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年07月12日 分类:文学论文 次数:
摘要:以追星为核心特征的“饭圈”文化正在网络社会兴起,本文从个体维度、群体维度、组织维度和文化维度4个维度对其进行解读。从个体维度看,粉丝依据异质性偏好选择进入“饭圈”,具有物质性和筛选性等特点;从群体维度看,粉丝被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子群体,他们各司其职,构成结构完整、功能完备的生态圈;从组织维度看,粉丝的角色分工、组织形态与运作模式展示出了清晰的规则体系和等级结构;从文化维度看,“饭圈”已经形成内部专属的话语体系与运作规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饭圈”具有建设性与积极意义。
关键词:饭圈;追星;社会视角;网络社会治理
“饭圈”是粉丝对自己所属的追星群体的统称,又名“粉圈”,系“粉丝圈”简称。“粉丝”一词来源于英文单词Fans,它的本义是“迷”,而“迷”正好符合了追星者对偶像的情感状态。自2005年第二届《超级女声》后,“粉丝”便逐渐成为追星者的代名词,“饭圈”也在这之后逐渐形成并演变为追星圈的代名词。“饭圈”文化,顾名思义,即粉丝圈的文化,是一种追星文化。在“饭圈”有一种说法,追星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混圈的,一种是不混圈的。
在这里,“圈”指代的就是“饭圈”,所以“饭圈”文化只是追星文化的一部分。在我国,追星的人群大多为十几或二十几岁的青少年,而“饭圈”也基本上由这一类群体构成,所以“饭圈”文化也属于一种青少年文化,但因为并不是所有的青少年都追星,所以“饭圈”文化算不上主流,更多的是一种青少年亚文化。
一部分人对追星、粉丝、“饭圈”存有偏见与歧视,认为追星是脑残行为,粉丝就是脑残本体,而“饭圈”就是脑残聚集地。当然,这是一种较为极端的看法。其实,追星、粉丝、“饭圈”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早已经在这些偏见与歧视中逐渐走向成熟,大部分追星者的行为有了理性的依据[1]。粉丝不再是“乌合之众”,“饭圈”也逐渐从毫无纪律可言演变成了组织规则权利义务兼具且明确的圈子,粉丝与明星之间形成了共同成长、良性互动的新模式。
一、“饭圈”现象的形成背景
“饭圈”文化也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饭圈”不是随意几个人的组合,而是随着不断更新换代的明星和追星者之间的互动一起发展到今天的。学术界普遍认为2005年《超级女声》节目是我国追星文化的开端,并将该年视为我国的“追星元年”。值得注意的是,追星现象并不是2005年才出现在我国的,20世纪80—90年代盛行的“港星”与“港剧”现象就曾掀起一股追星热潮,但其毕竟只是小范围现象,组织性较低,并不足以形成浪潮,可以认为是我国追星文化的萌芽时期。
2005年的《超级女声》虽然只是一场选秀,但因为其无门槛的草根性以及全民关注性风靡全国,直接造就了一大批粉丝的产生。“玉米”“笔亲”“凉粉”“盒饭”等每一个粉丝群体的人数都非常庞大,调动的社会资源不容小觑。这个时候粉丝也不再像“港星”的粉丝们只是单纯地喜欢,很多的粉丝会积极地去做各种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应援来为自己偶像争取更多的关注和曝光度,“饭圈”现象和“饭圈”文化开始形成。笔者认为2005年不仅是“追星元年”,也是“饭圈元年”。
“饭圈”文化现象与互联网技术与网络社会发展密切相关。草根出身的明星并非2005年产生,早在1999年中央电视台就播出了一档歌舞类平民选秀节目《星光无限》,即《星光大道》前身。该节目生产了大量的草根明星,但却并没有产生“饭圈”现象。可见,仅靠明星是无法吸引大量粉丝自发形成“饭圈”的,粉丝动员能力与动员结构至关重要。
研究者认为,“饭圈”文化兴起与互联网技术和网络社会有关。《星光无限》只是在场专家评审及现场观众投票,终究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狂欢,而《超级女声》还开通了全民短信投票方式,极大地扩展了节目的受众范围,为远距离追星提供路径,为明星们吸引大量粉丝。而近几年随着移动互联网普及,网络视频播放平台开始自制网络综艺节目,在电视受到大众冷落的同时,网络节目大量涌现。
2018年最火的两档网络选秀节目《偶像练习生》和《创造101》更是开通了网络投票的方式,为明星们“吸粉”无数。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粉丝提供了追星平台,这只是“饭圈”形成与“饭圈”文化兴起的一部分原因。还有研究者认为,网络社会的崛起,使粉丝不再是造星产业被动收编的对象,而是主动参与的生产者,粉丝通过社交网络聚集起来形成纪律严明、分工明确、行动力极强的粉丝社群[2]。
互联网的发展将粉丝聚集在了一起,这种聚集方式不受空间、时间、地域影响,让粉丝能够自如地追星并在追星过程中找到自己的归属与价值。这种通过网络社会聚集起来的纪律严明、分工明确、行动力极强的组织,就是“饭圈”,组织的规则及其运作形态就是“饭圈”文化。
二、相关研究综述
当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饭圈”文化兴起的原因、粉丝行为、“饭圈”文化、“饭圈”结构性特征(性别差异、年龄差异等)、社会大众对“饭圈”的态度等几个方面。
1.“饭圈”文化兴起的原因
除互联网技术与网络社会的兴起(上述背景部分)之外,还存在其他观点。孙云晓在研究青春期少年的“追星综合症”时提到,青少年盲目追星主要是因为感情需要、向往成功、发现理想的未来自我、追求时髦、寻求刺激等方面的原因[3]。蔡骐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粉丝经济”时论述了粉丝追星的原因,认为粉丝放弃个人的追星行为却投入到群体的狂欢中,主要是因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文化观念及心理机制的变化[4]。
王平和刘电芝采用文献分析的方法研究了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心理原因,认为偶像崇拜与不安全依恋(依恋对象的转移)、认知缺陷、人格特征和自我认同有关[5]。郝园园在对青年亚文化进行解读的时候,认为粉丝的产生主要与两个方面有关,一是娱乐的需要,二是粉丝身份认同的需要[6]。王艺璇认为粉丝社群兴起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粉丝置身的社会文化环境增强了其参与性,二是粉丝从属阶层的社会属性对网络粉丝社群的形成也有影响,三是互联网打破了粉丝进入媒介市场的壁垒[7]。
2.粉丝行为的研究
李芳和张婷将粉丝追星的行为划分为初级、中级与高级。“初级行为”指通过报刊、网络等各种渠道收集偶像的信息,购买有关偶像的各种产品,如明星写真集、代言的产品等,并让有关偶像的话题成为自己与周围人谈话的内容等;“中级行为”指刻意模仿偶像的各种言行,花一定成本去参加偶像出席的各种活动,如演唱会、接机等,参加“粉丝”团体的定期活动,包括外地的各类活动等;“高级行为”指自己做明星参加各种公开活动[8]。
夏晴认为在互联网条件下,青少年粉丝的交流空间主要集中在线上虚拟“圈子”中,青少年与偶像的接触性活动增长显著,与其他粉丝交流、为偶像宣传,构成了新的追星方式[9]。另外,岳晓东对我国近百年青少年的追星行为进行了概括,他认为我国青少年的粉丝行为正在由幼稚走向成熟多元,由激进走向理性,由迷恋西方价值观走向独立价值观[10]。
3.“饭圈”文化研究
该类研究多从具体粉丝社群展开,属于个案研究。马志浩和林仲轩以SNH48Group粉丝应援会为例,通过参与式观察的方法深入粉丝社群内部,研究了粉丝社群的阶层分化及其集体行动逻辑。其中,“顶层粉丝”数量极少且知名度极低,但与偶像的亲密关系程度高,社会资本高并主导粉丝规范;“核心粉丝”数量少,被公众媒体片面解读,与偶像保持中度亲密关系,服从粉丝规范;“边缘粉丝”数量多且知名度高,与普通受众一致,但与偶像保持低亲密关系,不被规范约束[11]。
朱丽丽和韩怡辰则以TFboys的粉丝“四叶草”为例,通过参与式观察的方式研究了“养成系偶像”粉丝社群的内部文化[12]。郑欣以李宇春的粉丝“玉米”为例,研究了选秀明星粉丝社群的内部文化[13]。另外,王艺璇以鹿晗的粉丝群体“鹿饭”为例,研究了网络时代粉丝社群的形成机制。通过参与式观察,发现“鹿饭”中分为核心粉丝(对明星或品牌有宗教般信仰与忠诚)、普通粉丝(有感情投入,但会考虑客观现实条件)和路人粉丝(缺乏感情维系,是功能性、选择性的买单者)。
在互联网时代“鹿饭”摈弃了传统粉丝社群“领袖+成员”单层次结构,形成了以站子(及时跟踪艺人行程发布照片的社交媒体账号)为基础、以贴吧为中心、粉丝广泛参与的多层次社群结构,呈现结构多层次性、运作正式性、功能完善性、规模大型化[14]等特点。
4.“饭圈”结构性特征研究
通过研究粉丝群体构成(性别、年龄等)来了解“饭圈”文化。李强与韩丁以中学生为研究对象,运用定量方法研究中学生的偶像崇拜,发现中学生对偶像的崇拜较为理智,男性比女性的行为投入程度低,高年级比低年级对偶像的认知和情感更加理性[15]。岳晓东与严飞等在追星文化、粉丝文化、粉丝性别年龄差异等方面有一系列研究。关于性别差异,他们认为女孩多选择有吸引力的异性作为自己的偶像,而男孩则更倾向于将同性中的佼佼者视为心目中的英雄[16]。
关于粉丝年龄差异,他们发现从初中生到大学生,青少年的偶像崇拜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下降趋势。在原因选择上,中小学阶段依次为自我实现、从众心理、个性表现和独立意识;大学阶段依次为自我实现、个性表现、独立意识和从众心理[17]。
赵霞以我国中小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定量的方法对他们的偶像崇拜行为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小学生追星的现象已很常见,初中达到顶峰,高中又降低,并且偶像多为男性,偶像选择的性别差异非常显著,女生崇拜明星的现象更加明显[18]。鲍震培认为女性更容易成为粉丝,女性构成了粉丝文化的主体,其原因主要有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偶像崇拜是人的正常心理,但是女性可能比男性更容易从众并更容易具有补偿心态和爱恋心态[19]。
5.社会大众对“饭圈”态度的研究
一开始研究者倾向于认为粉丝群体是不理智的群体,追星行为与“饭圈”文化对社会有负面性。郭兴利以刘德华的粉丝“杨丽娟疯狂追星事件”引题,研究了青少年追星的误区,指出粉丝在追星过程中存在盲目信任偶像、不择手段追逐偶像等非理性行为[20]。但是,随着“饭圈”文化日渐发展与成熟,人们对粉丝与“饭圈”文化的认知也有所改观。
鲍震培意识到了在粉丝文化日益成熟的今天,粉丝或者说“饭圈”也成长得日益强大。一个粉丝可以是一个热忱敬业的剧评家,一个想象力丰富的小说家、剧作家或诗人,一个精通文案排版装帧设计的编辑和出版者,一个角度精确的摄影师,一个富有创造力的视频电影制作人,一个构图细腻刻画生动的电脑绘画设计师,并可以成为管理各色人等的强有力的组织者[21]。曹宇认为粉丝文化有利有弊,关键在于引导,一方面要正视粉丝群体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反对对粉丝文化的瞻前顾后、畏手畏脚[22]。
三、“饭圈”文化四层次结构
“饭圈”由数量巨大的各型各色的粉丝与社群共同组成,它既存在微观的一面,也存在宏观的一面。因此,不能从单一视角审视“饭圈”文化。当前“饭圈”文化研究多从传播学视角展开,本文重点从社会学视角进行一种全景式分析。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解读,社会学视角对社会现象的解读遵循由小到大、由表及里的多层次分析原则。笔者认为应该由微观角度推及至宏观角度,从个体维度、群体维度、组织维度和文化维度四层次视角去解读“饭圈”文化现象。这样既能展示其多层次异质性,也能揭示其同质性与整体趋势。
四、对策:“饭圈”文化的建设性作用与去污名化
应客观全面地透视“饭圈”文化,重视其在互联网时代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埃里克森提出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青少年时期的人们正处于认同与角色混淆的时期,是从儿童阶段向成人阶段过渡的重要时期。而这一时期的人们又经常处在繁忙的学习工作中,极可能会获得一些消极的同一性。为了分担压力,很多青少年都会发展一些学习工作以外的兴趣爱好,追星正是其中之一。
而“饭圈”发展至今已然比较成熟,追星的粉丝们也在“饭圈”文化的条条框框之下不断约束自己,变得更加理性。除去个别的极端粉丝,大部分粉丝的行为都并非是对社会有害的消极的越轨行为,相反,有的粉丝行为甚至是有助于社会发展的。在这种情况下,倘若还将“饭圈”视为“脑残聚集地”无疑就是一种污名化的行为,所以笔者认为对“饭圈”和“饭圈”文化的去污名化是很有必要的。根据对“饭圈”文化四层次结构的分析,笔者分别从个体维度、群体维度、组织维度和文化维度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丁佳,刘海荣.“脑残粉”不脑残,粉丝群体“守护”偶像共同成长—以TFboys及其粉丝社群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17(10):281-282.
[2][7][14][23][33]王艺璇.网络时代粉丝社群的形成机制研究—以鹿晗粉丝群体“鹿饭”为例[J].学术界,2017(3):91-103,324-325.
[3]孙云晓.青春期“追星综合症”观察与透视[J].中国青年研究,2002(6):5-7.
[4]蔡骐.消费主义引领下的明星经济—对“粉丝”现象的传播学解读[J].新闻记者,2008(12):48-50.
[5]王平,刘电芝.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心理探源[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179-181.
[6]郝园园.青年亚文化现象的重新解读[J].当代青年研究,2014(1):8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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