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制度逻辑冲突与社会资本在PPP项目中的合作行为研究

　　摘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在我国已有30多年的发展历程，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PPP模式，走出了一条特点鲜明的PPP发展之路。然而，随着PPP项目规模的不断扩大，PPP在实际应用中的问题也逐步凸显。其中，作为PPP项目最重要的两个利益相关者，政府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制度逻辑冲突是PPP项目中最为典型也最为根本的问题。如何使公私双方理解、包容与尊重彼此的价值目标，在公共利益逻辑与资本利益逻辑之间求同存异，已经成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双方开展良性合作、推动项目有效实施的关键。本文对公私制度逻辑冲突与社会资本在PPP项目中的合作行为之间的作用机理进行探索，通过理论建模与实证分析，对公私制度逻辑冲突、社会资本视角下和政府之间的相互依赖与关系嵌入以及社会资本合作行为四个构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影响关系进行分析与检验。本文旨在揭示公私制度逻辑冲突对社会资本在PPP项目中的合作行为的影响机理与作用路径，进而深化相关理论研究，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对PPP项目进行治理提供有效的指导。

　　关键词PPP;公私制度逻辑冲突;社会资本;合作行为

　　引言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以下简称PPP)是政府和社会资本之间，为了合作建设城市基础设施或是为了提供某种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彼此之间形成的一种伙伴式的合作关系[1]。自2013年以来，我国开启了新一轮全面系统、根本性、深层次的改革，PPP作为贯彻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刺激经济增长的一种有效手段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良好载体[2]，在加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与促进民间资本投资的同时[3]，也为延展地方政府债务、助力国家精准扶贫战略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

　　根据明树数据统计，截至019年月日，财政部PPP在库项目总计12,341项，投资额总计17.78万亿元，规模之大，举世瞩目。随着新一轮经济体制、投融资模式与政府管理运作方式的改革，如何继续通过PPP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们对高质量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日益增长的迫切需求，已经成为摆在我国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现实课题。

　　然而，社会资本介入公共产品供给与公共资源分配，势必使得PPP项目相较一般项目有着更为多元的价值内涵与更为宽泛的价值考量[4]，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公与私之间天然的价值矛盾。政府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社会资本所代表的资本利益在PPP项目中交汇在一起，两种不同的利益目标形成了两种在性质上迥然相异的价值诉求，即公共利益最优化与资本利益最大化。自PPP诞生以来，许多实践者与学者倾向于认为这两种价值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似乎追求公共利益最优化就注定要以牺牲资本利益最大化为前提，而追逐资本利益最大化又必然会阻碍公共利益最优化的实现。

　　这一固有认知的根源在于政府和社会资本所遵循的制度逻辑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制度逻辑是构成一个领域中行为与规范的具体实践和符号结构[5]，决定与塑造了人们如何看待事物的一系列“因果假设”以及组织环境中的“游戏规则”[6]，为组织及组织中的个体提供了认知与行为的模板[7]。公与私的两种制度逻辑在PPP项目中并生共存又相互竞争博弈，在组织场域中形成一种动态张力，并由此引发公私制度逻辑冲突，进而对公私双方产生影响。不过在实践中令人感到无比困惑的是，在相似或相同的制度环境下，在面对相似或相同的公私制度逻辑冲突时，不同的社会资本却展现出不同的合作行为，这种差异有时又极其显著。

　　在一些PPP项目中，政府和社会资本双方因制度逻辑差异而引发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而在一些PPP项目中，公私双方却可以通力合作并实现互利共赢。然而，现有PP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核心要素——项目、政府与规制进行展开[8]，作为PPP项目中同等重要的两个利益相关者，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研究却要远远少于政府视角下的研究，而关注社会资本合作行为的研究更是十分有限，难以对上述现象进行理论解释。

　　同时，以制度逻辑为切入点对PP项目进行研究的文献同样较为有限，主要关注公私双方如何通过制度逻辑的融合实现价值共创[9]、政府如何对PP项目中固有的制度复杂性进行回应[10]等研究议题。但这些研究中存在三点问题：第一，现有研究中学者们往往采用制度复杂性、竞争性制度需求等较为抽象的构念描述公私双方因制度逻辑差异与不兼容所引发的冲突，对于PPP项目情境下公私制度逻辑冲突的内涵、构成及具体表现尚未形成清晰的认识[11];第二，尽管现有研究关注组织如何对竞争性制度逻辑进行回应，然而这种回应更多地局限于组织如何在多重制度逻辑之间进行选择或融合，研究结论大多较为抽象，并未延伸至更为具体的结果，例如具体的组织行为[12]。

　　这也使得领域内的主流研究仍以理论思辨、案例研究等定性分析方法为主，基于大样本统计的定量研究较为匮乏，现有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与结论在推广与适用范围上存在一定的制约与局限;第三，竞争性制度逻辑与组织回应之间缺乏具体的影响机理研究，制度逻辑冲突与组织回应之间并不一定是简单的“非黑拒绝即白依附)”关系[13]，两者间可能存在更为复杂的影响机理。针对上述三点问题，本文以制度逻辑理论、社会互依理论与关系嵌入理论为基础，从社会资本视角出发，对PPP项目公私制度逻辑冲突与社会资本合作行为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本文可能的理论贡献与现实意义在于：(1)通过半结构化访谈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发现PPP项目情境下的公私制度逻辑冲突是一个由假设冲突与惯例冲突共同构成的双维度构念，为政府和社会资本认识PPP项目情境下公私制度逻辑冲突的内涵与维度提供了理论框架;(2)本文对公私制度逻辑冲突与社会资本在PPP项目中的合作行为的内在作用机理进行了模型构建与假设验证。结果表明，假设冲突与惯例冲突均对社会资本合作行为有着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社会资本与政府的关系嵌入在假设冲突与社会资本合作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而社会资本与政府的相互依赖与关系嵌入在惯例冲突与社会资本合作行为间既起到了单独的部分中介作用，又共同起到了平行中介作用;(3)本文以社会资本为研究对象，对社会资本在PPP项目中的合作行为进行了研究，为政府换位思考提供了逻辑框架，有助于政府对公私制度逻辑冲突进行有效治理，促进社会资本合作行为的展现。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作者首先对本研究的核心概念——PPP项目情境下的公私制度逻辑冲突进行定义，并对公私制度逻辑冲突与社会资本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假设。随后，鉴于社会互依理论[14]与关系嵌入理论[15]均从目标与行事方式两个角度对冲突的影响与合作行为的形成进行阐释，这一视角与作者提出的公私制度逻辑冲突的双维度——假设冲突与惯例冲突相契合。因此作者以上述两种理论为参照，将社会资本和政府的相互依赖与关系嵌入作为本研究的中介变量，并提出相应假设。

　　PPP项目情境下的公私制度逻辑冲突制度逻辑(institutionallogic)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社会学家Alford和Friedland[16]提出，用以描述现代西方社会中固有的实践与信念间的矛盾。他们认为每种制度都存在一种核心逻辑，这种逻辑是由社会共享且根深蒂固的假设与价值观，构成了推理的框架，提供了合法性的标准，并将时间与空间进行组织与安排[17]。

　　承接上述研究，Thornton和Ocasio[18]将制度逻辑定义为个体用以产生与再现物质存在、组织时间与空间以及为他们的社会现实提供意义的、由社会建构的物质实践、假设、价值观、信仰与规则的历史模式。他们认为，制度逻辑可以帮助个体对组织现实进行解读，定义什么是合适的目标以及如何实现目标，在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与认知和制度惯例与规则结构之间建立联系。

　　随后，Thornton和Ocasio[19]又对这一定义做进一步凝练，提出制度逻辑是关于如何解释组织的现实，什么构成了适当的行为以及组织如何获取成功的一组通常为隐性的假设、价值观与规范。其中，制度是一切制度逻辑相关研究的核心[20]，是一种由特定控制机制所支持的、有组织的、完整的安排，具体反映了标准化的事件相互作用的顺序[21]，其结果是有目的的行动[22]，因此是一种规则、规范或惯例。而逻辑则是一种对事物产生与发展的因果规律的假设[23]，假设是由价值观塑造，价值观又由假设具体再现，因此假设与价值观两者互为一体。如果将制度逻辑拆分为“制度”与“逻辑”两部分进行理解，那么制度逻辑就是一组通常为隐性的“惯例”与“假设”。因此，制度逻辑决定与塑造了人们如何看待事物的一系列“因果假设”以及组织环境中的“游戏规则”[6]，为组织及组织中的个体提供了认知与行为的模板[7]。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

　　1.研究工具编制

　　通过对制度逻辑相关文献的研读，作者发现现有研究中缺少对制度逻辑冲突进行有效测量的工具，因此作者遵循unn等[46]的量表开发程序，并借鉴了张敏等[47]、叶竹馨和买忆媛[48]等的研究，采用自编问卷的方法，编制了PPP项目情境下公私制度逻辑冲突的测量量表作为本研究的研究工具，具体过程如下：首先，作者基于Gremler[49]提出的关键事件法的方法步骤，对不同地区的10家社会资本中的33名员工进行深度访谈，共涉及关键事件87个。

　　全部33名受访者的PPP项目经验均在年以上，受访者职位大多为项目经理、项目部部长等从事PPP项目管理工作的企业中层员工，同时也有总经理、副总经理这样的高级管理人员。随后作者遵循Krippendorff[50]建议的内容分析法的研究流程从87个关键事件中提取了62个自由节点，并通过假设冲突与惯例冲突两个角度对62个初始节点进行整理归类。在完成归类后，作者通过基于频率的一次净化、基于节点打分的二次净化与基于焦点小组讨论的三次净化，形成了包含18个假设冲突题项与个惯例冲突题项的初始量表。

　　随后，作者对初始量表进行预调研。预调研时间为2018年12月至2019年月，共计发放问卷200份，有效问卷139份，有效回收率为69.5%。从结果来看，36个题项可以提取形成10个因子，其中因子包含个假设冲突题项，因子包含个惯例冲突题项，其余22个题项散布于其余个因子。为进一步对量表进行净化，作者将这22个题项予以剔除。作者再次对剩余的14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发现14个题项可以提取形成两个因子，累积解释变异量为61.707%，各测量指标在某一维度中的载荷不低于0.60，且在另一维度中的载荷低于0.40。因此，14个题项能较好地相互区分并分属于两个因子，表明两组题项间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同时，两个因子的Cronbach's分别为0.915与0.863，均大于0.7，由此证明同一因子的所属题项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上述结果表明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良好，且与本文综述部分形成了相互印证，因此作者将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假设冲突因子1)与惯例冲突因子2)，PPP项目公私制度逻辑冲突的内在结构维度得到了初步验证。最后，作者以预调研问卷为基础形成了正式调研问卷题项见附录1)。正式调研时间为2019年月至2019年月，共计发放问卷250份，有效问卷179份，有效回收率为71.6%。作者再次对结果进行检验后发现，测量量表通过了包含内部一致性信度、探索性因子分析、因子模型检验、收敛效度与区别效度等各项检验，能够较为准确全面地反映PPP项目情境下公私制度逻辑冲突的构念内涵与维度结构，可以为后续研究提供概念与工具基础。

　　2.变量测量

　　为保证测量量表的信度与效度，针对需要测量的构念，本文全部采用现有文献中已有的成熟测量量表，并根据PPP项目情境进行适当调整，采用级ikert量表设计，以作为收集数据的测量工具。(1)自变量公私制度逻辑冲突依据本文研究工具公私制度逻辑冲突测量量表编制的结果，该变量通过假设冲突与惯例冲突两个维度进行测量，测量量表包含14个测量题项，具体内容见附表。

　　(2)中介变量社会资本和政府的相互依赖与关系嵌入社会资本和政府的相互依赖是本研究的一个中介变量，其测量主要参考了Tjosvold等[51]与Tjosvold等[52]的研究，并基于PPP项目情境对题项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与修改，具体内容见附表。社会资本和政府的关系嵌入是本研究的另一个中介变量，其测量主要参考了Uzzi[53]的研究，用信任、信息共享与问题共同解决三个维度来表征社会资本在合作过程中与政府的关系嵌入程度，具体内容见附表。(3)因变量社会资本合作行为社会资本合作行为的测量主要参考了Pearce[54]的研究成果，在结合PPP项目情境对题项做调整后，使用个题项对社会资本合作行为进行测量，具体内容见附表。

　　三、数据与分析结果

　　1.信度与效度分析

　　在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前，需要对数据的信度和效度进行分析，这直接关系到实证结果的科学性[56]。本研究采用Cronbach'sα系数作为信度判断的标准。自编公私制度逻辑冲突测量量表整体Cronbach'sα系数为.892，假设冲突和惯例冲突分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914和.873，社会资本与政府的相互依赖、关系嵌入与社会资本合作行为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910、0.891与0.911(如表所示，均超过了.7的标准值，说明问卷整体的信度较高。测量工具的效度检验主要考察其内容效度、结构效度与收敛效度[57]。内容效度主要是系统检验量表的内容，从而确定测验是否是所测量行为领域的代表性取样。本研究的量表由作者基于访谈进行编制，或采用现有文献中已有的成熟测量量表，并根据PPP项目情境进行适当调整，因此具备较好的内容效度。

　　而结构效度则通过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反映。收敛效度指的是测量同一潜变量的观测变量彼此聚合或关联的程度，通过平均方差提取值AverageVarianceExtracted检验，发现各潜变量的AVE值均在.514到.742之间，超过了.5的标准值，表明各潜变量在平均意义上能够解释观测变量0%以上的方差，收敛效度良好。与收敛效度不同，区别效度考察的则是潜变量的观测变量与其它潜变量之间的区分程度，本文采用FornellLarcker标准进行检验，即每个潜变量AVE值的平方根应大于该潜变量与其他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58]。结果显示，各潜变量均符合FornellLarcker标准，因而有着良好的区别效度。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1.研究结论

　　本研究对公私制度逻辑冲突、社会资本视角下和政府之间的相互依赖与关系嵌入以及社会资本合作行为四个构念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研究，共计提出了个主假设与10个子假设。经实证检验，除假设H5a与假设H7a未获得验证，其余假设均通过验证。从这些假设检验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假设冲突与惯例冲突对社会资本合作行为均有着负向影响，即PPP项目中公私制度逻辑冲突程度越高，越不利于社会资本合作行为的展现。这一结果与管理学中任何冲突都是不利的，应该尽量避免的传统观点相仿[63]。如前文所述，假设冲突程度越高，社会资本就越需要不断地在制度逻辑间进行战略选择，很容易引发对政府的项目动机或先前承诺的猜疑，从而影响其行为[38]。

　　因此，当公私双方之间的假设冲突较多时，不利于社会资本做出合作行为。而惯例冲突的存在，还可能使社会资本的惯例成为具有有利性与非有利性双重特征的防护性惯例[64]。因此，当政府和社会资本之间的惯例冲突发生较多时，同样会对社会资本合作行为产生负面影响，两种冲突都会阻碍社会资本合作行为的展现。其次，假设冲突与惯例冲突对社会资本和政府的相互依赖均有着负向影响，即公私制度逻辑冲突程度越高，社会资本和政府的相互依赖程度越低。

　　从路径系数来看，假设冲突0.223，P<0.001)对社会资本和政府的相互依赖所造成的影响弱于惯例冲突0.314，P<0.00118340.068p>0.05)，这一结果与假设冲突的特征有关。假设是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各自所持有的价值观决定与塑造，而在当前PPP项目广泛流行与大量应用的背景下，政府和社会资本都意识到这种对同一事物不同假设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这种意识层面的冲突并不对双方的关系嵌入产生实质性的负面影响。此外，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中国社会推崇和谐，人们往往通过回避认知上的分歧以维持人际上的和谐[63]。本研究中，政府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假设冲突并未对双方的关系嵌入产生影响这一研究发现也印证了上述观点。

　　另一方面，惯例冲突对社会资本和政府的关系嵌入影响的路径系数显著0.352，P<0.001)，即惯例冲突对社会资本和政府的关系嵌入有着负向影响。这一结果表明，相较假设冲突，惯例冲突作为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冲突，可以对公私双方之间的关系产生实质性的负向影响。 再次，社会资本和政府的相互依赖对社会资本合作行为有着积极的作用=0.401，P<0.001)，这与Johnson[42]、Johnson和Johnson[43]与Tjosvold等[51]的研究结论一致，表明社会资本和政府相互依赖程度的提升可以有效促进公私双方合作关系的构建，促进社会资本合作行为的产生。

　　当社会资本认为己方目标的实现是需要建立在政府目标实现的基础之上，便会对冲突做出积极的回应，主动配合政府方的活动，采取合作的态度与行为。也就是说，社会资本和政府的相互依赖的提升可以促使社会资本关注政府的项目目标与价值诉求，从而达到有效化解冲突的目的。

　　同时，实证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和政府的关系嵌入对社会资本合作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0.329，P<0.001)，这与现有研究中针对关系嵌入与合作行为关系的探讨，如李丹和杨建君[65]、Warsen等[66]的研究结论相一致。由此表明，社会资本和政府的关系嵌入是促进社会资本合作行为展现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公私制度逻辑冲突发生时，社会资本和政府的高关系嵌入可以有效降低社会资本的对抗思维，缓和公私对立的紧张氛围，鼓励社会资本在面对冲突时付出更多的努力，促进社会资本合作行为的良性展开。最后，Bootstrap检验结果表明，假设冲突可以通过社会资本和政府的相互依赖对社会资本合作行为发挥显著的间接效应，效应值约占总效应的二分之一，因此呈现部分中介效果。

　　由此，假设冲突不仅可以直接影响社会资本合作行为，还可以通过社会资本和政府的相互依赖对社会资本合作行为起到间接作用。另一方面，社会资本和政府的相互依赖也在惯例冲突与社会资本合作行为之间发挥着显著的中介作用。而惯例冲突对社会资本合作行为的影响也包括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两方面，因此同样呈现部分中介效果。比较来看，社会资本和政府的相互依赖在假设冲突与社会资本合作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强于其在惯例冲突与社会资本合作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这种差异可能是因为假设冲突反映的是公私制度逻辑冲突的观念性维度，而对相互依赖程度的感知同样存在于主体的观念性层次，因此相互依赖的中介效果更为直接与显著。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包含一个“惯例冲突对社会资本合作行为的平行中介模型”。首先，从模型的Bootstrap检验结果来看，社会资本和政府的相互依赖与关系嵌入的平行中介效应0.2046)约占该模型总效应的二分之一，远大于两个变量单独的中介效应。需要注意的是，社会资本和政府的相互依赖的中介效应0.1210)稍大于关系嵌入的中介效应0.0836)，但这种差异并不显著，即在平行中介模型中，社会资本和政府的相互依赖与关系嵌入的中介效应作用相当。可见，惯例冲突对社会资本合作行为的间接影响主要是通过社会资本和政府的相互依赖与关系嵌入的平行中介实现，平行中介模型比两变量各自的简单中介效应更具解释力。

　　管理论文投稿刊物：《公共管理学报》是由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主办的学术性期刊，面向全国发行。办刊原则是"求道无篱，经世致用"。以繁荣与深化中国公共管理学术研究，探索与提升政府治理水平的廪与途径为己任。

　　本文的理论贡献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本文结合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从假设冲突与惯例冲突两个维度开发了PPP项目公私制度逻辑冲突双维度测量量表，涵盖了PPP项目公私制度逻辑冲突的14种主要表征，为PPP项目情境下制度逻辑冲突相关研究奠定了工具基础。其次，本文基于大样本实证研究发现，假设冲突与惯例冲突均对社会资本合作行为有着直接与间接的负向影响，而社会资本与政府的相互依赖和关系嵌入则在两者之间起到了重要的中介效应，这为解释“在相似或相同的制度环境下，在面对相似或相同的公私制度逻辑冲突时，不同的社会资本却展现出不同的合作行为”这一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深化了公私制度逻辑冲突对PPP项目社会资本合作行为的影响研究。

　　参考文献：

　　[1]陈婉玲.公私合作制的源流、价值与政府责任[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4,16(5):7583.

　　[2]LenferinkS,TillemaT,ArtsJ.Towardssustainableinfrastructuredevelopmentthroughintegratedcontracts:ExperienceswithinclusivenessinDutchinfrastructureprojects[J].INTERNATIONALJOURNALOFPROJECTMANAGEMENT,2013,31(4):615627.

　　[3]常亮,刘凤朝,杨春薇.基于市场机制的流域管理PPP模式项目契约研究[J].管理评论,2017(03):197206.

　　[4]朱方伟,孙谋轩,王琳卓,等.地方政府在存量PPP项目中价值冲突的研究——一个基于网络的视角[J].公共管理学报,2019(02):131146.

　　[5]李晓丹,刘洋.制度复杂理论研究进展及对中国管理研究的启示[J].管理学报,2015,12(12):17411753.

　　作者：孙谋轩、朱方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