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安全视域下南海渔业纠纷探析

　　[内容提要]南海周边国家经济发展依赖海洋资源，地缘政治深受海洋影响，渔业纠纷往往成为海洋资源争夺的重点。由渔业纠纷而引起的暴力事件、外交冲突、国家对立，已成为关乎南海海域安全与稳定的突出议题。资源匮乏、民族情绪、领海争议等原因，推动南海相关国家对渔业纠纷进行安全化操作，激化南海渔业纠纷。在此背景下，协商建立渔业合作机制为南海资源安全治理提供了新平台。渔业合作机制所产生的“外溢效应”，将会不断弥补国家间的信任赤字、推动国家利益的聚合、加快非传统安全治理的进程，而渔业合作机制也将成为综合安全治理的着力点。

　　[关键词]南海,渔业纠纷,资源安全,安全化,安全治理

　　近年来，随着亚洲各国海洋权益观念的空前提高，各国对于海洋资源争夺愈演愈烈。尤其是海底石油资源、渔业资源等海洋资源关系国计民生，成为国家间利益争夺的主战场，海上资源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东南亚国家大多是沿海国家，地理位置依傍海洋，渔业捕捞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经济发展方面倚重海洋渔业资源。

　　因此，南海渔业纠纷成为海洋资源争夺的核心议题，由渔业纠纷而引起的暴力事件、外交冲突、国家对立，业已成为关乎东南亚安全与稳定的突出议题。由于争议方大多是世界上的渔业经济大国或区域实力强国，因而渔业资源争夺更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在当前的资源安全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对资源安全研究的对象大多是对国家主权和军事安全有重要影响的水资源、石油、天然气等，或将其与国家治理失灵联系起来，或探讨因为资源争夺而爆发的国家间战争，或者是将资源安全与资源冲突结合起来进行分析。①

　　对于渔业冲突的研究，既有学术研究从不同角度提供了分析问题的框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梳理，但较少有研究从安全化的角度对南海渔业纠纷进行详细的分析以及梳理其升级过程。②因此，从安全化的角度对南海渔业纠纷进行探究，在中国同东盟国家积极推行“南海行为准则”案文磋商的背景下具有现实意义。③

　　一、资源安全对地区安全再定义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安全”的定义一直不很成熟，然而即使这种不成熟的“安全概念”也长期被现实主义“国家安全”话语所主导。④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超级大国之间逐步实现核平衡，经济与环境威胁日益受到关注，安全的初始定义得以扩展，国际安全研究议程开始向军事—政治之外扩展。⑤1983年，国际关系学者理查德·乌尔曼率先提出了“非传统安全”概念，将贫穷、疾病、资源冲突等内涵均纳入安全的范畴之中，强调非军事威胁在未来安全议题中的重要性。①

　　随后，两极格局的瓦解以及世界范围内全球化的扩展，使“安全”的定义有所更新。包括恐怖主义、种族危机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凸显并形成传统安全领域外的新安全挑战。与传统安全相较，非传统安全因其丰富的议题以及模糊的边界而更加难以定义。但总的来说，仍然可以勾勒出其与传统安全之间的界限与区别:第一，传统安全主要研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安全互动或安全问题，而非传统安全研究主要指向“跨国家”的安全互动，以及国家内部产生的安全威胁;第二，传统安全研究的是“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安全互动，并把国家视为主要威胁，非传统安全着重研究“非国家行为体”所带来的安全挑战;第三，传统安全侧重安全议题中的军事安全，非传统安全则研究的是“非军事安全”对国家和国际安全造成的影响;第四，传统安全更倾向于将“国家”视为安全主体，而非传统安全则将“人”视为安全主体和实现安全的目的。②

　　非传统安全研究对传统安全研究的核心突破之一，在于从水平层次上将安全议题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等新的安全领域。因资源冲突而引发的安全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成为非传统安全研究者关注的重点。理查德·乌尔曼在其《重新定义安全》中预言:“在未来几十年，因为领土而爆发的冲突会减少，但由某些基本商品需求的增加而出现的供给不足可能会导致资源冲突更加激烈，这种冲突往往以公开的军事力量对抗为表现形式。”③1982年以来，资源对国家内部冲突以及国家间冲突的爆发、延续和冲突烈度产生了戏剧性的影响。④

　　而渔业资源更是因其对于沿海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作用而成为海洋资源冲突的根源之一。因此，本文首先指出渔业资源在资源安全问题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进而以东南亚渔业纠纷为切入点，采用领域和层次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法，对由渔业资源争夺而引起的冲突如何升级成为影响地区稳定的“存在性威胁”进行详细论述，进而说明资源安全已经成为一个影响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核心因素。

　　(一)资源安全:更新安全的定义

　　资源是指一切能够满足人类需求的东西。⑤具体而言，“资源是指由人发现的、有用途和有价值的、出于自然或未被加工的状态的物质及其能量，人类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能产生经济价值，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的福利”①。随着人口的增加以及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正在面临迅速枯竭的风险，部分资源枯竭的速度已经超过了人类可以承受的程度。对于关键性资源的供给争夺，在冷战结束后取代了意识形态冲突，成为国家之间进行斗争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于获取资源的居安思危，使得“资源安全”概念成为非传统安全研究新的关注点。资源安全被定义为“以可承受的价格供应自然资源的能力”②。资源短缺和资源过剩之间的矛盾，是引起全球资源冲突日益增多的主要原因，而对资源安全的研究大多关注与国家安全、地区冲突之间的密切关系石油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等。

　　有史以来，因为资源利用相关的冲突甚至战争是人类社会的重要命题。随着冷战的结束，美苏及其阵营下进行的意识形态竞争几乎完全消失，各国不再以东西方的对立为主要关注点，追逐和保护稀缺资源成为国家的安全功能之一，这对于资源安全问题的中心化发展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由于资源的供给枯竭，政府则会设法最大程度地谋取有争议地区和近海的资源储藏，国家间由此而产生的冲突也如影随形。

　　尤其是当资源的储存地被两个或更多的国家分享、或资源位于有争议的边界地区以及近海经济区时，为争夺资源而发生冲突的危险也会随之增加。③这种资源冲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资源在冲突中占绝对主导地位;另一种尽管资源不是主导原因，但是在冲突中起到了催化作用。④当矛盾无法调和，资源冲突会以国家对有争议的边境地区或专属经济区的领土争端的形式出现，并上升为地区性权力斗争。如1994年挪威和冰岛之间的“鳕鱼大战”，而俄罗斯和日本之间的渔事摩擦的直接后果就是俄海军军舰几次向日本渔船开火并导致了两国间的外交抗议。⑤

　　从经济、资源和社会角度而言，渔业资源对南海周边国家至关重要。渔业资源是南海周边国家经济收入以及国民生计的重要来源之一。丰富的渔业资源大部分集中在世界粮农组织所划定的世界主要渔区第36区以及37区的范围之内。①每年南海地区的捕鱼产量超过全球捕鱼量的10%②，南海海域潜在渔获量为6.5×106吨至7×106吨。其中，水深500米以内浅海陆架区(含北部湾)水域内渔业资源最为丰富，潜在捕鱼量为5×105吨，占整个南海渔获量的80%以上。③

　　而该地区也是中国、越南等周边国家渔业冲突与合作进行最为密切的地区。1970年后，随着各个国家逐渐建立起海洋专属经济区，南海渔业资源被人为分割，渔业纠纷开始变得更加频繁，暴力冲突也不断升级④，渔业资源分配与资源安全治理成为南海周边国家共同面对的海洋治理议题。

　　(二)渔业纠纷:发展面临的困境

　　渔业冲突被定义为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基于各自的经济和社会动机，在相同海域内对渔业资源的分配与获取产生的矛盾与纠纷。⑤安东尼·查尔斯(AnthonyT.Charles)将复杂的渔业冲突分为四种相互联系的类型:渔业管辖范围纠纷、管理机制问题、内部分配问题以及外部分配问题。在这些不同类型冲突的背后，是各种渔业行为体所追求的具有差异性的目标。分别以“资源保护”、“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为目标的行为构成了三种不同的范式。这三种相互冲突的范式共同组成了分析渔业纠纷议题的三角框架。⑥

　　随后，伊丽莎白·班尼特等学者在此基础上引入了外界行为体在渔业纠纷中的作用，将渔业冲突更新为五种类型:第一种冲突指向“谁拥有渔业资源”，也就是指向在固定海域渔业资源的捕捞权;第二种冲突指向“渔业资源如何被控制”，也就是指向在资源管理机制中出现的冲突与纠纷，包括渔业资源分配问题以及渔业资源合作问题;第三种冲突指向“渔业资源使用者的关系”，例如手工业个体渔民与工业化捕鱼企业的关系;第四类冲突指向“同一生态环境中渔民与其他资源使用者之间的联系”，通常发生在渔民与同样依靠水资源而生存的从业者之间，由资源冲突而爆发的争端;第五类冲突指向“渔民与非渔业议题之间联系”，主要是指由于经济、政治变化等因素引起的冲突。①

　　南海渔业冲突已经成为南海冲突中的核心安全威胁之一。非法捕鱼频频发生，远洋捕捞与海盗问题相联系，周边国家海上民兵政策的推动都使得渔民的远洋捕鱼行动被赋予了更多政治性含义，而发生在争议海域的渔业冲突更是成为南海问题相关国家宣示海上主权、展示国家实力的角斗场。以争夺渔业资源为本质的渔业纠纷被安全化为一场政治博弈，推动着地缘政治环境的不断恶化，甚至成为大国战略对弈的新热点。②

　　二、多方驱动的渔业纠纷成因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南亚海上渔业纠纷逐渐增多，成为影响地区安全的重大隐患。其中的原因，既包括资源衰退而引起的供求矛盾，也包括领海争议所引起的执法权冲突，而民族主义情绪的发酵也不断激化渔业纠纷。渔业资源对于东南亚国家的重要作用，使之成为东南亚国家在海洋权益争夺中的重要利益诉求，而合作机制的不完善使得地区合作难以有效进行。

　　对于大部分东南亚国家而言，渔业经济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关乎国计民生，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海洋渔业资源的日益稀缺，使得东南亚国家已经将其视为本国海上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国家目标的驱动下，国家行为体更加倾向于采取有利于增加捕鱼产量和渔业收入的发展方式，这就造就了在资源相对有限海域中大量渔船被允许出海捕捞，渔业纠纷的发生不足为奇。③

　　(一)难以平衡的供求矛盾

　　尽管渔业纠纷频发的原因是多种因素共同构成的，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南海周边国家渔业需求的大幅增长与渔业资源衰减之间的矛盾。渔业产品是世界食品领域贸易程度最高的领域之一，预计有78%的海产品进入国际贸易竞争，而南海海域所在的西部太平洋地区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渔业产品出口地区。中国、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等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渔业生产国。根据东南亚渔业开发中心的数据统计，东南亚国家的渔业总产量已经达到了4222万吨，其中远洋捕鱼量为1665万吨，占整个东南亚渔业产量的40%，世界海洋捕鱼总量的20%，其中南海海域的捕鱼总量占据半壁江山。

　　与此同时，相较于水产养殖和内陆渔业捕捞而言，远洋捕鱼带来了更大的经济效益，海洋捕捞带来的经济效益占渔业捕捞产值的50%来自于远洋捕捞。①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以及海洋捕捞技术的不断发展，海洋渔业资源面临着严重枯竭的危机。沿海各国基于“利益最大化”的思维，在进行海洋渔业捕捞的过程中往往优先考虑经济利益最大化而忽视了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在过去的15年中，东南亚国家的海洋捕鱼总量增长了将近60%，预计到2050年，东盟国家的渔业消费总量将达到4710万吨。②

　　而长期的过度捕捞使得南海地区渔业资源产量逐渐减少。南海地区14%的鱼类种群被估计为按生物学不可持续的方式捕捞以及86%的鱼类种群被完全捕捞或低度捕捞。③目前，除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附近部分渔场及部分海域还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外，东南亚其余海域传统渔场的渔业资源数量和质量相较20世纪中叶都呈现大幅度下降状态，南海近海海域几乎无鱼可捕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三、结语

　　渔业资源既是国家冲突的诱发因素，同时也有可能推动地区资源安全合作。如果不能妥善地处理资源引起的纠纷和争端，地区安全极有可能陷入一个混乱的局面当中。如何在当前的国际社会的框架下对国家间发生的资源冲突做出相应的去安全化努力，越来越考验各国的外交应对能力。但渔业资源的合作、海上资源安全的治理道路漫长，不可能一蹴而就。渔业纠纷是近年来资源冲突的一个突出体现。

　　因渔业资源而引发的冲突甚至战争已经成为地区安全需要面对的新议题。审视世界各地的渔业合作，也是一个在利益竞争中不断磋商、在谈判中互相妥协的过程。因此，应对南海渔业纠纷，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逐渐建立冲突应对机制和协商治理机制，为推动资源安全治理和地区和平稳定迈出坚实一步。

　　相关期刊推荐：渔业科学进展(双月刊)是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和中国水产学会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