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祭器色彩在差等制度中的变迁研究

　　【摘要】通过研究祭器中的色彩体系和等级关系，揭示色彩观念在巩固统治的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考察清代礼制的特征及其如何将统治思想置入于祭器颜色表象中，使祭器色彩和陈设规制共同体现礼制的差等制度;同时清代历朝帝王在礼制建设中对祭器色彩的把控也呈现由严到松的趋势，这与时代大背景中的很多因素有关‍‌‍‍‌‍‌‍‍‍‌‍‍‌‍‍‍‌‍‍‌‍‍‍‌‍‍‍‍‌‍‌‍‌‍‌‍‍‌‍‍‍‍‍‍‍‍‍‌‍‍‌‍‍‌‍‌‍‌‍。

　　【关键词】祭器色彩;色彩等级;差等制度;色彩变迁

　　一、旧制中藏礼于器的表征不重其色而重其器

　　(一)自古藏礼于器的礼制思想根植于统治阶层的观念中

　　“藏礼于器”出自《春秋?左传?成公二年》：“信以守器，器以藏礼‍‌‍‍‌‍‌‍‍‍‌‍‍‌‍‍‍‌‍‍‌‍‍‍‌‍‍‍‍‌‍‌‍‌‍‌‍‍‌‍‍‍‍‍‍‍‍‍‌‍‍‌‍‍‌‍‌‍‌‍。”“器”中作为一种传播和沟通的媒介，暗藏着抽象意义，自商周时期，就以礼器的使用显示君臣的尊卑关系、权利地位等级‍‌‍‍‌‍‌‍‍‍‌‍‍‌‍‍‍‌‍‍‌‍‍‍‌‍‍‍‍‌‍‌‍‌‍‌‍‍‌‍‍‍‍‍‍‍‍‍‌‍‍‌‍‍‌‍‌‍‌‍。所谓“藏礼于器”，即时人借助礼器(礼物)自身的特性(包括大小、色彩及图案等)，亦或通过一定的行为方式(礼仪，具体亦可指礼器的布局与配置等使用情况)来展现，表达出来的一系列思想、观念、内容、旨趣或目的。具体来讲，指五礼(吉、凶、军、宾、嘉)之中所出现及使用的各种漆器所孕育的礼意。[1]

　　《礼记》中载道：“礼之教化也微，其正邪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礼制依附于礼器来制约人们的行为，施行政治教化。礼器的规范使用所传达的尊卑有别的思想对巩固政权、稳定社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一种循序渐进、潜移默化的教化方式，存在一个自表到内、再由内而外的过程，内心接受礼器的规范表象，纲常道德随之根植于心，然后再自然而然地付诸于日常行为之中。

　　祭祀之礼即吉礼，为五礼之冠，祭器之中所蕴含的礼意便不得不让人重视。《周礼?春官?宗伯》记载:“以吉礼祀邦国之鬼、神、示。”可知祭祀对象分为人鬼、天神、地示等三类，主要有祭天地、祭日月星辰、祭先王、祭先祖、祭社稷、祭宗庙等礼仪活动。祭祀礼仪的多样性便促成了祭器的丰富性。祭器在祭祀活动中不单单是盛放祭品的器皿，也成为了一种制度性的社会文化符号。

　　先秦祭器的礼意更多体现在铭文、纹饰、造型、陈设等方面，或受材料限制亦或受技艺限制在色彩上表现并不突出，祭器材质多以青铜器居多，其色为材料本色，人为成分极少，少量的陶、木、竹会施以髹漆，便是黑红之色。

　　祭祀漆器之中嵌玉漆器尤为珍贵，众多青铜鼎、尊、爵也都华丽精美，祭器的制作和陈设布局、行礼的过程既耗费复杂的劳动，又与日常的生产、生活需要关系不大，这种非物质需求成为了少数贵族阶层的精神追求，祭器是统治者身份、地位、权力的指示物和象征物。通过祭器彰显礼意获得社会认同，构成等级分明的社会组织。先秦时期的礼制思想受后世的封建社会所推崇，直到清王朝的覆灭。

　　(二)祭祀色彩观念体现于牲币颜色表象中

　　虽然祭器的色彩意向不够突出，但以色明礼在祭祀活动中表现在祭牲、玉器、束帛等方面。按其六合之色(天为苍、地为黄、东为青、南为赤、西为白、北为玄)都有严格的规定。

　　商代甲骨文记录者最原始祭祀卜辞，其中的颜色词主要用来描述祭品，尤其是祭牲的颜色，祭祀不只要求使用某种种类的动物，还要求使用某种颜色的动物，这时颜色的重要性便彰显出来。《颜色与祭祀》一书提出祭牲的颜色按其使用语境的不同遵循着某些规律，祭牲的颜色可能就是殷人、祭品和受祭者之间象征性交流的外在表现，[2]这是最早能够挖掘到的朴素的颜色象征体系。

　　六器祭祀天、地、四方之神，《周礼》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壁礼天、黄琮礼地、青圭礼东方、赤璋礼南方、白琥礼西方、玄璜礼北方。”在玉种、色彩和器形上，都有严格的规定，颜色的象征性也更加系统明确。“以玉作六器以礼四方天地”这种礼制观念一直影响到清代的祭祀礼仪中。不管是五行五色、宗教思想还是朝代色尚，祭祀牲币的颜色受色彩观念影响，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其象征性和内涵便不相同。

　　而祭器的色彩表现随时代越久远其指向势态就越模糊。相较于祭器，牲币和神灵先祖的关系更加紧密，直接被神灵先祖享用，象征性颜色便最先应用在牲币上，对祭器的色彩运用远远晚于祭品;又或者因为技术原因，想要祭器拥有色彩象征意义必须进行人工施色，这与时代发展、技术演进密不可分。

　　(三)祭器的造型装饰和礼制陈设体现礼制的差等制度

　　祭器的种类和造型都极为丰富，祭器的造型设计最初不过是人类日常所用极其简陋的器物，与日用器无异。《礼记?典礼》说:“凡家造，祭器为先，牺赋为次，养器为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礼器随之进化。祭器作为人与神灵沟通的媒介，自然要被赋予神秘色彩，先民为了取悦上天，顺于鬼神，合乎人心，有别于日用器，开始注重对祭器的装饰，对“质地”“形状”进行有意识的选择，添上一些“尊贵”的元素，或雕饰、或嵌饰、或髹饰、或绘饰。只要有“美材”，或新技术的出现，它总是首先被融入到祭器中，制作出人间最为华美的器物，并成为统治阶级专有“财产”。

　　《周礼》《礼记》和《仪礼》等历史文献中，就具体记载了关于祭器的规范，其陈设、数量、所放祭品都有明确的规定。《礼记?礼器》记载：“庙堂之上，罍尊在阼，牺尊在西;庙堂之下，县鼓在西，应鼓在东，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此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君西酌牺象，夫人东酌罍尊，礼交动乎上，乐交应乎下，和之至也。”据《礼记?玉藻》记载和考古发现，簋常以偶数和鼎相配出现，如四簋与五鼎相配，六簋与七鼎相配。宴享和祭祀时，簋以偶数与列鼎配合使用。

　　《中国古代的礼器组合制度》一书中总结出西周时期不同阶层的礼器组合的大体情况归纳如下:天子接待诸侯之礼用九鼎、八簋、六簠、十六豆、十六壶。诸侯国君宴请他国使臣上卿礼为九鼎、八簋、八豆、八笾、六鉶、八壶;宴请卿的副手之礼为七鼎、六簋、六豆、六笾、四鉶、六壶。少牢馈食之礼是五鼎、四簋、四豆、四笾、二鉶、四壶。士礼所使的礼器组合为三鼎、二簋、二豆、二笾、二壶(或两瓿)等。[3]礼器的种类、数量的多寡和组合的差异直接代表了贵族等级的高低，具有了特定的社会功能，这些礼器的使用规范反应的本质是商周时期呈现的等级森严的社会形态。先古的礼制思想为后世的阶级统治提供重要依据。

　　二、清代祭祀制度率依明制实现祭器的色彩解放

　　(一)国家祭器自明代以来进入以瓷代古新阶段

　　1.陶瓷的应用打破祭器常规色彩局限性

　　随着青铜的没落，祭器出现金、银、玉、陶多种材质，唐宋时期就有在皇家祭祀中使用瓷器的记载。但大都以仿青铜以示尊古，追求本质，不施以色。在南宋皇室重建礼仪制度过程中，因循商周礼制，确立了“郊祀尚质”的皇家祭器制度，[4]陶以仿商周青铜器为祭，色彩表现不突出。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材质、工艺的革命是历史的必然，然而也不可能一下完全颠覆，祭祀礼仪已经固化于心，更是牢牢与统治阶层的命脉维系在一起，需要潜移默化、循序渐进地进行变革。大致形成以青铜为主、以陶为主和以瓷为主几个阶段，且种类越来越丰富，对祭器施色的势头更是愈演愈烈，在官方没有规定大规模以色辩器之前祭器色彩或多或少已经开始丰富了起来，直到明代国家不仅规定了祭器材质皆用瓷，且严格部署了祭器色彩应该如何表现‍‌‍‍‌‍‌‍‍‍‌‍‍‌‍‍‍‌‍‍‌‍‍‍‌‍‍‍‍‌‍‌‍‌‍‌‍‍‌‍‍‍‍‍‍‍‍‍‌‍‍‌‍‍‌‍‌‍‌‍。明代瓷制祭器的历史性沿革全方位解放了祭器的色彩，为清代造物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2.由祭祀对象决定的色彩层级关系实现于祭器之中

　　《明会典》卷二百零一记载：“洪武九年定,四郊各陵瓷器，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行江西饶州府,如式烧造解。”说明在礼制的层面上，青、黄、赤、白拥有着崇高地位，由此大量的颜色釉瓷器应用于祭祀当中。上千多年的朝代更替，祭祀体系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述中的青、黄、赤、白是五色的内容，但这些颜色与五方并不是一一对应，这体现出祭祀活动中五色观的松动。[5]虽然色彩象征体系有了变化，但颜色服务于礼制划分等级的统治观念始终没有变。

　　3.祭器在礼制规约下的色彩遵循

　　据《大清会典》记载：“祭器用陶必辨其色。”清代的祭祀体系基本上承袭明朝制度。以祭祀内容作为划分标准,大致可以分为大祀、中祀和群祀。大祀包括圜丘、祈谷、雩祀、方泽、太庙、社稷六个，由皇帝亲祭;中祀包括日神、月神、历代帝王、先农、先蚕、天神、地祗、太岁等，由皇帝亲祭，或遣官员祭祀;群祀包括先医、火神、炮神、东岳、都城隍等众多规格较低的祭祀，均派遣官员祭祀。

　　圜丘、祈谷、雩祀以青色釉系为主，方泽、太庙、社稷以黄色釉系为主，日神以红色釉系为主，月神以及其他中祀和群祀均以白色釉系为主，由此可见这四种色彩存在的差等关系：青色高于黄色，黄色高于赤色，赤色高于白色。

　　(二)从器有定数到器有定色的转变体现统治阶层对色彩表现的重视

　　1.祭祀礼制的崇高地位带动祭器颜色发展

　　中国古代社会对祭祀活动都极为重视。祭祀典礼愈隆重，愈表明对天神、祖宗的虔诚与尊敬，就愈能赐福，使封建王朝长久不衰、传之万代。因此在举行此类典礼时，极尽奢侈之能事，耗资亿万，也在所不惜。[6]

　　那么祭器作为礼制活动的载体，规范颜色就体现了对祭祀活动的重视，祭器不光在种类、造型装饰、陈设等方面蕴含礼意，色彩等级的加入更加强化等级意识。赋予祭器明确的颜色指向并不是对祭祀礼仪的改变，而是完善和巩固，这和《周礼》中“以玉为六器礼四方天地”的礼制思想异途同归。

　　2.色彩需求与工艺技术水平互为作用

　　清宫祭祀名目繁多、规模宏大，瓷质祭器的需求量大，品质要求也极高，对其色泽都有严格规定，朝廷不惜工本的督造瓷器，精工细作，其重要性大于一般宫内及日用瓷。祭器的颜色以颜色釉来实现，色彩需求直接影响和促进了颜色釉瓷的发展，在不断的实践探索中研制出许多颜色釉新品。

　　工艺烧造技术水平的进步、可选颜色材料范围的扩大，也为祭器设色方式的变革提供了前提，进而衍生出诸多同类色祭器。例雍正时期的黄釉祭器就有深黄、浅黄、明黄、鸡油黄之分。[7]

　　(三)祭器在色彩和陈设规制方面共同体现礼制的差等制度

　　《钦定大清会典》中明确记载了各个祭坛祭器的陈设规制。比较圜丘大祀和先农坛中祀的祭器陈设与色彩关系，具体研究差等制度是如何体现。圜丘大祀第一成陈设图，祭器主青色，先农坛中祀陈设图，祭器主白色，可以观察到在种类、数量、陈设和色彩上都有明显的差别。

　　《大清会典》上记载如皇帝不能亲祭则遣官恭代，皇帝亲祭和派员代祭，其礼仪规格有较大不同，圜丘大祀遣官祗告情况下的陈设图和皇帝亲祭的陈设图相比差距甚大，并且所用祭器变成以白釉为主，以示其下层地位。陈设和色彩的差等制度在这里等到充分体现。古代社会至高无上的皇权和封建等级制度下的尊卑关系，在祭器陈设规制和祭器色彩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三、清三代祭器色彩与陈设瓷趋同化体现色彩象征性弱化

　　(一)瓷釉祭器的修正是统治阶层维护政权的手段之一

　　封建统治者的统治观念依附于尊天敬祖的祭祀活动，以这种方式来延续政权万代永存的思想。在旧主将政权移交给新主之际，皇权和政局均不稳定，祭祀在这个时候就变成了新帝巩固统治的最好利器。祭祀活动的严肃与否，是表达诚意的标尺，这种严肃性的体现，第一是仪式的规模和礼仪方式及程序，第二便是祭祀的用器、用具的规范程度。[8]清三代帝王在巩固政权的道路中对祭祀活动的礼制规约看得尤为重要，执政期间为了合理化地巩固皇权，借各种名由来修正祭器。

　　1.康熙年间仿历代名窑颜色釉

　　清代顺治时期满汉初统，局势未定，官窑的生产继续采用较为健全的明代官窑制度。明代时期就对各坛所用祭器的式样加以调整,如登、铡皆以瓷碗代之，簋、簠、笾、豆皆以瓷盘代之。顺治时期直接以明朝成品为官样。康熙时期天下大定，国力雄厚，对官窑瓷器生产开始重视起来。一方面康熙皇帝艺术造诣极高，对瓷器尤为钟爱;另一方面祭祀器皿和日常器用都直接反映着帝王的尊贵与权威;所以对官窑的生产和管理都极为重视。

　　康熙十九年皇帝亲自选派督陶官监督烧造祭器，由此开启清朝派员督陶的官窑管理制度，也成为宫廷大规模烧造御器的发端。此时的瓷器装饰种类有绘、印、刻、堆贴、镂雕、瓷塑等。宫廷瓷器在康雍时期已经成就显著，瓷器装饰种类十分丰富，单色釉瓷种类繁多，在色彩表现上精益求精。

　　祭器造型依旧遵从明代，多以单色釉，纹饰较少或没有纹饰，在多姿多彩的单色釉品中，只有青、黄、赤、白可用做祭器。在制瓷业如此发达的背景下，祭器的造型不变、釉色更加至精至纯，这体现了统治者对祭祀礼制的坚守，皇权至上不可动摇。

　　2.雍正范铜为器

　　《清高宗实录》乾隆十三年正月上卷三〇六记载“皇考世宗宪皇帝时,考按经典，范铜为器，颁之阙里，俾为世守”，雍正年间的祭祀基本遵循康熙制度，雍正帝对祭器的更正体现在范铜为器，指的是祭器复古，但雍正朝复古祭器只是藏于阙里，以体现古制，并未大规模推行，祭祀典礼中的祭器还是那一套。

　　雍正皇帝本人深谙艺术欣赏之道,十分喜欢单色釉瓷器纯洁典雅的风格,因而在宫廷陈设用瓷和日常用瓷中出现大量与祭器釉色、造型完全一样的瓷器。《大清会典?雍正朝》记载到,祭典中使用量最大的“壶、爵、盘系光禄寺预备”，而光禄寺是专门置办宫中日常用品的部门。此时，祭器色彩用以为现实生活服务的趋势日益明显。

　　3.乾隆时期仿古铜器造型

　　清代经历了顺、康、雍三朝的积蓄和完善,乾隆年间国力雄厚、政治稳定，对各种礼制的建设最为突出。乾隆受雍正做法启发，在统治时期施行了全新的祭器修正规范。《清高宗实录》乾隆十三年正月上卷三〇六记载：“至明洪武时更定旧章，祭品、祭器悉遵古，而祭器则惟存其名，以瓷代之。我朝坛庙陈设祭品、器亦用瓷，盖沿前明之旧。皇考世宗宪皇帝时，考按经典，范铜为器，颁之阙里，俾为世守，曾宣示廷臣，穆然见古先遗则。联思坛庙祭品既遵用古名，则祭器自应悉仿古制，一体更正，以备隆仪。”

　　乾隆认为明代祭器变革后只留有其名，很多器型被磁盘瓷碗代之，这不合古制，于是以雍正范铜为契机，将祭器悉仿古制，实施了大规模的整改‍‌‍‍‌‍‌‍‍‍‌‍‍‌‍‍‍‌‍‍‌‍‍‍‌‍‍‍‍‌‍‌‍‌‍‌‍‍‌‍‍‍‍‍‍‍‍‍‌‍‍‌‍‍‌‍‌‍‌‍。不只是在祭器方面整改，乾隆还花了十年的时间把各种关系理顺，通过不断调整参与治理的成员、修正相关礼器礼仪，逐渐强化并完善了礼制。

　　《皇朝礼器图式》的绘制，正是这一阶段乾隆治礼思想成熟的标志。[9]乾隆十三年特赦廷臣议更古制，并亲为厘定，命所司照示敬造。乾隆皇帝对祭器的更定，使陈设礼器达到历朝最高水平，此后诸朝沿用未改。汇总乾隆时期《皇朝礼器图式》各大祭坛祭器色彩，我们可以看出，各类祭器在不同祭坛的颜色及材质遵从青、黄、赤、白的色彩等级分配;材质大部分为瓷器，少量为竹、木、铜器;太庙祭祀先祖，为彰显皇室地位选择金黄色，太庙祭器颜色和材质与其他祭坛有很大不同。

　　(二)宫廷陈设用瓷向祭器趋同化发展体现出对色彩控制的松弛

　　虽然祭祀礼仪仍然严格按照礼制进行，看上去没有什么问题，但在祭祀之外的颜色瓷器使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居于崇高地位的用于辨别差等的颜色釉瓷在祭祀之外的使用率越来越高。以霁蓝釉为例，霁蓝釉也叫祭蓝釉，康熙时期主要作为祭天礼器出现，雍正时期出现祭器与日用器无差别的情况，发展至乾隆年间，霁蓝釉陈设用器数量居然超过了祭器数量。

　　象征天威的青色已经不是主要在严肃庄重的祭祀礼仪中出现，虽然各朝对祭器色彩的把控始终遵从古制，但日常器用色彩的多元呈现又说明以色名礼的制度观念受到冲击。宫廷陈设用瓷向祭器趋同化发展，说明到了清代对色彩的控制已经松弛。

　　(三)由色彩象征到色彩满足的转变是控制松弛的主要原因

　　清朝时期，政通人和，财富殷实，社会意识形态发生转变，加之西方艺术思想的介入，颜色的象征性或已被弱化，更多的是应用于人们追求多元色彩的自我享受中，故现实生活中对色彩的向往成为色彩多元呈现的强大推动力。官方对礼仪中色彩的限制固然是不能轻易改变的，礼制的纲常明教不可僭越。但随着人们的思想解放，反人性的遏制色彩的呈现可能会适得其反，或者人们色彩追求已经很难控制，进而巩固皇权礼制思想就得转向其他方面。这或许是历朝帝王在祭器上大做文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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