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江流域的茶叶种植与饮茶习俗

　　摘要：唐代长江流域是中国古代茶叶人工普遍种植与饮茶风习盛行的重要时期‍‌‍‍‌‍‌‍‍‍‌‍‍‌‍‍‍‌‍‍‌‍‍‍‌‍‍‍‍‌‍‌‍‌‍‌‍‍‌‍‍‍‍‍‍‍‍‍‌‍‍‌‍‍‌‍‌‍‌‍。茶叶种植已成为当时封建国家的重要经济作物，同时也奠定了茶叶在古代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唐代饮茶从一般性的饮品发展为较高精神境界的品茶享受，其饮茶习俗多彩多艺，更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丰富发展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本文拟从唐代长江流域茶叶种植与饮茶习俗入手，梳理其上、中、下游各地区茶叶种植的发展与饮茶习俗的特点，揭示唐代长江流域茶叶种植与饮茶文化的重要地位和饮茶文化的丰富思想内涵。

　　关键词：唐代;长江流域;茶叶种植;饮茶习俗

　　一、唐代长江流域饮茶习俗溯源

　　我国自原始社会开始采集和利用茶叶，有“茶之为饮，发乎神农”之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贵州晴隆县云头大山原始森林中发现距今100万年的茶籽化石①。从20世纪开始，我国陆续在长江流域的云南、四川、贵州、安徽等地发现野生古茶树，专家考证位于云南省镇沅县九甲乡千家寨中的两棵树龄分别为2700年和2500年的乔木型大茶树，是目前发现的野生大茶树中最大、最古老的②，大约存活于春秋战国时代，但在这一时段中并未有可信的饮茶史料③。

　　有史可考的茶叶种植与饮茶大约可追溯到汉代，西汉蜀郡人王褒《僮约》中“脍鱼炰鳖，烹荼尽具”、“武阳买荼”④中的“荼”一般认为是现代意义上的“茶”。远至“武阳”采买可知西汉时蜀地武阳茶远近闻名，且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茶叶专门市场。东汉《桐君录》中：“西阳、武昌、庐江、晋陵皆出好茗，巴东别有真茗茶，煎饮令人不眠。”⑤“西阳”今湖北黄冈一带，“武昌”今湖北鄂州，“庐江”今安徽舒城，“晋陵”今湖北荆门。《汉书·地理志》中有“荼陵”一地，《茶经·七之事》引《荼陵图经》：“云荼陵者，所谓陵谷生茶茗焉。”⑥此处“荼陵”即今湖南茶陵。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1号墓(墓葬时间为公元前160年)和3号墓(墓葬时间为公元前165年)中出土遣册中均有“槚—笥”。⑦

　　1990年4月，浙江湖州弁南乡东汉晚期墓葬中出土一只完整青釉印纹四系罍，其肩上部刻有隶书“荼”字，被认为是汉代贮茶器。⑧可知李剑农先生“茶之最初发现在蜀，约当西汉时代，渐由长江上游传至长江下游”⑨的推断十分可信，两汉时期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已有茶事，且以上游巴蜀为中心渐次传至下游吴越地区。司马相如《凡将篇》中将茶与药物同列⑩。《茶经》引华佗《食论》云：“苦茶，久食益意思。”可知，两汉时期人们将茶叶作为药品，已认识到茶提神、助思的药用价值。

　　三国时期，茶在长江流域统治阶级宴席中充当饮品，出现“以茶代酒”的习俗。《三国志·吴书》记载了吴君孙晧飨宴时密赐韦曜“茶荈以当酒”。三国魏张揖《广雅》中记载了此时长江上、中游地区制茶、饮茶的独特习俗，“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灸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芼之。

　　其饮醒酒，令人不眠。”即将茶之老叶和以米浆制成茶饼，饮用时有“炙、捣、浇、芼”的程序，茶不单独饮用，需加入葱、姜、橘皮等调味食用。虽说当时人们已开始将茶视为饮品，但依然是以其药用价值的利用为主，三国魏吴普《本草》“苦菜，味苦寒，无毒，久服安心益气，聪察少卧，轻身耐老，耐饥寒，豪气不老。”

　　两晋时期，王公贵族依旧是茶叶消费的主要群体。王公贵族甚嗜茶，《世说新语》中记载：“晋王濛好饮茶，人至辄命人饮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必云今日有水厄。”由此可知北方人多不爱喝茶，因此才有“水厄”一说，结合西晋刘琨在与刘演书信中提及常饮安州真茶解体中溃闷，可推知北人饮茶多将其当做药品，取其保健功效。而茶在长江下游地区则是贵族宴饮待客的日常饮料，《世说新语》中太傅褚裒南渡之后东游至金昌亭，逢吴中豪绅宴饮于此，众人不识裒，于是“别敕左右多与茗汁，少箸粽汁。”

　　可知长江下游地区每逢宴席必饮茶，且茶的价格比酒便宜。茶价低廉使得茶开始成为俭行廉洁的象征。《晋中兴书》中记载陆纳仅设茶果招待将军谢安以示精行俭德。随着饮茶普及，饮茶风气已渐由王公贵族普及到普通民众，茶饮开始在市集中买卖，但却屡被禁止。《江氏家传》云：“统迁怀太子洗马尝上疏谏云：‘今西园卖酰、麺、茶、菜蓝子之属，亏败国体。’”

　　《广陵耆老传》中记载老姥“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被“州法曹絷之狱中”之事，傅咸《司隶教》记载蜀妪作茶粥卖于市，廉事“禁茶粥以困蜀姥”。这一时期茶有了不同的的饮用方式，“直煮饮为茗茶”。出现了第一首以茶为主题的诗歌——杜育的《荈赋》，标志着茶开始具有了审美价值。

　　南北朝时，茶成为供奉祖先神灵的祭祀品。南朝刘敬叔《异苑》中记载剡县陈务妻以茶祭祀鬼的故事。南朝齐武帝萧颐遗诏云：“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乾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同时也表明武帝萧颐延续两晋时期将茶作为俭行的象征。到南北朝后期，南人嗜茶成癖，北人却觉怪异，还以饮茶之俗来嘲讽南人。

　　《洛阳伽蓝记》中《劝学里》记载了王肃奔魏，出入魏时保留南方饮食习惯“饭鲫鱼羹，渴饮茗汁”被人送外号“漏厄”，改变饮食习惯迎合当朝者后称茗饮为“酪奴”，给事中刘镐“慕肃之风，专习茗饮”，也遭人鄙视称为“逐臭之夫”“学颦之妇”，以至于“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唯江表残民远来降饮焉”。此时，许多地方志中都有茶叶的相关记录，如《坤元录》《括地图》《吴兴记》《夷陵图经》《永嘉图经》《淮阴图经》《荼陵图经》等等，惜今已散佚只在《茶经》中存留只言片语。

　　追根溯源，茶之为饮，在汉代以长江上游的巴蜀为中心，形成了茶叶的专卖市场，然后逐步扩展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至三国魏晋时，长江流域尤其是下游吴越地区，茶成为贵族宴饮待客的日常饮料，“以茶待客”成为精行俭德的标志。同时饮茶之风也开始向普通民众扩散，茶粥进入市井之中售卖。杜育《荈赋》标志着茶开始进入文人的审美视野;到南北朝时，长江流域的民众嗜茶成癖，北人却觉怪异，多以“茗饮作浆”鄙视南人，至唐前期茶一直作为长江流域区域性的饮料‍‌‍‍‌‍‌‍‍‍‌‍‍‌‍‍‍‌‍‍‌‍‍‍‌‍‍‍‍‌‍‌‍‌‍‌‍‍‌‍‍‍‍‍‍‍‍‍‌‍‍‌‍‍‌‍‌‍‌‍。

　　二、唐代长江流域的茶地与茶俗

　　唐代长江流域地区大致划分为剑南道、山南西道、山南东道、黔中道、江南西道、江南东道、淮南道。按自然地理划分，从青藏高原发源地到东海之滨入海口，习惯上划分为上中下游三段，由今四川江津到湖北宜昌为上游;今湖北宜昌到江西湖口为中游;今江西湖口到入海口为下游。但自然地理的划分与政区地理的划分不可能完全一致，加上历史上政区划分常有浮动和伸缩。故本文所确定的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地区与习惯上的自然地理区域大体一致，并适当兼顾唐代的行政区划。

　　1.唐代长江流域的茶叶种植

　　唐之前，茶叶大抵采自野生茶树。杜育《荈赋》中描述茶叶生长状态是“灵山唯岳，奇产所钟，厥生荈草，弥谷被岗”。《太平御览》引《续搜神记》中记载了晋时宣城人秦精入武昌山采茗遇毛人一事，王浮《神异记》中记载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丹丘子之事。可知，晋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大山中常有野生茶树，人们往往入大山采野茶。野生茶叶由于稀少而成为上等茶叶，正如《茶经·一之源》所云“野者上，园者次”。随着饮茶之风渐广，茶叶消费量激增，靠采集野茶无法满足庞大的消费需求，于是，人工种植的茶园日益增多，逐渐形成了茶叶核心产区。据《茶经》《膳夫经手录》《唐国史补》《元和郡县图志》《全唐诗》《茶述》《新唐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及《事类赋》中所辑毛文锡《茶谱》等史料，我们将唐代长江流域茶之名品产区按上、中、下游勾勒如下。

　　(1)长江上游地区。唐代长江上游地区大致包括剑南道、山南西道绝大部分地区、山南东道西南部、黔中道西南部，大致相当于今四川、重庆、云南、贵州部分地区以及陕西西南略阳地区。唐代长江上游地区共64个州，其中有24个州及南诏地区产茶，共计58种茶，即剑南道有雅州的蒙顶茶、蒙顶研膏、蒙顶石花、篯牙、雾鋑牙、鹰嘴牙白茶等14个品种，汉州赵坡茶、什邡茶，彭州堋口茶、石花茶、仙崖茶，眉州峨眉雪芽、峨眉茶、五花茶，嘉州南安茶，蜀州蝉翼、片甲、雀舌等8种茶，邛州火番茶、思安茶、火井茶，剑州九华英，涪州白马茶、宾化茶、三般茶，绵州骑火茶、西昌、昌明兽目、神泉小团，泸州泸茶，茂州玉垒沙坪茶，简州茶;山南西道有渝州狼猱山茶，合州水南茶，开州龙珠茶;山南东道有夔州茶岭茶、香山茶，归州白茶，忠州多陵茶;黔中道有黔州都濡茶，夷州茶，思州茶，费州茶，播州生黄茶以及南诏银生茶。

　　分析可知，本区产茶州不多，仅占总数三分之一，大致可分为：以蜀州、雅州、绵州等为中心的川西茶区;以泸州、涪州、夔州等州组成的长江干流茶叶产区;以黔州、思州、夷州等组成的涪陵水流域茶叶产区。其中川西茶区茶事历史最久，汉代武阳(唐属彭州)便已形成了茶叶的专门市场，童仆远去“武阳买茶”也是最早有名茶的记录。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称“南安(今四川乐山)、武阳皆出名茶。”

　　唐代长江上游地区各州所产名茶甚多，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蒙顶茶，“蜀之雅州有蒙山，山有五顶，顶有茶园。其中顶曰上清峰，所谓‘蒙顶茶’也，为天下之称……今蒙顶有雾鋑牙、篯牙，皆云前，言造于禁火前。”由此可知，只有生长在蒙山上清峰上的茶，才能称之为“蒙顶茶”，此茶皆造于清明前，价格之高，“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竞栽茶以规厚利。

　　不数十年间，遂新安草市，岁出千万斤。虽非蒙顶，亦希颜之徒”，蒙山周边茶农为追逐暴利纷纷种茶以冒充蒙顶茶。这也带动了当地茶业的发展。新安茶也成为蜀茶的代表，虽不如蒙顶茶精细，却是质高价廉的大众茶叶，其“南走百越，北临五湖，皆自固其芳香，滋味不变……自谷雨已后，岁取数百斤，散落东下，其为功德也如此”。除了雅州蒙顶茶，绵州的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夔州香山同被《唐国史补》列为名茶。蜀州所产蝉翼、片甲、雀舌等8种茶“皆是散茶之最上”。《茶经·八之出》中夷、思、费、播四州也是“其味极佳”。南诏地区也有出茶的记录，唐樊绰《蛮书》中记载了银生茶的出产情况。

　　长江上游茶叶产量，并未有确切的史料记载。仅知“新安草市，岁出千万斤”与中游浮梁茶同为“以多为贵”的大众茶叶，其余名茶虽不似“蒙顶茶”难得，产量却也不高。虽是如此，长江上游茶叶却远销边陲，邛州火番饼远销西番、党项，吐蕃赞普帐中亦有绵州昌明兽目。《太平寰宇记》记载黎州“元(原)无市肆，每汉人与蕃人博易，不使见钱，汉用纟由绢茶布，蕃部用红椒、盐、马之类。”由此可推知，少数民族大众所饮之茶，大多来自于边境互市，汉人用于交换的茶叶大约出自黎州周边的雅州、邛州、眉州、嘉州等地，进而可推知吐蕃赞普帐中虽有来自长江中下游的名茶，却也是稀罕之物，极少流入普通百姓之家，普通民众所消费的大抵是长江上游川西茶区的茶叶。

　　(2)长江中游地区。唐代长江中游地区大致包括山南西道梁州和洋州、山南东道东北部、黔中道东部、淮南道西部，江南西道大部分地区，大致相当于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西南部分地区以及陕西西南部地区。唐代长江中游地区共46个州，其中有28个州产茶，共计44种茶，即山南西道有梁州西乡月团、梁州茶;山南东道有峡州方蕊茶、明月茶、茱萸簝、小江源茶、夷陵茶、碧涧茶;荆州碧涧茶、楠木茶、仙人掌茶、荆州紫笋茶，襄州茶，金州芽茶;黔中道有施州方茶，溪州灵溪芽茶，辰州碣滩茶、泸溪茶。

　　江南西道有永州零陵竹间茶，朗州西山寺炒青、武陵茶，潭州渠江薄片、麓山茶，邵州渠江薄片、邵阳茶，衡州石廪方茶、衡山月团、衡山团饼，岳州邕湖含膏、黄翎毛，鄂州团黄，澧州澧阳茶，江州庐山云雾，吉州茶，饶州浮梁茶，袁州界桥茶，抚州麻姑茶，洪州西山鹤岭茶、西山白露茶、双井白芽，虔州茶;淮南道有黄州黄冈茶，蕲州蕲水团薄饼、蕲水团黄、蕲门团黄，光州光山茶，申州义阳茶，安州茶。

　　分析可知，本区茶叶产地分布极广，产茶州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其茶地的分布是以峡州、襄州、荆州、鄂州为中心的江汉茶区;以岳州、朗州、谭州、衡州、邵州为中心的洞庭湖地区茶区;以江州、蕲州、饶州、洪州为中心的彭蠡湖(今鄱阳湖)地区茶区，以三大茶叶产区为主，同时围绕着三大茶区零星分布一些小的茶区。

　　三大茶叶产区各自拥有许多名茶，其中首推江汉茶区中的峡州之茶，陆羽《茶经·八之出》首列峡州远安、宜都、夷陵三县之茶为上等，《唐国史补》中也将其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簝四种茶叶列为名茶，《膳夫经手录》称“茱萸簝”亦属“顾渚之流”，又云：“夷陵又近有小江源茶，虽所出至少，又胜于茱萸簝矣。”由此可知峡州之茶名品辈出。

　　洞庭流域茶区中岳州邕湖之含膏、衡州之衡山，彭蠡湖流域茶区中洪州之西山白露、蕲州之蕲门团黄、江州江陵之南木以上五种茶皆属于《唐国史补》所列名茶，《唐国史补》中所列二十余种名茶仅长江中游地区已经有9种，可知本区茶叶名品甚多，同时也说明本区茶叶种植与加工技术在唐代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唐代中游地区茶叶产量巨大，其中以浮梁茶为代表的中低档茶叶产量最大。浮梁县作为全国茶叶的重要产地和集散地，“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万贯”，庞大的产量吸引着各地茶商来此贸易，正如《茶酒论》中所记“浮梁歙州，万国来求”，白居易《琵琶引》中“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不只是浮梁，衡州、蕲州、鄂州等地之茶产量也很高，“衡州衡山，团饼而巨串。岁收千万。”“蕲州茶、鄂州茶、至德茶……其济生收藏榷税，又倍于浮梁矣。

　　长江中游茶叶消费面甚广。茱萸簝、邕湖含膏、西山白露此等名贵之茶上贡王庭，远销各地，连吐蕃赞普帐中都有来自蕲门、邕湖的名茶。但名茶毕竟产量少，长江中游拥有巨大消费市场的还是中低档茶叶，有浮梁茶“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有“蕲州茶、鄂州茶、至德茶……陈、蔡已北，幽、并已南，人皆尚之。”有“衡州衡山，团饼而巨串……自潇湘达于五岭，皆仰给焉……远自交趾之人，亦常食之”;还有“阳团茶、渠江薄片茶、江陵南木香茶、施州方茶……惟江陵(今荆州)、襄阳皆数千里食之‍‌‍‍‌‍‌‍‍‍‌‍‍‌‍‍‍‌‍‍‌‍‍‍‌‍‍‍‍‌‍‌‍‌‍‌‍‍‌‍‍‍‍‍‍‍‍‍‌‍‍‌‍‍‌‍‌‍‌‍。”这些大众茶虽“味短而韵卑”却远销南北，北至幽州、并州，南达交趾。

　　(3)长江下游地区。唐代长江下游地区大致包括淮南道东部、江南西道宣州、江南东道，大致相当于今安徽东南部、江苏南部、浙江、福建等地。唐代长江下游地区共28个州，其中有20个州产茶，共计47种茶，即江南西道宣州至德茶、九华山茶、瑞草魁、鸦山茶;淮南道有庐州茶，舒州天柱茶，扬州蜀冈茶，寿州霍山天柱茶、霍山小团等6种茶;江南东道有歙州祁门方茶、先春含膏、牛轭岭茶等6种茶，杭州径山茶、灵隐茶、天竺茶、天目山茶，睦州细茶、鸠坑茶，婺州方茶、举岩茶、东白茶，明州茶，越州剡茶、瀑布岭仙茗，湖州顾渚紫笋，常州义兴紫笋，润州茶，苏州洞庭山茶，台州天台山茶，温州白茶，福州柏岩茶、方山露芽、蜡面茶等6种茶，泉州茶，建州大团、建州研膏、方山之芽等。

　　分析可知，长江下游茶地分布广，三分之二以上的州都产茶，而且茶的种类繁多。其茶地主要以常州、湖州、歙州等组成的以太湖为中心的太湖中心茶区;以越州、婺州、温州为主的浙东茶区;以舒州、寿州、扬州为主的淮南茶区以及以福州、建州为主的闽南茶区。其中以太湖中心茶区品质最高，最为著名的便是常州、湖州两地顾渚山所出的贡茶紫笋茶。湖州紫笋“自蒙顶之外，无出其右者”，其品质最高的当属明月峡茶被誉为“吴兴三绝”。常州义兴阳羡茶东汉时便已名满天下。

　　顾渚地区茶叶的高品质源于唐代政府的监管。唐代宗永泰元年义兴紫笋入贡，唐代宗大历五年，湖州设贡茶院，每至造茶时节，两州刺史亲赴顾渚茶山督造贡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除了顾渚系列贡茶，太湖产区还有很多名茶。睦州之鸠坑、婺州之东白也入《唐国史补》名茶之列。宣州“鸦山出茶，尤为时贵”。歙州“其先春含膏亦在顾渚茶品之亚列”。除太湖茶区，其他各产区也皆有名茶，越州剡茶颇受诗僧皎然推崇，“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牙爨金鼎。素瓷雪色缥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舒州天柱茶“虽不峻拨遒劲，亦甚甘香芳美，良可重也。”寿州“霍山小团，其绝好者。上于汉美……”福州“生黄茶，……与香山明月为上下也。”

　　唐代长江下游茶叶量大质优。唐代中期“湖州造茶最多，谓之顾渚贡焙，岁造一万八千斤……至建中二年……进三千六百串。”不只顾渚贡茶产量高，“婺源、浮梁、祁门、德兴四县，茶货实多……乃升婺源为都制置，兵刑课税，属而理之。”其中婺源统领四县可知婺源县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均高于其余三县，茶叶产量至少也与浮梁在同一水平，再加上祁门、至德所出，太湖中心茶区茶叶产量十分可观。本区虽也有建州大团这类量大味苦的茶叶，但与中游茶区不同，本区大众茶叶以制置精好而名播天下，“歙州、婺州、祁门、婺源方茶。制置精好，不杂木叶”。因此“自梁、宋、幽、并间，人皆尚之。赋税所入，商贾所赍，数千里不绝于道路”。

　　2.唐代长江流域的茶俗

　　唐代饮茶之风的盛行离不开佛教的推动，唐人封演曾记“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其实早在东汉佛教传入中国之时，长江中游的庐山梵宫寺院便有僧人采制茶叶的记录。至唐开元之后，寺院普遍饮茶，寺院中有专门掌管茶事的“茶头”。因茶有益思助禅之效，寺院之中大有嗜茶之僧，陆羽的师父竟陵龙盖寺智积大师便是个饮茶成癖的名僧，陆羽后来能成为茶圣，离不开早年寺院生活的浓厚的茶文化氛围。

　　至中晚唐时，福州长乐百丈怀海禅师整顿和建立新的禅宗戒律,鼓励僧徒坐禅饮茶，详细规定了禅门饮茶的制度,饮茶成为寺庙日常修行不可少的部分。唐代文人雅士多喜游佛寺，茶成为僧俗交往的媒介，煎茶品茗间玄谈兼藻思、悟道得自在。如牟融《游保本寺》“茶烟袅袅笼禅榻，竹影萧萧扫径苔”于自然美景中放松身心;皎然与裴集、阳伯明“清宵集我寺，烹茗开禅牖”;刘得仁《宿普济寺》“饮茶除假寐，闻磬释尘蒙”，茶之涤烦清神与佛音静心自在完美结合，使文人雅士们能暂时超脱仕途的烦扰。

　　唐代长江流域的烹茶之法丰富多彩。早在魏晋时期，长江流域便流行食用茶粥。《膳夫经手录》中记载“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司隶校》中也记载了蜀妪制茶粥于市中叫卖，这种吃茶粥的习俗一直保留至唐代，王维《赠吴官》“长安客舍热如煮，无个茗糜难御暑。”可知南方人夏天吃茶粥以御暑，到北方后无茶粥食用便觉异常难受。

　　储光義《吃茗粥作》诗中“掩留膳茗粥，共我饭蕨蔽”，可知这种茗粥是作为果腹的食物食用的。茶除了可煮作茶粥食用，唐代长江流域一直还保留着三国《广雅》所记载的“芼茶法”，即“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灸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芼之。”薛能《蜀州郑史君寄鸟紫茶，因以赠答八韵》中“盐损添常诫，姜宜著更夸”，王建《饭僧》亦有“消气有姜茶”的吟述，可见在茶水中增添盐、姜等调料在唐中期以前甚为流行。

　　陆羽《茶经》中对此也有记载“或用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或扬令滑，或煮去沫，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但陆羽对此种原始、粗放的饮茶方式极为不满，称其为“沟渠间弃水”。其在《茶经·五之煮》中强调炙茶时的火候、所用之火以炭为上;所烹之水“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取其洁净;煮茶时讲究“三沸”，仅以盐调味，以“沫饽”为精华。陆羽系统改进了中唐以前的烹茶之法，使得烹茶更加精细，更具文人雅兴，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鬻茶之家，陶为其像，置于炀器之间,云宜茶足利”。

　　以此，陆羽被奉为“茶神”、“茶圣”，文人雅士皆奉其饮茶之法为圭臬，这在中晚唐之后的茶诗中可见一斑，白居易《睡后茶兴忆杨同州》“沫下麹尘香，花浮鱼眼沸”;皮日休《茶中杂咏·煮茶》“香泉一合乳，煎作连珠沸”;崔理《美人尝茶行》“银瓶贮泉水一掬，松雨声来乳花熟”。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开篇长序介绍了玉泉仙人掌茶的外观是卷曲重叠的，与唐代流行的饼茶不同，是曝晒而成的散茶，点出了唐代喝茶的多元多样面貌，这也让我们知道，唐代的名流雅士饮茶并非都以茶饼研末，有时也喝散茶‍‌‍‍‌‍‌‍‍‍‌‍‍‌‍‍‍‌‍‍‌‍‍‍‌‍‍‍‍‌‍‌‍‌‍‌‍‍‌‍‍‍‍‍‍‍‍‍‌‍‍‌‍‍‌‍‌‍‌‍。

　　在中唐“风俗贵茶”的大背景下，茶成为长江流域文人雅士交流情感的媒介。上文已述唐代名茶尽出自长江流域，唐代又以春茶为贵，每至出春茶时节，长江流域的文人墨客以当地新茶封缄之后寄赠亲友，或派专人或由驿递送达对方，馈茶之流行使得驿递专门设置茶库贮茶，《唐国史补》中记载了江南驿站“又一室，署云茶库，诸茗毕贮”以陆羽为茶神之事。

　　对方收到新茶之后，往往酬之茶诗，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薛能《蜀州郑史君寄鸟觜茶，因以赠答八韵》等便是其中代表作。若交情特别深厚的朋友，还会“乞茶”、“索茶”，如孟郊《凭周况先辈于朝贤乞茶》诗云:“曾向贵人得，最将诗叟同。幸为乞寄来，救此病劣躬”。这种风雅的馈茶分甘的交往方式，体现了君子之交淡如水，礼轻情意重的旨趣。

　　除了寄茶分甘，名士往来常常举办茶宴、茶会。自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士子文人纷纷渡江避难，湖、常二州成为新的文化中心，文人间的茶会频繁。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湖州茶会。大历七年(772年)颜真卿任湖州刺史，举办了一系列茶会活动，规模最大的便是“三癸亭”茶会。颜真卿召集当地及外地文人学士二十余人，共同修纂《韵海镜源》，于大历八年(773年)春编纂完成，为纪念此事，颜真卿出资，陆羽主持设计施工了“三癸亭”。亭子落成时举办了大规模的茶会，皎然《奉和颜使君真卿与陆处士羽登妙喜寺三癸亭》和颜真卿《题杼山癸亭得暮字》便是因此而作。

　　除了这种特定主题的大型茶会，友人相聚时也会举办私人的小型茶会，《月夜啜茶联句》便是陆士修、张荐、李萼、崔万、颜真卿、皎然六人茶会时品茗联句而成。茶会中除了赋诗联句，有时为了增加热闹的气氛会击鼓传花，行“传花饮”之法，“茗爱传花饮，诗看卷素裁”。随着湖、常二州贡茶院的发展，官方也开始举办茶会，宝历二年(826年)春，时任苏州刺史的白居易收到常州刺史贾练和湖州刺史崔玄亮的邀请参加茶山茶会，白居易因坠马腰伤无法前往，赋诗相寄，“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茶山茶会除了给两州人才提供交流平台，更重要的是通过“斗新”提升了长江下游茶叶的品质。

　　关于如何“斗新”，我们大致可从《清异录》中的记载猜测一二，“和凝在朝，率同列，递日以茶相饮，味劣者有罚，号为汤社。”“下汤运匕，别施妙决，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鱼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散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之‘茶百戏’”。从这种品评茶之优劣的“汤社”，到利用击打茶汤而产生的纹理、浮沫变幻作画的“茶百戏”，可以看出此类饮茶竞技活动逐渐发展成熟为两宋时期的斗茶。至晚唐五代时，唐代长江流域尤其是中下游地区的饮茶已经从涤烦解渴、提神醒脑的饮料发展成为艺术欣赏的对象和文人雅士自身精神意趣的载体。

　　与汉族文人雅士饮茶更注重茶的文化价值相比，唐代长江上游地区的少数民族饮茶更加注重茶的实用价值。唐代长江上游剑南道西接吐蕃，南接南诏，少数民族众多且大多属于游牧民族。受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的限制，他们饮食上食肉饮酪，少食蔬菜，依赖茶“滋饭蔬之精素，攻肉食之膻腻”，对茶有高度的依赖，“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唐樊绰《蛮书》卷七记载南诏地区蒙舍蛮茶事，“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银生城即今云南景东，为南诏七节度之一银生节度治所。银生城界诸山，主要为普洱茶系诸山，大致包括今普洱市、临沧和西双版纳的茶山。蒙舍蛮制茶原始粗放，不似唐人有“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一套流程，但其烹茶之法与“芼茶法”极为相似，都是茶种加香料调味。唐代长江上游不只南诏地区有茶事，自文成公主带茶入藏，吐蕃地区也渐有茶事。

　　公元678年，吐蕃势力进入云南洱海北部地区，于公元680年建立神川都督府统治西洱河北部铁桥地区百余年，统治期间向白蛮、黑蛮征收赋税，摊派差役，展开了密切的贸易，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便是茶马贸易，吐蕃人民所换之茶大多来自银生城界诸山，即“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唐国史补》中“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邕湖者。’”可知中唐之后，长江流域的名品茶叶已经进入到吐蕃贵族的生活之中，但赞普不知常伯熊所烹为何物，可知他们的烹茶之法与汉族大不相同。

　　泸州地区也有少数民族茶事，“泸州之茶树，夷獠常携瓢穴其侧，每登树采摘芽茶，必含于口，待其展，然后置于瓢中，旋塞其窍，比归必置于暖处，其味极佳。又有粗者，其味辛而性热，彼人云饮之疗风，通呼为泸茶”。由此可知泸州的少数民族所制的“泸茶”出于高大的野生茶树，其制茶的方法更加原始，即采茶时便口含茶芽令其舒展，通过闷烤烘干茶叶，茶叶品质也有高低之分，同汉人一样以茶芽为佳，极为重视茶的药用价值。

　　三、余论

　　纵览整个中国茶叶种植与饮茶习俗发展史，唐代长江流域茶史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茶叶种植上看，除去岭南道韶州、容州、象州产茶外，几乎尽出自长江流域。唐建中年间，北方饮茶之风日盛，大量的茶叶需从长江流域运往北方，带来了由南至北的繁盛的茶叶转运贸易。位于大运河枢纽素有“扬一益二”的扬州，成为唐代茶叶南北运输中重要的集散地，大量茶叶通过运河运到洛阳、长安。同时周边少数民族开始依赖饮茶消解酒食、维持身体健康，刺激着唐王朝与周边国家民族的茶马贸易和茶马古道的开辟。从茶叶品质上看，唐代所出名茶与贡茶皆出自长江流域。

　　《唐国史补》中所列23种名茶长江上游8种，中游9种，下游6种。《新唐书·地理志》中17个贡茶州中除怀州河内郡外，皆在长江流域，《膳夫经手录》中“以多贵”和“少而精”的茶叶亦尽出长江流域。茶叶是唐王朝重要的经济作物，名茶是出茶地的支柱产业。名茶不仅带动了周边茶叶的种植加工、茶叶贸易，还促进了与茶相关的各行各业的发展。

　　当地百姓多以茶为业，“江南百姓营生，多以种茶为计”，以祁门县为例，“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中记载了祁门出茶时节，各路茶商收茶时的盛况，“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唐代长江流域发达的茶业推动着唐代经济中心的南移。

　　唐代长江流域产茶各区域间也有不同的特点。长江上游巴蜀之地茶业历史最为悠久，长期以来一直为茶业中心区域。以蒙顶茶为首的名茶种类繁多，但产量却不高。因其与吐蕃、南诏等少数民族接壤，边境茶马贸易频繁，周边少数民族消费之茶大多来自当地所产的大众茶叶。长江中游茶业以中低档茶叶产量大而闻名，以浮梁茶为代表的商货茶叶价格低廉，满足着广大民众的需要。长江下游茶叶整体品质高，产量大。尤其是唐代中期顾渚贡茶院设置之后，太湖茶区名茶产量剧增，源源不断供应着王公贵族。

　　可与浮梁茶产量媲美的宣、歙两州的大众茶叶，以制置精好而名播天下。至唐建中之后，长江中下游茶叶产量和质量总体上超过上游地区，两大区域内的茶业因茶叶转运贸易而紧密联系在一起，中游江州是重要的茶叶集散地，祁门之茶由昌江上游阊门溪，溯昌江西行过浮梁至鄱阳湖，再入长江;婺源之茶，由乐安江上游溯江至鄱阳湖，由鄱阳湖入长江。长江中下游茶叶再顺江而下至南北运河枢纽的扬州，后运至北方，“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中晚唐之后，长江中下游茶区取代了上游巴蜀茶叶中心的地位。

　　纵观唐代长江流域茶文化的发展历程，茶树起源于长江上游云、贵、川地区。文献与考古资料显示，至少在先秦时期饮茶已流行于西南一带。汉代饮茶风习便由上游巴蜀之地渐次传至中游荆楚之地、下游吴越之地。但是饮茶真正普遍深入到民间生活则是在隋唐时期。特别是盛唐之后饮茶之风由长江流域渐入北方，至唐中期北方饮茶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

　　“茶为食物，无异于米盐。人之所资，远近同俗，既祛渴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饮茶普及民间，变成僧俗日常的生活习惯，和佛教寺院清修的仪轨有关，特别是禅宗的坐禅敬茶仪式，把饮茶、信仰、生活、品味、嗜好连成一个共生循环的生态模式。茶在中国成“比屋之饮”的同时也将饮茶之风播及到周边民族，“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茶成为联结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间的神秘纽带。

　　唐代长江流域各区域间饮茶习俗呈现出不同的特色。长江上游少数民族饮茶习俗原始、粗犷，他们对茶的嗜好源于茶消肉除腻的保健作用，茶于他们而言是日常生活保持健康的必需食物，在烹煮饮用之时所关注的是茶叶本身的实用价值而非烹饮过程中所带来的精神享受。而长江中下游地区茶业的兴盛发展，为陆羽《茶经》的撰写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现成的经验。

　　《茶经》对茶文化系统的阐释，对饮茶之法精细的规范，将饮茶从养生功用的物质层面提到了审美艺术的精神层面，在这种茶文化氛围中，长江中下游的文人雅士们以茶赠友，以茶会友，将日常饮茶活动同审美活动、精神追求相结合，极大地丰富了茶文化的内涵。长江流域各区域间多姿多彩的饮茶习俗共同构成了绚丽的中华茶文化饮茶习俗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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