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编辑角度谈教材质量建设

　　摘　要：2019年，教育部成立教材局并连续发文，对教材的编写、使用等进行了规范。这些文件的发布和适用单位，主体都是教育部门——教育管理部门和各类学校，它们是教材的用户，是教材产品的市场方。而对应的教材生产方——出版物管理部门和各类出版社，应该及时捕捉市场的变化，从自身做调整，积极适应市场需求。

　　关键词：编辑;教材质量;建设

　　教材在我国出版物市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无论是出版物管理部门，还是出版学和编辑学的学科领域，对教材的专门性研究和管理却相对较少。本文从教材编辑工作实践研究出发，明确教材编辑所需具备的知识结构，以期为提升教材质量提供参考。

　　教材出版知识：绘画教材出版找哪个出版社

　　一、教材类图书的现状

　　(一)教材出版物市场份额较大在我国各类出版机构中，大学出版社的占比在2017年底已经达到20%，教材的销售规模更是占到出版物总销量的30%，并且最近几年占比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大学出版社的从业人员占全国图书出版从业人员的25%左右。[1]由此可见，教材在我国出版物市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在国家出版业中的地位来看，大学出版社已从原来的补充地位逐步地转向主体地位。[2]

　　(二)教材相关制度和培训较少纵观与教材管理相关的制度文件，发文主体都是各类教育管理部门。出版行业将教材作为一个专门的门类进行研究和管理的制度、文件相对都较为匮乏。在知网检索可以发现，与教材管理相关的论文，大多是高等院校教师撰文，发表媒体也以教育类期刊为主。

　　这说明，在我国，教材管理的主体为教育部门。通过对教材的生产和流通过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教材的作者通常为高校教师，教材的使用者也是高校。因此，对教材的管理抓两头，有其必要性和科学性。但教材的生产过程在出版单位，对于生产过程的管理仍然需要出版业界贡献行业智慧。在编辑培训方面，令人欣喜的是，在全国宣传干部培训网站上，有专门的关于教材类出版物的编辑培训课程。全国宣传干部学院承担了大量的注册编辑的继续教育工作，其设置教材类的业务培训内容，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出版行业对教材编审校、发行和管理方面的知识需求。

　　二、教材编辑的知识结构

　　图书编辑队伍需要具有正确的政治站位，具备出版专业知识和学科知识的复合型人才。而教材编辑，在政治站位、专业知识和学科知识方面的要求更高。

　　(一)正确的思想政治觉悟

　　编辑是精神文化产品的“把关人”，是人民群众声音的收集者，是党的方针政策的传达者。在这个过程中，编辑的政治觉悟非常重要。因此，在编辑的职业素养中，思想政治觉悟始终居于首位。塑造编辑的知识结构，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不断提升思想政治素养的过程，要从思想政治素养上坚定职业信念，真正深刻认识到编辑思想政治素养提升的重要意义。对于教材编辑来说，思想政治觉悟的重要性具有更为突出的表现。一方面，无论是中小学教材还是大学教材，教材编辑面对的读者都是正在构建自身人生观、价值观的青少年，教材当中传递的思想政治导向就显得格外重要。另一方面，教材的编写者都是各院校当中的教授、讲师，近年来高校中有一部分教师在思想政治方面犯错误的情况并不少见。因此，教材编辑需要在两方面对教材的思想政治把关。

　　(1)谨慎选择作者。编辑需要对作者进行严格的审查，有条件的情况下要对作者以往发表的论文、著作进行抽查，及时发现作者在思想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隐患。尤其是在当前思政课程、课程思政方面，很多地区和学校对于在教材当中融入思政相关内容的热情度很高，但很多作者在这方面是缺乏把握度的，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编辑注重鉴别和遴选，避免出现不可挽回的损失。

　　(2)认真审读内容。在与法律、农村建设、扶贫工作、中外历史、科技著作等相关的选题中，特别容易出现政治上的偏差。如果作者本身的政治意识不够敏锐，就容易引发一些错误，这方面尤其要关注的是案例部分的写作。要对于案例的出处一一进行鉴别。涉及引用网站内容的时候，需要注意，避免使用未经认证的网站、私人博客、论坛上的内容。

　　一方面，网站发表和出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网站发表出来的东西，带有较强的个人色彩，未经编辑加工处理，存在一定的隐患。另一方面，网站内容是可以随时删改的，有些图书当中给出了未经认证的网站的网址，甚至生成了二维码。版权方面的隐患放在一边不说，出版单位对于网站的内容是没有控制权的，一旦后期网站内容发生篡改，将是出版物的重大失误。因此，编辑在遵守相关出版方面规定的前提下，要格外注意筛选网站资源。

　　(二)专业知识

　　我国实行责任编辑注册制度，编辑在上岗之前都 会经过岗前培训，因此，对于出版基础知识、编辑实务、相关法律等，每位图书编辑都熟记于心。教材也是一种图书，但是教材具有不同于一般读书的特点，对应的需要编辑掌握的专业知识会更多、更广泛。

　　(1)教材强调内容的统一性，需要编辑在一致性方面下细工夫。教材是学生学习的依据，其在编写上注重前后文内容的逻辑一致、体例一致。例如，对概念、学术名词、计量单位等前后一致。由于教材篇幅较长，各章节之间相对独立，所以教材编写工作常常需要多人完成，前后不统一是很多教材中经常出现的错误。编辑在审读教材的时候，应当对于一致性予以特别的关注。

　　(2)教材要求标题层级清晰，需要编辑对内容具备一定的提炼和总结能力。层级清晰、重点突出是教材编辑的一大特点。我们每位编辑都曾经是学生，都知道标题对于教材的重要性。然而在实际的编辑过程中，标题过多或者过少、标题序号混乱、标题与正文不相关等问题屡见不鲜。因此，编辑在处理教材稿件时，对于较长的段落，如连续两页未分段等情况，应主动站在读者的立场进行审视，然后回到编辑的站位，建议作者进行科学的分段、提炼段落主旨。

　　(3)教材的版面设计较为复杂，需要编辑具备版面设计方面的知识。与大众图书的灌版不同，教材的版面大多数情况下是需要精心设计的。因为教材当中包含的版块较多，如每章开篇的导学内容、章节当中的案例、提示、设问等，以及每章结束后的回顾和总结，近年来还出现活页教材的形式。版面的设计也是教学 设计的一部分。学术界对于职业教材和远程教材的版面设计有过不少论述，认为教材当中蕴含着教学的理念，甚至教材的版面体现着辅导教师的作用(tutorinprint)。

　　遗憾的是，关于教材形式的讨论始终停留在教育学界，出版行业对此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和探讨。实际上，版面设计是教材生产中的重要环节，是教材编辑发挥自己专业性，协助作者实现教学设计思想的重要过程。如前所述，我国出版行业中，大学出版社的从业人员占到整个行业的25%，而这其中编辑人员又占到60%以上，大学出版社完全有能力开展相关研究，为提升出版物质量做好知识方面的储备。

　　(三)学科知识

　　教材的分科较多，不同专业学科背景的编辑专攻某一学科的教材出版。以各大学类出版社在学科分工上的不同为例，可以看出在教材出版上，越来越呈现出“术业有专攻”的趋势：北京师范大学以文化教育类选题为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侧重于经济和法律方面的选题，高等教育出版社则在教育、经济、工业技术方面优势突出。[3]然而对于教材编辑来说，除了具有相应的学科背景以外，还需要具备教育学的背景知识。

　　教材是教学环节的组成部分。在以远程教育、成人教育等自主学习为主的教学形式当中，教学是以教材为中心组织的。因此，教材的设计过程就是教学设计的一个环节，教材编辑不自觉地参与了教学设计。教材编辑在与作者沟通书稿的过程中，除了稿件本身的知识内容问题、编校问题以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教学组织。近年来，教育技术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教材中融入多种信息技术手段，对于广大教材编辑来说，更要学习一些与教育技术相关的教育学知识，以提高教材的适用性。

　　三、教材编辑的创新实践

　　(一)远程开放教育教材

　　通过对知网数据库的检索发现，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在教材的编写和设计方面有过一系列探讨，并且发表相关的论文、著作较多。如论文《远程教育中印刷教材编写模板的设计研究》(刘臣、陈丽)，《美国马里兰学院大学远程教材的研发模式及启示》(张暾)，《刍议远程教材开发课程组制》(韦鹏)，其作者都是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的相关编辑和管理人员。

　　该社设立远程教材出版研究部门，每年开设相关科研课题，并鼓励全体编辑和相关管理人员共同参与。长期不懈的理论研究，也为该社孕育出实践成果。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在20世纪末出版的《开放英语》和21世纪初出版的“茶文化”系列教材，当中都渗透着远程教材编写和设计的理念，深受读者好评，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优秀的教材助力精品课程，上述两门课程以纸质教材为依据，开发出系列课程，在国家和相关部委的评比中屡次获得“精品课程”的称号。

　　(二)职业教育教材

　　近年来，职业教育教材从远程教材的编写中吸取经验，涌现出一批制作精良的教材。这些远程教育和职业教育教材，及其背后渗透的设计理念，值得教材编辑和教材类出版社的从业人员深入研究。

　　四、总结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出版领域。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出版物品种和码洋大幅提升，截至2018年底出版物总品种数已经达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的33.2倍。[4]面对琳琅满目的图书商品，广大读者对图书的内容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出版高质量的图书成为摆在每一位编辑面前的重要课题。对于教材出版来说更是如此，在高校全面扩招尤其是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大背景下，教材质量与教学需要之间的不平衡越来越突出。一方面需要教育部门抓源头抓选用，另一方面需要出版单位抓研发抓生产。只有这样，才能在市场“抓选用”的过程中占得先机。

　　参考文献：

　　[1]出版大数据课题组,杜大力,吕建生,赵玉山.我国大学出版图书选题结构研究报告——基于2015-2017年CIP数据的分析[J].现代出版,2019(02):5-15.

　　[2]胡鸿雁.我国大学出版社发展的管理对策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06.

　　[3]程顺祺,徐玲琳.近十年我国图书市场发展时空格局及演变[J].中国出版,2020(14):32-35.

　　[4]王曦.改革开放40年的图书出版[J].科技与出版,2018(12):13-24.

　　作者：许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