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丰子恺与周作人儿童文学教育思想比较及其当代意义

　　最为一个忠诚的儿童崇拜者，儿童自然是丰子恺文学和漫画创作的重要元素，以下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丰子恺与周作人儿童文学教育思想比较的文学期刊投稿:丰子恺与周作人儿童文学教育思想比较及其当代意义。欢迎阅读参考。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催生出的中国现代美术和现代文学，是一对最先引人注目的现代文艺双胞胎。这对中西文化交融孕育而生的小姊妹，从她们诞生之日起，就重新建构起中国文艺发展的新坐标。在这个坐标系上，丰子恺和周作人无疑分别是各自坐标轴上一个无法绕过的重要坐标点。作为中国“漫画之父”的丰子恺，虽然一生痴迷艺术，崇拜童心，但在时代政局的变动下，这位一心向佛的“居士”，后来在日趋窒息的“车厢社会”里，竟然也显示出“战士”精神的另一面。而与此相反，周作人则由五四时期发现“儿童”和“妇女”，高举“人的文学”大旗的“叛徒”，在政治风云的逼仄下转身为一个专心耕耘“自己的园地”的“隐士”。两人的生命历程和思想逆转，令人不胜感慨。由于都留学日本，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关注儿童命运，丰子恺和周作人在关于儿童、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教育等方面形成了许多颇为相似而又有区别的观点，认真梳理、比较和考察这些观点，对于当代中国儿童文学教育诸方面凸显出来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对于“成人文化”与“儿童文化”的冲突与重构问题，将会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儿童观：“儿童崇拜”与“儿童本位”

　　在人类发展史上，人的自我发现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西方社会在16世纪发现了人，18世纪发现了妇女，19世纪发现了儿童，此为西方近代的三大重要发现。瑞典的爱伦凯则认为，18世纪是人的世纪，19世纪是妇女的世纪，20世纪是儿童的世纪。她对儿童地位将得到提升的预言，表明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儿童，被解放得最晚。虽然儿童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但是关于儿童的自觉观念，却沉睡了两千余年。“儿童”是在社会历史不断迁移的过程中，被成人文化所构建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作为历史的概念，每一种形态的“童年”，都是某个历史时代的制式在具体的儿童生命和生活上的映现，是成人社会对“童年”的普遍假设。法国教育家卢梭认为：“在万物中，人类有人类的地位，在人生中，儿童期有儿童期的地位;所以必须把人当人看待，把儿童当儿童看待。”可以说，“儿童”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道主要风景被发现，积极重视儿童文化生态建设，是衡量我们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尺。

　　深受西方现代艺术启蒙并有五个孩子的丰子恺，可以说一生崇拜儿童，痴迷艺术和宗教，儿童是他创作素材里的主角。在他的漫画和散文里，儿童的率性活泼和健全处处可见：有给凳子腿穿上袜子的;有睡着后遗落满手香蕉的;有要天不下雨、要球停在墙壁上、要拉住火车尾巴、要月亮出来的;有以为剃头师傅要割爸爸脑袋的，等等。丰子恺的笔下，儿童的世界天真烂漫广阔自由，儿童们都是天赋的身心健全者。而与儿童的健全相比，大人是残缺的;与儿童的纯真相比，大人是虚伪的;与儿童的身手活跃相比，大人就是手足麻痹、半身不遂的残废者;孩子是“莲花不染尘”，大人则是“物欲蔽天真”。儿童与成人完全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成人的世界由于受实际的生活和世间的习惯的限制，所以显得非常狭小苦闷，而孩子们的世界则不受这种限制，非常广大自由。年纪愈小，其所见的世界愈大。丰子恺认为，儿童时代是人一生中唯一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儿童的种种行为都是“惟我独尊”式的，全然没有成人的“遏制”、“忍耐”、“牺牲”等等“人类之爱的辛味”(《送阿宝出黄金时代》)。然而，儿童这种健全的天赋会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失去，以致儿童长大后就离开了他们的黄金时代，成长为可悲的成人。丰子恺的内心深处，是拒绝孩子成长，痛惜孩子走出黄金世界的。他常想象的理想人生甚至是，小孩子长到十岁左右无疾而终，完成极有意义与价值的一生。他认为早产而夭折的儿子比拥有天真烂漫生活的儿童更加令人艳羡，因为他是“完全的天真，自然，清白，明净”(《阿难》)。因此，丰子恺认为，成人应该做儿童的崇拜者，儿童精神世界的守护者。除了他自己多次在文章中称自己为“儿童的崇拜者”外，丰子恺还在自己随身携带的烟斗上刻下一首诗：“吾爱童子身，莲花不染尘。骂骂唯解笑，打亦不生嗔。对境心常定，逢人语自新。可慨年既长，物欲蔽天真。”可以说，真心欣赏儿童、崇拜儿童是丰子恺长期坚守的儿童观。

　　与丰子恺这种颇为感性的“儿童崇拜”观相比，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观似乎更为客观理性。清末以来进化论观念甚为中国读书界所推崇，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以周作人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认为，中国要想取得进步的发展，必得倚赖中国儿童未来的发展。他概括出现代意义的儿童观包含这几个方面：“第一，要把儿童当人看;第二，要把儿童当儿童看;第三，要尊重儿童的独立人格。”尽管目前有学者质疑“儿童本位论”不是周作人最早提出来，但学界还是一致认为，大力鼓吹、实践“儿童本位”观，周作人无疑是立场最坚定、宣传最给力的启蒙者。在中国，自“五四”以来“人”的发现后，就是“妇女”的发现和“儿童”的发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周作人发表的《祖先崇拜》集中阐述了“幼者崇拜”的儿童本位观，激烈批判了“父为子纲”、“祖先崇拜”的传统文化思想：“我不相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Biologie(生物学)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标准。在自然律上，的确是祖先为子孙而生存，并非子孙为祖先而生存的……所以我们所感谢的，正因为古时文化来了又去，祖先生了又死，能够留下现在的文化和我们——现在的文化，将来也是来了又去，我们也是生了又死，能够留下比现时更好的人。”(《谈虎集·祖先崇拜》)周作人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站在生物学、进化论的科学理性高度，否认“祖先”、成人的绝对伦理标准和权威的意义，肯定儿童在社会和历史中的特殊地位，具有人的价值，是将来社会的主人，人类未来文化的创造者和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这是一种以自然科学为依据，以民族和人类的现在、将来的发展为价值取向的新的儿童观。这种“儿童本位”观与周作人倡导的“个人人间本位主义”相一致，不仅要求人们尊重儿童，还要求人们理解儿童。因为儿童不仅是人。同时又是儿童。也就是说，儿童不仅具有一般意义上的人的价值和地位，同时还有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和地位。

　　二、儿童文学观：“艺术诗性”与“自然本性”

　　最为一个忠诚的儿童崇拜者，儿童自然是丰子恺文学和漫画创作的重要元素。他憧憬于孩子们的生活，并在自觉不自觉中。将孩子们的生活诉诸笔端，留下了《从孩子得到的启示》、《华瞻的日记》、《给我的孩子们》、《儿女》、《作父亲》、《送阿宝出黄金时代》等美文。这些文章都是极好的儿童文学作品，一方面显示出丰子恺对儿童生活的羡慕，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对儿童文学中“艺术诗性”的追求。例如，他饶有兴趣地描述了一个炎夏的下午，几个孩子吃西瓜时的艺术表现：最初是三岁的孩子的音乐的表现，他满足之余，笑嘻嘻摇摆着身子，口中一面嚼西瓜，一面发出一种像花猫偷食时候的“ngam ngam”的声音来。这音乐的表现立刻唤起了五岁的瞻瞻的共鸣，他接着发表他的诗：“瞻瞻吃西瓜，宝姐姐吃西瓜，软软吃西瓜，阿韦吃西瓜。”这诗的表现又立刻引起了七岁与九岁的孩子的散文的、数学的兴味：他们立刻把瞻瞻的诗句的意义归纳起来，报告其结果：“四个人吃四块西瓜。”(《儿女》)在丰子恺眼里，儿童是天生的艺术家。他们每天做火车、做汽车、办酒席、请菩萨、堆六面画和唱歌，全都是主动自觉地创造生活。儿童们的创作力比大人旺盛得多。大人们的呼号“归自然!”、“生活的艺术化”和“劳动的艺术化”，在儿童面前“真是出丑地很了”(《给我的孩子们》)。丰子恺认为儿童具有“绝缘的眼”，可以看出事物本身的美，可以发现奇妙的比拟。而这种态度，是与艺术的态度相一致的。正因为丰子恺把童心与艺术看作是相通的，所以，他认为儿童艺术要排斥一切世俗功利，以及道德、社会、科学和技能的因素，儿童文学的创作者要像看待天上的神明与星辰那样，把人间的艺术与儿童放在同等的地位上。因为真正的儿童文学就是天然的“艺术”，字里行间处处都充盈着“诗性”。

　　相对于丰子恺的儿童文艺实践，周作人更注重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据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到1913年，他发表的有关理论文章就有25篇。这些文章内容非常广泛丰富，既有对儿童文学的形式、特征、作用、创作方法等基本理论的探讨，又有对童话、儿歌等多种文体的研究。特别是在1920年10月26日，周作人在北京孔德学校作了题为《儿童的文学》的讲演，宣告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的诞生。他说：“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二十岁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全生活只是一个生长，我们不能指定那一截的时期，是真正的生活。”“我们承认儿童有独立的生活，就是说他们内面的生活与大人不同，我们应当客观地理解他们，并加以相当的尊重。”这篇讲演成了此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纲领性文件，研究儿童文学的人经常将其中的观点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

　　提出了“人的文学”和“儿童文学”两大理念，并且将“人的文学”理念应用到儿童文学创作上来，是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大贡献。在《儿童杂事诗》中，不管是记录越中四时风习与食物，还是搜罗童话与儿歌，周作人都是基于儿童本位的思想，以儿童的眼光来观察，这体现了周作人自五四时期便形成且一以贯之的儿童本位的思想观。他认为儿童文学的核心是回到儿童本位，尊重儿童独特的个性，顺应儿童的“自然本性”。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纲常伦理桎梏下，儿童基本是成人的私有财产，从来就没有多少做人的权利与尊严。以成人为本位的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就习惯了视儿童为“缩小的成人”，父母总是以成人的视角去规范孩子的行为，或用“父父子子”式的封建礼教规训儿童。这是“没有儿童”的时代，当然也不可能产生儿童所需要的文学。千百年来，无数人的童年时光湮灭在枯燥的《三字经》、《百家姓》和“四书”“五经”里。因此，周作人哀叹道：“可喜别国的小孩子有好书读，我们独无。这大约是不可免的。中国是无论如何喜欢读经的国度，神话这种不经的东西自然不在可读之列。还有，中国总是喜欢文以载道的。希腊与日本的神话纵然美妙，若论其意义则其一多是仪式的说明，其它又满是政治的色味，当然没有意思，这要当作故事听，又要讲的写的好，而在中国却偏偏都是少有人理会的。”周作人深刻地意识到，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令人窒息的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以其强大的力量压迫着儿童的生存文化空间。正因如此，要消除无知，把儿童从蒙昧和专制的“非人时代”解放出来，过一种自由而健康的“人的生活”，恢复儿童生命的“自然本性”，便是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基本诉求，这种把人当人、把儿童当作儿童的文学观明显具有现代性品格。

　　三、儿童文学教育观：“儿童中心化”与“人的现代化”

　　丰子恺1921年赴日留学时，正值日本童心主义文学艺术的全盛期，这种氛围促使他将艺术与童心联系起来，在对艺术的崇仰中发现了童心的可贵，这为丰子恺形成以“儿童崇拜”为心理基础的纯艺术儿童文学观提供了契机。当他以居士身份皈依佛门后，更是以佛家教义作为安身立命的宗旨。作为艺术家和佛家“居士”双重身份的丰子恺，其儿童文学教育观便自然而然与他一贯坚守的纯艺术观和趋向佛理的人生观产生了密切的关联。可以说，他的儿童文学教育观正是在佛家“心性本净，客尘所染”的基础上形成的。丰子恺确信，儿童生来就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认识千古的大谜的宇宙与人生”的童心，是儿童与生俱有的，而这在作为教育者的成人那里却是早已失去了的。因此，他认为真正的儿童文学应该是以童心来教育成人，而不是所谓传统的文以载道规训儿童，否则就像要求天上的神明与星辰，来崇拜世俗的人间那样，令人不可理喻了。儿童文学教育实际上根本“不必父母与先生教他”，“只要父母与先生不去摧残它而培养它，就够了”(《关于儿童教育》)。这样一来，所谓的儿童文学教育，只能是单纯的欣赏、赞叹和保护儿童，而非引导儿童。因为在孩子面前，成人根本没有任何优越性可言。一个病态、残缺、不健全的人是不配教健全的人的。这是丰子恺对于传统儿童教育的大胆颠覆!其实，丰子恺在随笔和漫画中处处赞扬儿童，不过是为了从反面来诅咒当时成人世界的恶劣。他的种种努力都是为了引起人们对珍贵童心的发现，引发我们对于儿童生命价值的重新体认。丰子恺这种尊重儿童个性、高度评价儿童人格的“儿童中心化”教育观，与华兹华斯的“儿童是成人之父”，马斯洛的“第二次天真”等观点都有相通之处。在某种程度上，丰子恺的儿童文学教育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参考价值。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最早提出儿童文学口号的，他认为儿童文学的最高使命就是尊重儿童的自由生命价值，使儿童的身心得到健全、自由、充分的发展，从而“把儿童养成一个正当的‘人’”(《谈虎集·关于儿童的书》)。这其实是周作人“人的文学”理念在儿童文学观上的自然展开，仍然是关于“人的解放”促进人的“现代化”进程的文学启蒙思想的问题。他认为只有顺应儿童的自然本性，儿童文学才能满足儿童的自然欲望，引导儿童向善向美。因为人是“‘从动物’进化的”，“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到完全满足”(《人的文学》)。尽管周作人强调儿童文学的超功利品性将会带给儿童的精神愉悦，他还是十分重视儿童文学的教育性。为了充分实现儿童文学的教育性，周作人还积极倡导儿童文学文体的多样化，注重童话传说与儿歌民谣对儿童的教育意义，认为童话在儿童教育上的作用是文学的而不是道德的。他极力倡导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的价值主要是娱乐、审美等功能，他强调：“我很反对学校把政治上的偏见注入小学儿童，我更反对儿童文学的书报也来提倡这些事。以前见北京的《儿童报》有过什么国耻号，我就觉得有点疑惑，现在《小朋友》又大吹大擂的出国货号，我读了那篇宣言，真不解这些既非儿童的复非文学的东西在什么地方有给小朋友看的价值。”正是由于这样的态度，周作人认为：“《伊索寓言》向来一直被认为启蒙用书，以为这里故事简单有趣，教训切实有用，其实这是不对的，于儿童相宜的自是一般动物故事，并不一定要是寓言，而寓言中的教训反是累赘，说一句杀风景的话，所说的多是奴隶的道德，更是不足为训。”周作人这种特别注重美育的儿童文学教育观具有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体现了“五四”时期中国启蒙主义者对“人的现代化”的强烈诉求。

　　四、儿童教育与文学的当代启示：“成人文化”与“儿童文化”的冲突与重构

　　法国思想家蒙田曾经感叹：“摆在人类知识面前的最困难、最重要的问题似乎就是正确地抚养和教育儿童。”中国当前的儿童教育，确实已经成为社会、学校和家庭里最困难、最重要的问题之一。通过对丰子恺和周作人有关儿童、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教育等方面思想的上述梳理和对比考察，我们发现，当代儿童教育的实质问题其实是两种文化冲突的问题。

　　我国其实很早就开始重视儿童教育，但是在清末民初以前，我国儿童教育思想一直是“成人本位”的。从清末开始，西方现代教育思想开始传入我国，到民国初年，新式学校取代了旧式私塾。在五四时期，西方儿童观和儿童文学及教育观的传人和倡导，给中国儿童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根本性变革。特别是“儿童中心主义”者杜威在我国长达两年之久的教育思想的传播，深刻影响了丰子恺和周作人等一批中国的儿童教育者。杜威明白地宣告儿童是教育的中心：“教育的最大毛病，是把学科看作教育的中心。不管儿童的本能、经验如何，只要成人认为一种好的知识经验，便炼成一块，硬把他装入儿童心里面去。现在晓得这种办法是不对了。其改革的办法，只是把教育的中心搬一个家：从学科上面搬到儿童上面。”在杜威等人影响下，丰子恺和周作人都产生了尊重儿童、恢复童心和人性的现代意识，不论是“儿童崇拜”观还是“儿童本位”观，都是对传统“成人本位”文化的颠覆，他们的思想不仅在20世纪初的古老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就是对当下的儿童教育也无疑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毋庸置疑，当前我国儿童教育充满了急功近利的世俗性，应试教育愈演愈烈。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成人与儿童的关系日趋紧张，造成了“成人文化”与“儿童文化”的激烈冲突。以成人为本位的“成人文化”基本无视儿童生命的独立性，常常把儿童看作是缩小的成人，或者是成人的预备。当下商业时代成人间的竞争拼杀已经提前到儿童时代，甚至是幼儿时代或者更早。父母们所热衷的胎教、选学、奥数、各种兴趣班等等这些“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的教育观，带来了儿童教育的误区。丰子恺把这种误区称作是儿童的大人化，周作人认为是一种少年老成主义。这无疑是“成人文化”对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化”的无理强暴。当代著名的儿童文学研究者朱自强先生将这种文化冲突对儿童“当下幸福”的伤害，归纳为三方面：一是孩子们自由自愿的游戏。游戏对于儿童来说是一种非常正当且不可缺少的精神活动，席勒充分肯定过游戏在完成圆满人性上的意义：“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所以，当下教育对儿童游戏的基本否定，使儿童教育失去了一种珍贵资源，这与教育的本质背道而驰。二是孩子们的感情，比如成人谈虎色变的“早恋”问题。其实，青春期的孩子对异性的渴慕，本是一种美好的情感，犹如春来花开，是自然而然会发生的事情，不存在“早”与不“早”的问题。在从儿童期向成人期过渡的过程中，当下的教育基本是压抑甚至粗暴地否定这种情感，导致孩子精神生活的丰富和发展被桎梏，甚至会产生人格发展、自我身份认同等一系列青春期心理危机。三是孩子们自己的时间。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需要一定的时间交友、玩游戏、看漫画、闲逛、胡闹甚至发呆、睡懒觉，等等。孩子心灵的丰富和精神的成长，是需要这些“无所事事、不务正业”来哺育的。但在当下的家长和老师看来，这一切都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

　　在充满功利主义的当代儿童教育中，家长们容易走向两个极端，要么放羊式的自由散漫几乎不管，要么是狼爸虎妈式的苛刻要求。孩子一出生，大多数父母就给他们树立远大目标(甚至是自己未曾实现的梦想)，孩子整天被淹没在各种功课里，在朝着成年后人生目标的努力中，丢失了童年的快乐。“预备将来，应该是教育的结果，不是教育的目的。倘能把现在的生活看作重要，使儿童养成种种兴趣，后来一步一步过去，自然就是预备将来。倘先悬一个很远的目的，与现在的生活截然没有关系，这样预备将来，结果一定反而不能预备将来。”杜威20世纪初在中国讲的话，触及到的却是21世纪后中国儿童教育的根本弊端。因此，重新回顾丰子恺和周作人的儿童观和教育观，注重儿童文学的审美教育，强调将儿童文学从以成人意志、成人教育目的论为中心，转移到以儿童为中心，也即以儿童文学的服务对象和接受对象为中心，使儿童文学契合儿童的年龄特征、思维特征和社会化特征，充分考虑与儿童经验世界和想象世界的联系，是当下儿童文学教育的首要任务，这也是重建“成人文化”与“儿童文化”和谐关系的重要环节。令人欣慰的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儿童文化建设，中国目前已经出现了方卫平、朱自强等一批积极保护“童年生态”的专家学者，传统的“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观念正在被“儿童文学是解放儿童的文学”等理念所代替。因为，文学的价值应该永远是对人类的心灵进行关怀和抚慰，无论它的对象是成人还是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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