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代对土司的世爵授予

　　摘要：土司制度的本质是中央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的一种管理方式，其目的是巩固国家的统一。清政府在保留土司的过程中，也在不断丰富与完善土司制度的内容，力图将土司的管理纳入正常流官的管理体系之中，以期实现土司辖区的“内地化”。给有功土司授予世爵就是清政府笼络与管理土司的一种手段。乾隆年间，战事颇多，土司与土兵的抚恤待遇不断提高。乾隆五十八年后，给阵亡土司授予世爵成为定例，以此激励土司为朝廷继续作战卖命。此举在笼络土司的同时，也进一步将土司管理纳入流官管理体系之中，巩固了国家政权的统一。

　　关键词：土司世爵

　　清代方向论文范文：剖析清代司法体制产生弊端的缘由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几千年来士人晋升的途径，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成为包括清代在内的国家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如《红楼梦》中的贾雨村，早年寄居于葫芦庙内，以卖文写字为生，幸得甄士隐相助，进京参加考试，一年便中进士，成了知府。不久虽被革职，但后又官复原职。明清时期科举重进士科，考试内容围绕四书五经朱子注等儒家经典，以选拔法律人才为宗旨的明法科早已被废除。

　　明清鼎革之际，清政府从稳定大局的目的出发，对于归顺之土司“仍予世袭，制因前代”①，为土司制度的延续提供了机会。但是清政府在政局稳定之后一直没有放弃对国家统一的追求，通过制定土司承袭制度、贡赋制度、奖惩制度等不断对土司制度进行丰富和补充，实现对土司的笼络与管理，以“为我所用”，力图达成中央对土司辖区的垂宜统治。而向土司授予世爵正是清政府笼络土司的一种手段。清朝授爵的原因或者说是臣民获得爵位的途径有五：“一是'酬庸'，即酬劳功臣;二'奖忠'，奖励阵亡官弁;三'推恩'，优遇外戚;四'加革'，对孔孟等先圣先贤后裔，给予特别恩典;五曰'备格'，给前朝功臣嫡系子孙以封爵。”

　　①所授世爵的承袭分为两种：第一种是降等承袭，也是最常见的承袭方式。第二种被称为“世袭罔替”，即子孙按所得爵位世代承袭，属于朝廷特典。在世袭罔替的世爵中，还有特殊情况，一是受皇帝特典，二是因阵亡所授世爵，在子孙降等承袭完云骑尉后，改授其子孙恩骑尉，并世袭罔替。清代的世爵制度一直在完善，直到乾隆十六年(1751)后才最终确定了九级二十七等的世爵制度，自上而下分为公、侯、伯、子、男、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恩骑尉，其中云骑尉为世爵制度的基本单位。土司本不在清朝世爵的授予范围内，出于对土司“向化”的鼓励或是激励土司出征作战才向某些土司授予世爵，并以此加强对土司的控制与管理。-清朝给土司授世爵的初步探索雍正年间，清政府实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

　　在改流初期，鄂尔泰认为土司“有应改者，有不应改者，有可改可不改者，有必不可改、必不可不改者”②。但是由于土司辖区与内地交流的频繁和土司制度本身的弊端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土民希望通过改土归流脱离土司的统治。有些土司看在大势已去，则主动向清政府自请改流。清政府自然不会放过这样可以加强西南边疆统治的机会，并为自请改流的土司给予特例奖励。湖广永顺宣慰司彭言肇槐就是这种特例奖励的第一个受益者。彭氏是清初投诚归顺的土司，顺治四年(1647),宣慰司彭泓渝率众于清军前献图册归附，十四年，加彭泓満太保衔，颁给顺字号永顺等处军民宣慰使司印一颗，并赐正一品服，此后传至彭肇槐。雍正五年(1727),“保靖土司骨肉相残，桑植土司暴虐不仁，皆奉旨改土归流”③，镇箪总兵杨凯由桑植率兵往保靖镇压保靖司彭御彬，路过永顺司。

　　彭肇槐念及周边土司改流之现状，也认识到土民与自身统治的矛盾，遂向杨凯表达了自请改流的意愿，并率其子彭景煌投诚。十二月十八日湖广总督迈柱奏：“今据桑植副将杨凯详，'据永顺宣慰使彭肇槐呈请自愿改土为流，绘具舆图并册开土民一万九千八百六十一户、男妇九万九千三百七十名口，并称祖籍江西，愿入江西原籍。请量授武职，仰报国恩'等情前来。”①作为第一个自请改流的从三品土司，彭肇槐得到了雍正帝的高度重视。雍正帝认为彭肇槐“既具向化之心”，应当“特沛殊恩，以示优眷”，特颁谕旨：“彭肇槐著授为参将，即于新设流官地方补用，并赐以拖沙喇哈番(云骑尉)之职，世袭罔替，再赏银一万两，听其在江西祖籍立产安插，俾其子孙永远得所。”②

　　永顺宣慰司本是鄂尔泰所言“可改可不改”的土司，但是原有的土司统治已不能匹配当地社会发展的速度，土民纷纷请求改土归流，一心向化。对于雍正帝或是清政府而言，土司与土民自请改流有利于对西南地区的统治，遂同意永顺改流，并给出了格外优惠的奖励，第一次将世爵授予土司。对此，《永顺县志》有言：“皆彭肇槐献土之功也。宜其荣膺显秩，爵及苗裔。”③此时的“爵及苗裔”还只是改土归流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是雍正帝为了更好地笼络土司，加强对土司的控制，所作出的将土司管理模式向流官管理模式靠拢的一种尝试行为。

　　二清朝给土司授予世爵制度的确立“土司虽与流官有区别，但毕竟也是由政府正式颁发印信、号纸的朝廷’命官'，因此，必须对封建王朝承担交贡、纳赋和土兵征调的义务。”④且“惟土兵善于攀缘奔走，履高山如平地，视绝壁如坦途，比之苗人更为矫捷”⑤，所以西南边疆若有战事，朝廷多檄土司率土兵出征。凡有战事，必有所伤亡，战后对土司将士的抚恤亦不可少。清初，对因战伤亡土司之抚恤，多以恤银或是加衔准袭一世的方式体现。随着对土司征调的增多，土司及其土兵在战争中能起到的作用不断加大，朝廷对土司的抚恤也在不断提高，直至对阵亡土司授予世爵。此时清朝对土司的世爵授予成了土司抚恤制度中的一项内容，是对原有抚恤制度的强化与完善，对笼络土司作战效力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

　　清朝对土司的抚恤制度形成较晚，最早相关的抚恤政策也只是针对土兵而非土司，康熙十七年(1678)题准：“土兵助战阵亡者，照步兵例减半给赏;阵前受伤者，照各等第减半给赏。”①此后直到乾隆年间，才有针对土司的抚恤条例出台。乾隆年间，各土司听调从征，在作战中出力颇多。乾隆帝对各土司的表现十分满意，认为各土司“与官兵一体出力，自宜优加渥泽，以示鼓励”，以往土司与其他将士同在军伍效力，但有伤亡却不得恩恤，“其情殊为可悯”。故谕下兵部，命对阵亡受伤土司制定相应的抚恤政策。

　　乾隆三十七年，兵部议定：“土司、土职阵亡伤亡者，三品土官赏银二百五十两，四品土官赏银二百两，五品土官赏银一百五十两，六品土官赏银一百两，七品、八品土官赏银五十两，俱加衔一等，令伊子承袭一次，仍以本身应得土职照旧管事，俟再承袭时，将所加之衔注销。空衔顶戴，照八品土官例赏赍，毋庸给与加衔。”②这是清朝对从征阵亡受伤土司的第一条抚恤政策，之后对政策又有不同程度的丰富与完善。乾隆三十九年，按土司土兵“打仗受伤”的严重程度分为五等，按等次赏银有差。一等伤者赏银十五两，以下每等递减二两五钱给银，至五等伤者赏银五两。

　　同年，又对土司出征病故者给出政策。凡出征病故土司，按品级不同分为三等，赏银有差，“三品、四品土官赏银二十五两，五品、六品土官赏银二十两，七品、八品土官赏银十五两”③。并同时扩大了赏恤内容，对于“打仗奋勉，屡著劳绩，立功后病故”的土司，经主管将军报到兵部，可按例加衔、加级，并准其子承袭土司时兼袭一世。这两次土司抚恤政策的调整都恰好在特殊的时间点中。三十七年，清军在第二次金川之役中荡平了小金川，正要剑指大金川。此时提出对阵亡土司的抚恤，一是认同了土司在小金川之役中所作出的贡献。

　　大小金川土地面积虽小，却地形复杂，十分难攻，旗军、汉军、绿营军在此处的战斗力都会大打折扣，乾隆针对金川之役中的绿营兵甚至有“无能之绿营兵众”①的评价，唯有土兵因熟悉在该种地形上的作战方式会发挥出巨大作用;二是为了笼络土司在接下来的大金川之役中继续奋勇作战。通过给阵亡伤亡土司以优恤，减少土司的参战损失，对已在军伍中的土司而言是一种必要的激励。三十九年，大金川也大局已定，此时增加了对受伤土司的抚恤，应是兵部意识到了战斗激烈程度的下降，考虑到当时的作战情况与需要，对土司抚恤政策进行了针对性的补充与完善。乾隆四十九年，又对受伤阵亡之土司做出了更人性化的规定。按照受伤程度划分三等，一等伤给半年期限，以下每等减一个月，至三等伤给四个月期限。

　　因打仗受伤，并在相应期限内因伤亡故的土司，亦可按照阵亡例议恤。在相应期限外因伤亡故者，再给期限，依然按等从六个月依次减一个月，由所属上司上报兵部议恤。②抚恤待遇的提高，说明清政府关注了土司在战争中的表现，肯定了土司参战的作用。但此时清政府对于土司的抚恤还是只在给予银两或是加以官衔的层面，直到乾隆五十四年，广西田州知州岑宜栋在军中阵亡，因军功被授予云骑尉世职，清政府才在对土司的抚恤政策中做出了新的尝试。岑宜栋，乾隆十二年袭任田州知州。乾隆三十八年，上林陆李能聚众称王起义，岑宜栋擒捕其魁党，以军功获赐四品顶戴。乾隆五十三年，岑宜栋奉调征安南，带领土兵出平孟口，由木马、高平至富良江与大部队会合，屡与贼遇，屡战屡胜。五十四年正月，岑宜栋在黎城与敌作战，阵亡于此役。③战后上报到朝廷，吏部议准：“土田州知州岑宜栋深明大义，临阵捐躯，奉旨交部从优议恤。

　　照绿营阵亡官员四品以下未入流以上例，议给云骑尉，俟袭次完时，给与恩骑尉。世袭罔替。”④此时清政府给岑宜栋所授的世爵尚属特别奖励，还未成为定例，却也为其后土司依靠军功获得世爵打下了基础。土司获授世爵的制度创立于乾隆五十八年，此时第二次廓尔喀战役刚刚结束。“此次战役共调集的兵员来源及数量为：索伦兵一千人，四川屯土兵八千余人、西藏官兵(绿营兵)五六百人，其他的兵员如族番兵丁、汉蒙兵丁等共计四千余名，总之此战役共调用了大约一万三千余人。”①可见整场战役中，征调土兵的数量占比几近2/3。

　　廓尔喀之役后，乾隆帝念土兵“甚为劳苦”，将征廓尔喀土兵之抚恤待遇提升到与绿营兵同等水平。又认为土兵在战场上拼命效力，不应“分别厚薄”，遂将之后从征土兵的抚恤待遇定为与绿营兵相同。后乾隆帝又谕下兵部：“向来绿营阵亡官弁，俱给与世职，俟袭次完时，给与恩骑尉世袭罔替。原以轸恤勋劳，特加优典。至屯土官弁，遇有征调，无不踊跃争先，著有劳绩，而临阵捐躯者，向止给与赏恤银两，分别加衔，并未一体议给世职。该屯土员弁，与绿营同一效命疆场，而恤典各殊，究未免稍觉向隅。嗣后屯土官弁设遇调发，有随征阵亡者，均著照绿营之例，按照实任职分给与世职袭次，俟袭次完时，再给予恩骑尉世袭罔替……如此逾格加恩，永为定例。

　　该屯土官弁等，益当倍加感激，尽力戎行，以副朕一视同仁奖励忠寒之至意。”②后兵部议定：“阵亡屯土员弁,均照绿营副将以下，经制外委以上之例给与云骑尉世职，袭次完时，给与恩骑尉世袭罔替，一体办给敕书。”③从此，给阵亡有功之土司授予世爵以为奖励，成为定制。三清朝土司世爵制度的施行第二次廓尔喀之役之后，西南边疆维持了几年短暂的安定。嘉庆元年(1796),云南威远地区爆发武装冲突，各土司又一次被檄调平乱。云南猛戛土把总刀文龙与云南猛班土把总周靖于此次战役中阵亡，清政府依例赏予云骑尉世职。

　　二人后代在继承世爵之后，亦能以之为荣，立下许多战功。清廷以世爵笼络土司作战的目的也得以实现。云南猛戛土把总刀文龙乾隆十三年，刀成秀充补乡长，二十八年从征木梳莽匪有功，得授土把总职衔。成秀死，其子刀文龙袭。嘉庆元年(1796),保人滋事，刀文龙带土练从官兵征剿，于威远阵亡，战事平定后，奉旨赏给世袭云骑尉土把总。刀文龙之子刀世爵于嘉庆六年承袭父职，兼云骑尉世职。嘉庆十七年，张辅国叛乱，刀世爵带土练从征，以功赏四品蓝翎。①云南猛班土把总周靖乾隆三十年，周靖从征缅甸有功，得授土把总职衔。

　　嘉庆元年，威远傑人作乱，周靖奉调从征。嘉庆二年，周靖在土地塘与敌对战，敌众己寡，坠马阵亡。周靖之子周朝经又奉调前往征剿，因悲愤其父受敌所害，作战奋勇，擒斩敌众有功。奉旨：“土把总周靖照七品土官例赏恤，给予云骑尉世职，袭次完时，给予恩骑尉，世袭罔替，即令周朝经兼袭云骑尉。”②嘉庆十七年，张辅国违法叛乱，周朝经奉调前往征剿。事平之后，奉旨赏给四品顶戴，并赏蓝翎。嘉庆十八年，奉调从征腾越，事平后，奉旨赏给白银八十两，袍褂一套。道光四年(1824),周朝经亡故，其子周敏承袭把总兼袭云骑尉。后递传至周丕武，因从征积劳成疾，后由其子周殡袭替。光绪十三年(1887),周琪从征镇边等处夷人有功，赏戴蓝翎，以守备职尽先补用，兼袭本职。③

　　嘉庆七年，嘉庆帝颁布上谕：“国初各省用兵所有攫城抗节捐躯诸臣子孙，赏给恩骑尉。”④这一恩典虽然是针对全国捐躯诸臣的子孙，但土司也在此次恩惠范围之内。此时清朝境内的土司割据势力已然无存，为阵亡土司的后代“追补”军功，授予世爵，显然有利于加强对残留土司的控制，利于对这些土司及其辖区的统一管理，一定意义上也促进了这些土司进一步向中央靠拢，继续对边疆的统治进行巩固。举二例以论之。贵州夭坝长官司长官夭荣祖夭氏，其先祖夭阿路，广西庆远府人，于元至正十三年(1353)征南有功，元廷遂以其地授世袭夭坝长官司。后递传至夭应禄，于康熙十二年承袭，仍令其管理都匀等处一带地方。后因为东苗肆横，奉调随官兵前往征剿，被敌围困，誓死不屈。

　　其后夭世美、夭建新、夭承祖等皆著有军功。嘉庆七年，补荫夭承祖之弟夭荣祖承袭恩骑尉世职。后递传至夭象贤，咸丰五年(1855)苗教叛乱，奉同知马某命令，选派土兵与卫千总一起防堵。不久，因苗乱猖獗，奉调来城率土兵登陣固守，之后陷于巷战阵亡，没有子嗣。①云南阿兴土千户安清康熙三十四年，安永长因劝导苗人向化归附有功，得授土千户印信,驻防桧溪。雍正六年，米贴禄氏吞都德昌叛乱，安永长被檄调前往堵截，将德昌等擒获。雍正八年，德昌土舍木谷四哥等跟随乌蒙一起叛乱，因前怨杀安永长。其子安天柱承袭。安天柱亡故，其子安庆朝袭。安庆朝亡故，其子安清袭。乾隆二十七年，颁给安清满汉文土千户印信一颗。嘉庆七年，补荫安清恩骑尉世职。安清后递传至安少阳，以军功得赏四品花翎。

　　②夭荣祖与安清本无军功在身，皆因先辈为清政府捐躯阵亡，才得以补荫恩骑尉。夭荣祖与安清的情况还略有不同，夭氏传承已久，且子孙众多，本应是夭荣祖的兄长夭承祖荫补恩骑尉，可是夭承祖自己著有军功，另有官职，所以才在详明情况后令夭荣祖承袭世爵。此处可知，嘉庆帝令阵亡官员子孙补荫恩骑尉，虽然是对其先辈功绩的认可，但是最终的目的还是进一步笼络这些“功臣之后”。嘉庆七年，白莲教叛乱基本平定，嘉庆帝为了避免再次出现类似的叛乱，也为了对白莲教残余势力进一步的追剿，需要控制更多的武装力量，补荫就是一项很有效的手段。嘉庆帝对土司子弟补荫恩骑尉，可以将更多的小土司控制于手，夭承祖有军功在身，则其本身就在清政府的职官管理体系之内，恩骑尉补予其弟夭荣祖，则夭荣祖的身份也就从原本不被直接控制的土司转化为了清政府职官体系下的土司。嘉庆帝此举，即可掌握更多的军事力量，又加强了对残余土司的控制，巩固了对边疆的统治。

　　结语

　　土司制度建立之后，历代不断对其调整完善，但其宗旨一直是为了加强对土司的控制与管理，并争取逐渐向流官的管理方式靠拢。按照绿营阵亡官弁的抚恤标准，给因战阵亡之土司授予世爵，一是因为土司与土兵在战争中所体现的价值越来越大;二是清政府需要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争取土司，使其尽可能向朝廷靠拢，三则是激励土司子孙继续为国效死。可见其本身只是一种有限度的施恩而已，但是不可否认其取得的效果是显著的。而土司自身，因优恤政策的不断完善，也更加愿意向朝廷靠拢，以为朝廷出力为晋升之阶。嘉庆二十年，云南腾越州边界曾有战事。“带领土练打仗出力之土把总云骑尉加四品衔周朝经、刀世爵，著各赏银八十两，缎袍褂一副，由该督抚给领。”①可见土司在获授世爵之后，依然在战场谋功，成为清廷在边疆的重要武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