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羊绒产业供应链发展战略研究

　　内容摘要：供应链不仅事关企业发展，而且关乎全球化的治理格局。2018年，蒙古国政府启动《羊绒发展纲要》，将羊绒产业的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文章基于供应链发展与创新理论，从原绒供应端、原绒加工端和羊绒制成品端、渠道端、工艺与研发端，以及供应链金融端和物流服务等节点，分析蒙古国羊绒产业供应链发展的存在问题、比较优势及其政策措施，提出蒙古国民族羊绒产业供应链完善和提升的发展战略。

　　关键词：蒙古国羊绒产业供应链存在问题比较优势政策措施

　　供应链正在重构世界经济的新格局。美国、英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基于供应链在经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将供应链从企业微观层面上升到国家战略和全球治理的宏观层面，把供应链政策作为提高经济实力的重要手段和推进多边合作的战略工具。羊绒产业作为蒙古国仅次于矿业的支柱产业，其供应链布局事关蒙古国的国家经济利益。2017年，蒙古国羊绒供应链各端口的利润空间分别为：原绒/油脂羊绒环节4%～8%、水洗/脱毛羊绒初加工环节7%～10%、染色/纺织环节8%～16%、针织环节12%～40%、编织环节8%～20%。

　　供应链论文范例： 考虑质量控制和损失规避的供应链网络均衡研究

　　同年，蒙古国羊绒产业供应链实现产能分别为：水洗羊绒7350吨、精梳羊绒4110吨、纺织品1400吨、针织品289.3万吨，编织品161.7万平方米①。为了推动羊绒产业供应链结构的优化升级，蒙古国政府在2018年启动了为期4年的《羊绒发展纲要》，重点支持企业技术革新和羊绒制成品的深加工出口，旨在推动蒙古国羊绒产业集聚，鼓励制成品出口，并提出将羊绒制成品的出口份额由2017年的20%提升到2021年的60%的愿景。蒙古国羊绒产业的发展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

　　之后，蒙古国羊绒产业国际化进程加快，出口快速增长，2018年的羊绒制品出口额达到1980万美元，位列世界第二②。蒙古国羊绒产业在政策激励下，呈现出内销额稳定但外销额总体增长的发展态势，供应链也随之成长。蒙古国粮食和农业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2018年、2019年的羊绒制品国内销售总额分别为6310万、6401万和6530万美元，仅呈现微小差异，但内销产品比例从2017年的30.7%，下降到2018年的25.7%，2019年进一步降至13.56%，足见外销发展势头之强劲。

　　此外，对中国出口的水洗羊绒，2017年、2018年、2019年的出口额分别为2.056亿、2.519亿、2.833亿美元，两年间出口增长37.79%。以上数据反映出蒙古国羊绒产业供应链地位整体处于全球产业供应链低端、价值链环节弱的现实。因此，蒙古国羊绒产业有了较强的危机意识，加速了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与多元化的国际供应链布局。

　　一、理论阐释与研究动态

　　全球供应链的发展已经从单个企业层面的流程优化运营，转向在整个产业链条、价值链条上的协同进步③与利益同盟，供应链理论与创新随之快速发展。

　　(一)理论阐述

　　供应链管理理论围绕为终端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消费体验的目标，致力于降低生产、物流和融资成本，打造全链条竞争力，提升盈利水平。供应链管理理论主要涉及供应链发展理论和供应链创新理论。供应链发展理论认为，在1990—2020年的30年间，供应链发展经历了1990年代开始的以制造商为主体的供应型供应链阶段，之后在2010年代进入经销商导向的反馈型供应链阶段，当下，随着全球化和区域化浪潮的演替，供应链理论在2020年代进入市场主导型的适应型供应链阶段，以应对消费迭代的快速升级和多元需求的个性定制化。

　　在传统的供应链成长路径中，往往会聚焦瓶颈端口问题，以求进一步完善供应链的结构，为随后进入快速打造竞争力阶段奠定稳健的链条基础。但是，在2020年代，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爆发所引致的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度调整，适应型供应链模式成为供应链可持续和创新的支点，产业供应链更加聚焦各个端口的垂直协同和早期介入，产业的国际供应链布局在区域层面的同盟关系因此走向更加紧密的合作。供应链的创新理论是在供应链发展中产生的。有人概括出八大原理，其中的系统原理和本文的研究相关性最强。

　　系统原理认为：供应链核心企业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将供应链各个端口企业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络系统，而系统集成能够大大提升供应链整体乃至各端口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如此系统集成的新型供应链以及供应链管理所打造的适应型供应链模式，能够更好适应产品的迭代速度和竞争环境的不断变化。当前形势下，理论界基于区域供应链变革提出近岸交易模式理论，这种邻近区域企业集成与协同发展的模式，通过补链优链来有效降低企业库存量，提升物流时效性，促进产业集聚，从而整体提升供应链的反应速度乃至各端口企业的盈利水平，对于相邻国家间的产业同盟具有很好的实践指导性。

　　全球经济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放缓，对于以旅游业为支柱产业带动羊绒产品销售的蒙古国而言，所遭受的产业冲击是巨大的，与中国羊绒产业“竞”“合”博弈之间的尺度把握，成为其供应链政策的重要方向。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美国正在酝酿就蒙古国羊绒进口颁布《第三邻国支持法》，以支持蒙古国的民族羊绒品牌企业在美国开展业务，帮助增强其在美国市场上与中国羊绒企业的竞争力。同时，美国还可能因此提高中国羊毛和羊绒产品的进口税。

　　因此，在2020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和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背景下，蒙古国的羊绒产业供应链步入转型拐点。行业大洗牌，机遇与挑战并存，蒙古国整体发展层次不齐的羊绒产业供应链在发展第一阶段尚未完善的情势下，迎来世界供应链发展的第三阶段——适应调整期，由1～2家国际知名品牌羊绒企业、十几家民族品牌羊绒企业和上百家小微羊绒企业及手工作坊构成的蒙古国羊绒产业集群，势必呈现出三个阶段并存的供应链发展差序格局。同时，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是蒙古国羊绒企业无法舍弃的。何况，中蒙两国有着地缘边界和族缘纽带优势，在中蒙自由经济区发展近岸交易模式、建立互惠互利的两国产业供应链同盟以面对更加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环境，有助于推动两国供应链的集聚发展。

　　(二)研究动态

　　当前，理论界对于供应链的研究主要聚焦集群供应链、数字供应链以及供应链的国际化发展等领域。集群供应链是供应链发展的方向，这是一个实现了纵向上核心企业带动、横向上优势共享的供应链集成创新系统。韩净宇(2011)认为，集群式供应链的培育和持续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许多相关配套措施和政策。提出要从实际出发，以产业结构调整为契机，以工业园区或自由贸易区为支点，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互动作用，形成“簇群”发展。

　　就蒙古国羊绒产业供应链的现状，丽丽(2019)认为乌兰巴托周围Emeelt、Nalaikh等羊绒工业园区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创新水平尚弱。AriunchimegShatar(2017)通过区位商模型，分别从横向和纵向对乌兰巴托羊绒产业集群的集聚程度进行了测度和比较分析，认为乌兰巴托及其周边初步形成了羊绒产业集群，但蒙古国整体的羊绒产业目前仍停留在价值链低端，产业国际竞争力不强。

　　照日格(2019)则提出应组建蒙古国羊绒制品企业联盟，并成立相应的管理委员会，以应对企业国际化经营中的摩擦。同时，他对蒙古国羊绒制品生产企业国际化经营现状、风险识别、风险评价、风险防范等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并以模糊综合评价得出：蒙古国羊绒企业国际化经营风险为“一般”级别的占65.02%，“较低”级别的占3.62%，“较高”级别的占26.32%，呈现出国际市场拓展的差序格局。

　　并且，蒙古国羊绒制品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偏低，导致产品附加值低，传统工艺的附加值优势也没能发挥和挖掘出来。他采用李克特5点法对蒙古国羊绒制品生产企业国际化经营风险评价的影响指标权重排名显示：蒙古国羊绒产业供应链整体较为缺乏国际化运营经验，这方面风险度最高;其次是管理风险、汇率风险及资金能力——由于信息化程度低、人员波动大以及主权货币的弱势地位而面临较大的经营风险。数字经济也正在深刻影响着供应链模式的创新。中国学者研究了影响智慧供应链绩效的理论框架，蒙古国在相关方面的实践和研究有待跟进。数字经济还加速了供应链安全问题的解决方案。

　　李子文(2019)提出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企业、产业甚至国家竞争都体现出供应链竞争的特征，如美国的供应链政策聚焦供应链安全风险评估;李艳(2020)探讨了国际规范视角下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ICT)供应链安全治理问题，认为随着各国围绕新兴技术应用与数字经济发展竞争日益激烈，ICT供应链安全问题超越技术本身，日益成为一项涉及技术、经贸甚至国家安全的复杂性、综合性安全议题。张晓兰(2021)也认为，全球政治格局的多极化，正在引致企业全球供应链布局的多元化。同时，区域供应链的生产网络布局，除了考量双边政治关系、地缘关系和产业集群度外，在未来几年还将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因素，从而给国际供应链合作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同时，物流和金融服务作为供应链服务领域的重要内容，备受关注。王立枫(2012)分析了供应链金融的现状，认为政府应设立供应链金融发展专项资金、构建融资信息服务平台、加快引进大型物流公司并创新供应链金融产品。彭华云(2020)认为国际供应链金融模式的完善及其流程优化是基于现代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所催生出的三大模式：物流企业主导模式、企业集团合作模式和商业银行服务模式。在供应链金融基础设施的研究领域，区块链技术应用研究正异军突起，作为未来保障金融安全和交易信用的焦点技术的最重要基础设施，区块链正在“促进当今互联网从信息传递上升到价值传递的新高度”。

　　中国的布比分布式供应链金融网络，运用区块链技术实现了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单一垂直交易下网络化结构的升级，从而构建起供应链各方基于可信可验证的贸易关系，进而解决了供应链中小微企业带框的背书和资信认证问题，促进了供应链融资效率(梁春丽，2020)。可见，区块链技术的价值发现正在改变供应链的时空格局。韩嵩和周丽(2020)利用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和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表的数据提出物流业的剥离方法，编制出包含独立物流业的世界投入产出表，从供应链的角度构建对外后向关联度、对外前向关联度和对外依存度的测算方法，并对中国物流业及其各行业与43个国家或地区的空间关联度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全球供应链会进一步缩短，区域供应链则进一步增强。

　　他们的研究支持了近岸贸易模式的观点，即牛播坤(2020)的研究观点：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严峻形势下，跨国公司的供应链全球布局，更加理性地选择了“内缩化、同盟化和多元化”的企业战略，并且随着全球供应链体系深度变革的发生，区域内供应链体系以及近岸生产模式会得到加强。由此，在中蒙自由经济区具有开展两国羊绒企业供应链近岸生产模式的可行性。

　　二、蒙古国羊绒产业供应链分析

　　透过蒙古国羊绒产业供应链的原绒供应端、原绒加工端和羊绒制成品端，以及渠道端、工艺与研发端、供应链金融端和物流服务等节点，分析蒙古国羊绒产业供应链存在的问题、比较优势及其政府政策，能够对蒙古国羊绒产业供应链结构及其竞争力做出判断。

　　蒙古国羊绒产业供应链渠道分层明显，仅排名前3的羊绒企业有完善的供应链体系，而在2017年前后发展起来的民族羊绒企业为中小型企业。

　　1.存在问题蒙古国羊绒产品在出口中的份额为5%，出口产品以高端和定制为主。以GOBI为代表的蒙古国羊绒供应链“链主”企业，自有原羊绒加工、纺纱、编织和渠道的全产业链布局，主打羊绒服装、服饰和家庭用品，为传统的“门店+经销商”模式，互联网营销不是主流。同时，其品牌宣传力度不够，分销渠道也有待进一步加强。对于民族羊绒企业而言，则初具供应链雏形，企业竞争力和经营稳定性较差。随着世界羊绒产业供应链布局的进一步分化，品牌生产商和零售商分享到更多的利润，还派生出合同经纪人。价值链的分化削弱了还处于品牌成长期不具备分销渠道的蒙古国民族羊绒企业的利润增长性。

　　此外，在中国羊绒行业强大的技术、产能和门店优势下，蒙古国民族羊绒企业在中国进入门店的门槛高、经营风险大，以致其大多以民间方式开展边贸，建立边境分销点，并尝试“展会+分销商+微信朋友圈”的营销模式，成为蒙古国电商经营的先锋。在2021年中国福州5·18展会上参展的两家蒙古国企业，一家是蒙古国民族羊绒企业的中国分销商，另一家是在蒙古国投资生产后返销中国的中国羊绒企业，它同时代理多家蒙古国民族羊绒企业的产品。在2021年第十七届海拉尔“一带一路”展会上，41家代表蒙古国企业产品参展的经销商，参展产品90%以上是蒙古国民族羊绒企业的产品。

　　2.比较优势蒙古国羊绒制品的终端消费市场走的是中高端和国际化路线，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中高端市场渠道，主要的消费者是国外游客和发达国家市场，线下门店业绩与产能匹配度高。自2013年以来，蒙古国民族羊绒企业在政府支持下大量采购国际先进的生产设备，执行国际先进的产品认证标准，其民族羊绒企业有着承接日韩等国定制产品的生产优势和订单渠道。蒙古国排名前5的羊绒企业普遍有着良好的品牌声誉和稳健的线下渠道通路以及国际供应链合作关系。

　　GOBI公司在国内有8家专卖店和7家经销商，国外有2家专卖店和52家经销商——其中的35家在俄罗斯，中国和德国各4家，日本、瑞士、瑞典等国有1到2家零售店。由于采取了订单式采购，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很有限，同时，专卖店产品的奢侈品高端定位和统一定价模式也让购买者的议价能力很有限，从而维持了GOBI公司在议价能力上的比较优势，经营稳健度较高。由GOBI公司牵头发起的“蒙绒联盟”带动蒙古国民族中小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共同推出“蒙古贵族纤维品牌产品”，打造蒙古国羊绒制品的共同品牌，并进一步建构供应链“综合贸易网络”集体渠道。

　　三、蒙古国羊绒产业供应链发展的战略设想

　　供应链研究已经成为关乎国家安全的热点问题。羊绒产业供应链的提升与完善是蒙古国国家战略的发展要求，尤其是供应链的国际化、集群化、数字化作为一种发展趋势，值得关注。蒙古国和中国作为世界原绒主要产地和中高端羊绒制品制造的后起之秀，两国的羊绒产业供应链具有良好的互补性。为此，蒙古国政府应继续加大对民族羊绒企业的扶持力度，寻求与中国羊绒产业供应链在结构布局上的调整及其市场上的细分，在行业洗牌中推进羊绒产业供应链的完善与提升，提高企业效益。

　　(一)推动中蒙两国羊绒产业供应链交流，达成供应链跨国同盟

　　在区域经济浪潮下，对于蒙古国而言，进一步融入中蒙俄区域经济走廊，通过供应链同盟降低风险，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而中国羊绒产业在国际原绒价格方面的定价权和卓越的原绒加工研发工艺，尤其是原绒替代品研发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可以帮助蒙古羊绒产业转型与发展，尤其是帮助转型加盟非纯羊绒的产业供应链，进而通过发挥其在服装设计审美上的优势，发展出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型供应链。这样的供应链结构调整和同盟关系，也有利于蒙古国在保有民族羊绒品牌企业传统的纯羊绒制品生产优势基础上，发展壮大纺织经济，进而助力经济增长。目前，蒙古国羊绒产业对中国的出口结构以非增值类的原绒为主。

　　随着中蒙自由经济区的推进和供应链同盟的预期，这个局面正在改变。坐拥全球无可争议的原绒主产区，有着相同的东方民族文化传承，蒙古国羊绒产业应加强与邻国中国的供应链合作，挖掘中央走廊的经济潜力，推进中蒙两国羊绒产业供应链的重构，携手开拓国际市场。因此，要以中蒙自由经济区为样板，在区内共建羊绒产业供应链集群，加强同盟关系和水平分工，并通过产业集聚降低物流成本，共同提升两国羊绒产业供应链的规模、水平和品牌影响力。同时，在两国边境自由经济区试点数字供应链金融，发挥中国资本运营的经验优势，为区内蒙古国羊绒企业创造优厚的供应链金融条件，借此扶持一批民族羊绒企业和品牌。

　　(二)加大羊绒补链强链力度，重点布局中央走廊的供应链服务业

　　2019年的世界银行报告指出，现有的研究大多只涉及蒙古国羊绒产业供应链的一个阶段，仅关注到牧场层面的生产力或与基础设施差有关的问题，而缺乏对蒙古国作为中央走廊功能的价值链增值与盈利性的足够重视。报告同时认为，尽管蒙古国的羊绒产业供应链在某些端点比较优势明显，但随着中蒙俄经济走廊所输送的贸易量的增加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原羊绒的大量出口阻碍了蒙古国羊绒产业供应链的发展，但羊绒羊毛产业是中蒙俄经济走廊三方最可能成功合作共赢的产业。

　　目前，中蒙两国羊绒产业产能占到世界份额的90%，中蒙自由经济区和中蒙俄自由经济区建设也正在边境多地大力推进中，蒙古国羊绒产业应把握好这个机遇，优化羊绒产业供应链结构，聚焦瓶颈问题，以问题导向创造发展机遇。作为中央走廊，蒙古国不但可以借助走廊提升产业经济实力，更应该借助中国资本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支持民族品牌成长，并以后发优势建立起高效的现代物流产业体系。

　　一方面，蒙古国政府应继续加大财政扶持力度，改变国内羊绒供应链处于低端的原绒加工为主的现状，加大力度培育供应链各端点的核心企业，并加大服务力度，引导民族羊绒企业改变单打独斗的传统，出台政策、建立平台，推动牧业合作组织和行业协会的发展。另一方面，蒙古国政府应持续改进营商环境，针对国内羊绒产业供应链的短板，客观分析羊绒产业供应链的比较优势，借力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发展，加大FDI引进力度和供应链服务业发展导向，重点布局发展中央走廊的供应链服务业，以物流园区和供应链金融园区的建设、集聚和创新，带动供应链整体的结构升级。

　　(三)改进投资环境，加速发展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正在重构全球供应链结构，也推动着传统产业的技术与管理变革，并且迎合了轻资产时代的诉求。蒙古国政府应加大数字经济FDI，以数字经济的推进与合作架构中蒙羊绒产业“绿色生产”全球供应链创新体系，并持续改进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打造电商平台，并构建“供应链共享信息平台”，为民族羊绒企业快速及低成本融资、及时把握市场信息和精准决策、科学运营创造良好的内外部条件。

　　就蒙古国羊绒产业供应链而言，目前排名前5的规模企业在供应链业务和技术层面上，正在数字经济驱动下迈入适应型供应链调整阶段;而蒙古国为数众多的中小型羊绒民族企业，则具有较好的适应数字经济的快速反馈和业务、技术模式迭代发展的能力，而数字经济也将带给这些中小型民族企业协同与整合供应链功能型、反馈型和适应型发展阶段的发展机遇。

　　数字供应链模式的迭代与整合能力一旦被挖掘出来，就将赋能民族羊绒企业供应链的超常规迭代发展模式，从而突破供应链发展的三个阶段理论，迅速推动着蒙古国中小型民族羊绒企业供应链体系的跨国布局与完善。因此，数字经济就成为蒙古国中小民族羊绒企业拓展供应链的高速路。也因此，在服务型供应链创新方面，蒙古国中小型民族企业在一贯的产品设计和定制化服务优势的基础上，又有了数字时代灵活、多元和跨界的加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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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张晓兰.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对经济全球化的深远影响[J].发展研究，2021(6)：54-59。

　　作者：陈彤1姜爱林2道格尔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