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四川地区水源结构空间差异探究

　　以井水为主的城市集中在川西平原与川中丘陵北部，以河水为主的城市集中在川东平行岭谷与盆周边缘山地，以溪泉为主的城市散布在盆周边缘山地、川西南山地与川西北高原。地理环境与取用便捷性是影响近代四川城市水源结构的主要因素，涵括 “地下水位高低与凿井难易度”“城市是否濒临江河”“城市濒临江河干流或支流的差异”三个方面的影响因子。

　　关键词：四川,饮水统计,城市饮水,水源结构,空间差异

　　近年来，随着城市饮用水源研究的不断深入，有的学者开始关注饮用水源结构与饮用水源的空间差异性。梁志平对江南居民的传统饮用水源结构作了考辨，认为江南地区的主要饮用水源为河浜水、池塘水、湖泊水等地表水。

　　胡勇军则探讨了杭州城饮用水源的空间差异，认为受地理环境、水质卫生及取用便捷性等因素的影响，杭州城的饮水习惯存在区域差异性。 总的来说，虽然已有学者关注到了饮用水源结构与饮用水源的空间差异性，但目前城市饮水研究的理路仍主要集中在梳理城市水源系统与探讨民生用水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

　　一、多重文本与城市水源结构的复原

　　对近代四川城市水源结构进行复原，最基本的工作就是研究资料的收集与分析。近代四川饮用水源的记载散见于新旧方志、中外游记、民国报刊与档案等多种文本之中，文本冲突、文本信息片面化等现象大量存在，若不做仔细梳理与甄别，不仅容易对城市饮用水源产生错误的认识，更难以厘清何种水源为城市的主要饮用水源。如东亚同文会编纂发行的 《支那省别全志》中载荣昌主要 “饮用井水，井水甚佳”， 而民国档案中则言 “荣昌城区饮料水十分之九皆取于小河中，近北门区人民系用井水”， 两者冲突明显。

　　又如 《支那省别全志》中载广汉 “饮用井水”， 而新中国建国后新修的 《广汉市志》中言 “城区居民用来，历来是河水和井水”， 前者未言及河水，后者虽言及河水，但仍难以判定广汉的主要饮用水源。是以，为客观地复原近代四川城市水源结构，需要对主要文本的记载特性加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作文本考辨。

　　就本文而言，复原近代四川城市水源结构的主要资料为清末民国的旧方志、新中国建国后编修的新方志、东亚同文书院的饮水调查以及民国档案中的饮水统计：

　　旧方志：清末民国的旧方志中对井水、河水、溪水、泉水皆有或多或少的记载，如同治《渠县志》中言： “城中井咸不可烹，数千家炊爨皆仰汲于河。” 又如道光 《茂州志》中载茂县取汲三溪水， “三溪，州东北五里，源出茂湿山，合大小二沟水入江，又引入城，居民取汲”。 然从整体上看，在旧方志中 “偏记于井”，且多为选择性记载，并非城内所有水井皆有录入。

　　如道光时江安县城有 “井六十一眼”，然仅有芹香井、官井、天生井见载。 在旧方志对井水的选择性记载中，或多载古井，或因官员政绩而载，或多载衙署、文教空间之井，在使用时尤需注意。

　　新方志：就城市水源结构的复原而言，新中国建国后编修的新方志亦有可取之处：一是数量众多，且分布面广，基本各省、市、县，乃至乡、村、镇等皆编有志书，便于面上资料的系统收集;二是编撰人员的亲历体验，尤其是第一批新方志的参编人员多亲身经历过近代社会生活的变迁，赋予了新方志中水源记载相当的可信度。

　　但囿于新方志的编纂时代、背景以及质量的参差不齐，新方志所载的城市水源资料往往存在笼统概括、照搬旧方志、信息错讹等问题。如 《温江县志》载温江县城在 “解放前，全县无自来水，县城居民均饮用河水或井水”， 仅为笼统概括，难以判别城市的主要饮用水源。又如 《奉节县志》中载 “至光绪十九年 (1893)，城内共有‘九井’ (桂花、杜公、李公、义泉、天泉、东井、张公、 公、惠民)、 ‘八池’ (流润、化龙、武功、漾翠、通济、注香、利民、太平)”。实际上，光绪十九年时，“许公之旧八池”已 “多湮灭，仅存一二”，九井中的李公井 “久而淤没”，天泉井 “年久淤塞”，东井、公井、惠民井亦皆废。

　　东亚同文书院的饮水调查：1908年以后，日本对中国展开了有意识的大规模调查研究。其中，基于东亚同文书院日本学生调查结果撰修的《支那省别全志》《新修支那省别全志》中载有四川各城市的饮水调查，资料相当丰富。如 《支那省别全志》中载重庆城饮水， “虽说城内打井频繁，但由于其井水只是雨后积水，水量不定且污染严重，并不适宜饮用，故所有饮用水都是城外运来的河水”。

　　然需注意的是，东亚同文书院的部分饮水调查存在错讹与片面的现象，在使用时需结合其他资料详加考辨。以隆昌为例，《支那省别全志》中载隆昌饮水为 “江水与井水并用，但江水主要用于泡茶，井水专供做饭。” 同为东亚同文会发行的 《新修支那省别全志》中却载 “饮用及其他生活用水都是使用江水，担夫们频繁且迅速地往返担水，地面一直都是湿漉漉的”。那么，隆昌饮水到底以何种水源为主呢?《隆昌县志》中载，“1961年前，城区居民主要饮用河水和郊外井水。散布于城内各街巷的 66口井水，大多不能饮用”。

　　综上可知，清末民国的旧方志、新中国建国后编修的新方志、东亚同文书院的饮水调查以及民国档案中的饮水统计中皆蕴涵了大量城市饮用水源的资料，但各文本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在使用时皆需注意辨析。正是由于文本记载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近代四川各城市的水源结构须基于文本考辨才得以复原。需要说明的是，限于资料，研究区域内184个城市中仅有123个城市能判定主要饮用水源。温江、崇宁、彰明、江油等37个城市虽可知饮用水源种类，但尚不能断定主要饮用水源。北川、青神、丹眣、沐爱等24个城市则资料暂缺，尚不能得知具体饮水状况。

　　二、城市水源结构的空间差异与影响因素

　　在经由文本考辨可以断定城市主要饮用水源的123个城市中，以井水为主的有40个，以河水为主的有71个，以溪水为主的有7个，以泉水为主的有 5个。以 “地貌区”为基准，对123个城市进行划分 (见表 2)，可以很清晰地得见近代四川城市水源结构的空间差异：

　　(一)以井水为主的城市以井水为主的城市集中在川西平原与川中丘陵北部，川东平行岭谷、盆周边缘山地、川西南山地、川西北高原仅有少数城市以井水为主。此类城市的水源结构主要受到以下三方面因素的影响：

　　1.地下水位高与凿井甚易川西平原与川中丘陵北部的多数城市，地下水位高，凿井取水甚为便利。处于川西平原腹地的成都，地势平坦，清末时城内水井数便已达 “二千五百一十五眼”。 成都为河渠环绕，江河水资源并不匮乏。然在江河水资源较为丰富的情况下，成都饮水之所以以井水为主，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便是地下水位高与凿井甚易。清人周洵便言成都 “城内触处皆有井”，便是由于 “成都古称 ‘陆海’，土甚薄，凿二丈许即得水。

　　各街既有公井，人家亦多私井，私井听邻汲取者亦多，故井水最为普通”。 民国文人李稢人在其小说 《大波》中亦言成都 “地下水非常丰盛，一般掘井到八市尺便见水了。掘得深的，不过一丈到一丈四尺。百把人，只要一口浅井，随你如何使用，如何浪费，它总不会枯竭”。 又据 《成都市饮水改善计划》中所载，成都城内水井深度 “平均不过三、四公尺”。 可见，成都因地处川西平原腹地，地下水位较高，凿井甚便，取水亦便。

　　在川西平原与川中丘陵，因地下水位高与凿井甚易，以井水为主的城市还有很多。如中江为凯江与小东河所环绕，然民国时中江 “城内居民多饮用井水”，皆因 “井泉之利，以县城为最，随地凿井，皆可得泉，艺圃之家，掘地数尺为明井”。 又如犍为处于岷江与马边河交汇处，然民国时犍为有 “井泉甚阡”， “城区饮水多取用井水”。 为嘉陵江所环绕的阆中亦是如此，阆中 “出西门一步即江，即东南居者至远亦不过数百步”， 然城区 “饮用水的话，是用井水，那些井全都是深五十尺以上的深水井”。

　　周洵 《芙蓉话旧录》中亦载成都在 “光绪中年”时， “河水一担，约值钱三四十文”，是时成都居民 “已觉其贵，除烹茶外，浣濯煮饭悉用井水”。据陈茂昭回述，清末时，成都 “城内每担水(河水)的水价约等于四个锅魁”，因 “河水价高，一般平民都吃井水”。

　　2.城市不滨江河

　　城市是否临江，亦是影响城市水源结构的重要因素之一。以井水为主的城市中，乐至与仪陇二城距江甚远，在无江河之水可资汲饮的情况下，乐至、仪陇只有依赖于井水。乐至虽有乐至溪，但乐至溪距城甚远，是以民国时“县城居民生活用水均为井水，有水井50余口”。 仪陇在清代及民国时位于金城山腰，亦是距江甚远，“水源奇缺，历来吃水困难，是有名的旱城”。为解决吃水问题， “明、清两代及民国政府均于城周凿井以供民用”。

　　3.濒临江河小支流

　　除前述两方面因素外，濒临江河干流或支流，亦是影响城市水源结构的重要因素之一。川中丘陵北部、盆周边缘山地、川西南山地以及川西北高原内以井水为主的城市，其城市水源结构便多受 “濒临江河小支流”的影响，如安岳、仁寿、黔江、西昌、稻城等。安岳城边有岳阳溪，为涪江之支流。岳阳溪水流量小且水浅，在清代时便 “常日浅塞，山水陡发则浩淼无际”。 是以，安岳城市饮水主要依赖于井水。据 《四川省安岳县卫生院三十一年度一月份环境卫生工作月报》，1942年时，安岳县城内有 “水井数可用者 29”， “饮用井水户数2927”。

　　安岳的城市饮水状况一直维持到 20世纪 70年代，直至 “1973年前，县城居民均饮用地下水 (井水)”。 仁寿城边曾有金马河，顺城边浅丘的沟壑流淌，为沱江之小支流。然该河水量小，且时常易淤。同治 《仁寿县志》中便载 “邑城居数百家，负山傍河，河故无流，而山纯土，土垦而松，经雨崩流入河”，以故 “河率泥淤不通，淤极雨张泛滥”。 是以，“县城河水污浊，不能饮用”，新中国成立前，“居民凿井取水”。

　　据 《四川省仁寿县三十一年度十二月份环境卫生工作月报》，1942年时，仁寿县城内 “饮用井水户数达 1962”。黔江城边的黔江河亦是 “流量小”，且 “天干和冬季缺水，春、夏两季河水浑浊”，是以民国时， “地下水为城内居民食用的主要水源”。 西昌城边有东河、西河、马水河等小的河溪，均为安宁河的小支流，水流量亦不大。

　　近代时，西昌虽有县城北堰引东河 (怀远河)入城 “供城西居民饮料”，但城西居民饮料主要仰汲于大水井。 是以， “民国时期西昌城区饮用井水、河水 ”，但 “以井水为主”。 稻城城河为稻城河的小支流，水流量不大，且季节性变化大，冬季河中几乎无水。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稻城县老城区居民饮水 “主要是人工挖掘的井水”。

　　三、结 论

　　基于已复原的 123个城市，无论是以 “四川”为空间级，还是以 “地貌区”为空间级，近代四川城市水源结构都有着相当明显的空间差异。以井水为主的城市主要集中在川西平原与川中丘陵北部;以河水为主的城市则主要集中在川东平行岭谷与盆周边缘山地;以溪水、泉水为主的城市则散布在盆周边缘山地、川西南山地与川西北高原。影响近代四川城市水源结构的因素主要是地理环境与取用便捷性，具体而言，则是：(1)川西平原与川中丘陵北部的多数城市，地形较为平坦，地下水位高，凿井取水甚为便利。此类城市虽有较为丰富的江河水资源，但取用井水较河水更便捷，是以城市饮水以井水为主。(2)在川中丘陵北部、盆周边缘山地、川西南山地以及川西北高原以井水为主的城市中，部分城市则是因不滨江或濒临江河小支流而取用井水。(3)川东平行岭谷与盆周边缘山地的多数城市，以及川中丘陵南部、川西南山地与川西北高原的部分城市，因地形起伏大，地下水位较低，往往凿井不易，是以多滨江以取河水。(4)盆周边缘山地、川西南山地与川西北高原中的少数城市，限于地形与地理位置，往往取用井水与河溪水皆不易，只得依赖于泉水。厘清城市水源结构的区域差异，明晰城市与城市间的差异，不仅有助于加深对城市饮水的研究，且对日常生活史、医疗疾病史和公共卫生史等方面的研究亦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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