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视野中技术与职业教育的互动关系辨析

　　【摘要】技术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更具有较强的社会性。技术对职业、工作的影响并非是线性的，而是以内嵌于社会之中的互动性元素形式存在。技术、职业、工作的社会性建构要求职业教育以更宽的视野看待技术对其的可能影响，而非以追随者形态立足。反思技术与职业教育的关系，是新时代职业教育更好发展的一个重要参考。

　　【关键词】技术哲学,技术,职业教育

　　随着自身发展的日益成熟，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其发展水平的平衡性、模式选择、体系构建等方面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对技术发展以及相应的职业、工作拓展与职业教育关系的认知。

　　一、技术对职业教育的硬约束及反思

　　这种观点认为职业教育的层次和结构是由技术决定的，技术发展的程度和阶段对职业教育有着强大约束力。以技术为主要依托的制造业自不必说，就以档案工作为例，档案工作是围绕信息的收集、整理、保管、利用等开展的一项工作，支持该工作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信息技术。随着人类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档案工作的模式、内容和社会功能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1]

　　但这种观点带有很大的笼统性。如果把技术的发展过程粗略地分为技术突破、技术发展、技术扩散等阶段的话，不同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不同的，对职业教育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突破阶段的技术只是技术创新，不能带动相应一线岗位的增长;发展阶段的技术能够参与的是数量不多的技术创新人员，这部分人员的培养和训练主要由研究型高校和研发型科技企业承担，不会对职业教育产生关键性影响。

　　对职业教育产生直接促进主要是在技术扩散环节，此时以技术突破为引领的尖端技术和以关联性技术为主体的技术体系基本构建完成，科技成果转化的机制基本顺畅，技术成为产品生产的关键元素，围绕该技术的技术产品日益大众化。在这个阶段，技术就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元素，对职业教育产生重要影响。

　　另一种代表性观点为“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科学技术水平、生产力水平，亦即经济基础决定的”。[2]这种观点表述相对严谨。科学技术水平往往是由技术突破来代表的，但生产力水平受技术以外因素的影响更大。从技术发展阶段来看，生产力水平更多的是由技术扩散的速度和质量决定的。如果把经济基础细化为生产方式、产业结构、生产组织形式等更为具体的指标，那么科技水平与经济基础之间的距离就会更远，技术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影响就更为间接。

　　二、技术发展的社会性与职业教育

　　技术发展除了受到技术研发能力的制约，也受到技术发展路线选择的制约，后者更多地带有社会性。表现为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并不必然对具体的国家和地区产生迅速而直接的影响，技术发展水平在地区和国家间表现不均衡。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二元性，即直接引进(技术引进和生产方式引进的结合)带来的现代工业和以技术自然发展为依托的传统手工业并存。

　　在这种二元发展格局中，以传统手工业和传统农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没有产生对现代职业教育的客观需求。[3]因为传统手工业和传统农业的生产带有浓厚的自给自足性质，工作模式更多体现的是自主性，而现代职业教育则以生产分工日益细化为背景。那么移植于西方的现代工业对职业教育的拉动作用大吗?

　　在笔者看来，近代对西方现代工业的引进并不全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也是有限的，未对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产生太大的推动作用。结合国家和地区状况对技术发展和职业教育关系的分析往往是一种解释性描述，而不是唯一性论证。技术发展的社会性决定了，技术发展与职业教育发展之间隔着“社会”这个关键的、无法跨越的中间环节。

　　三、理解技术发展社会性的目的和意义

　　理解技术发展的社会性至少具有两方面启示意义：一方面，对僵化理解技术发展与职业教育的互动关系保持警惕，避免过度的技术恐惧主义;另一方面，避免将职业教育实践与技术前沿做简单的投影式的线性对照。具体而言，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辩证理解技术引进或前沿技术对职业教育发展阶段的影响历史表明，职业教育界往往会在某种程度上高估技术引进或前沿技术对职业教育的影响力。比如，近代浙江在19世纪末就出现了现代工业，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的50多年中，其经济结构仍以农业为主体，工业的主体仍然是手工业。[4]技术引进并未引发职业教育的应有作为，职业教育也未能体系化、规模化地与工业化发展进行对接。

　　(二)高度重视技术积累的社会影响力与技术引进相比，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技术积累往往具有滞后性，影响力更为深远。职业教育发展更应关注技术积累的实际状况。仍以浙江为例，随着机器织布业的发展，手工织布逐渐被淘汰，同时又在农村形成新的手工业——手工纺织业(花边、草编和袜子等)，浙江农村的花边业在1918年至1930年间极盛。[5]

　　这种发展奠定了浙江至今在国内丝绸、服装行业占据引领地位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从纯粹的技术发展来看，中国的丝织技术在国际上并非没有竞争力，但以服装设计、现代服装营销为代表的现代服饰业发展的龙头却并不在中国，原因何在?显然，这应该跟技术发展、产业发展的社会性密切相关。所以，技术积累状况其实是技术发展经过社会淬炼之后的结果，这才是职业教育需要面向的技术现实。

　　(三)理性判断职业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的适切性一般而言，前工业化时期，职业技能人才培养主要是师徒制，而工业化时期采用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会取得更高效益。但在近代浙江的工业化发展中，工厂在技术工人的培养上依然采用了师徒制，职业学校毕业生因缺乏市场需求而导致难以就业。[6]

　　因此，如果目光只盯着工业化的进程，而忽略技术积累的实际情况，就会对职业技术人才培养模式做出误判。换言之，很难将学校形态职业教育与工业化做简单连接，其中还有一个关键的制约因素——平均效益。培养人的平均单位效益才是制约职业教育形态的关键因素，只有在投入和收益之间找到平衡，职业教育才能找到供给的最佳形态。

　　如果决策者并非出于效益，而是有其他考虑(如优先保证公平)，则职业教育供给形态的观察角度就更为复杂。在“半工业化”阶段，由于需求量不足，学校职业教育并不是当时平均效益最高的人才培养模式，学徒制却更为实用、成本更低。现在我国正在大力推行现代学徒制，是因为现代学徒制既观照了当前现代工业发展的高效率和先进性要求，又能较好地完成知识技能的传授，实现优势最大化。

　　(四)对社会工作保持密切关注理论上讲，职业教育固然采用要围绕技术来确定职业教育发展方向和专业设置等实践策略，但技术发展的社会性则要求职业教育(尤其是面向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中等职业学校和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院校)对更需要综合素质乃至具有一定公益性的社会工作保持更高关注，进行深入分析。社会工作是一种艺术、一种科学，也是一种专业，其目的在于协助人们解决个人、群体(尤其是家庭)、社区的问题，以及运用个案工作、群体工作、社区工作、行政和研究等方法，促使个人、群体和社区之间的关系达到满意的状态。社会工作的分析具有以下三方面的意义。

　　第一，这是由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决定的。社会发展的日益成熟，对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数量和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问题的出现和解决会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稳健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因而社会工作人员这个群体需要加以认真培育。社会文明程度越高，社会工作的技术性含量就越高，对职业教育的需求也会越旺盛。

　　第二，这是由社会工作的基本属性决定的。社会工作与纯粹技术(如技术突破和技术创新)的相对独立，揭示了职业教育所要面向的社会的联结点属性。以社会工作为观测点，可以使职业教育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面向人人的职业教育才具有更完整的人民性，服务人人的职业教育才能获得更大的社会支持从而具有持久吸引力。

　　第三，这是由职业教育的基本属性决定的。技术发展、生产发展以嵌入的方式存在于人类社会活动之中，它们对职业教育的影响并不直接。更多的时候，决定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和发展层次的，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离开对社会工作观照的职业教育是不完整的，甚至是偏离了方向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技术发展更多的是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一种宏观参照，提供了一种“潜在可能”和“进展方向”。

　　这种“潜在可能”能否转化为直接影响，关键就在于能否呼应技术的工作体系发展状况。以社会工作为观察窗口，恰恰能洞察以技术为依托的社会需求究竟发展到了何种程度。总之，从技术与职业教育的互动关系可以看出，瞄准技术发展来进行职业教育发展决策时，应更多地从社会需求、国家发展战略等角度来分析需求的现实性和覆盖面。

　　一方面，只关注技术发展的思路可能会错误判断职业教育发展的层次和水平;另一方面，技术发展史也反复证明，当经济社会发展对技术产生强大需求之时，技术往往会快速跟进。总体而言，“技术”不是问题，需求的现实性和强度才是问题，而后者是具有强烈社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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