势的影响,教育合作亦是如此,但教育合作有其自身的特点。中国与苏联的合作历史悠久,苏联解体后,中国又与独联体各国在互尊互信的前提下开展了各种合作。从中国与苏联各国的教育合作历史来看,不同时期的交流合作有着不同的目的。在20世纪,中苏教育合作的目的主要是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培养专业化人才。

　　21世纪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合作更重要的目的在于互相利用各国优势教育资源,拓展各国教育合作空间。教育合作可以为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智力支持,并为培养更多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专业化人才提供经验。柯进等在《“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教育行动》一文中提出:“沿线国家需要什么人才,中国的教育服务就跟到哪里;产业在哪里,教育合作的触角就延伸到哪里,突出了教育的功能。”[9]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中乌高等教育合作只有从各自的教育需求出发,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才能实现长久的教育合作。

　　(三)实现互通有无:中乌高等教育合作的追求任何教育都有自己的目的和追求,教育合作亦是如此。从“一带一路”倡议框架来看,“一带一路”是促进各方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中国政府倡议,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在这样的目标追求下,各国之间的教育合作从各国教育实际出发,学习别国优秀的教育经验,互通有无,从而制定各国教育合作的框架。中乌高等教育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在进行高等教育合作前首先要明确自身的教育需求,制定符合本国实际的教育政策,使双方的高等教育合作可以更多地惠及两国民众。

　　三、框架理论下中乌高等教育合作的策略

　　各国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已成为一种趋势,中乌高等教育合作应始终秉持“一带一路”共商、共享、共建的原则,构建符合中乌国家特色的交流模式,既要做到民心相通,又要始终抓住为教育提供人才支撑的重要任务,实现双方合作的良性发展。

　　(一)搭建平台,建构中乌高等教育合作框架

　　就框架理论的内涵而言,怎样反映现实,如何建构意义并规范人们的认识,最终是通过文本或话语即媒介的产品来体现的。人们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主要来自媒介传播,框架理论开启了一个重要的分析领域,即议题、话语和意义是如何被准确建构、组织并得以展开的[10]。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中有一项内容就是提到了如何充分发挥国际合作平台的作用这一问题。平台的建立有助于发挥现有双边、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增加教育合作的新内涵,也有助于借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力量,推动沿线各国围绕实现世界教育发展目标形成协作机制。在这一议题中,人们对这些话语的建构是基于双方对教育合作共同体的理解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之上的概念诠释。

　　对于中乌民众而言,他们对别国的了解主要来自媒介,媒介如何阐述双方的国家关系,如何介绍双方的教育等影响着人们对教育交流的理解。国家的引领作用主要在于平台的构建和负责任的媒介宣传。中乌高等教育合作需要各级政府通过官方合作,签订相关协议,为教育合作的开展奠定基本的合作框架。此外,不仅要有中乌国家层面的战略指导框架,也要有涉及双方留学生管理等微观内容的指导框架。无论是中国还是乌克兰,都应该对留学生进行更好的引导,促进各国留学生进行正常的交流学习,吸收对方先进的技术和优秀的文化,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为国家建设和个人发展做好准备。

　　(二)依法交流,强化中乌高等教育合作保障

　　教育合作需要政策先导,也需要依法进行。就我国对外教育合作的政策来看,《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我国高水平教育机构海外办学”[11]。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全面指导我国教育对外开放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近年来,我国开始注重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社会和文化目标”,致力于提升以高等教育为重要内涵的国家“软实力”。

　　2017年4月,教育部颁布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这是《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配套文件,作为国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在教育领域的落实方案,该文件为在教育领域推进“一带一路”提供了支撑。文件提出:“教育为国家富强、民族繁荣、人民幸福之本,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12]教育交流为沿线各国民心相通架设桥梁,人才培养为沿线各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提供支撑。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中国和乌克兰也必将开启教育合作的新时代。

　　中乌高等教育的合作必须要有稳定的政策保障,不能因为一些外在的原因而随意中断。教育合作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为保障各方的利益,应制定一些不受政治时局影响、有利于长期合作的政策法规。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沿线各国唇齿相依,教育交流源远流长,教育合作前景广阔,大家携手发展教育,合力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是造福沿线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三)凸显特色,创新中乌高等教育合作模式

　　习近平在2017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指出:“要建立多层次人文合作机制,搭建更多合作平台,开辟更多合作渠道;要推动教育合作,扩大互派留学生规模,提升合作办学水平。”[13]受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理念、教育投入等多方面的影响,中乌两国在教育资源、师资力量、强势学科、学生数量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乌克兰在航空航天、核能研究、军工技术以及艺术学科等方面具有世界领先的水平,而相对于乌克兰而言,中国在学科设置、基础研究等方面有很大优势。而且,随着近年来中国各方面的高速发展,中国对于乌克兰青年学生来说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各国的平等参与、包容普惠,主张各国携手,共同应对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共同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迈进。

　　在此原则下,中乌高等教育合作必须是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在框架理论下构建具有特色的中乌高等教育合作模式,要求中乌在教育合作过程中,抓住框架理论的中心问题,客观反映并正确引导人们对高等教育合作的理解。同时,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合作模式,要根据中乌双方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现实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开发体现中乌两国特色的教育资源。中国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乌克兰民众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为乌克兰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培养更多具有创新意识的国际人才,为两国高等教育合作开创互利共赢的新模式。

　　参考文献:

　　[1]李树金.浅谈中乌高等教育合作与交流[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7(2):8587.

　　[2]孙彩芹.框架理论发展35年文献综述———兼述内地框架理论发展11年的问题与建议[J].国际新闻界,2010(9):18. [3]GOFFMANE.Frameanalysis:Anessayontheorganizationofexperience[J].ContemporarySociology,1981(6):10931094.

　　[4]李特约翰.人类传播理论[M].史安彤,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78.

　　[5]臧国仁.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媒体框架与真实建构之论[M].台北:三民出版局,1999:18.[6]GITLINT.Thewholeiswatching:Massmediainthemakingand(un)makingofthenewleft[M].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0:67.

　　作者：王燕红,朱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