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户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决策研究

　　内容提要：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土地流转，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多要素联合决策的分析框架下，考虑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两种不同形式及其不同的劳动力损失效应，研究农户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包括非农就业报酬、土地流转租金在内的要素价格与农户要素禀赋对农户劳动力转移和土地流转决策具有显著影响;农户劳动力转移和土地转出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由于两种劳动力转移形式的劳动力损失效应不同，就地转移与土地转出之间的正相关性较弱，而异地转移与土地转出之间的正相关性相对较强。这一研究结论为推进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协调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 就地转移 异地转移 土地流转

　　在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成为新发展阶段的一项重大任务。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了具体部署，“加快打通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性通道”和“鼓励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被列为其中的重要内容①，而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土地流转则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应有之义。

　　因此，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土地流转，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进入 21世纪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不断扩大，土地流转日趋频繁。从微观层次上考察农户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的决策机制，有助于加深对农户生产要素配置决策及其对农民生产收入影响的理解，从而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有益的思路。

　　一、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中国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形成了丰富的关于农户要素市场参与决策的研究成果。从分析框架来看，已有文献大都属于单要素决策研究，即研究农户一种生产要素的配置决策。

　　一部分文献发现：农户要素禀赋、非农就业报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土地市场发育等因素会对农户劳动力转移决策产生影响(Zhao，1999;Kung and Lee，2001;杜鑫，2010;胡新艳和洪炜杰，2019);另外一部分文献则发现：农户要素禀赋、家庭劳动力转移行为、人力资本、土地流转价格、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农地产权制度及农地市场发育等因素会对农户土地流转决策产生影响(Yao，2000;Jin and Deininger，2009;程令国等，2016;何欣等，2016;杨子砚和文峰，2020;Zhou et al.，2020)。上述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的理解，但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从单要素决策研究难以完整准确地理解农户生产要素配置决策的本质和全貌。单要素决策研究不符合农户多要素联合决策的理论逻辑，具有内在理论缺陷。

　　第二，由于上述理论缺陷，单要素决策框架下的经验研究大都存在模型误设及不同程度的估计偏误。与上述研究相比，多要素联合决策研究不仅数量稀少，仅 有 Feng and Heerink (2008)、杜鑫(2013)，而且也存在一些重要缺陷，主要表现在Feng and Heerink(2008)只考察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其中一种形式——异地转移或劳动力迁移与土地转出行为的联合决策;杜鑫(2013)关于农户多要素联合决策的经济计量分析存在估计偏误、异方差性等问题;二者也都没有考虑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不同形式——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及其对农户家庭农业生产所产生的不同的劳动力损失效应。

　　鉴于此，本文拟在农户多要素联合决策的分析框架下，同时考虑劳动力转移的两种不同形式及其不同的劳动力损失效应，考察农户劳动力转移和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在进一步丰富农户多要素联合决策研究的同时，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实现拓展和深化，这也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和主要创新之处。

　　二、中国农户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联合决策的理论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出现了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和土地流转活动。从宏观数据来看，根据有关统计数据，2020 年农民工总量达到 28560 万人。其中，本地就业农民工 11601 万人，外出就业农民工16959 万人①。截至 2018 年，全国集体所有耕地总面积为 159332 万亩。其中，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达53902 万亩，所占比例约为三分之一②。从微观数据来看，根据 2015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农户参与劳动力转移和土地流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在全部 12253 个农户样本中，有 4847 个农户样本参与了劳动力转移活动，其中就地转移农户 3667 个，异地转移农户 1263个，转移农户、就地转移农户、异地转移农户占全部农户样本的比例分别为 39.56%、29.93%和 10.31%，户均转移劳动力分别为 1.46 人、1.48 人和 1.59人，占户均劳动力人数的比例分别达到 50.65%、49.19%、和 57.24%。

　　在全部 12253 个农户样本中，土地转出户、土地转入户和自给自足户分别为 2387 个、1424 个和 8442 个，分别占 19.48%、11.62%和 68.90%;土地转出户和土地转入户的流转土地面积分别为 4.91 亩和 13.51 亩，分别占其户均承包土地面积的 87.68%和 130.76%。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实行家庭承包制改革之后，中国农村住户已经成为一个拥有自主决策权的独立经济主体。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每一个拥有劳动、土地等多种生产要素的农户都是一个理性的决策主体，其生产要素配置决策的主要内容是：在既定的产品市场(包括农产品市场和非农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市场、土地市场)环境下，根据其自身所拥有的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禀赋和家庭偏好，做出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决策，以满足其收入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在中国农村地区，农户面临一个外生的劳动力非农就业市场。

　　同时，囿于农地产权制度的制约，农户对承包农地拥有承包经营权，农户对其承包地可以选择自营或流转，农村地区由此而形成了一个土地流转市场，并且这个土地流转市场对于单个农户来说也是外生的。由此，作为一个拥有多种生产要素禀赋的独立经济主体，农户根据既定的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价格水平、要素资源禀赋和家庭偏好，其全部劳动要素在农业部门自我就业和非农部门转移就业之间、全部土地要素在自营和流转之间进行统一的最优配置决策;作为统一的最优生产要素配置决策的一部分，农户劳动力转移决策和土地流转决策之间必然是相互关联的(Fengand Heerink，2008;杜鑫，2013)。

　　由于家庭农业生产函数的性质决定了农业生产劳动、土地等各要素投入之间存在正相关性，而农户土地转出(转入)意味着家庭农业生产土地要素投入的减少(增加)，劳动力转移意味着家庭农业生产劳动要素投入的减少，由此导致农户的土地转出决策与其劳动力转移决策之间同样存在正相关性，土地转入决策与其劳动力转移决策之间则存在负相关性(Feng and Heerink，2008;杜鑫，2013)。

　　农户劳动力转移从事非农就业，降低了家庭农业生产中的劳动要素投入，即存在所谓的劳动力损失效应(the lost-labor effect)。但是，不同形式的劳动力转移对于家庭农业生产所产生的劳动力损失效应也是不同的。具体来说，就地转移劳动力对家庭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较小，所产生的劳动力损失效应较小;异地转移劳动力对家庭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较大，所产生的劳动力损失效应较大。

　　因此，两种劳动力转移方式相比较而言，劳动力就地转移与农户家庭农业生产的土地要素投入之间的负相关性或其与土地转出之间的正相关性比较弱;相反，劳动力异地转移与农户家庭农业生产的土地要素投入之间的负相关性或其与土地转出之间的正相关性则比较强。下文将利用经济计量分析对上述理论结论进行验证。

　　三、中国农户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联合决策的模型构建

　　为考察农户关于劳动、土地两种生产要素配置的联合决策行为，本文选用如下所示的双变量Probit 模型 (bivariate probit model) 分析农户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的联合决策。

　　四、中国农户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联合决策的实证分析

　　本 文 使 用 2015 年 中 国 家 庭 金 融调查(CHFS2015)数据开展经验研究。列出了关于农户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联合决策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第(1)(2)列是使用双 变量 Probit模型对农户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联合决策行为 的 估 计 结 果 ，第(3)(4)(5)列 是 使 用 多 变 量Probit 模型对农户就地转移、异地转移、土地流转联合决策行为的估计结果。根据表 3 的似然比检验结果，双变量 Probit 模型和多变量 Probit模型除常数项外所有 其他系数的 估计结果具有联合显著性;同时，两个模型的正确预测百分比达到将近 70%或 70%以上水平，表明本文经济计量模型的拟合优度相对较好。

　　(一)要素市场报酬对农户生产要素配置行为的影响

　　根据非 农 就业报酬对农户劳动力转移和土地转出的概率的影响是正向的且具有统计显著性，土地流转租金对农户土地转出概率具有正向影响且具有统计显著性，但土地流转租金对农户劳动力转移概率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根据第(4)(5)(6)列的估计结果，异地非农就业报酬对农户异地转移概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地非农就业报酬和异地非农就业报酬对农户土地转出概率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本地非农就业报酬对农户就地转移概率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

　　土地流转租金对农户劳动力转移概率没有产生理论预期的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能是由于土地流转租金收入的总额及其占比在农户全部家庭收入中均比较低，尤其是相对于劳动力转移所获得的非农就业收入来说，土地流转租金收入处于较低的水平，由此造成土地流转租金收入对农户劳动力选择是否从事非农就业的决策似乎处于无足轻重的位置。

　　尽管异地非农就业报酬对农户异地转移概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本地非农就业报酬对农户就地转移概率并没有产生预期的具有统计显著性的正向影响，其原因可能在于就地转移劳动力在获得本地非农就业报酬的同时，还可以兼营家庭农业生产获得农业经营收入，并能照顾家庭，通过与家庭成员共同生活获得幸福感的提升，由此造成本地非农就业报酬这一因素对农户就地转移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总的来看，要素市场报酬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农户劳动力转移和土地转出，相应减少其对家庭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和土地要素投入。

　　(二)要素禀赋及其他家庭特征

　　对农户生产要素配置行为的影响，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较多的家庭劳动力有利于促进农户参与劳动力转移——包括就地转移(即劳动力本地非农就业)和异地转移(即异地非农就业)，但会抑制农户的土地转出行为;较多的家庭承包地面积倾向于抑制农户参与劳动力转移——包括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但有利于促进农户的土地转出行为。家庭劳动力人数和承包地面积对农户生产要素配置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均是农户根据家庭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所做出的理性选择结果。劳动力平均年龄的增长不利于农户参与劳动力转移。

　　进一步来说，劳动力平均年龄的增长主要不利于农户参与异地转移，但对农户参与就地转移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劳动力年龄的增长，身体健康状况和劳动能力的下降会使农村劳动力在异地转移市场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城镇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通常又难以覆盖较高年龄的农村劳动力，再加上中国人“叶落归根”的传统思想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终导致年龄的增长对农户异地转移概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

　　随着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农户参与劳动力转移 (包括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 的概率都有所提高，土地转出的概率也在上升。一般来说，相对于家庭农业生产经营，包括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在内的各种劳动力转移活动都要求劳动者具有较高的教育、技能水平。因此，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有利于提高农户劳动力转移概率。同时，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村劳动力，不仅具有较高的劳动力转移概率和较强的非农收入获取能力，还具有更为现代性的开放进取观念，从而使其更易于摆脱传统农业生产的束缚，具有较高的土地转出概率。

　　承包地确权颁证对农户劳动力转移概率并没有直接的显著影响，但有利于提高农户的土地转出概率，其原因在于确权颁证使得农地产权更加明晰，农户产权意识更加增强，降低了土地流转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有利于促进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市场。农户家庭成员有 6 岁及以下儿童对农户劳动力转移和土地转出概率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仅对农户异地转移概率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异地转移劳动力无法给予留守儿童适当的照顾和关爱，但家庭成员中有 65 岁及以上老人对农户异地转移概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原因可能在于留守老人可以帮助家庭异地转移劳动力照顾家庭农业生产和留守儿童成长，从而有利于促进家庭劳动力参与异地转移。

　　此外，农户所在地理区域对其参与劳动力转移和土地流转活动也有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相对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农户参与劳动力转移——包括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的概率更高，其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非农就业机会较多。与此同时，相对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农户的土地转出概率仅有少许下降，但差异并不显著。估计结果还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中部地区或西部地区对于农户的劳动力转移和土地转出概率不存在显著的影响。

　　(三)农户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决策的相关性

　　农户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决策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可通过相关系数的估计结果反映。根据第(1)(2)列的估计结果，农户劳动力转移决策方程与土地转出决策方程之间的相关系数估计值为0.1567，且在 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这一结果表明：农户劳动力转移决策行为与土地转出决策行为之间具有正相关性。根据第(3)(4)(5)列的估计结果，首先，农户就地转移决策方程与异地转移决策方程之间的相关系数估计值为 -0.3287，且在 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这一结果表明：农户就地转移决策行为与异地转移决策行为之间具有负相关性，这是在农户劳动要素禀赋给定条件下其劳动力参与就地转移与异地转移两种选择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互斥现象的自然反应。其次，农户就地转移决策方程与土地转出决策方程之间的相关系数估计值为 0.0434，异地转移决策方程与土地转出决策方程之间的相关系数估计值为 0.1292，两者分别在 5%和 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这一结果表明：即使将不同形式的劳动力转移活动分开来看，就地转移决策行为和异地转移决策行为与土地转出决策行为之间均具有正相关性。最后，就地转移决策方程、土地转出决策方程之间的相关系数与异地转移决策方程、土地转出决策方程之间的相关系数相比，前者在估计值大小和统计显著性水平上均低于后者，表明就地转移行为与土地转出行为之间的正相关性相对较弱，而异地转移行为与土地转出行为之间的正相关性相对较强。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在多要素联合决策的分析框架下，同时考虑劳动力转移的两种不同形式及其不同的劳动力损失效应，利用 2015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农户劳动力转移和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包括劳动力非农就业报酬、土地流转租金在内的要素价格与农户要素禀赋对农户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决策具有显著影响。劳动和土地要素中任何一种要素市场报酬水平的提高，都会促进农户劳动力转移和土地转出。但由于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在获得本地非农就业收入的同时，还可以兼营家庭农业生产，并能照料家庭，导致本地非农就业报酬对农户参与就地转移的激励作用并不明显。

　　第二，农户劳动力转移行为和土地转出行为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两种劳动力转移形式相比较，由于就地转移的劳动力损失效应相对较小，而异地转移的劳动力损失效应较大，导致农户劳动力就地转移行为与土地转出行为之间的正相关性较弱，而其劳动力异地转移行为与土地转出行为之间的正相关性较强。根据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1. 尊重农户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和自主决策权利。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农户的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行为都是其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及偏好而对外部市场条件做出的积极响应，是其开展最优生产要素配置的理性决策结果。坚持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应当尊重农户的自主选择，同时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促进农村生产要素资源实现最优配置。

　　2. 推进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协调发展。《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指出：“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应当同步推进各生产要素市场的协调发展，在大力发展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积极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同时，还应当积极推进农村土地市场发展，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发展，为“四化”同步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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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推进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和就地转移协调发展。立足于小规模农户众多的实际国情，中国从小农经营为主到规模经营为主的现代农业转型可能会经历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时期。在推进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既要加快推进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要重视推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城镇化，以发挥其增加农民收入并能兼营家庭农业生产、稳定国家农业供给的多重优势，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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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杜鑫.劳动力转移、土地租赁与农业资本投入的联合决策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3(10):6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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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杜 鑫 李 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