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消费文化对现当代北京审美文化的影响

　　摘要：北京审美文化是指根植于北京的文学艺术和具有一定审美特性和价值的文化形态或产品.本文从审美场所的变迁、审美主体的接受以及审美形式的多元化发展三个角度谈西方消费文化对现当代北京审美文化的影响，旨在探析20世纪以来在西方消费文化影响下北京文化在发展中所产生的独特的审美现象，从而梳理现当代北京审美文化发展脉络。

　　关键词：西方消费文化;北京审美文化;社会生活

　　0引言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不但以武力征服中国，还直接导致以“儒教”思想为传统的中国文化开始发生改变。这场战争给中国人带来的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失败，更是文化自信上的“崩溃”。西方的科学理念、民主自由、天赋人权等先进思想进入中国，与之相伴随的消费文化也开始进入中国并一步步影响和冲击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消费文化首先是一种经济文化。

　　消费过程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它以消耗或享用人类劳动创造出来的产品(包括物质产品和生活服务)满足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的这种特殊规定性，鲜明地表现着经济文化的基本属性，集中表现了人们在生活领域的各种文化现象。北京审美文化是指根植于北京的文学艺术和具有一定审美特性和价值的文化形态或产品。

　　具体地来看，它呈现为在北京这个特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中逐步孕育而成的具有较强稳定性、传承性的现实文化产品以及具有审美意识和审美理想的文化活动及成果。从人性结构的角度讲，研究北京审美文化需要关注北京的教育、民俗、传统等审美意识;从社会生活的角度讲，研究北京审美文化则要了解在北京产生的现实文化产品尤其文学艺术作品以及出现在北京的审美文化现象。对于北京审美文化的研究需要“在丰富的微观现象的基础上显示美学理念的普遍性。”[1]3习主席在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认为：“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2]

　　82剖析消费文化对现当代北京审美文化的影响的实质就是揭示特定人群生活方式演变的深层次的社会经济根源、人文历史传统、价值取向和社会心理特征，就是展现人们生活方式的形态，回答“如何生活”以及“为什么要这样生活”的问题。消费文化又是社会不同主体之间通过生活消费过程相互交往的规则和情感联系方式，反映支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运动的内在机理。

　　不论是民国时期还是新中国时期，消费文化的继承与蜕变、矛盾与冲突，总是审美文化形态中表现得最明显、最直接、最深刻的部分。本文旨在从审美场所的变迁、审美主体的接受以及审美形式的多元化发展三个角度分析西方消费文化对现当代北京审美文化的影响。由于涉猎是时间段较长，本文主要选取所论述时间段内具有典型性的审美现象进行阐释。

　　1审美场所的变迁

　　审美经验的产生离不开审美场所或环境，托马斯·门罗认为环境“是通过影响主体或欣赏者而产生作用的。主体所处的一般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已经促成了他自己的稳定的个性、趣味和能力。而产生审美反应时主体所处的直接环境，只会影响他的情绪和态度……环境还可以影响作为知觉的刺激物的艺术作品的本质”[3]435。

　　北京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政治职能为西方消费文化的进入提供了发展的环境。从清末到民国，西方技术的引进极大地改善北京工业、手工业的生产效率，伴随市政交通的兴建、电力资源的利用、旅游业的开发，北京具备了兴建消费场所的前提条件。舞厅、影院、剧场的建立为北京城市居民的休闲娱乐活动提供多种选择，并为北京建立世界性的旅游城市提供展示窗口。

　　百货商场、跳舞场、西式餐厅、电影院、照相馆、游艺场等构成了北京新兴的消费空间。理论上，这些场所向所有人开放，原有的官民两极化的二元消费模式被打破。改革开放后国家实行商业体制改革，改变旧有的管理体制、购销政策、分配政策以及流通方式、经销形式等。在“对外开放”方针的指引下，对外贸易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为了与国际接轨，以酒吧、会馆、综合型商场为代表的商业区的建立如雨后春笋般屹立于北京的各个城区，将北京城的传统与现代杂糅在一起。西式审美场所的兴建与北京不同时期的对外政策有直接的关系。

　　民国时期，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还是处于弱势地位，对于西洋过来的新鲜“玩意儿”往往要经历由政府到民间、由精英到大众、由“曲高和寡”到“全盘接受”的过程。其主要原因在于西方消费文化的进入与民国政府为满足在京的各国使节、眷属、随员的生活娱乐有直接的关系。随着国都南迁，引发北京大量社会上层外迁，高端消费场所只能选择降低门槛，吸引更多群体加入进来。以“跳舞场”为例，其诞生之初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商界人士常常被邀请参加外国人举行的私人舞会，伴随私人舞会规模的不断扩大，舞会逐渐由私人空间转入公共空间。

　　上海《申报》曾报道了北洋外交部于北京石大人胡同迎宾馆举办的一场舞会“中外宾客到者一千余人……各国公使皆到，其夫人亦到，国务总理熊君亦到，各部总长及重要人物亦到，中外报界亦到。10点10分开跳舞会，以西男与西女宾合跳为多。其余亦有西男而东洋女者，华男而西女者，西男而华女者。皆互相跳舞”[4]。1930年初，北京形成“舞业全盛”的景象，源自西方文化的交谊舞便在北京流传下来，尽管文革时期遇冷，此后却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流传至今。

　　民国时期，“北京人口规模迅速扩张，新兴社会群体和职业阶层不断涌现，市民阶层壮大，女性地位上升，农业社会中的一整套价值观念向现代工业社会文化价值观念转化。社会风气日渐开放，生活方式趋新、趋洋，民众日常生活有了新内容”[5]282。新兴商业街的形成，放大了人流、物流与资金流的集聚效应，形成了重要的公共空间，城市逐渐从封闭走向开放，逐渐从皇权的附属走向以世俗为主体，世俗化社会机制进一步发挥作用。西餐厅、电影院作为西式文明的展示窗口开始在北京被接受。

　　1930年初，北京除了有六国、北京、德国各大饭店及各团体附售西餐外，还有“中山公园之来今雨轩与中国饭庄、东四之中美食堂、廊房头条之撷英、陕西巷之鑫华、西单之大美与华美、司法部街之美华、东安市场之森隆、东单之福生、西单游艺商场之华美、崇内之正昌及绒线胡同之西吉庆等十余家而已”[6]375。

　　虽然西方餐馆的数量不多，但是它们正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北京人的日常生活。专业化的电影院让人觉得舒适和安静，电影不仅使耳目欢娱，还带着知识的意味、教育的价值，高尚而普遍，简约而不奢靡。观众们通过大银幕能够感知到一个超越现实的影像世界，大大扩展了自身的思想疆域，一些传统的禁忌被打破，在精神生活方面明显提升。同时，电影对社会风气的开化也起到引领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形成新的时代风尚。

　　“1948年北平有电影院25个，座位1.5万个。各影院虽不断涨价，票价已经达到10万元，仍阻挡不住看电影的人群……在高物价的威胁下，有这样反常的现象，当时报纸给出了这样的结论：电影潮吞没古城，有人说这是苦闷的象征。”[7]99虽然北京的电影业的发展并不如沿海城市繁荣，但是在治愈国民、宣传新思想、民主进步的观念却起了极大的作用。

　　物质内容的更新是促成北京审美场所发生变迁的直接原因。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除了兴建一些外事建筑外，修建的场馆多以中国特色为主，诸如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华侨大厦、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工人体育场等，其建筑风格也多偏苏式与欧美风格相距甚远。

　　“80年代初，中央对北京的建设做出‘四项指示’：①在社会治安、社会秩序和道德风尚方面，北京要成为全国的模范，在全世界也应该是最好的;②改造北京市环境，搞好绿化、卫生，利用有山有水有文物古迹的条件，把它建设成为优美、清洁、具有第一流水平的现代化城市;③要使我们的首都成为全国文化科学技术最发达、教育程度最高的城市;④经济要不断繁荣，人民生活要安定方便。”[8]

　　211随着政治政策的开明，以会所、酒吧为代表的西方休闲娱乐生活方式开始在北京兴起，一批介绍西方流行文化的文艺作品也开始被国人所接受和喜爱。在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国人的夜生活是单调的，就像当时人们都穿着“灰、黑、白”三色一统天下的单调衣服一样，没有一点亮色。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人们有更多的自主时间进行休闲娱乐，人们之间沟通交流的机会也大大增加。生活节奏的加快使西方的快餐厅也开始进入北京，1983年马克西姆餐厅的建立打破了新中国之后只有俄式餐厅的格局，而“马克西姆，则是北京第一家纯资本主义性质的高档餐厅”[7]123。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西洋快餐业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快餐文化也开始在北京普及并传播。1984年“义利快餐厅”的营业标志着中国第一家西式快餐厅的诞生，其经营者专门派人去“老莫”等当时的高档西餐厅探讨西餐的做法，经营的内容以西多士、面包圈为主，后来加入了符合中国人口味的份饭，包括红烩泥肠饭、茄汁炒饭、义利牛肉饭等。今天的北京堪称是美味的荟萃之地，人们可以品尝到中国的任何一种菜系和世界各地的美味佳肴。

　　在种类众多的美食选择中，以肯德基、麦当劳为代表的洋快餐已然占据了北京的很多街口，成为北京人开洋荤的方便去处。韩国《中央日报》称：“汉堡包、炸鸡等西方的快餐改变了以保守和挑剔出名的中国人的口味，正以惊人的速度蚕食中国市场。”[7]173作为社交场所的酒吧也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北京的消费市场。

　　从三里屯北路出现的第一家酒吧开始，北京东三环长虹桥以西，临近第一、第二使馆区南北贯通的小街上陆续有20多家特色酒吧，时至今日，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北京三里屯街道辖区2.9平方公里内的各色酒吧近200余家，形成了名副其实的“酒吧一条街”。类似酒吧的休闲会所及餐饮、娱乐、购物一条龙式的大型综合性消费场所的建立也成为当代北京的一大特色。西方消费场所的建立为现代北京增添了商业色彩，同时也方便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与娱乐。

　　2审美主体的接受

　　消费文化往往体现在商品的倾销上，人们通过购买带有西方特色的产品来进行对于西方文化的审美想象。审美主体的选择与接受直接影响他者文化对于本国文化的影响及其传播。生活在北京的消费群体对于西方文化的消费主要体现在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两方面，物质消费主要表现在以女性群体为代表的审美主体对于衣、食、住、行等有形的生活方式的追求;精神消费主要表现在以男性群体为代表的审美主体对于西方精神文化产品的消费。

　　女性作为20世纪首先获得解放的群体，伴随其社会地位的上升，其审美选择与取向必然影响对他者文化的接受。民国时期，女性地位的上升直接促使带有流行、时尚印记以及“物欲”色彩浓厚的西洋产品成为争相购买与追逐的对象，西洋款式的服装、香水、布料、鞋饰是她们喜爱购买的物品。《大公报》评论：“我们在北平还可以看见，街市上充满了大小绸缎洋货庄，不断地从外国运来大批的花样新奇的舶来品。以供给这些爱美的妇女，无穷无尽地来消费。”[9]

　　20世纪80年代之后，女性依然走在时尚的最前端，然而与民国时代不同的是男性主体也开始加入到“先锋”消费的行列中。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日韩文化的引入，欧美文化及消费产品受到冲击，男女两性在商品的选择上开始趋近并合流。物质产品消费首先表现在民国女性对于“摩登”的追逐。西式的服饰穿着、食物是她们所推崇的生活方式。

　　在时尚的品味中，服饰是最外在的表现。对于北平的摩登女性而言，服饰成为她们在审美选择上重要的考虑因素，“近日北平市上一般摩登妇女，因天高气爽，凉风袭人，率多喜购最流行之线织外套，以资穿用，外表为御寒，实则此项外套既短且薄，并无御寒功效，不过以示美观而已。兹据调查，此项摩登短外套，悉为外货，最近一月中输入北平市者，计8000余打，合计为36000余件。”[10]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自20世纪以来女性地位的上升，女子开始进入社会也开始有了消费能力，这批率先进入社会的新女性，大多是知识女性，有出国留学的背景或者是大学中的青年学生，她们对“审美”的要求非常高。这时“新潮”“西式”的服饰便是她们优先选取用来标榜个性的外在表现，北京的市场也为她们提供了这种消费环境，这也应了那句古话“远敬衣帽近敬才”。陶孟和分析民国时期女性消费说：“女子的解放。

　　女子解放一部分是近代资本制度的结果。但是反过来也是促进产业发达的原因。工业发达，女子职务减轻，所以女子脱离了家庭，入了向来男子所专有的社会。因为女子入了社会，所以她的消费能力也就大增。现代商品有一大部分是专供女子消耗的，那些商品的种类、质量、价值，真使我们吃惊……女子装饰的消费是无所底止的，时髦的花样不断地翻陈出新，中等社会的人就是将所有的收入都消费在这一端上竭力追赶也是追赶不上的。”[11]

　　49摩登意味着今天流行，明天就可能被淘汰，对其的追逐有如西西弗斯神话没有尽头。“只有有了审美需要，审美对象的某些特征才具有了潜在的美或感召美的基因，从而使人产生美的经验。”[3]422-42330年代的北平，在日本侵略者还没有来之前，经历了一段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时期，这时候的北平人生活得惬意、舒适，并且也正在缓慢地步入现代化。

　　“1936年的北平人，生活方式可谓中西合璧。电影院里每天都有好莱坞电影放映，一般的戏院里则上演着传统的京戏;西餐厅和中餐厅并立，汽车、电车和人力车在大街上同时穿梭;喜欢赶时髦的成年女性烫着从西方电影明星那里学来的发型、穿着显露身材的旗袍，男性们则在西装、中山装和长袍马褂的装扮下，做事、社交。”[7]

　　99在这种闲适、松散的环境中，女性对于物质的需求自然要比动乱的年代高。对精神产品的消费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北京消费文化的一大特色。随着国门的开放，大量的西方文化被介绍到国内，对中国原有的艺术价值观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对渴望变革的青年人来说影响很大。

　　20世纪80年代的人们开始有了“先锋”意识，摇滚乐、实验话剧、后现代小说等开始在中国流行并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尤其以在校大学生居多。1985年“威猛”乐队在北京的演出则开启了西方摇滚音乐进军中国市场的初潮。受西方现代派影响的实验话剧也开始广受欢迎，《绝对信号》(1982年)、《车站》(1983年)、《野人》(1985年)以及《秃头歌女》《等待戈多》等中外剧目的排演为北京的话剧界带来新的生机。

　　[12]艺术创作者们在艺术观念上反对“题材决定论”，反对艺术狭隘的为政治服务，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和单一的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创作方法。他们提倡创作自由，希望用自己的艺术创作参与社会变革，并期望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化阶段，艺术创作也能与国际接轨。20世纪90年代之后，伴随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对于精神快餐的需求越来越大，这一时期的审美取向主要集中在宏达叙事的消解以及文艺作品审美效果的转变随之浮躁风气开始流行。

　　3审美形式的多元化发展

　　在西方消费文化的影响下，20世纪的北京审美文化在审美形态上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特征，具体表现为：多样化的审美态度、取悦西方的创意风格以及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意象。多样化的审美态度主要表现在人们的消费心理已经不再是为了满足温饱，而是更加注重提高生活内涵。取悦西方的创意风格则主要表现为肤浅的文艺创作倾向和想要获得西方认可的迫切心理。

　　国际大都市的城市意象则指在消费文化作用下北京城所显现出的整体审美风貌，包括城市规划以及建筑风格等特征。“审美态度是一种复合的多样性的结构，它可能包括全部意识功能，任何一种或全部的感性知觉方式，还包括想象、推理、意动和情感。”[3]

　　415西方消费文化的进入改变了北京原有的文化格局，人们的审美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具体表现为消费内容的丰富化———“过去”的消费，“现在”的消费，“未来”的消费。传统文化在面对他者文化“入侵”时尽管做出过顽强抵抗，最终的结果也只是通过“符号化”的形式维系下来。民国时期，皇宫禁苑的开放，既是对封建皇权文化的解构，同时也是一种民主自由的彰显。以故宫博物院为例，曾经威严气派的紫禁城变成了收藏国宝的博物馆。

　　“故宫”象征着封建王朝时代的解体，同时也意味着接纳———让更多的人去体验那个故去时代的文化遗存。解放后的故宫其职能同解放前一样，并且加强其“博物馆”的属性———定期将收藏的文物开展，以便满足不同观众的审美需要。此外，故宫还推出了一系列颇具中国特色的文化产品供参观者购买，这种行为本身便带有商业属性，即通过技术手段不断地复制再生产，人们买到的永远是实物的复制品，却趋之若鹜的购买。究其社会根源不外乎时代在进步，人们开始有条件与能力去消费“过去”。

　　虽然20世纪的跨度相当大，但是对于“现在”的消费，生活在不同时期的北京人却保持着一致性。过去的女性消费者赶时髦，现当代的女性消费者依然在这条战线上奋勇争先。当物质消费已经不再能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时，精神消费便广受欢迎，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电影这个已经算是夕阳产业的艺术门类即便在最困难的时期也能拥有众多的消费者。新东方总裁俞敏洪曾说：“我跟新东方的人说我们要保证我们的教学质量、教学质量比别的培训机构好一点点，要保证我们老师的收入比别的学校高一点点。但是我们更要保证我们新东方的老师有一个别的培训机构的老师没有的本领，这个本领就是给孩子们励志以及梦想。”[13]

　　消费者对于“梦想”的消费，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对“未来”的消费。北京拥有全国最为出色的教育资源，无论是正统的学院教育还是业余培训，在这里生活的人们都会找到适合自己的教育方式。民国时期，蔡元培提出美育思想，打算通过美感教育来代替宗教，并开始普及对中小学的艺术启蒙教育。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美育的重要性，开始注重对于审美、艺术技能的培养。私人补习班与培训机构也开设了很多艺术课程，在丰富教育教学内容的同时发展学生群体以及成人群体的兴趣爱好、陶冶情操。由于中国文化创意产业起步较晚，早期的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地多从画家村开始，北京“798”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便是通过这样的途径诞生的。国家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视，无疑推动了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并且也保证了艺术家们正常的生活和创作。

　　在“798”文创园中，所看到的原创艺术作品包括涂鸦、绘画、雕塑、装置等，在艺术表现上多趋向西方现代风格。虽然有些作品试图和本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但是成效甚微。从艺术家的角度看，这种创作现状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艺术家在学校的教育是西式的，在审美取向上也多偏西化，有海外留学经历的艺术家在创作主题以及选材上则更容易受西方影响。

　　从消费者的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开始复苏的艺术品市场，购买中国原创艺术品的多是外国人，大多数国人还不具备消费艺术品的经济水平。因此，满足外国人的审美需要则是本国艺术家想要获得认可的唯一途径。“经济价值的观念，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种强烈的文化影像或内在驱动力。

　　经济价值的观念总是与短缺联系在一起，不过以生产积累增长所必须的纪律与自我牺牲为保证，短缺最终将被克服而消费者的需要和快感，也因此而得到满足。”[14]30随着艺术品的批量生产、复制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重效率而不重质量的艺术品越来越多，贩卖特定时代内容的杯子、仿造印象派的画作、印在T恤上的logo涂鸦……玩世现实主义、波普艺术、猎奇成为北京文创市场的审美内容。

　　生活节奏加快、信息技术的频繁更新、商业化和全球化浪潮的席卷、西方国家肆无忌惮地将大量金钱抛向中国的艺术市场，使得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及其他艺术产品的价值正在发生重量而不重质的审美变化，艺术家趋利就轻、一味地迎合买主的口味也使得他们创作的艺术品正在往单一化发展，正如艺术家黄锐所总结的：“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什么风格，这是个没有风格的时代。只有钱，只要钱，这个时代，很难说。

　　有些人非常有追求，但现在还不是在风格上我们能够去描述中国当代艺术的时代。很多人都在谈论中国当代艺术，可是，需要有更多能够切入时代的艺术家出现。”[15]25对于创意风格而言，消费文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刺激本国的经济增长，促进艺术产品的更新换代;另一方面容易导致艺术内涵不够丰富，创意性不足。北京在不同时期的标志性建筑也与西方文化的进入有直接的关系。

　　民国时期的西式建筑多集中在东交民巷一带，北京真正有代表性的现代建筑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完成的，并且伴随新中国的成长体现出北京城市风貌的不同表征。1949年至1966年建成的北京标志性的“十大建筑”，尽管秉着“古今中外，皆为我用”的设计理念，其设计风格和形式更多的偏向“苏式”。整体上审视这“十大建筑”却能够看出浓浓的共产主义情怀，组合在一起时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效果，好比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浮雕，古朴、自然却意义非凡。

　　文革时期，随着中国外交的回暖，以尼克松访华为标志，随后其他西方国家也开始同中国建交，于1973年建成的国际俱乐部与友谊商店意味着外国文化也同尼克松一样“静悄悄进入北京”。尽管这两个建筑在外观上还有浓厚的包豪斯风格，注重实用性，但是它们带给北京的意义却是非凡的———西方文化已经悄无声息地进入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

　　80年代的北京饭店东楼、长城饭店、西苑饭店……90年代的京广中心、北京西站、王府宾馆、海关大厦……争奇斗艳、遥相呼应相继成为北京城的新地标，而2000年以后的奥运建筑群，则被地理学泰斗侯仁之先生认为是继紫禁城、天安门广场之后，坐落在北京中轴线的第三个里程碑。如果说奥运建筑群象征着后现代建筑在北京的兴起，那么80、90年代的建筑群落则象征着北京城正以飞快的速度跨入国际化大都市的行列。

　　这些新兴的地标没有统一的风格，造型上也是千奇百怪、奇形怪状，不同材质的应用、不同的设计风格与设计理念交织在一起的现代建筑群落，与曾经的“文化古城”形成鲜明的对比。有人批评这些新兴的建筑群落外形上的丑陋不堪与并不实用的使用价值，另外，也与城市环境极其的不搭配。建筑学家程泰宁批评央视新楼时说：“其实我批评‘大裤衩’，是因为它为了造型需要，挑战了力学原理和消防安全底线，为结构的安全性、消防疏散的安全性带来了严重隐患，同时带来了超高的工程造价，由原定造价的50亿元到竣工后100亿元人民币。CCTV大楼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已经被异化为一个满足广告需要的超尺度装置艺术。

　　这种违反建筑本原的非理性倾向值得我们关注，如果不指出这种倾向，泛滥开来，影响会很坏。”[16]类似这样的建筑在北京不胜枚举。从城市意象的角度看，这却是北京城所直观呈现出的审美形式———开放、多元、包容，只要是最先进的理念、最流行的风格，这里的接受便最为迅速，北京也是外国设计师们竞相争夺的战场，因为不管他的想法有多疯狂与自负，只要够前沿，这里便有他施展拳脚的可能。习主席的文艺座谈会上已经明确指出将来“不搞奇奇怪怪的建筑”，相信未来北京的新地标会越来越出色。

　　4结语

　　20世纪的北京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它经历变故与蹉跎，却在风雨摇曳的时代脉搏中顽强的生存。它开阔大气、包罗万象，它一直走在中国发展的最前列，并继续行驶着首都政治、文化中心的职能。“北京欢迎你”不仅是奥运的口号，更是北京整个生存环境的写照，不论人们出于什么目的来到这里，这里都会交付一份满意的答卷。同样，西方消费文化作为西方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在这里找到生存的土壤，并且与人们的生活日益联系紧密。

　　从美学的角度看待西方消费文化可以发现它已经置于北京文化发展内部并持续影响着北京文化的未来走向，它丰富北京的文化内容，却也因为其消费本质使得肤浅化、表面化蔚然成风。然而，今天的北京已经今非昔比，对于回归传统的提倡以及疏解首都功能政策的倡导会将北京的未来建设得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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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3][美]托马斯·门罗.走向科学的美学[M].石天曙，腾守尧，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5.

　　[4]纪外交部之跳舞会[N].申报，1914-02-09.

　　[5]张艳丽.北京城市生活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娄学熙.北平市工商业概况[M].北平：北平市社会局，1933.

　　[7]陈虎.北京百年往事———不寻常的十个子年[M].北京：中华书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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