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年11月29日 分类:农业论文 次数:
摘要采用江西省农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非农转移政策评价对农地制度创新满意度评价的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非农转移政策评价通过两条路径正向影响农地制度创新满意度评价。两条路径分别为:非农转移政策评价→农村金融政策评价→农村环境现状评价→农地制度创新满意度评价;非农转移政策评价→农业补贴政策评价→农地产权制度评价→农地制度创新满意度评价。人口统计特征在不同假设路径中的影响均存在显著差异。
关键词非农转移政策评价;农地制度;创新满意度评价;人口统计变量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实现“两权分离”,使农民获得了农地财产权以及身份自由,有效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经营绩效,为其后我国30a的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践证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现阶段农村富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土地集体所有,农户均田承包”的农业经营模式带来了生产效率偏低、农产品竞争力不强等小农经济国家普遍出现的问题[1-2]。
因此,在我国细碎化、分散化的农业经营格局下,农地流转是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以农地集中流转推动农业经营方式转型是我国农业政策的基本导向[3]。但农业经营方式成功与否,取决于两大因素,即: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减轻农村人口对土地的依赖;二是职业农民队伍的有效形成,有效解决农业经营主体问题。因此,加快城镇化发展,培育职业农民,是农业农村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也即当前农地制度由“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向“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创新的主要动因。
近年来,基于矫正农业基础性、外部性和弱质性所产生的“市场失灵”,农业政策逐步由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的二维目标,向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城乡统筹三维目标调整,涉及农地产权制度、农业补贴、农产品价格保护政策、农村金融保险政策、农村基础设施、环境治理政策和农民非农转移政策等,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支农力度不断增强。而农业微观经营主体是农户,农户的行为选择,不仅是经济理性下的预期收益、成本权衡问题,而且是土地产权偏好下的风险控制和社会心理问题[4]。
因此,当前兼业化农户,引导其职业化发展,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强化非农化转移政策的激励,引导其劳动力非农化转移,二是通过多元化惠农政策,引导其农业经营的职业化发展。无论是劳动力非农化转移,还是农业经营职业化发展,都是农户基于自身资源禀赋(人口学特征)和外部环境变化所做出的生存伦理与经济理性权衡下的选择。
那么,当前非农化转移政策如何通过与其他多元农业支持政策相互作用,影响农地创新制度的评价,以及在不同农户特征群体间是否存在差别,是值得探讨的科学问题。基于此,构建非农化转移政策对农地制度创新政策评价影响的理论模型,采用农户调研数据,以农户户主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打工经历为调节变量,分群组探究非农转移政策对农地制度创新政策评价影响的内在机制与差异,以期为完善农地制度创新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1文献梳理与研究假设
1.1文献梳理
新一轮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创新,是由整个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所触发的,是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转移剩余劳动力和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必然要求[5]。其核心内容是“三权分置”,即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为土地经营权流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提供了政策支持。三权分置的基础是土地产权的明晰化。产权权利越可细分,交易和重组的可能性越大,产权构造的多样化选择空间越大[6]。
三权分置、土地流转的基础是土地确权,即依照法律和政策的规定确定某一范围内的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的隶属关系和他项权利的内容。由于数量上均田承包、质量上肥瘦搭配、距离上远近兼顾,所导致的分散化、碎片化的经营格局,不利于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调整承包地便于连片种植,则是当前农地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
因此,当前以“三权分置”为核心内容的农地制度创新涉及重新调整承包地、土地确权和推动土地流转的各项政策举措。关于农地制度创新的影响因素,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非农转移政策[7-8];农业补贴政策[9-11];农村金融创新[12-13];农业环境现状[14-15];农业产权制度[16-20]。
1.2研究假说
非农转移政策会激励一部分兼业化农户向非农转移,即这部分农户需要将自己土地承包经营权转移出去,获得固定的土地租金收入或分红,通过自主创业或者在城镇打工,实现非农就业,同时还可以继续享受国家的农业补贴存量部分。非农转移政策还使一部分兼业农户,有机会通过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成为职业农民,他们也期待适度规模补贴。由于农户自有资金有限,缺乏农业生产经营资金,就需要农业贴息贷款政策的支持。
另外,农业生产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为了降低经营风险,农户还需要国家提供农业保险政策支持。因此,非农转移政策与农业金融保险政策、农业补贴政策都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通过非农转移成为职业化农民进行农业规模化生产,不仅需要良好的农业基础设施来确保农产品的产量,更需要具有良好生态环境来保证农产品的品质,通过建立优质农产品的品牌来增加农业生产效益。而农业基础设施改善需要农村金融政策的支持。
因此,非农转移政策会通过农业金融政策,进而影响农村农业生态环境。此外,土地的质量状况(是否肥沃、是否有污染、生态环境是否好)不仅会影响土地流转的交易,而且会影响土地流转的价格。因而,农村环境现状会影响农地制度创新。目前,由于我国的农业补贴数额是依据农户土地承包地的面积,原来粮食直补政策现整合到地力保护补贴,仍然是普惠制的补贴,其政策力度及其实施方式,通过农户感知也会影响农地制度创新的成效。
由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户人口数量是不断变化的,人口增加的农户有重新调整承包地的祈求,而利益受损的农户会极力阻止调整土地承包地。因而,承包权的稳定性会影响农地制度创新。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H1:非农转移政策评价正向影响农村金融政策评价H2:非农转移政策评价正向影响农业补贴政策评价H3:农村金融政策评价正向影响农村农业现状评价H4:农村环境现状评价正向影响农地制度创新评价H5:农业补贴政策评价正向影响农地产权制度评价H6:农地产权制度评价正向影响农地制度创新评价1.3理论模型提出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构建出非农转移政策评价影响农地制度创新满意度评价的概念模型。
农户非农转移政策评价变量一方面通过农村金融政策评价和农村环境现状评价间接影响农户农地制度创新满意度评价;另一方面通过农业补贴政策评价和农地产权制度评价间接影响农户农地制度创新满意度评价。
2量表设计、数据收集与信效度检验
2.1量表设计
所用问卷包括农户非农转移政策评价、农村金融政策评价、农业补贴政策评价、农村农业现状评价、农地产权制度评价、农地制度创新满意度评价和人口统计学特征7个部分。课题组经过多轮会议讨论,除了人口统计学特征以外,研究量表均采用Likert五级量表,1、2、3、4、5分别表示“很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比较满意”“非常满意”。问卷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打工经验”。
2.2数据收集
数据来自于2015年1月1日至15日在江西省15个县60个乡镇的问卷调研。调研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利用《江西统计年鉴(2013)》数据,按总人口、人均GDP、耕地面积、耕地面积比重、农业人口比重和农业产值比重等6个指标的聚类分析结果,按三类聚类选择县(市、区),再由县(市、区)按人均GDP随机选择4个乡镇,每乡镇调研1个行政村(2个自然村)10户计40个农户,共得到问卷600份,其中有效问卷587份,问卷有效为97.83%。
受访农户特征如下:(1)从性别来看,男性占总样本的比重为67.63%,女性仅占32.67%;(2)从年龄来看,25岁以下被访者占总样本的11.41%,25~35岁、36~45岁、45岁以上分别占18.57%、23.85%和46.17%;(3)从打工经历来看,有过打工经历的占60.31%,没有打工经历的占39.69%;(4)从文化程度来看,初中以下的受访者占28.96%,初中占41.06%,高中占16.35%,高中以上的占13.63%。因此,受访对象主要是以男性、年龄在45岁以上、有过打工经历、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户为主。
2.3信度和效度检验
2.3.1信度检验
为了确认量表的有效性和可靠性,需要对各潜变量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借助Stata11.2软件进行信度分析,各潜变量的Cronbach’sα系数都高于0.5,CR值均高于0.76,这说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好,本研究所使用调查问卷的可信度较高。
2.3.2效度检验
借助Stata11.2和AMOS20.0软件,检验各潜变量的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采用因子载荷、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和组合信度(CR)检验收敛效度,各潜变量对应分量表的KMO统计值均在0.5以上,检验结果的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01,这意味着研究量表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各潜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值都大于0.6,各因子(潜变量)的平均抽取方差(AVE)均大于0.5,这说明各潜变量均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各因子(潜变量)的组合信度(CR)值都大于0.7,表明本文测量模型有良好的构念信度,模型内在质量理想。因此,从整体上看,模型各变量的收敛效度较好,各潜在变量有较好的信度。采用AVE值检验各潜变量的区别效度,运用AMOS20.0软件对各潜变量进行区别效度检验,各潜变量的AVE值的平方根均明显高于它与其他变量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说明本文潜变量间的区别效度比较好。
3结果与分析
3.1模型整体适配度检验
采用江西省农户的调研数据,测算农户对农地制度创新满意度影响因素模型的拟合度,模型的估计显示,模型的RMSEA为0.049,RMSEA值低于0.05,卡方自由度比(CMIN/DF)为2.428,小于3,说明模型与实际样本数据适配程度较好。模型中GFI值为0.948,NFI值为0.937,IFI值、TLI值、CFI值均大于0.9,均达到良好水平,意味着模型的拟合效果理想,本文的初始的理论模型无须修正,此模型就可以作为最终接受的模型。
3.2模型假设检验
根据概念模型,运用AMOS20.0软件得到估计结果,本文提出的6个假设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均为正,并且在0.01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本文提出的假设都得到支持。为了进一步探究结构方程模型中各潜变量(农户非农转移政策满意度、农村金融政策满意度、农业补贴政策满意度、农村农业现状评价满意度、农地产权制度满意度)对农户农地制度创新满意度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从间接效应来看,农业补贴政策满意度对农户农地制度创新满意度的间接影响最大,达到0.109,其次是农户非农转移政策满意度(0.056)和农村金融政策满意度(0.028);从直接效应来看,农地产权制度满意度对农地制度创新满意度的影响(0.407)远大于农村农业现状满意度对农地制度创新满意度的影响(0.171);从总效应来看,对农户农地制度创新满意度的影响最大的是农地产权制度满意度(0.407),其次是农村农业现状满意度(0.171),然后是农业补贴政策满意度(0.109)。由此可见农地产权制度对于农地制度创新的重要性。
4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4.1研究结论
采用江西农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非农转移政策评价对农地制度创新满意度评价的作用路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非农转移政策评价通过两条路径正向影响农地制度创新满意度。路径一是非农转移政策评价→农村金融政策评价→农村农业现状评价→农地制度创新满意度;路径二是非农转移政策评价→农业补贴政策评价→农地产权制度评价→农地制度创新满意度。
(2)农户非农转移政策评价、农业补贴政策评价和农村金融政策评价对农地制度创新满意度有间接影响,其中农业补贴政策评价的间接影响程度最大;农地产权制度评价和农村农业现状评价对农户农地制度创新满意度有直接影响;对农地制度创新满意度影响最大的是农地产权制度评价,表明农户存在天然土地产权偏好,其拥有的土地权利越稳定,越有利于农地制度的改革创新。
4.2政策启示
(1)农地制度的创新有赖于兼业化农民的非农转移和职业农民的两极发展,因此,农地确权、承包地调整和农地流转等为主要内容的农地制度创新,需要三农政策体系的调整和完善,保障非农转移农民在城镇有业可就,职业农民经营农业有利可图。
(2)农村土地确权颁证明确土地各项产权主体,总体上有利于农地流转,因此,应加强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的建设和管理,通过市场公平交易,实现土地承包者和经营者的合作双赢。
(3)发挥公共财政职能,加大农村和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改善农业经营环境,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4)根据不同农户特征对土地的依赖性,以及对政策认知程度的差异,引导农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应充分尊重农民愿意,防治规模经营简单化、垒大户,片面求大、求快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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