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返乡农民工林业高创业绩效路径研究

　　摘 要：随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引发了林业领域的创业活动。农民工返乡开展集体林业创业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重要依托，是促进乡村产业兴旺的内生性动力、提高创业绩效是激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有效途径，因此探究对农民工创业者实现高创业绩效产生影响的组态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将”农民工自身和外部环境作用于创业绩效的构型”作为核心研究问题，从归因理论和因果复杂性的视角，以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为研究方法，对江苏省13个市收集的223份返乡创业农民工问卷进行系统分析，得出了5条高创业绩效构型。结果表明：(1)农民工返乡高创业绩效的取得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且存在多条实现路径。(2)不同性别的农民工返乡创业过程中，实现高创业绩效的路径组态并不相同且导致不同性别取得高创业绩效的核心条件存在差异。(3)职业培训与专业技能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代际创业与政府补贴、职业培训也存在替代关系，代际创业与家庭情感支持、政府补贴、职业培训间均呈现互补关系。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提出政策启示：(1)要进一步加大对返乡农民工林业创业的支持力度。(2)要进一步加强返乡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3)要通过政府支持和家庭关怀提高女性创业者高创业绩效。

　　关键词：农民工林业创业;创业绩效;因果复杂性;非对称因果分析;QCA方法

　　1 引言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实施乡村振兴的基础保障是产业兴旺。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空间内的农民创业无疑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新动能(庄晋财等，2019)。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各类返乡创业人员已达700万人，其中返乡农民工比例为68.5%，越来越多的返乡农民工投身到农林业的创业中来，形成了一股创业潮(李慧，2017)。在党中央的政策引导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绿色发展理念及政策方针深入人心，中国林业发展进入新阶段。一些区域也越来越强调通过创业发挥林业的经济潜力，林业领域创业蔚然成风。但林业经营产权不清晰、林业配套制度不完善、农民工林业创业知识和风险认知能力弱导致农民工返乡参与林业创业的现状不容乐观，创业风险较高，创业失败的案例屡屡发生(修丕师等，2020;李凡等，2016)。

　　因此，通过分析对返乡农民工林业创业绩效产生影响的因素，找到其实现林业高创业绩效的路径，利用林业区域创业持续有效地为农民工带来效益、推动林业经济发展就成为一个亟需研究的问题。本文基于海德的归因理论，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专业技能、代际创业、家庭情感支持、政府补贴、职业培训作为形成林业高创业绩效的条件变量，对江苏省13个市收集的223份与林业相关的返乡创业农民工问卷进行系统分析，从整体视角出发，利用组态思维，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形成了农民工自身和外部环境作用于林业创业绩效的主要构型，借此梳理了从“前因条件”到“行动结果”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农民工实现林业高创业绩效的内在机理，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本文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组态视角出发，为探索从事林业的农民工返乡高创业绩效的实现提出整体性的理论框架，进一步丰富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相关研究，拓展了农民工创业绩效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向;第二，将定性比较分析法引入农民工林业创业的研究领域，构建了农民工创业影响因素联动效用与实现高绩效的双层四维匹配模型，解释了在多因素影响下返乡农民工取得高创业绩效的非线性关系，为剖析高创业绩效与多因素的因果关系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路;第三，探讨了多个因素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的“协同组合效应”，探寻提升农民工林业创业绩效的多元路径，进一步验证出各路径“殊途同归”的效果。

　　2 文献回顾与评述

　　归因理论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海德于 1958 年提出，该理论是关于人们如何解释自己或他人的行为，以及这种解释如何影响其态度和行为的心理学理论(苗蕊等，2018)。农民工创业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学现象，其创业绩效会被主体所采取的行为影响，基于归因理论对创业者行为进行归因，本质上可以归集为内生性影响因素和外生性影响因素两个维度(Marcello，2021)。

　　具体到林业创业中，其影响因素一方面来自创业者自身素质等内在方面，另一方面来自林权改革形成地制度及其引起的创业环境改变(薛永基等，2011)。在农民工林业创业内生性影响因素方面，欧洲林业创新创业研究(Lunnan et al.，2005)表明，性别、年龄、性格等创业者个体因素会对创业绩效产生影响，Brush(1992)则明确指出，女性所有企业和男性所有企业存在很多不同之处。孙文中(2018)认为，创业绩效的年龄效应影响体现在创业个体不同阶段所担负的权力和义务范畴上。

　　除了先天特质外，在城市中积累的人力资本对于农民工创业极为重要，但文化上的不同将导致行为方式和行为决策上的差异(吕晓兰等，2014)。丁小浩等(2017)研究表明，在不同行业上创业者的受教育程度对于创业乘数效应差别明显，尤在林业创业中最为积极。除此之外，接受特殊技能培训的创业者有更好的创业成果(Colombo el al.，2005)。在农民工创业外生性影响因素方面，通过构建农民创业代际传递的理论分析框架，朱红根等(2016)发现，父母有创业经历的农民，其儿女创业的可能性更大，中国农民创业在父母和子女间存在代际传递现象。罗明忠等(2013)研究得出，父辈创业中的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会对农民创业的行业和区域产生显著影响。

　　许晟等(2020)认为，家庭情感支持对农民创业者的创业自我效能感有正向影响，农民创业过程中要注重家庭情感支持情感的维系。而黄永春等(2019)直接将创业成功率低归结为我国创业政策供给与异质性创业模式不匹配，尤其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这一背景下，需要配套的创业政策及培训政策等支持。学界对于林业创业绩效的研究主要分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个方面，多以农民为创业主体。在定性分析方面，姚晓芳等(2014)从企业规模、存活率和发展能力三个维度出发，分析性别对于创业绩效存在的显著影响;郭铖等(2019)通过大量案例分析得出结论，农民创业者可以通过参加培训形成"实践-学习-再实践"的良性循环，进而提升创业绩效;此外，在政策支持与农民工创业的研究中，戚迪明等(2018)通过案例分析认为，是否获得政策支持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有显著影响。

　　在定量分析方面，钱龙等(2021)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人口老龄化会从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两大途径对创业产生负面影响;肖婧仪等(2019)运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构建了因果关系图和存量流量图，描述和揭示了林业区域创业可持续性发展系统中要素之间的因果反馈关系;吴翌琳等(2017)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发现创业者的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到创业绩效，且受教育程度与创业绩效正相关;李研等(2018)通过实证研究证实要素投入、产业结构对林区经济存在内在驱动效应;李后建等(2018)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家庭嵌入与农民创业活动存在正相关关系;罗军等(2013)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得出农民创业培训是推动农民创业的重要因素，并且培训效果越好，创业绩效就越高。

　　综上可知，在创业者内生性因素和外生性因素的影响下，返乡农民工实现林业高创业绩效的研究伴随着对关键性因素的剖析。但目前国内外学者仅关注某个因素对创业绩效的净效益、中介效应以及调节效应，忽视了影响农民工创业绩效产出的多重并发因素及作用机理，且直接涉及林业领域的研究并不多，更鲜有学者从组态角度出发，针对地区林业发展过程中的相对优势与不足，研究各要素与农民工林业创业绩效间的因果关系。农民工林业创业绩效是多要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因而有必要探寻影响因素与农民工林业创业绩效间的内在关系。基于整体论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方法是一种适合基于小样本分析的定性比较分析法，结合了定性和定量两种分析方法的优势，能够较好处理复杂变量间多重并发的关系，为进一步探究这些因素对林业创业绩效的作用机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

　　3 理论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目的在于探究多因素与从事林业农民工创业绩效间的内在关系。首先，基于归因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企业能力理论、资源拼凑理论等及现有研究构建农民工林业创业影响因素联动效用对创业绩效影响的理论框架;其次，根据框架中的变量设计调查问卷并开展调研;最后，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对实地调研数据进行分析，探索实现高创业绩效的构型。

　　3.1 归因理论

　　归因理论认为，在日常的社会交往中，人们为了有效地控制和适应环境，往往对发生于周围环境中的各种社会行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做出一定的解释，即认知整体在认知过程中，根据他人某种特定的人格特征或某种行为特点推论出其他未知的特点，以寻求各种特点之间的因果关系(乐国安等，2013)。林业创业活动是指创业者或创业企业利用其认知和行为，将获得的新资源与现有资源进行配置，通过提供有效林产品或林业生产服务来赢得生存和发展的一系列相关活动的集合(Kuratko et al.，2015)。根据上述概念，林业创业过程是创业者采取一系列决策的集合，这些决策不仅受到其认知、行动的影响，还受到基于现实基础的外部生产要素制约，这些决策导致的最明显结果体现在林业创业绩效上，因此可以基于归因理论对创业者的决策进行归因，找出影响林业创业绩效的因素。

　　3.2 理论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分析，归因理论认为导致某一事件的原因无外乎两种：一是态度、能力、人格等内因，二是外界压力、情景等外因。因此在解释从事农林业农民工创业绩效的影响因素时，从本质上可以归结为农民工个体因素和创业环境因素两个层面。根据对当前文献的总结与梳理，丁奕文等(2021)构建出中国农民创业研究框架，认为农民创业研究前因变量可以从中国特色农民创业者、个体因素、环境因素三个层面进行探索。就创业主体返乡农民工而言，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人口迁移出现了新态势，返乡农民工以回流的方式正逐步参与到乡村发展中来，逐渐成为农民创业的一大主体，因此本文将上述中国农民创业研究框架作为分析返乡农民工取得林业高创业绩效的主要工具，构建理论模型。

　　返乡农民工是城乡二元关系中产生的特殊群体，其特殊性与打工经济及政策环境密切相关，受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影响，本文将从个体因素层面和创业环境层面构建概念模型。在个体因素层面，根据人口特质论，个人特质能够引导创造者做出影响创业绩效的不同决策。除了先天特质外，在城市中积累的人力资本也对返乡创业极为重要，而且相较于一般农民创业也是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本文从个体特征和人力资本两个维度分析农民工林业创业绩效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随着林业制度背景及林业创业者所处区域环境的变化，创业者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会不断弱化(林嵩，2009),取而代之的是由客观环境制约而不断规范的创业行动。

　　因此，在农民工返乡创业过程中，除了个人特质，外部的各种环境要素也会促进林业创业绩效提升。根据Rametsteiner 的研究，在林业领域很少发生机会驱动型创业，绝大多数创新和创业活动是在生存导向下开展的，且更倾向于家庭成员参与的创业模式(朱红根等，2016)。此外，对农民工而言，培育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有利于农民工降低制度性成本，保障其创业成功。在创业环境因素的层面，从家庭环境和政策环境两个维度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上述分析基础上，建立返乡农民工实现林业高创业绩效的概念模型。该模型包括个体特征、人力资本特征、家庭环境和政策支持四个维度，各维度彼此协同，相互作用于创业绩效。

　　3.3 研究方法

　　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分析并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围绕所需要的变量设计调查问卷并收集数据，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校准与分析，探究实现高创业绩效的构型。

　　3.3.1 定性比较分析

　　以往关于农民工林业创业绩效的研究常常根据个人特质论、人力资本理论、前景理论、资源基础理论、资源拼凑理论等视角得出不同维度下的因素与创业绩效间的线性关系。根据赵德昭(2016)的研究发现，创业者个体层面中的个人特征、人力资本特征维度影响了农民工创业绩效，而政府资源维度则属于环境层面的影响。在丁奕文等(2021)的研究中，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和年龄，人力资本特征包括农民的社会资本和网络资本，最后的政策支持包括金融支持和创业培训教育。值得注意的是，个体层面和环境层面的因素间是相互依存而非相互独立的关系。个体的特征比如人力资本会随着政府的政策支持而获得提高，同时政府政策比如数字金融的推行也需要农民工具备一定的数字素养。

　　由此推出，个体层面和环境层面存在共线关系，因而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问题的研究，从整体论的角度出发更符合现实情况。定性比较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是一种基于布尔代数的集合论组态分析方法，该方法由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拉金在1987年提出，运用组态思维研究复杂变量组合对结果变量的影响。相较传统定量方法，QCA通过考察前因条件和结果之间的充分与必要子集关系，弥补定量分析中忽视变量共线性问题的不足，还解释了自变量间的复杂因果关系(杜运周等，2017)。

　　当前社会科学的相关研究中，往往是多个要素间的集合对结果产生影响，可以利用QCA方法整体和系统的分析思路，解决社会科学中复杂变量间的关系(张明等，2019)，因此本文选取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为研究方法。在QCA运算中，需要依次经过三个步骤才能获取有意义的结论：首先，构建出条件变量，建立的条件变量都需要根据理论构建起的框架得出;其次，对条件变量及结果变量进行赋值及校准;最后，先通过必要性检验确定是否存在必要条件，再运行QCA得出不同路径开展组态分析。当前，虽然在农民工创业研究中缺乏定性比较方法的分析，但是在其他创业研究中已经证明了QCA对创业绩效问题进行分析是适用的。

　　3.3.2 变量选取

　　创业绩效是衡量新创企业成功与否的标杆，目前相关研究中，学者们多聚焦于财务指标，以此评价创业绩效。但鉴于农民工创业的特殊性，在创建初期资源较薄弱，盈利能力也较弱，仅靠财务指标判定创业活动是否成功存在片面性，难以全面反映出新创事业相对于成熟企业的特殊性。因此农民工创业活动的绩效判断除了评价创业的财务指标外，还应该重视创业活动的成长性，以及创业者主体的满意程度等。对于fsQCA定性比较分析的条件变量，在返乡农民工创业的情境中，需要对每个条件变量做出具体解释。

　　(1)个体特征。个体特征包含性别和年龄。性别上的差异造成了创业动机的差异。男性创业者事业心更强，女性则更多将精力放在婚姻、家庭上，寄希望于丈夫实现人生理想。强事业心导致的高创业动机能够推动创业活动进行，帮助创业者取得高绩效。年轻人对社会新生事物比较敏感，更具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更愿意去承担风险，进而获得超额创业回报。而中老年农民工面临着赡养老人和子女的双重负担，随着年龄的增长，风险厌恶程度还会上升，因而刻意规避高风险的创业活动。个体特征包含的变量用性别(SEX)和年龄(AGE)表示，分别用“您的性别”“您的年龄”题项来测量。

　　(2)人力资本特征。人力资本特征包含受教育程度和专业技能。有限理性下，市场往往是不确定的，企业能力理论认为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应该创新原有知识，吸收新知识以及对原有知识进行组合。因此不同教育水平的创业农民工在获取信息、人力等社会资源方面存在差距，导致创业绩效的差异。对于农民工而言，自身能力较弱，在城市中通过“干中学”积累工作技能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所掌握的专业技能可以与创业相适应，在创业过程中不断运用、实践、更新，那么会为创业绩效提升提供持续的内生动力。人力资本特征包含的变量用教育程度(EL)和专业技能(PS)表示，分别用“您的学历”“您创业前所学的专业技能与所创事业是否相关”题项来测量。

　　(3)家庭环境。家庭环境包含代际创业和家庭情感支持。父母与子女间存在代际传递，父母参与过创业活动，在代际传递效应下，父母的经济能力，创业经历、人脉关系、冒险意识等会对下一代创业产生代际影响。因此对于农民工创业，家庭中父母创业所积累的家庭资本会影响下一代农民工的创业绩效。在资源拼凑理论视角下，家庭情感支持所提供的资源可以看作能够拼凑的资源，在农村地区依靠地缘、血缘关系而衍生、形成的社会网络中获取资源的成本较低。家庭环境包含的变量用代际创业(IE)和家庭情感支持(FS)表示，分别用“父母是否曾创业或拥有自己的公司”“家人对您创业的态度”题项来测量。

　　(4)政策环境。政策环境包含政府补贴力度和职业培训。如果存在不良的政策环境，就会对风险抵制能力较弱的农民工带来无形的制度成本，阻碍创业资源的获取，增加创业成本，影响到农民工创业绩效，所以国家宏观政策制度将会直接影响农民工群体的创业绩效。农民工创业过程中，通过职业培训，能够有效改变农民工创业的态度和行为，且培训的频率越广泛、质量越高，作用于创业过程的影响力就越大，有利于创业绩效的提高。政策环境包含的变量用政府补贴力度(GS)和职业培训(VT)表示，分别用“您是否接受过创业政策支持”“您是否参加过政策的相关创业课程或培训”题项来测量。(5)结果变量。针对创业企业的特殊性，有些学者试图构建与一般组织创业绩效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把创业企业生存与成长指标作为衡量创业绩效的不同指标维度(Vande et al.，1984)。

　　基于已有研究，除盈利情况外，本研究还将生存性绩效与成长性绩效纳入创业绩效的测量维度。除此之外，当前农民工创业活动多属于生存型创业，“小富即安”带来的满足感会影响企业家天生的逐利性，以及对创业成功的判断，因此创业绩效的测量还需要加上农民工对于创业活动的主观评价。根据上述分析以及参考罗明忠等(2014)对农民创业绩效的测量题项，分别从创业过程中资金来源(SF)、创业开展的时间(SE)、创业活动在过去六个月是否盈利(PL)和对创业收益的满意程度(SL)4个方面综合测量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关于结果变量测定的问卷包括“创业过程中运营资金来源于哪里”“创业活动持续了多长时间”“创业活动在过去六个月是否盈利”“对您目前创业活动收益是否满意”4个题项，本研究将这4个题项得分相加取均值，以得出的结果表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绩效水平。

　　3.3.3 信度与效度分析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矩阵。各变量与创业绩效间具有明显相关关系，符合预期。再对量表进行信效度分析，fsQCA方法侧重于对变量间相互作用进行分析，承认变量间的相关性，因此可以适当降低效度要求。首先创业绩效的 KMO 统计值为 0.935，因子载荷均在 0.5 以上;创业者个体因素的 KMO 统计值为 0.901，因子荷载均在0.5以上;创业环境的KMO统计值为0.914，因子荷载均在0.6以上。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随后，对量表进行信效度检验，克朗马哈系数均在0.8以上，具有较好信度。综上所述，问卷12个题项设置全部满足信效度要求。

　　3.3.4 数据转换与校准使用模糊集QCA分析的是集合关系而非变量，因此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数据转换与校准将样本从变量维度转化为集合维度。运用fsQCA3.0软件，首先要将原始量表中的题项转化为布尔逻辑下的0-1集合维度数据，本文借鉴冯展林(2017)的研究，将结果变量与条件变量中的问卷题项转化为 0-1 之间的数值。为了使样本均匀分布，本文采用四分位法选定 3个锚点，将样本数据上四分位点(75%分位值)、均值(50%分位值)、下四分位点(25%分位值)作为校准的完全隶属点、交叉点、完全不隶属点(Fiss ，2007)，并对原始数据进行校准。在变量中性别、政策支持等变量属于分类变量，只包括0和1，不适用于四分位校准法，因此本文将数据的最大值作为完全隶属阈值、均值作为交叉点、最小值为完全不隶属阈值进行校准。

　　4 数据来源及样本分析

　　在理论分析和框架构架的基础上，本文以江苏省13个市作为案例地，发放300份问卷，对收集的问卷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4.1 数据来源江苏作为全国经济发展转型中的典范，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在林业经济发展方面，江苏也是全国较早一批的林改试点省份。此外，“草根群体”参与的创新和创业活动是“江苏速度”的重要力量，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培育了涉及多行业的农村创业主体，努力打造农林业旅游、农林业种植及产品加工为一体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农民正逐渐成为乡村创业主体的关键组成部分。但是，良好的农民创业环境及创业氛围的形成并非朝夕之事，要涉及到大量的政策支持，硬件投入以及个人能力的提升，以此才能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深远的推动。事实上，江苏农民的创业活动与长三角内的浙江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将江苏省内的从事林业的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有助于江苏省在日后林业经济时有所侧重，从而促进江苏省林业创业活动的高质量发展。

　　4.2 数据收集为保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筛选，将研究对象定义为乡村创业过程中担任核心地位的且从事与林业相关的返乡农民工。为了获取较为准确的数据，在问卷设计阶段，通过查阅国内外调研量表进行设计，并根据预调研中对相关农民创业者的访谈，对量表进行调整，再将量表交给专家进行专业化修正。最终通过深度访谈、发放电子版问卷调查、电话访谈等方式，采集有关数据。发放30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223份，有效回收率为74.33%。

　　5 经验性结果

　　在实地调研问卷的基础上，运用 fsQCA3.0对获取的 223份问卷进行单因素必要性分析、组态分析和组态条件的协同作用分析，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出返乡农民工实现林业高创业绩效的条件构型。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出的双层四维匹配模型开展实证研究，基于江苏省13个市获取的223份有效问卷，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得出返乡农民工实现高创业绩效的有效构型，在此基础上得出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6.1 研究结论

　　本文以223份调查问卷为研究样本，通过梳理影响农民林业创业绩效的影响因素，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解释了各因素组合与高创业绩效取得间的复杂因果关系，得出3点结论。

　　(1)农民工返乡高创业绩效的取得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且存在多条实现路径。个体特征、人资资本特征、家庭环境、政策支持四个维度的要素，相互作用，缺一不可，不存在某单一条件促使融合实现。产生高创业绩效，并且一致性最高的组合属于综合联动型模式，具体实现路径为：受教育程度*代际创业*家庭情感支持*政府补贴*职业培训(EL*IE*FS*GS*VT)。该路径中尽管家庭环境与政策支持维度发挥着不同作用，但是受教育程度与代际创业作为实现高创业绩效的核心条件是必不可少的，对林业区域创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父母创业经历带来的各种资源以及高学历形成的敏锐洞察力、逻辑思维能力能够帮助农民工在返乡创业中取得高绩效。此路径对男女创业者，都会产生相同的高创业绩效。

　　(2)不同性别的农民工返乡创业过程中，实现高创业绩效的路径组态并不相同，并且男性与女性之间多重因素组合存在非对称性关系，导致不同性别取得高创业绩效的核心条件存在差异。根据性别和政策环境可以将4种高创业绩效路径归纳为两种模式：一是“性别—政策”驱动型。男性农民工返乡创业时，高创业绩效取决于政策支持，而当缺乏职业培训时，其积累的专业技能就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二是“性别—家庭”驱动型。对于女性农民工，家庭环境、政策环境将决定着高创业绩效，并且当父母没有创业经历时，通过政策支持同样可以推动农民工返乡高创业绩效的实现。

　　(3)职业培训与专业技能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代际创业与政府补贴、职业培训也存在替代关系，代际创业与家庭情感支持、政府补贴、职业培训间均呈现互补关系。职业培训与专业技能之间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具有相似性，使其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发挥替代效应，有效弱化某一因素缺失带来的消极影响。同理，代际创业与政府补贴、职业培训间的替代关系也如上述分析，后三者的缺失都可由代际创业替代，对结果产生同样的影响，达到“殊途同归”的效果。作为条件变量的家庭环境维度的代际创业对取得高创业绩效的作用不可小视，不仅作为重要影响因素促进高创业绩效的取得，还能够与家庭情感支持、政府补贴、职业培训这三个组态条件发生互补关系，进一步促进高创业绩效实现。

　　6.2 政策启示

　　根据实现高创业绩效的构型及上述的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三个方面的政策启示。

　　第一，进一步加大对返乡农民工创业支持力度。创业政策支持是取得高创业绩效的关键因素，政府相关部门要因地制宜，对不同类型的农民工给予不同的政策支持，在林业创业活动比较集中的地区提升政府服务质量，不断完善返乡农民工创业政策供给体系。首先，政府应组织建立林业创业合作组织，通过组织机构细化政府政策，并简化林业创业的行政性审批，建立林业创业绿色通道。其次，以入股等形式扶持林业创业的龙头企业，发挥带动作用。

　　最后，降低银行贷款门槛，加强符合银行规定的林业创业者的金融服务。此外，根据代际创业和政策支持，职业培训和家庭情感支持存在互补关系，当代际创业与家庭支持、政府补贴、职业培训这三个条件变量同时存在时，对实现高创业绩效起到“1+1>2”的效果，建议不断加强创业支持政策的体系化建设，引导农民工根据各自特点在集群价值链的价值点上进行创业，通过技术、成本等方面的优势，解决农民工经营素质低、林区创业环境差等困难。

　　第二，进一步加强返乡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根据路径1中的代际创业是无法通过行动改变的分类变量，但是与政府补贴和职业培训存在替代关系，同时对于男性农民工返乡创业时，自身的专业技能可能与创业活动所需技能并不符合，通过职业培训的替代作用，可以实现高创业绩效，因此，需要各级政府引导和支持农民工职业教育与培训，一方面，鼓励中高职院校深入农村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林业培训供给质量，同时，利用多种渠道宣传林业创业故事，评选先进个人等方式，激发林业创业者的信用观、成败观和价值观，营造一种全社会尊重创业的浓厚氛围;另一方面，通过政府购买等形式降低农民工林业创业培训成本，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林业创业课堂，系统介绍林业产品生产、维护的基本规律，使创业者掌握与林业创业相关的组织管理等知识。

　　第三，通过政策支持和家庭关怀提高女性创业者高绩效。女性农民工创业时，如果没有代际创业带来的帮助，政策支持以及家庭情感支持也能够带来高创业绩效。女性往往担负着更多照顾家庭的责任，而创业活动和家庭责任间存在相互冲突。因此对于女性创业者而言，一方面需要重视政策支持，如有针对性的开展符合女性农村创业的培训项目，以及对女性创业项目的专项资金扶持等;另一方面还需要注重家庭环境的支持，如在家庭养老、子女教育方面，以及开展女性创业心理辅导等提供政策支持，减轻创业与家庭角色间的冲突，提升创业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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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吴兆明1 鲁 燊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