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项目与再现的作用以波兰新胡塔为例

　　摘要：本文基于列斐伏尔的学说探讨再现在空间生产中的能动作用。列斐伏尔认为，再现是空间生产的必然组成，它既来自建筑师的劳动，也缘于居民的创造。不同再现间相互竞争，共同协商。这种协商和竞争最终会消耗建筑师的劳动，但同时也是现实的空间生产推力。本文以波兰第一座“社会主义新城”新胡塔为研究对象，从“住宅问题”和“玫瑰巷项目”两个具体实例出发，观察并探讨了1989年后相互矛盾的空间再现如何介入后社会主义时期空间生产的发展过程。

　　关键词：空间生产;再现的作用;建筑项目;波兰;社会主义城市

　　亨利·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的空间理论针对的是物质环境及其再现、使用与经验的联合——它们是《空间的生产》(TheProductionofSpace)讨论的三个“环节”(moment)，即空间实践、空间的再现、再现的空间[1-2]。列斐伏尔并未提出解释三环节关系的空间本体论，也没有在伦理学和美学中规范它们的关系，而是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描绘三个相互关系密切的空间环节，贯穿它们的是开放的“空间辩证法”。换句话说，空间生产总会包含它所有环节的聚合。本文认为，建筑项目(architecturalproject①)是由这种聚合的劳动所定义的[3]。列斐伏尔写道，建筑师是“空间的生产者”，但从来不是唯一的生产者[4]。

　　更确切地说，他们是空间再现的生产者。因此，列斐伏尔半开玩笑半正式地说，他们特定的空间是“一张白纸”[4]。建筑师生产图纸和模型，这样做的同时回应了其他动因(agent)生产的空间再现，这些动因包括个体的欲望、具现的记忆、制度化的意象、集体共有的象征。不论是被理论总结为“集体无意识”“惯习”“生活方式”，还是“文化模型”(1960年代，列斐伏尔在城市社会学研究所的合作者曾探讨过后两个概念[2])，这些共享的再现成为空间生产的社会过程和设计实践自身积极和消极的基准点。

　　接下来，笔者将以波兰新胡塔(NowaHuta)为例，讨论在特定地理和历史局势中，空间的再现如何介入空间生产的发展态势(dynamics)：自1940年代后期，战后社会主义政府在克拉科夫(Kraków)附近建造了这座“波兰第一座社会主义城市”。自其创立以来，再现始终是新胡塔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最终以“新胡塔”之名将克拉科夫五个区集合起来的是一组牢固嵌入各种社会实践的再现，而不是行政或空间整体(遵循这些再现，本文称新胡塔为“城市”，尽管它事实上在1951年就不再是独立的行政实体)。列斐伏尔强调再现是空间生产的必然组成而不是它们的反射、结果或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观点为讨论新胡塔城市空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起点。本文聚焦于依附苏联的波兰人民共和国末期(1989年)到波兰加入欧盟(2005年)这段时期的新胡塔再现。

　　研究的基础是已刊印的大众媒体，特别是当地媒体。例如：周刊《新胡塔之声》(GłosNowejHuty)，该刊在1957年成立时名为《建设社会主义》(BudujemySocjalizm)，1991年更名为《呼声，新胡塔周刊》(GłosTygodnikNowohucki)。评估《新胡塔之声》1988—2003年间发行的所有期刊，可以形成量化比较。其他信息来源是两份社会主义时期的克拉科夫日报——《波兰克拉科夫报》(GazetaKrakowska)和《波兰日报》(DziennikPolski)，以及1989年后成立的日报——《克拉科夫时报》(CzasKrakowski)和《克拉科夫报》(GazetawKrakowie)，后者是全国性日报《选举报》(GazetaWyborcza)的克拉科夫版。这些当地报刊内容都与其他区域和专业的期刊(如《补充》[Suplement])以及全国性日报(《共和》[Rzeczpospolita])和周刊(《横切面》[Przekrój]和《政治》[Polityka])的文章进行过对证。

　　本文对民族志和人类学研究中大量的“再现城市”讨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研究认为城市是居民和来访者进行解读和重新诠释的信息库[5]。例如：詹姆士·霍尔斯顿(JamesHolston)在其巴西利亚的民族志研究中指出了城市的乌托邦意象与其日常现实间的协商(negotiation)[6]。尽管有些作者会强调居民在解码这些城市信息时的积极作用，但建筑师常常被视为“支配性”再现的生产者，他们对立于居民，受到居民及其叙事的抵制。

　　在两极对立意象中，建筑师的英雄叙事常常被同样英雄的居民叙事所替代。不同于这种两极化意象，笔者会在理论上说明再现之间的协商消耗了建筑师的劳动。用列斐伏尔的理论来观察新胡塔，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建筑师在设计时都做了什么，而且可以更广泛地反思空间生产过程中的建筑实践[7-8]。

　　1新胡塔中的对抗性的再现

　　座落于波兰历史都城克拉科夫10km之外的新胡塔(波兰语“新钢厂”之意)是为附近钢厂工人而建的独立工业城。早在1951年，它就成了克拉科夫的一个区。1991年行政体系改革之后，新胡塔被分成五个较小的区，现今其总人口约22万，克拉科夫的总人口达到近76万。新胡塔基于邻里单元的理念布局，调节住宅和社会设施分布，其建筑语汇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式的，大量引用了克拉科夫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1960年代早期，这种风格被摒弃并转向现代主义。可悲的是，这种风格在随后的岁月中变得越来越贫乏[9-10]。这座城市见证了很多政治上的动荡不安。1980年代，新胡塔是当时民众抗议波兰政府的重要中心。

　　1989年政治转型结束后，钢厂被私有化，新的所有者米塔尔钢铁(MittalSteel)重组了钢厂，但既没有大量裁员也没有增加新的工作岗位，而且犯罪与失业问题逐渐与新胡塔区联系在一起。由于官方的统计并不支持这种联系①，所以研究1990年代城市转变进程的社会学家担心“被预言的社会危机正在应验”[11]。事实上从一开始，新胡塔的再现与物质现实之间就有间隙。这种间隙始于其“创立神话”——描绘了一个年轻人被“波兰第一座社会主义城市”吸引而来，虽然发现城市并未建成，但仍决定留下来为新胡塔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自此，这种叙事遍及1950年代国家控制的报刊且不断重复。这种叙事采用大众媒体再现作为新胡塔经验的初级框架，用这些再现将追赶的欲求转换成城市发展的潜台词。

　　2再现的工具性：新胡塔的住宅问题

　　列斐伏尔理论要求追问新胡塔这些矛盾再现的作用(agency)，而不是接受“矛盾城市”话语的静止状态。新胡塔的这些矛盾再现一直相互协商并常常易手。下文将证明再现间的协商是集体经验的“容器”，在其中，物质外壳的生产与共有的主体性密切关联。这些想法来自于列斐伏尔对法国西南新城穆朗(Mourenx)的分析(1960年)——他辨别出工厂周边建成社区的想象与都市领域的冲突，后者取代工厂成为社会化、生产、斗争的场所。列斐伏尔思索着战后欧洲福特主义的终结，他记录了不同集体想象的冲突，这些集体想象不仅折射出穆朗空间生产的变化，而且揭示了可能形成政治同盟的结晶点[2,21]。1989年后，新胡塔的再现介入了该城最有争议的问题——住宅问题——的斗争。房地产市场的后社会主义自由化损害了新胡塔主要的城市前景——获得住宅的可能性②。

　　住房社团(housingcorporation)拥有城市中最多的住宅储备，面对其商业化以及住宅租金急剧上升等问题，当地领导人认为有必要捍卫人们获得住宅的权利并支持个人所有制③。借住房社团的社会主义根源，有人攻击反对快速私有化的人是旧体制的支持者④。新立法支持了住房社团成员以市值的一部分购买公寓的要求，与之并行的还有公有房产的私有化政策。成为业主后，居民有权组建波兰法律允许的“居民社区”(inhabitants’community)——每套公寓的业主都享有一定面积的公共区域，并对公共区域进行共同管理。如此一来，居民社区与住房社团的摩擦很大程度上定义了1989年后的新胡塔地产场景，同时住房社团转变成提供“服务”并与市场上其他“公司”相竞争的“公司”⑤。

　　居民社区通常缘于某个公寓楼的居民对住房社团的抗议：当面对服务供应商和政客时，成员的邻里纽带、与其他居民社区的非正式联系助长了弹性同盟的形成。如此，建立公共联结的诉求激发人们创建了居民社区。居民社区深深印在1989年之前的新胡塔意象中，邻里共同成长，相互帮衬⑥。这曾是社会主义新胡塔官方再现的流行主题，强调共同的工作和休闲经验。然而，强大的邻里关系和社会网络总是比社会主义更持久。对于有些人来说，这是重要的资源，他们以之对付市场代替国家提供服务时出现的服务降级。它包括了大量琐碎但对许多新胡塔家庭维持生活非常关键的活动，如借进借出食物、小物件(比如灯泡、止痛药)和用于修缮和看护空置公寓的小额资金。

　　最近研究表明，1960年代后建成的社区(如社区“德维兹亚努303”[Dywizjonu303]和“奥斯韦瑟尼亚”[Oświecenia])居民的联系频率要低于旧社区(如社区“维洛维”[Willowe]与“古拉里”[Górali])居民的联系频率。作者认为，其原因在于更老旧的邻里住有大量老人，他们与邻居的关系更持久;同时，建筑类型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在维洛维邻里，由绿化围绕的2~3层公寓楼促进了社会交往[22]。从这层意义上来看，对住房储备的重组展现了新胡塔再现的灵活应用，居民回忆并具现了这些再现，尤其是“社会主义城市”的再现。

　　居民社区成员选择性召唤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经验和不服从体制经验，以面对已成为商业化服务供应者的住房社团。但是，也有活动人士借用同样的新胡塔集体经验去责备居民社区，认为它们对新主动性造成了封阻，对引入能够激活城市中心的新功能造成了妨碍。当然，这种将社区视为城市结构中私有化孤岛的批评并不适用于所有社区，例如：特阿特拉勒(Teatralne)邻里的居民社区不仅与其他社区合作以获取欧盟改造公共空间的资金，它们还共同组织了文化活动⑦。

　　3玫瑰巷：建筑项目的作用

　　在三卷本的《日常生活批判》(CritiqueofEverydayLife)中[23-25]，列斐伏尔描述了空间的再现是如何渗入日常实践、普通语言、空间的使用方式、空间的经验方式中的。在《空间的生产》中[1]，这种方法发展成为对空间生产过程中空间再现调动方式的更全面的质疑。新胡塔的新近历史揭示了再现的各种作用。在讨论是否发放城区投资和为钢厂提供市政贷款担保的问题时，从社会主义时期继承的再现成为论据③。反对者认为，新胡塔的建立是“斯大林的报复”和“对克拉科夫的敌对”，这也是它的利益被认为与旧王室都城的利益有所不同的原因④。这是个很不错的理由，最初人们就决定不给钢厂提供财务担保⑤。新胡塔社区的领导者用“抵制共产主义教化”的反叛城市形象来反对这种再现⑥。在这些争论之上，新胡塔的大众媒体再现成为新街道名称的仓库，因为1989年后，那些提到社会主义英雄、机构、事件的街道名称大多被撤掉了。

　　此外，这些再现为新胡塔建筑和城市设计竞赛提供了参考。例如：“表达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城市叙事成为2002年克拉科夫第九届建筑国际双年展的起点。这次双年展在新胡塔举办，其口号是“少点意识形态，多点几何学”。展览的介绍文字声称这座城市被建设成了统一“意识形态”和“几何学”的实体;意识形态逐渐逝去而几何学尚未完成[26]。“完善”城市遂成为双年展的目标，大多数参赛设计接受了这个目标。更为普遍的是，空间的再现构成了公共建筑(如教堂、住宅综合体)的建筑环境很重要的一部分，其中，设计师称后现代住宅综合体“中心E”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的抗议”①。

　　在新胡塔中央轴线的玫瑰巷设计中，也能探查到空间再现与城市设计的密切关系。1989年之前，这里伫立着列宁的纪念碑，一条不通车的宽敞走廊连接着中央广场(PlacCentralny)与市政厅广场(PlacRatuszowy)。这块场地没有被设计成城市广场，它也很难成为广场：围绕着场地的建筑物只有一幢幢公寓，进入场地的唯一入口是与公寓连接的楼梯。从1959年出版的照片中可以看到，按照原始总平面，这些建筑前面建造了一个玫瑰园[27]。其设计与主轴整体对称，但小路和座位的位置强化了垂直于轴线的方向，这些横贯的小路通向公寓的入口，方便居民进入玫瑰园。

　　因此，玫瑰园被设计成两处空间之间的安静场所，被纪念性建筑包围。不过这些纪念性建筑并未建成：一边是中央广场的剧院，另一边是市政厅——1951年，当新胡塔不是独立城市后，人们便不再需要市政厅了。1973年，由于城市需要一个适合政治庆典的象征性场所，场地被重新装修，列宁纪念碑建在了总轴线上[28]。玫瑰被移除，场地上覆盖了石板，场地节奏改变了：被监视的空旷(附近建造了一个岗亭)取代了玫瑰园的缓慢步态，只有官方的大规模集会和偶尔的骚乱会中断这种空旷。通过移除横贯的小路和将纪念碑置于轴线上，场地被赋予了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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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因为剧院和市政厅并未建成，这片场地是市中心唯一按照城市设计完工的场所。反政府抗议者攻击过列宁纪念碑几次，有一次甚至炸掉了这位苏维埃领导人的一只脚。第一届非社会主义政府成立后不久(1989年)，抗议者用油漆涂污了纪念碑并要求将其移除。重压之下，市政府勉强决议移除纪念碑(这是历史的讽刺，民主反对派的前领导人力图保护列宁纪念碑，避免进一步激怒苏联政府，因为苏军仍然部署在波兰②)。纪念碑被拍卖出售，出价最高的恰好是一个瑞典主题公园的所有者。

　　不过，列宁纪念碑仍然支配着大众对新胡塔的普遍想象：诗人和音乐家玛辛·斯维特利基(MarcinŚwietlicki)在1997年承认，“当我想到新胡塔，我看到的是列宁纪念碑，尽管它已不在那儿了。”③纪念碑迁出以后，场地缺乏命名的元素，人们口头上称其为“列宁后的广场”或“列宁后的空地”。

　　参考文献：

　　[1]LEFEBVREH.Theproductionofspace[M].NICHOLSON-SMITHD,trans.Oxford:BasilBlackwell,1991.

　　[2]STANEKŁ.HenriLefebvreonspace.architecture,urbanresearch,andtheproductionoftheory[M].Minneapolis,MN: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2011.

　　[3]STANEKŁ.Architectureasspace,again?notesonthe“SpatialTurn”[J].Lejournalspeciale’Z,2012(4):48-53.

　　[4]LEFEBVREH.Architectureetsciencessocialesseminaireannuel22-26juin,1972[M]//STURGE-MOOREL,ed.PortGrimaud.Compterendudescommunicationsetdesinterventions.Paris:Centrederecherchesurl’habitat,1972:4.

　　[5]JACOBSJM.Thecityunbound:qualitativeapproachestothecity[J].Urbanstudies,1993,30(4/5):827-848.

　　[6]HOLSTONJ.Themodernistcity:anthropologicalcritiqueofBrasilia[M].Chicago,IL: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9.

　　[7]AWANN,TILLJ,SCHNEIDERT.Spatialagency:otherwaysofdoingarchitecture[M].London:Routledge,2011.

　　作者：卢卡茨·斯坦尼克著杨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