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蜀王朱椿与张三丰交游原因及动机分析

　　朱椿为明代蜀府第一代蜀王，时称贤王，而张三丰是明清时期名望颇高的道士。明清文献记载二人曾有所往来，朱椿亦称张三丰为“吾师”。但关于张三丰本身就存有较大争议。通过阅读署名为蜀王朱椿和张三丰对二人交往事的记载、以及其他人对此事的记载，并将这些记载进行分析与对比，从中发现包括朱椿与张三丰所作的诗歌在内的所有相关的文献记载，在二人交往的时间、地点、互赠诗歌内容等方面都存有疑议与彼此矛盾处。从而可以得出朱椿与张三丰本是无关联的两个历史人物，却被持有不同目的的人捆绑在一起。

　　关键词：明代,蜀王朱椿,张三丰

　　学界对张三丰的研究较多，而对蜀王朱椿的研究则较少，至于二人交游一事，只是被一些研究者当作确有张三丰其人的有力证据，而没有深入的探讨1。张三丰作为一个真实与虚构并存的矛盾人物，明清文献记载他与蜀王朱椿交游一事的真实性，亦需要进行严密考证。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明清文献中关于二人交游事迹记载的整理与分析2，梳理蜀王朱椿与张三丰交游之事的真实面貌，以及他们交游或者是被交游的原因与动机，亦可从侧面考证张三丰是否真有其人。为了行文方便，本文先设置一个大前提，即元末明初确有张三丰其人。

　　一、张三丰与朱椿的记载与疏漏

　　翻阅相关文献后，笔者发现署名为张三丰与蜀献王朱椿的诗文共有四篇，包括三首诗歌和一篇赞文：署名为蜀献王朱椿的《张丰像赞》《赠张三丰先生》《送张三丰遨游》，署名为张三丰所作的《题玄天观寄蜀王》1。这些诗文的传世给人一种言之凿凿之感，令我们不得不相信蜀王朱椿与张三丰确有来往。可事实并不如此，因为这些文章的著作权存有争议，而内容则自相矛盾。蜀献王朱椿曾著《惠园集》，但在明后期即已失传，这使我们无法得知其详。而《云水集》据说是张三丰所作，其真实性亦需进一步考证。

　　《张丰仙像赞》一文，仅就篇名来说，便无法证明他二人曾有过交往，因为此文是以张丰的画像而作;且连名字都遗漏一字，更何谈其他，甚至有可能其文所说的并不是张三丰，而仅是一个名为张丰的人2。同时该文也存有疏漏之处，张三丰劝朱椿随其入道，必然会以一些神奇处引诱朱椿，如年龄、道术等。如在《赠张三丰先生》中，朱椿已称张三丰为“吾师”，而此文却说“吾不知其甲子之几何”，逻辑上是说不通的3。更令人不解的是，《张丰仙像赞》被《张三丰全集》收录，内容差异不大，但题目却为《题三丰仙像赞》，作者也变为蜀惠王4，此人是朱椿的曾孙。

　　《张三丰全集》在清康熙年间由汪锡龄搜集整理而成雏形，至道光年间由李西月定稿，正式刊行，比前述地方志问世要早;且蜀献王朱椿的声望要远高于蜀惠王，而汪锡龄、李西月又身为道教徒，为便于道教传播，必会选声望较大之人，而不是选知名度不高之人作为宣传媒介，此其存疑处之一;同时该篇文章未出现于明朝文献，至清代中期始见于世。

　　《全蜀艺文志》《补续全蜀艺文志》二书旨在搜集四川历代的诗词文章，若《张丰仙像赞》，或者《题三丰仙像赞》果真是朱椿，或者蜀惠王所作，即使此时朱椿和蜀惠王的文集已散失，没有原本，但周复俊、杜应芳距他们在世时间并不久远，且曾在蜀地为官，他们广求历代蜀人或者在游蜀之人的文章，应不会未访寻到此文;何况据称《张丰仙像赞》是被刻在鹤鸣山中的石壁上，而该文章亦不见于清初所编的地方志当中，其真实性当大打折扣。此外，钱谦益、朱彝尊和陈田分别编纂有明朝诗歌汇编，都收录了蜀献王朱椿的诗，其中均未包括上述两首诗，三人集体被遗漏的可能性不大，实际情况当是，他们不是没有发现，而是认为该诗不是朱椿所写，从而不予收录。

　　《送张三丰遨游》只见于清人汪锡龄编撰的《张三丰全集》中。内容是张三丰告别蜀王朱椿，朱椿作诗以送。其中有言：“赠我治心方”5，应是指张三丰传授了一些处世之法。然观其他文献记载，只有汪锡龄撰写的《见蜀王椿》中提及张三丰传授如何处世之法6。且《见蜀王椿》一文似无真实性可言，下文再详细阐述，如此《送张三丰遨游》的真实性亦不確定。从其内容来看，此诗是与《见蜀王椿》的相关记载相呼应的，不可能在有此诗的情形下，他书俱未有相关记载。该诗前两句“忆昔蓬来阆苑春，欢声未尽海扬尘。恢宏事业无多子，零落亲朋有几人”，似乎为朱椿表达自己的失意之情，第三句为转折，第四句却突然称赞张三丰，似有突兀之感，似不为一首诗，反而像是拼凑之作。

　　且既然“牧牛仙子慕全真”，便不会拒绝张三丰的邀请。而通过第三方文献的记载，我们发现张三丰与朱椿相见的时间在洪武年间，大约在二十四年至三十年左右7，时朱椿二十二至二十九岁，正值意气风发之时，且明太祖对宗室甚为重视，给予了较大的权力，不可能有此种感慨。直至建文帝与明成祖时，才开始陆续限制宗室的权力，一些亲王先后被逮下狱。而从现有关于张三丰与朱椿交游的记载，只有一次，且以后未再有书信往来，故而该诗不可能是朱椿于永乐年间完成的。

　　《张三丰全集》中收录的《题玄天观寄蜀王》又被周复俊编辑的《全蜀艺文志》收录1，内容一致，而篇名略有不同，后者为《题玄天观》。周复俊活跃于明代中后期，曾担任四川布政使，所著《全蜀艺文志》成书时间要远早于《张三丰全集》。他既已收录该诗，不可能未见“寄蜀王”三字。而从该诗的内容来看，尤其是“宦情于我似鸿毛”一句，更像是针对明太祖与明成祖访求他而作的。明太祖、成祖招揽张三丰，虽多次寻访不见，仍旧赐予其官。

　　张三丰作为方外之士，要象征性地表达一番。而该诗题目所写的“玄天观”的具体位置也尚待考证，因为明代有多个道观名为“玄天观”，据明人李贤等修纂的《明一统志》就记有五处名为“玄天观”的道观，有四处记载了修建时间，其中四川越嶲卫的玄天观是景泰年间修建，贵州的田州和向武州的玄天观为洪武年间所建2。若《题玄天观》是寄给蜀献王朱椿的，那么此处的玄天观应位于贵州，但依据现有文献记载，蜀献王朱椿不曾到过贵州，且田州和向武州距成都较远，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由上述两地寄诗给朱椿似不大可能。此外，这首诗的内容与朱椿的《送张三丰遨游》相呼应，当是在朱椿送别之后，张三丰到了贵州方回应之作，此事不符常理。

　　从张三丰、朱椿的文献作品中，找不到所需要的真实材料，那么，我们只得转而求其次，从他们身边的人入手，以期获得线索。依据传说，张三丰虽有徒弟，但大部分时间是孤身一人生活，因此不能考订该事。而蜀王朱椿拥有一个较为庞大的生活圈子，终其一生未脱离此环境。但笔者翻阅了蜀府相关人员的文献，亦未曾发现有真实可用的材料。不仅当时的王府官员未记载蜀王朱椿与张三丰交游一事，就连他的子嗣们在著作中也未曾提及此事。朱椿在洪武二十六年九月之前，已有三子，世子业已五岁，姑且以为其年龄较小，不记得此事。但是朱椿会见如此重要的“名人”，并称其为“吾师”，这样一件足以自荣的事情，他难道不会向自己的子嗣们讲述吗?张三丰前往蜀府，如此重大之事，难道不会在蜀府内部口口相传吗?但连上述所提的著作权有争议的《题三丰仙像赞》，丝毫未提蜀王朱椿与张三丰曾有所来往。今存蜀成王朱让栩的文集，也未曾提及张三丰见朱椿一事。另《全蜀艺文志》又录有蜀定园的《过玄天观》3，而该诗亦被收录进《张三丰全集》中，不过题目却为《题玄天观忆丰仙》4，内容未变。我们不能仅凭此诗中的“羽客”“仙人”，便将其与张三丰联系在一起。笔者认为该诗仅仅是表达了蜀定园的失意之情，而“忆丰仙”三字是后人增添的。

　　二、明清相关文献所载交游事迹及其疏漏

　　(一)明清相关文献所载交游事迹

　　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明清时期共有14篇文献记载了洪武年间张三丰与蜀献王朱椿相见一事，包括见面时间、地点、情形等。

　　洪武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自言辞世，留颂而逝，民人杨轨山等置棺敛之，临葬，发视之，三丰复生，后入蜀，见蜀王。王一日宴僚佐，丰出碧根连带枣，献之，又取席上金盏，实土其中，摇落一齿，埋于内，少顷，生一莲，大如盘盂，一叶千色千点，一花几千余，叶光射梁楹，气极清香。宴毕，花灭，复取齿，还入于口。

　　而依据这些文献的内容来看，张三丰与蜀王朱椿相处应较为融洽，张三丰在蜀府停留多日，曾参加蜀王朱椿主办的宴席5;并赠送给蜀王朱椿一条铜缐6;即使当时朱椿拒绝与张三丰入山修道之邀请，张三丰仍教朱椿为人处世之法，“藩封虽好，然须志退心虚，乃保无祸”7。而观蜀王朱椿的一生，确实是如此作为，历侍三朝，荣誉满身。不知是朱椿按照张三丰所教导而行，还是后人依此附会。

　　(二)明清相关文献记载的疏漏与矛盾

　　1.交游时间的矛盾

　　蜀王朱椿与张三丰相见的一个潜在前提是张三丰入蜀，而依据明清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确定张三丰曾多次入蜀，然入蜀不一定见蜀献王朱椿，但見朱椿则必入蜀，二者并不冲突。明清相关文献记载张三丰在元末入蜀，与明初入蜀见蜀王存有一个共同点，即张三丰都是游魂后，再入蜀。张三丰作为一名“活神仙”，当然可以多次死而复生，信徒大多也是相信其死而复生的。但有研究者通过分析《张三丰全集》中的相关诗文，认为张三丰游魂只有一次，且发生在元末1。“游魂”本道教术语，在明清小说与民间传说中，此事屡见不鲜，如八仙之一的铁拐李便曾游魂2。笔者不敢妄断其是非，但不得不说：张三丰不可能每次游魂，都在同一地点——金台观，且由同一个人——杨轨山收敛其遗体，此事似说不通。而作为边缘人物的杨轨山，可能因其无关紧要，为史书所遗漏，我们难详其生平年代和事迹。

　　根据明清文献所载张三丰在一次游魂后，认为杨轨山为人忠厚，便收其为徒，那么之后发生游魂时，杨轨山已是张三丰的徒弟，文献中便不可能再以“县人”“土民”称呼杨轨山。游魂的时间即使是在同一年，其具体日期也相互矛盾，有九月二十日、七月二十日等说，此难道仅仅是文献编撰者的无心之失?还是他们道听途说的版本不同?抑或是文献编撰者根本就不知道时间，而随意编造3?

　　任自垣所著《张全弌传》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张三丰传记，其中记载洪武二十三年以后，张三丰不知所踪4一段历史。另有文献则记载有，张三丰于洪武二十三年后往来于长安与陇西之间，后至甘州张指挥家5;张三丰于洪武二十四年云游甘州，居住在张指挥家达十年之久6。而成书于万历年间的《张仙遗事》明确记载了张三丰于洪武二十五年至建文元年，一直在福泉修仙7。既然不知所踪，或寓居甘州十年之久、或寓居福泉，那么这些记载张三丰于洪武二十四年以后，二十五年，或二十六年以后入蜀的信息便不能成立，至少是相互抵牾的。我们还应考虑一点：张三丰与蜀王朱椿都未曾说明何时相见，他人是如何得知相见时间的?且其信息是从何而来?显然是有人在不断编造张三丰的事迹，又因为是不同的人在编造，从而时间上有所出入，而这些事迹又为文献编撰者所听闻、采用，从而造成了文献记载上的差异。

　　此外，蜀献王朱椿于洪武二十三年就藩，至其去世，除于洪武二十六年正月赴南京觐见明太祖，在南京闲住两天后便返回成都外，一直在藩地居住。因此在交游时间的记载上，汪锡龄所记的于洪武十七年前相见一说便不能成立。汪锡龄称其所作据是依据张三丰口述，除非是张三丰因年老而记不清年份，但这显然不可能，身为得道之士，如何会有如此低级错误呢?那么《三丰先生本传》的其余记载也是需要推敲的，如著名商人沈万三曾拜张三丰为师，洪武年间，因犯事，被发配云南，又与张三丰相见8等事。

　　三、文本之外的张三丰与蜀献王朱椿交游事

　　通过前文的阐述，张三丰与蜀献王朱椿交游一事可断定为伪，但我们不能就此简单地将其置于一旁。张三丰与蜀献王朱椿交游之事为明清文献编撰者集体造假之结果，然造假亦不会是无因之果。如同吴晗先生所认为的明人盛传建文帝未死，其目的在于反对成祖及其后继者之政策6;现今学者也多赞成此论，认为明中叶以后出现大量的建文朝史书，以及建文帝流浪之说，是对永乐朝不满7的一种表现。

　　明清文献中，曾有文献记载宁王朱权“与张三丰、周颠仙味歌酬唱”8;湘王朱柏有诗《赞张真仙诗》，此诗的著作权没有多少争议。但这两类记述都没有流行，明清时人没有将他们与张三丰捆绑在一起。清人郑官应在总结明太祖和明成祖等人访求张三丰未果一事时，曾感慨道：“相逢须有缘”1。既然明太祖、明成祖身居帝王之位都无缘得见，这得需要怎样的缘分，而蜀献王朱椿又为何如此有缘?朱椿是明代蜀藩第一代蜀王，于洪武十一年(1378)被封为蜀王，二十三年就藩，卒于永乐二十一年(1423)，谥号为“献”，是明初众多宗室诸王中，唯一一个历侍三朝而安然无恙、荣誉满身的藩王，并被誉为“贤王”2。史载朱椿好学，“执礼法，表里惟一”，在潜心儒学之余，还涉猎佛道之典籍，与僧人来复、释梦观、释大壑，道士张宇初等人来往过密。

　　宁王朱权、湘王朱柏与蜀王朱椿都是明代第一代藩王。宁王朱权是一个较有争议藩王。洪武朝，他风光无限，而自永乐朝以降，却处处受困。宁王朱权的“污点”在于靖难之役，为当时尚为燕王的朱棣所挟，抑或是为他的言语所动而南下，这已是对建文帝的不忠;而后又因为明成祖未兑现当初的诺言，封地又改為南昌，又加之备受猜忌，所以“心怀怨望”，这亦是对成祖的不忠。而以后其子嗣朱宸濠又因谋反伏诛，不仅使得宁藩一系绝嗣，也极大地损坏了宁藩之名望4。湘王朱柏文武双全，在政治上也有建树，但是因为建文帝的疑心与发兵围之，选择了自焚，结束了自己的一生5。不知此举是以死证清白，还是确有不轨之心，知己不免而为之，而此间是非不能明了，不过湘藩仅一代便绝嗣，从而没有人为他造势。对比之下，蜀王朱椿是这三人中，结局最好的，亦是被时人广为称赞的，至少表面上如此。蜀王朱椿已有官方定调，同时蜀藩一系延续到明末，此种条件是宁王朱权与湘王朱柏所不可比拟的。

　　就目前笔者所接触的研究著作而言，仅有黄兆汉对张三丰与蜀献王朱椿相见一事有所论证。他在其著作《明代道士张三丰考》中，论及张三丰与蜀献王相见之事，是这样表述的：“虽然在各种《蜀献王传》都没有记载此事。虽然如此，我们亦不能一定以此为藉口去否定其事。……可能三丰知道献王尊重释、道二教，认为蜀是个大可传教的地方，故到蜀去。三丰见蜀献王的原因，大概是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吧!就算这不是三丰入蜀的原因，大抵三丰入蜀见献王一事是没有大问题的。”

　　对这段文字我们可以从两个层次理解：一是没有充分的资料可以否定蜀献王朱椿与张三丰相见一事，因此张三丰与蜀献王朱椿交游一事还是有可能的，但是亦没有绝对的资料可以证明;二是张三丰拜访蜀献王的原因是想得到后者的支持，以传布道教。蜀王朱椿是明代屈指可数的贤王，而正是“贤明”二字，以及他人的不断造势，从而形成了蜀王朱椿与张三丰捆绑在一起的结局。此举一方面彰显了张三丰的神奇;一方面又借此抬高了蜀王朱椿。

　　正是看准了蜀献王的社会政治地位，一些文献将他们捆绑在一起。而《题三丰仙像赞》《过玄天观》等题目的变动，便是很好的例证。其次，亦可能是，时人已察觉到上述疏漏，故而对前人已经记载的游魂事进行模糊化处理，即在时间和出场人物上不作具体交代，如《明史·张三丰传》所载：明太祖于二十四年访求张三丰，却没有发现其踪影;后张三丰居金台观，一日自言当死，留颂而逝，县人敛之，不久复生，后入蜀见蜀王7。王圻叙述张君宝(即张三丰)于元末游魂，“从者”收敛遗体8。

　　上述二书将收敛者姓名省略，身份也改为“县人”、“从者”。姚福在这方面走得更远，将游魂的时间与地点，以及民众等事全部省略9。而更多的文献直接忽略了——抑或是没有听闻此说——张三丰与蜀献王相见一事，将张三丰入蜀时间也进行了模糊处理，这种做法当以嘉靖《四川总志》、万历《四川总志》、康熙《四川通志》为代表。上述一些文献编纂者由于自身的精力、官宦经历等因素的限制，大都没有前往四川，而这些地方志的编撰者则大部分是四川地方人士，他们在此事上有着他人不可比拟的优势，却也不曾详载其事。

　　除此之外，文献编撰者的创作又是因有利可图而为。那些凡是声称，或者被冠以张三丰之徒者，都得到了朝廷的重视，如任自垣、邱云清、孙碧云等;而那些宣称有张三丰遗迹之地，也多成为名胜，游人不绝，武当山也成为道教圣地，历代皇帝大力修筑武当道观。据史书所载，蜀王朱椿平日确实与僧道有所往来，其中不乏有道之士，但其中亦不免有宵小之辈、冒名顶替之流，世间见过张三丰真容的并不多，他们利用蜀王朱椿的好道而产生的盲目心理未必不存在。

　　史载张三丰谈吐言语专以仁义忠孝为主1。由此可知，张三丰平日所谈不外乎忠孝仁义，而忠孝又是明代帝王竭力推崇的，作为治国之要。再结合前文，明人评价蜀献王朱椿之内容也以其忠孝为主。将以忠孝为座右铭的蜀献王朱椿与张三丰“捆绑”在一起，是否意味着朱椿之贤能?抑或是对当局者的讽刺?尤其是署名为朱椿所作的《赠张三丰先生》中声称张三丰是他的“吾师”，如果真如我们见到的文献所述，朱椿大张旗鼓地宣扬之举，其意是否是为施压于明太祖?如从这个层面来考察此事，我们又何必在意蜀献王朱椿与张三丰之间的来往是否为真。

　　笔者认为，明清文献中关于张三丰的记载并不是无根之树，可能历史上确有其人，但并不如文献中所述那样神通广大;抑或是有其原型，文献中的张三丰可能是在原型的基础上加工而成，而后其名望越来越高，逐渐演变为传说中的神仙，成为“箭剁式人物”。这种现象在我国古代民间传说体系中屡见不鲜，如吕洞宾和济公。而就朱椿与张三丰交游一事，就目前资料而言，是不足以成立的。更不能以之来证明张三丰的存在。文本作为文字、史料、符号等的载体，当它把后者集聚成一体，便完成了它相应的任务。文本只负责记载所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所听说的，甚至是虚构的故事，它无需对此负责。文本的编撰者也只是用文本来将自己的所感、所见、所闻记录下来。至于文本内容的纰漏，当由读者自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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