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理论、实践与现实依据

　　摘要: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弥补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最有效之举。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既有其深刻的理论依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又有内在的历史依据———我国城乡发展的巨大差异、党对“三农”高度重视和现实依据———精准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理论依据;历史依据;现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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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2018年中美贸易战和气候变化对中国粮食生产有很大的影响，旱涝等极端气候事件、病虫害频繁发生以及极端气候变化的逐渐加剧等必将给中国未来的粮食生产带来许多严峻的挑战。总体上，中美贸易战和极端气候对中国粮食生产和农业发展战略的影响很大，随着近年来极端气候事件和贸易摩擦的增多，保护农业生产显得非常重要。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三农”问题是直接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的全局性和最根本性的问题。基于“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地位，党的十九大在准确地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科学地研判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之后，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列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七大全局性战略之一，以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1]。作为重中之重，“乡村振兴战略”在报告中两次被提及，并把它作为新时代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六项重大任务之一。

　　这凸显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战略地位和重大历史意义。本文将全面分析“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理论依据、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习近平同志在7􀅰26重要讲话中强调，“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2]“乡村振兴战略”是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转变的新时代、我国改革开放进入到新阶段、我国“三农”进入到新时期的历史必然。

　　一、“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理论依据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最主要理论依据。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11这一矛盾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广大农村地区表现得甚为明显，农业农村的落后发展成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正是为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美好生活需要”涉及百姓生活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等方面。就物质需求来说，人们追求的是如何吃得好、吃得安全、住得舒适、环境宜居等。

　　就精神需求来说，人们对自由、平等、公平、公正、法治等的追求，以及对人生价值和民族文化的反思与重构等。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根本改变了过去“落后的社会生产”状况。2010年以来，我国一直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众多生产领域尤其是高尖端的科技领域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在不少地方、不少方面仍然还比较落后。然而这些已不是制约我国发展的最主要因素，新时代制约我国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已经由“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化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当前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行业之间、部门之间、东中西部地区之间、贫富之间等的不平衡，而最大的不平衡就是由于二元经济结构造成的城乡发展不平衡。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的政策明显倾向城市、倾向工业。事实证明，这样的发展战略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是卓有成效的，让我国很快有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和大规模的城市。但过去那种以牺牲农业换取工业化的发展策略已经不适合新时代，并且这样的二元发展模式已经让中国社会出现一定的不平衡。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居民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乡镇居民在生活环境、思想境界上的差异明显。即使是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仍难以真正地融入城市。这就是城乡之间、身份不同的人群之间的发展不平衡。

　　不管是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城乡发展的不平衡，还是行业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群体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都不符合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因此必须振兴乡村才能实现我国的全面性发展，这就是十九大报告里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初衷。当前我国在发展“不充分”方面，表现为农村发展、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的不充分等。进入新世纪以来，城市化的进程大大加快。这一进程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其中农村发展的同质化倾向非常明显，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

　　许多乡村在发展的过程中迷失了农村自有的特色和方向，而向城市看齐，失去了乡村本身的韵味与美。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城市与乡村在精神层面上发展的不平衡所导致的。因此，乡村振兴不仅仅是我国城乡平衡发展的要求，也是城乡居民充分发展的需要。乡村尤其是城市附近的乡村发展好了，城市居民在双休日、各个小长假及国庆、春节等长假也能有个较好的旅游去处，这也能促进乡村发展、促进城乡互动，广大民众的生活品质也会提高。对美和自然的追求是人充分发展的一种必然，因此推动乡村振兴、实现乡村发展，应该要开拓出一条不同于城市发展的道路，并保留乡村的特色与风俗。综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然发生历史性转变的特殊背景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所必须完成的“补短板”任务。

　　二、“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历史依据

　　我国城乡发展的差异和党对“三农”的重视是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依据。新中国在自身发展进程中形成了明显的城乡二元差异。改革开放40年来，在我国全面推进现代化和城市改革的实践中，城市获得了飞速发展，且成效显著。多年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我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并在人力物力财力和政策上都给予了大力的扶持和倾斜。从农业农村自身发展来看，也有了很大进步。

　　一是全国农业连续丰收。如2017年我国粮食总产量1.2358万亿斤，比2016年增加33亿斤，实现“十四连丰”，棉花、油料、肉类、禽蛋、水产品、蔬菜、水果等农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4]。二是农民收入连续增长。2016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3万元，自2012年以来，年均实际增长8.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1.5个百分点。2017年我国农民可支配收入超过1.3万元，实现2012年以来的“六连增”[4]。

　　近年来，我国在“三农”领域取得了很大进步和一定的发展，但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却没能跟上城市发展的步伐，并且二者的差距较大。有些农村地区发展相对滞后，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不相适应，由此也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如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涌向城市，这必然会使得农村出现土地抛荒和经济萧条的现象，同时农村众多高素质人口的流失也让农村逐渐缺乏善于治理农村的人，由此带来了诸如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治理不当等一系列问题。历史发展进程中遗留下来的这些问题影响并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这些瓶颈和关键问题的解决，就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并提出全面、系统和根本性解决方案和路径。”[1]

　　我党历来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始终把“三农”问题摆在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改，到改革开放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应运而生，一系列正确的“三农”政策逐步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实现了小康，正在向全面小康迈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续高度重视“三农”工作的基础上，对“三农”问题也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规划，推出了一系列惠农富农和强农政策，“有力促进了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和农民增收”[5]。2013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2014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强调，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富强，没有农民安居乐业，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6]。

　　2015年7月习近平到吉林调研时强调，国家发展到“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4]。2016年4月，习近平亲临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安徽凤阳小岗村时，再次强调要“坚定不移深化农村改革，坚定不移加快农村发展，坚定不移维护农村和谐稳定”[5]。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首次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作为统摄我国“三农”工作的关键。报告提出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战略，是对我国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三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也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三农”问题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要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愿望，推动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农业的基础地位不能动摇，“三农”的重中之重战略地位不能改变。综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显然是农村发展的实践要求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抉择。

　　三、“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现实依据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到建党一百周年时实现精准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需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带领人民脱贫，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为国际社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直到十八大初期，我国仍有近1亿人处于贫困状态[7]。据此，党中央及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战略，而且扶贫工作的力度很大。近年来，我国贯彻落实“扶真贫、真扶贫”的思想，坚守着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入村入乡入户，点对点面对面，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了决定性进展。

　　2013—2017年，我国有近6600万人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摆脱了贫困，年均减少1300万人以上[4]。贫困发生率也在持续下降，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增长，正在逐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8]的愿景。即便如此，还必须要看到，“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1]到2020年，我国能否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难点问题恰恰就是农民和农村。

　　目前，在13亿多总人口中，有近6亿人口常住农村[9]。即便到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2035年，我国仍有近4亿农村人口[9]。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小康和农业农村的现代化问题。要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就务必要把农业农村问题提升到党和国家的战略高度，制定、落实正确的解决之道以全面提升其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进而实现所有农民和全国人民的小康愿景。党适时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到建国一百周年时，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现实需要。十九大强调，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过15年，到2050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3]28-29。

　　可见，现代化不是某个方面的现代化，而是包括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等在内的全方面的现代化。其中农业又是基础，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方位现代化的根本支撑和战略支持。但我国当前面临的现实却是农业农村的发展成了制约现代化的瓶颈。2018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了农业农村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总体原则和实施路径等，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和安排，是当前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举措。众所周知，事物发展进步的根源在于内因，外因需要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而从当前我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实际来看，其内在动力确实有待加强。

　　近年来，我国农民的收入不断增长，农村的发展越来越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直接给农民和农村的投入很大，如全面取消农业税、粮食最低保护价、种粮补贴、养殖补贴等等。“没有内在动力，仅靠外部帮扶，帮扶再多，你不愿意‘飞’，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0]因此，在优越的外在条件下，如何激发农业农村的内源性动力成了重点问题，也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进而实现现代化强国的必经之路。综上，“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有其深厚的理论依据和既定的历史与现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