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发展与反思

　　[摘要]20世纪60年代，当学者们致力于批判比较文学的保守和局限时，著名学者亨利·雷马克将跨学科的概念引入了比较文学的定义，前所未有地扩大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随着学者们将目光聚焦于文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领域，原本陈陈相因的比较文学在学科交叉的热潮中得以迅速发展‍‌‍‍‌‍‌‍‍‍‌‍‍‌‍‍‍‌‍‍‌‍‍‍‌‍‍‍‍‌‍‌‍‌‍‌‍‍‌‍‍‍‍‍‍‍‍‍‌‍‍‌‍‍‌‍‌‍‌‍。近年来，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也出现了一些劣化现象，如文学的主体地位缺失和文学研究的通俗化‍‌‍‍‌‍‌‍‍‍‌‍‍‌‍‍‍‌‍‍‌‍‍‍‌‍‍‍‍‌‍‌‍‌‍‌‍‍‌‍‍‍‍‍‍‍‍‍‌‍‍‌‍‍‌‍‌‍‌‍。深入分析这些问题的出现，将有利于比较文学学科更为规范化的发展。

　　[关键词]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通俗化;影响研究;跨文化

　　人们普遍认为，比较文学中的“跨学科研究”理念滥觞于20世纪60年代。1961年，美国比较文学学者亨利·雷马克(HenryH.H.Remak)在他所著的《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中对比较文学进行了如下界定:“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1]1

　　随后，法国学者让·皮埃尔·巴利塞里在1975年的一次比较文学国际研讨会中更进一步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可以从“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角度，加强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2]2这是在比较文学领域首次出现“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一词。自此以后，文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领域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研究热点。

　　越来越多的比较文学学者通过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来丰富、更新自己的理论，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但在学科建设开疆拓土的同时，一些新问题也随之出现了，使得比较文学的学科自洽性出现了动摇。正如雷马克自己所言:“有些事情的发生并非如人所愿，然而事后，你总能找出它的原因和结果。”[3]81

　　一、扩大的边界和边界的模糊

　　(一)扩大的边界

　　跨学科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侧重于研究文学和相关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整合。从这个角度来看，超越边界是这门学科最重要的、最具标志性的特征。跨学科研究允许相当一部分比较文学学者把研究的触角伸向那些从来没有被涉及过的交叉领域，获得新的研究材料，并以自己的视角重新阐释文学作品。

　　他们的这种努力无意识地对文学和其他学科之间鸿沟进行了弥合，这不仅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也使得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借助其他学科得以拓宽。比较文学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扩大的边界使得比较文学不断被注入新鲜血液。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意识的提高，可以让研究者以更为全面的视角关注学术文本的意义与一些特殊的文学现象，这不仅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些初衷，也进一步为比较文学研究在新的领域提供了新的问题意识。

　　(二)边界的模糊

　　比较文学的学科边界在延展与扩大的同时，也造成了学科边界的模糊。针对这一点，亨利·雷马克也有所感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20年里，我曾经多次深感窘迫。这不是因为我给出了这一明确定义的初衷有什么不妥，而是因为这一定义带来的种种后果。”[4]100在一定程度上说，跨学科研究本身就是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当比较文学的跨学科观念和方法被更多的文学研究学科所接受和采用之时，人们不禁会质疑:比较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有何不同，比较文学的独特价值是什么?换句话说，当相关学科比较文学化了，比较文学自身会走向消亡吗?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是否应该为自己划定一个确切的边界?

　　我认为雷马克早已思考过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文学和文学以外的一个领域的比较，只有是系统性的时候，只有在把文学以外的领域作为确实独立连贯的学科加以研究的时候，才算‘比较文学’。”[1]7在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一方面需要有系统的知识架构来进行跨学科横向关系研究，但更重要的，是对学科独立连贯性的严格遵守。或者说，后者更应该被看成是前者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准则。抛弃了维持学科独立连贯性的准则，比较文学的边界也就无法被清晰明确地划定。

　　比较文学学科边界的模糊又相继引发了关于比较文学中跨学科研究价值的争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打破了种种学科界限，给比较文学产生初期日趋僵化的学科规范带来很大冲击。它跨越学科边界，汲取其他学科的知识，并将之纳入文学研究的范围。这种与其他学科研究领域的逐渐重叠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关于学科边界和学科自洽性的讨论。

　　比较文学学科也会逐渐呈现出模糊的局面，混淆了本身与其他学科的差异性，失去了自己所特有的研究对象和领域，甚至失去了文学的本体地位。随着与其他学科的逐步交融，比较文学会不断地走向泛化，走向无边。因此，为了规范比较文学学科，我们应该找到一种正确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并以此为基准，决定比较文学究竟把哪些知识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正如一些学者所言，没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边界”，比较文学将随时可能迷失自己，变成一个无所不包而又无所可包的“空无”。[5]38

　　二、文化交流的带动和没有跨文化的跨学科研究

　　(一)文化交流的带动

　　文学是一种混合体，针对它的研究和阐释方式几乎是无限的。[6]12因此，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方法，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自诞生之日起就不知不觉地打破了既有文学研究框架，跨越了学科之间过于人为的规定性。然而从学科构成上来说，跨学科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它始终具有搭建不同文化之间互相沟通的桥梁这一比较文学研究的总体使命。

　　因而，跨学科研究的目标不仅包括不同门类学科的取长补短，也应包括不同文化间彼此的促进和交流。优秀的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者，在对一既定研究目标进行跨越学科维度的研究时，其多少都会涉及这一研究主体跨越地理位置或者跨越文化维度的联系。从这一角度，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确实推动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共识交流。

　　20世纪80年代，文化影响的重要性正随着经济的发展日益凸显，如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国际化诠释并将其推向世界成了国内学者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1982年，季羡林先生在给《比较文学译文集》作序的时候就指出:“到了今天，仅仅在比较文学这个小范围内，东方文学却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7]

　　无独有偶，1984年，雷马克在和中国学者孙景尧的书信中也曾经留下过这样一段话:“你的论文，认为十八世纪的类比研究这个比较文学萌芽，以及十八世纪那些对于西方文学同中国文学的比较考察，一直让十九世纪训练有素的渊源、接收、影响等研究占了上风而被忽略了，这个观点是值得详尽论述并一再复述的，无论如何，在这门学科上是颇有见解的。”[8]312-318

　　国内学界在此后不断发力，通过一些跨学科研究很好地打破了外国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思维上的壁垒。1986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选编的《比较文学研究资料》选入了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以及钱仲联的《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1987年，杨周翰、乐黛云的《中国比较文学年鉴》里收录了程代熙的《朱光潜与尼采》、朱维之的《禅与世人的宗教》。

　　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又出现了一次以西方哲学、心理学等为工具对中国传统文学作品进行分析解读的高潮。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特别是对中外文学、诗学和美学关系的研究，都进入一个全新的水平。今天，通过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发生与西方思想的直接或间接联系早已被学者们认可并进行了充分的研究‍‌‍‍‌‍‌‍‍‍‌‍‍‌‍‍‍‌‍‍‌‍‍‍‌‍‍‍‍‌‍‌‍‌‍‌‍‍‌‍‍‍‍‍‍‍‍‍‌‍‍‌‍‍‌‍‌‍‌‍。中国学者们也更加关注海外中国学和海外汉学，并以他们的最新成果反思自己，取长补短。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也有意识地突破了既有学科的局限性，朝着更加开放和综合的国际化目标迈进。

　　(二)没有跨越文化的跨学科研究

　　针对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在跨越文化方面的态度，国内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杨乃乔先生认为:“在一个民族范围内，没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比较研究也属于比较文学。”[9]136随着学科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逐渐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刘象愚先生曾指出:“比较文学的不变，在于标志它本质特征的那些东西……由此出发，比较文学的研究，无论跨越了什么样的界限，总须把文学性也就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那些基本性质置于自己的核心。”[10]

　　21既然跨学科研究是在比较文学的学科领域之内进行的，那就必须要满足于其所在学科的学科限制和规范，即所研究的客体必须要跨越不同的文化体系。在跨越文化体系的基础上，也要注意维护文学的主体地位。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必然是以文学为基础，辅以其他学科。

　　在目前的跨学科研究中，文学与其他学科走向结合，从而生成宗教文学、历史文学、哲理文学、法制文学、文学经济学、文学社会学……但是这也就脱离了比较文学的定义要求。[11]121例如，佛教属于宗教研究的范畴，它与中国古代诗词歌赋存在着深厚的文化关联。

　　佛教思想甚至在某些时期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至于文学作品中的佛教思想更是俯仰皆拾。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针对宗教和文学两个领域交叉部分进行的研究并不是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进行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是要跨文化。跨学科与跨文化间没有矛盾，只有建立在跨文化基础上的跨学科研究才能被归类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三、实践中的通俗化现象和影响研究倾向

　　(一)跨学科研究的通俗化现象

　　如今，随着全球化时代文学产品的数字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更喜欢阅读在线电子书，而不是坐在图书馆认真研读纸质文献。他们似乎对文学之外泛化的文化更感兴趣，例如大众文化或者消费文化。比较文学的学者们也对此深感忧虑:“一方面，文学研究的界限越来越广，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再研究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而是打着文学研究的旗号去研究影视文化产品和大众文化现象;另一方面，对传统的文学研究(纯文学)却变得越来越少，以至于大学的一些文学研究濒临灭绝。”[12]

　　138这种浮躁的风气似乎也渗透到了学界，美国比较文学学者乔纳森·卡勒(JonathanCuller)曾指出:“一些教授或许已经从约翰·弥尔顿(JohnMilton)转向了麦当娜(MadonnaCiccone)，从莎士比亚(WilliamShakespeare)转向了肥皂剧，完全放弃文学的研究。”[13]42

　　客观地说，在比较文学领域，跨学科研究的整体理论探索是不够的，实践阐释也存在不足。很多研究都流于表面，流于文化和其他学科之间关系的一般性叙述。深入的、系统的、富有理论探索性和以学术为导向的成果在总量中的比例并不是很大。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相比，跨学科研究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成熟完整的理论体系，研究成果无法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相比较。

　　特别是在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众多高校相继发轫为创办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而努力。在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学者们热情高涨，努力在研究领域开疆拓土，跨学科研究也因此成为最好的工具。在国际知名搜索引擎Google中进行关键词“跨学科研究”的检索，可以得到超过258万条的简体中文网页搜索结果，其热闹程度可见一斑。

　　跨学科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的重要分支，确实可以通过前所未有的政策和经济支持来改善。但是，一味的资金投入是否就直接意味着可以用于定量评估的跨学科研究成果大量产出?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跨学科研究，特别是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对研究者具有相当高的要求，不仅体现在外语水平和类别上，还体现在一种多学科的造诣和敏锐的学术眼光。从这个角度看，跨学科研究虽然是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新兴分支，也是一种最难以把握的研究方法。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人才需要的是一种立足于文学的具有综合性知识的人才，而这种人才的培养周期并非一朝一夕。一方面是突飞猛进的学术发展势头，另一方面是不论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相对滞后的人才培养，这也就造成了目前国内的跨学科研究在比较文学领域很难产生大量的优秀学术成果。对于这种情况，学者孔陈焱倡议学者们不应该以浮躁态度对待跨学科研究，以免邯郸学步，失却求是学风。[14]32

　　(二)跨学科研究的影响研究倾向

　　在比较文学领域，如果将跨学科研究的通俗化倾向比成橄榄一端的话，那么跨学科研究的影响研究倾向则是与其相反的另一端。这种倾向的具体表现可以用钱仲联先生写过一篇关于佛教与中国古代诗歌关系的论文来解释。在这篇文章中，钱先生详细阐述了外来佛教对唐代中国诗歌的影响，古印度佛教文化对唐代诗歌创作内容、节奏和文学理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自从佛教流行开来以后，许多佛教术语也成为那个年代诗词歌赋的常用词和意象，比如“皈依”“不二法门”“普度众生”……[15]10-20细读此文，我们发现，不论是文学与宗教的跨学科维度，还是中国文化体系与印度文化体系的跨文化维度，这篇学术论文都满足了比较文学跨学科的两个要求——跨学科与跨文化。

　　对于钱仲联先生的这篇论文，有的学者却抱有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此文并未反映跨学科研究和影响研究之间的差异。此文也是基于实证来追溯源流，这似乎更像是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范畴。学者们发现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践中，往往在不知不觉间，就将异域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研究也纳入进来。这反过来又导致一个新问题的出现:影响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之间的界限如何廓清?

　　关于这个问题，河南大学学者李伟昉认为:“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倡导的跨学科研究超越了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疆域，却未能也无法从根本上绕过影响研究的范式及其实证方法。”[16]62尽管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不祧之祖雷马克认为法国人对文学研究“可靠性”的坚守已日趋陈腐[1]2，但包括美国学者在内的跨学科研究实践都需要遵从“可靠性”这一标准。

　　离开了学术客观真实以及这些课题实际上存在的关系，比较文学的科技研究自然失去了其“社会科学”的属性。我们无法想象，不找寻文学与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学科之间的实际联系，不对实证方法加以运用，这种跨学科研究将如何进行展开，审美批评的基础将何以建立。毕竟“美学的一切都要从确凿的研究那儿获得”[17]108。

　　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不仅体现了学科的横断性，也是对人类知识整体性的一种回归。因而在进行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时，我们必须对这两个特性同时进行关照，处理问题的时候也不能进行极端对立式的割裂，辩证且理性的调和或许是一种出路。这也恰恰体现了苏源熙(SaussyHaun)所提倡的“对各种不可调和的观念直面以对”的原则。[18]

　　6正如上文所提，我们一方面寄希望于跨学科给比较文学不断注入新鲜活力，另一方面也不能回避通俗元素的大量渗入和研究的非文学性等问题。我们希望跨学科可以带动比较文学建立一个更为完整全面的学科框架‍‌‍‍‌‍‌‍‍‍‌‍‍‌‍‍‍‌‍‍‌‍‍‍‌‍‍‍‍‌‍‌‍‌‍‌‍‍‌‍‍‍‍‍‍‍‍‍‌‍‍‌‍‍‌‍‌‍‌‍。

　　与此同时，在进行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践过程中，也不能一味地追求填补空白而把似是而非的东西全部纳入文学研究的领域。针对比较文学跨学科领域在当代的发展方向，学者们一方面要警惕互联网时代造成的研究通俗化，另一方面又要修正单纯追求学科独立性而造成的裹足不前。

　　相互割裂和人为加以定义分离只能造成过度的泾渭分明。本着学科理论建设的实际需要，不好大喜功，科学理性地进行文学研究，或许才能让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实现“促进与科学发展相协调的人文研究，进一步发扬以人的幸福和文化的和平多元共处为根本目的的二十一世纪人文精神”[19]27这一伟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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