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英国工业革命史研究的新范式

　　摘要：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大量新资料的出现与整理、经济学研究方法在史学界的运用以及对旧史学思潮的批判，学者对英国工业革命的研究产生了新的范式。不同于以往的“乐观派”与“悲观派”，新范式的领导者们经过对“工业革命”这个概念的艰深探索，认可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经济发展，但又认为这时的发展非常缓慢。新范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其使用档案的先天不足，研究者本身的思维漏洞，研究方法单一等问题，仍然值得后来的研究者警惕与反思。

　　关键词：英国;工业革命;新范式

　　1962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科技史家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在其新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中，对其在1959年便已提出的“范式”(Paradigm)概念进行了诸多发挥。虽然仍然没有对这一概念给予一个清晰的定位，但库恩的大体意思是清晰的“：范式”就是科技史上某些重大的科技成就所形成的某些内在机制和外部社会条件，是一种先于具体科学研究的核心构架。对库恩来说，科学史上的所谓革命性突破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种核心构架，即范式转移(Paradigmshift)。[1]后来，这种“范式”概念虽然饱受争议以至于库恩本人都避免使用，但它的影响却日益增大，受到越来越多人文社科学者的热捧。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社会背景、新技术、新思想而来的，以“缓慢渐进”说为代表的新工业革命史研究范式对之前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反思和批驳，并逐渐成为了一种主流观点。本文拟对20世纪70年代后的工业革命史研究新范式进行考察，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一、新范式产生的条件

　　学术范式的转移无疑是由复杂的多种因素合力推动的。从时代背景来说，20世纪70年代后，英国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经济上将近20年的高歌猛进，由海湾战争等因素造成的滞涨(stagflation)现象长期存在，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百试百灵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饱受质疑。[2]民众对经济形势信心不足，就连大部分学者也惴惴不安。

　　沃特·罗斯托(WaltRos-tow)就曾郁郁地感叹“：在20世纪70年代，突然之间，社会上一切对于经济增长的正当性以及信心都烟消云散了。”[3]受到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工业革命史家开始看衰工业革命，质疑当时经济增长速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①尽管如此，社会背景对史学研究的影响只能说是间接性的，毕竟不论史学理论怎样进步，力求实践中史学研究的客观化是史家的基本操守之一。

　　依笔者之见，直接影响工业革命史研究范式转换的原因有三条：首先，20世纪70年代之前大量新资料、新数据的发现及整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首先受到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Hill)以及E·P·汤普森(E.P.Thompson)等左派史家的重视。

　　经过他们的介绍和传播，年鉴学派的影响渐渐地在英国史学界蔓延开来。受到年鉴学派影响的英国史家认为，以德国兰克学派②为首的传统史学过于将注意力集中于政府档案等材料，眼界狭窄，而当下的新史学应该建立在大量收集除官方外各种民间及非官方的社会、人口、经济等数据的基础上。[4]22简言之，新史学需要搜集一切可能搜集到的数据，从而发现并把握社会较长时段的发展规律。

　　受此影响，在1964年，一批人口统计学家和历史学者建立了剑桥人口与社会结构研究小组(theCambridgeGroupfortheHistoryofPopulationandSocialStructure)，开始了一项长达40年的回溯性研究计划，收集并整理不列颠400年的家族史。其中，整理出的16-19世纪有关社会人口、家庭、经济状况的材料数占了总材料数的2/3，这些成果最后都有利地推动了工业革命史的研究。[5]

　　除此之外，一些学者也以坚韧的毅力开始整理自己所能涉及的材料。就工业革命史而言，范斯坦(Feinstein)收集了关于工业革命时期资本形成的资料，林德特(Lindert)和威廉姆森(Williamson)收集了关于社会与工作结构的资料，瑞格利(Wrigley)和斯科菲尔德(Schofield)收集了关于人口变化的资料，哈利(Harley)收集了关于社会生产率的资料，波拉德(Pollard)收集了关于煤炭行业收入的资料……这些资料的收集和整理都毫无疑问为此后的研究者提供了更多可供使用的材料，难怪有学者指出类似于克拉夫茨(Crafts)①这样学者的研究都是把“前人已经找到的积木搭起来”[6]。

　　不难看出，新范式的转变确实很大程度上受到新材料、新数据的发现与整理之影响，更多的材料让20世纪70年代后的学者有机会重新审视工业革命的历史，得出一个不同的结论。其次是经济学研究方法在工业革命史研究中的使用。新数据的不断扩大让史学家在一个时段内感到无所适从，毕竟传统史学方法并没有为他们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案。

　　为此，最擅长处理和分析数据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被引入了工业革命史的研究中，形成了一股风头强劲的量化史学风潮。20世纪70年代后，工业革命史研究新范式的执牛耳者们大多都有经济学研究背景，甚至简·德·弗里斯(JanDeVries)等人根本就是经济学家出身，跨界研究工业革命史。

　　他们十分善于把一系列历史事件简化为数据集合中的元素，之后再用理想型的数据模型将看似杂乱无章的元素进行排列组合，最终整合出历史规律。[5]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设立研究机构努力将计量方法传给下一代史学家。

　　20世纪60年代后期，密歇根大学、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相继开设了暑期讲习班讲习量化史学方法，美国历史学会也专门成立了“定量资料协会”(QuantitativeDataCommittee)，成为支持量化史学发展的重要学术阵地。在这些协会和讲习班中，作为经济史研究的重头戏，工业革命史研究被拿来作量化史学范例进行讲解的时候不在少数。[5]

　　到了新世纪，J·D·克拉克(J.D.Clark)，这位风头不减当年的工业革命史研究新范式的代表人物之一，带着自己的观点和量化方法来到北京大学开坛讲学，成为了第一期北京大学量化历史讲习班的重要导师之一，开课的第一个主题就是量化工业革命。[7]可见，当下量化史学的发展和影响已经超出了西方学界，作为世界经济史的最重要研究领域之一，20世纪70年代后工业革命史研究的新范式很大程度上受到量化方法和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影响。

　　第三，20世纪70年代后的工业革命史研究者普遍对之前在史学界起理论指导作用的辉格主义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满。辉格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是英国史学界20世纪70年代之前执牛耳超过一个多世纪的两种学术思潮。

　　辉格史学是一种“通史概观”，这种概观以“当下为参照物研究过去”，并且认为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显示了数个时代以来有一个明显的进步原则在起作用，新教徒和辉格党人是进步原则永远的盟友，而天主教徒和托利党人则永远对这一原则产生障碍”[8]10-11。

　　具体到工业革命史，辉格史学家认为工业革命是历史线性进步的一个典型标志，是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辉格党人和新教徒送给世界的一份大礼。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辉格史学有所不同，它着重强调的是革命史观，强调工业革命前后世界的非连续性(Discontinu-ity)。

　　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在福柯等后现代史家的影响下，当时的工业革命史学者竭力摆脱辉格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控制，力图在众多新数据的支持下找出工业革命前后的社会联系以及解决社会进步的幅度等问题，以客观的史学实例给予辉格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以重击。[9]这样，客观上新数据、新材料的发现和整理，结合主观上经济学方法的使用和反马克思主义史观、辉格史观的史学思想，直接推动了20世纪70年代后工业革命史家对工业革命认识范式的转变。

　　二、新范式的主要特点

　　自1884年阿诺德·汤因比(ArnoldToynbee)遗作《工业革命演讲集》出版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学者对工业革命史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乐观派和悲观派两个学派。[10]422悲观派以汤因比、哈蒙德夫妇(Hammonds)和韦伯夫妇(Webbs)为首，他们的童年时代就生活在工业革命的大潮中，对当时人们的困苦生活感同身受，因此在学术上对工业革命带来的所谓“进步性”持批评态度。

　　碧翠丝·韦伯(BeatriceWebb)认为，“工业革命时期给人以巨大的，残酷的，倒退的体验，人们为此而生活窘迫，流离失所，身心交瘁，幸福不在。工业革命……被证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11]343-344。韦伯夫人的看法可以说是准确地道出了第一代工业革命研究者的心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工业革命史学者则和他们的前辈看法大相径庭。

　　他们对工业革命没有直接的体验，却感受着战后西方经济的腾飞与福利，这一时期的学者把发现的新材料和他们的主观感受结合在一起，得出了工业革命是现代经济腾飞的起点这样的乐观结论。他们的代表人物是罗斯托(WaltRostow)，他认为“工业革命是一场起飞(take-off)，它直接关系到生产方式变化”。

　　起飞是稳定增长的障碍和阻力得以最终克服的时期，起飞促进了巨大的经济进步，并开始对整个社会产生支配性的影响。[12]20世纪70年代后的工业革命史对上述两种工业革命的主流看法都持批判态度。首先，他们不同于汤因比和韦伯夫妇的悲观论，而是认为工业革命时期确实是一个经济增长的时期。

　　这是新范式的第一个特点。新范式的主导人物克拉夫茨(Crafts)认为“，毋庸置疑……到1840年，英国的就业体制(employmentstructure)已经和几十年前发生了变化，也有别于欧洲其他国家”，“(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工业中最高的生产率和高出口率，农业中最低的劳动力比例，最高的城市化水平……实际上，英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9]。

　　克拉夫茨从宏观的角度看待工业革命的进步问题，而这一时期的其他学者也从各自的研究方向出发，来阐述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增长。瑞格利(Wrigley)认为，工业革命时期的工厂制度，即使没有完全取代旧的制度，也在“大规模生产，新产品开发，强化对生产和消费者的剥削方面引人注目”[2]。西蒙·库兹涅茨(SimonKuznets)认为：“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不断提高的劳动投入质量和资本投入质量……是明显的。”[2]兰德斯(Landes)最强调的是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变化，他写道：“技术变化极大地增加了出口和产品与服务的种类，单单这一变化就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13]

　　即使像简·德·弗里斯(JanDeVries)这样直接对工业革命概念提出质疑的学者，也认为他所关注的焦点是这一时段经济增长背后的原因——生产力的革命性突破还是仅仅增加了劳动量——而不是增长本身。[14]由此可见，对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工业革命史家来说，经济增长论得到了他们绝大多数的认同。

　　新范式的支持者们不同意悲观派的论调，却也没有对乐观派的论调加以认可。相反，他们认为工业革命时期的所谓经济腾飞只是乐观派的一厢情愿。虽然经济增长是不容否定的，但更显著的特点，是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迟缓。

　　更确切地说，缓慢发展是新范式的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特点。同样是克拉夫茨，在肯定了经济的增长后，用一系列复杂的数据模型导出了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经济发展缓慢的结论。举例来说，他认为英国1780-1800年间经济增长率只有0.35%，而在之后的20年也没有超过1.61%，这是因为全部要素生产率(TEP)①增长缓慢的缘故。

　　1760-1800年间，TEP增长只有0.2%。而1860年左右才勉强达到1%。他的估计和乐观派学者相比低了大约2/3左右。[15]由此，通过一系列数据分析，克拉夫茨坚定地站在了乐观派的对立面，并且不无讽刺地写道：“工业革命时期经济的增长和‘起飞理论’比起来简直缓慢了太多。”[9]除克拉夫茨外，其他新范式的代表人物也坚定地支持缓慢发展。埃里克·琼斯(EricJones)和隆多·卡梅隆(RondoCameron)都认为缓慢工业化是常态，爆炸性增长仅仅是当时发展的一个例外。[9]

　　A·穆森(A.Musson)则强调，时至1851年，消费品工业仍然残缺不全，而且它们中的大多数仍然产生于小作坊里;就业模式仍然十分单一，传统的手艺人、劳工、家庭佣人无处不在;工厂制度和蒸汽动力的扩展都十分缓慢。“1850年的英国和1750年比起来，进步实在不大。”[2]

　　简·德·弗里斯为了阐述工业革命时期经济缓慢增长的理论，把工业革命置于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历史框架之中，指出传统上认为开始于18世纪后半期的工业革命，实际上是1500-1800年经济缓慢增长的一部分，和之前的时段一样，这种缓慢增长主要来自劳动时间与劳动量的增加，和所谓“大工业时代”、技术创新、社会变革没什么关系。[14]

　　正如大卫·康纳丁(DavidCannadine)所指出的那样，20世纪70年代后，有限增长和缓慢增长成了这一时期工业革命史学者的共识。新范式的第三个特点是这一时期的工业革命史研究专家首次对“工业革命”这个定义进行了艰深的思索和探讨。时至1967年，罗伯特·哈特韦尔(RobertHartwell)曾不无遗憾地说，在他之前的工业革命史研究者“对工业革命定义的思考之少让人感到吃惊”[16]。

　　的确，许多学者使用这个概念仅仅是因为史学研究上的约定俗成。20世纪70年代之后，成熟的缓慢增长理论让工业革命史的研究专家开始细细地审视像“‘工业革命’一词用以描述当时的时代是否恰当”这样的基础问题，而大多数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比如埃里克·琼斯(EricJones)认为“工业革命一词是不恰当的……这个词给予了英国特殊的地位，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也经历了相似的过程……这是个漫长的过程，很少打上英国的印记，断裂性出乎意料的少，连续性(continuum)占据着时代主流”[9]。

　　J·D·克拉克认为所谓工业革命，根本就是中世纪土地贵族财富和权利的传承与交接，所以1832年之前，根本没有什么革命可言，更没有工业引导的革命。所以工业革命是个根本就不该存在的伪概念。[9]

　　除以上两人外，对工业革命概念反思最深、用力最勤的学者当属简·德·弗里斯。简·德·弗里斯认为，渐进变革的工业革命时代依赖于之前时代的长期准备，而且之前时代的增长方式和所谓“工业革命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并无本质的不同，所以应该将1500-1800年作为一个长时段进行分析，这300年来一直缓慢渐进的经济需要在一个统一的维度之下被理解。

　　为此，简·德·弗里斯提出“勤劳革命”(IndustriousRevolu-tion)的概念，希望能在更过阔的历史背景之下代替“工业革命”。他指出，1500-1800年间经济的缓慢增长主要是因为以家庭(household)为单位的劳动量的增加，而不是任何生产力的“革命性突破”。家庭作为一个最为基础的共同居住与再生产单位，在资源的重新配置中起到核心作用。勤劳革命本质上是家庭成员之间就时间与其他资源进行分配的决策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家庭成员工作强度大，休息时间被挤压到所能承受范围的底线，相互剥削现象严重，从而在300年的漫长时光中缓慢创造财富，刺激消费，增加市场上商品种类，最终致使家庭产生新欲望和新消费形式，为后世走出勤劳革命作好铺垫。[14]

　　总的来说，20世纪70年代之后，正如哈特韦尔观察到的，工业革命(theIndustrialRevolution)这三个单词的每一个部分都受到严苛的挑战：曾经，“the”代表工业革命在英国最典型，独一无二(Britishuniqueness);“Industrial”代表工业革命变化的最显著特点;“revo-lution”代表变化的速度和全面性(speedandcompre-hensiveness)。

　　现在，工业革命不能仅仅被限制在英国，也不能仅仅被限制在工业方面，发展速度更是称不上革命。[9]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20世纪70年代后的工业革命史研究强调经济发展的缓慢增长，强调在此基础上对工业革命概念的全面分析①。这些研究中的一致性以及和之前两大最主要研究流派(乐观派，悲观派)的明显不同使得他们自成一个阵营，形成了新的研究范式。

　　三、对新范式的评价

　　20世纪70年代后工业革命史研究新范式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新材料、新方法、新思维、新结论的出现让学者们认清了在此之前工业革命史研究的缺点和不足，也为今后的继续研究铺平了道路。但笔者在此希望能多谈谈新范式的缺点和局限性，对这些缺点的认真反思将是使未来研究更加客观的前提之一。

　　依笔者见，新范式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使用的档案数据本身存在先天不足。历史学家的学术生涯是和资料与档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搜集到的档案数据有自身缺陷是每个历史学家都会遇到的事情。但对于20世纪70年代后的工业革命史研究者来说，这个缺陷尤其致命，因为他们的研究方法完全依赖于数据的量化，数据的缺失或者不可靠会使他们不得不面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境地。根据林德特(Lindert)估算，对于大型工业、农业与商业团体来说，对生产率的计算误差可能会高达60%;而研究工业革命时期鞋匠、木匠等的生产率、生产成本等问题，情况基本上就比瞎猜好一点点。[15]

　　无怪乎就连克拉夫茨这样的新范式执牛耳者，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研究很多结论仅仅是“最靠谱的猜测”(bestguess)，而非找到了确切的证据(definitiveevidence)。[6]其次，研究者本身的思维漏洞。资料缺乏与不准确固然是极大问题，新范式代表者们研究的思维漏洞也不容忽视。

　　比如，包括克拉夫茨、瑞格利、林德特、威廉姆森等人在内的学者在研究工业革命时期生产率增长、家庭生活水平、工厂制度内部结构等问题时，都仅仅考虑了当时成年男性的产出、工资分配和工龄等情况，却对有关女工和童工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置若罔闻，这部分材料确实很少也很难找到。毕竟，在女工和童工的使用方面，工业革命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毫无疑问，对这部分人研究的缺失将造成重大的研究误差。[15]

　　再如,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各地发展水平不一，而且许多地区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工业体系。拿约克郡(Yorkshire)来说，它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成衣行业的发展、组织方式的变革以及工业与商业的紧密联系。[15]但新范式的代表人物们(克拉夫茨首当其冲)往往都在使用宏观经济学方法，只利用全国性的数据，在国家的框架下进行研究。

　　这种研究方法根本无法把握国家内地区发展的活力和独特性，使得他们不能完全洞悉工业革命的地区性特点，进而忽略一些地区的飞速发展，使自己的研究立论大打折扣。由上可知，新范式的缺陷和它代表人物的思维漏洞有着密切的关系。

　　再次，新范式的研究方法单一，研究内容只限于经济问题。历史学研究当然需要借鉴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但绝不能被这些方法主导。克拉夫斯、林德特、埃里克·琼斯等人都认为研究工业革命和研究经济是否增长、增长幅度如何是一回事，所以对他们来说，工业革命研究基本等同于量化经济增长问题。[6]

　　但历史学毕竟有其独特之处，她关注的是经济运行结构的变化，关注的是这些变化与生活在其中的人的互动，关注的是过去的社会，关注的是冷冰冰的数据背后推动社会发展或后退的原因。工业革命史的研究也是如此。

　　就如库兹涅茨(SimonKuznets)所言：“这一时期①文化环境(culturalmilieu)的变化……可能比储蓄与资本的积累更加漫长也更加痛苦……更能代表这个时代。”[6]所以使用单一的经济方法进行单一的经济增长研究注定只是管中窥豹，不能对工业革命进行全面的理解。最后，客观的史学研究不能和先行的意识形态问题纠缠在一起。

　　部分新范式的代表人物是带着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辉格史学的“怒气”来研究工业革命史的。比如J·D·克拉克，当他还是个研究生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辉格史学充斥着英国史研究的各个角落。千篇一律的研究方式使得年轻且才华横溢的克拉克对这两种当时起支配地位的史学研究方法十分不满。

　　当他终于在学界声名鹊起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辉格史学所最为重视的两次革命——英国光荣革命和工业革命就成了他毕生攻击的目标。他甚至把工业革命说成是假革命(spuriousrevolution)，应该从历史中无情的抹去。[9]这种被愤怒、被意识形态问题冲昏头脑的事情是历史学研究的大忌，也是不管哪个史学学派、哪种史学研究思潮都应该竭力避免的。正视自身存在的缺点和局限性，20世纪70年代后工业革命史研究的新范式才能拥有坚实的基础，不至沦为空洞无物的清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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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HOPPITJ.CountingtheIndustrialRevolution[J].TheEconomicHistoryReview,1990,(43):173-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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