缔造与消失:高等教育制度变迁视野下的国立北平大学

　　摘要：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出现与发展，通过制度的引进和调适，呈现了中国特色的多元现代性进程‍‌‍‍‌‍‌‍‍‍‌‍‍‌‍‍‍‌‍‍‌‍‍‍‌‍‍‍‍‌‍‌‍‌‍‌‍‍‌‍‍‍‍‍‍‍‍‍‌‍‍‌‍‍‌‍‌‍‌‍。国立北平大学作为大学区制改革的产物，通过借鉴法国模式，丰富了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建设的思想资源，提供了制度引进的实践经验‍‌‍‍‌‍‌‍‍‍‌‍‍‌‍‍‍‌‍‍‌‍‍‍‌‍‍‍‍‌‍‌‍‌‍‌‍‍‌‍‍‍‍‍‍‍‍‍‌‍‍‌‍‍‌‍‌‍‌‍。历经抗日战争的迁徙和战后复员的曲折，国立北平大学的改组和消失，呼应了中国高等教育进行区域分布均衡调整的时代需要‍‌‍‍‌‍‌‍‍‍‌‍‍‌‍‍‍‌‍‍‌‍‍‍‌‍‍‍‍‌‍‌‍‌‍‌‍‍‌‍‍‍‍‍‍‍‍‍‌‍‍‌‍‍‌‍‌‍‌‍。一校的变迁，从国际到国内，由华北到西北，彰显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外部制度借鉴与内部结构调整。

　　关键词：高等教育制度;国立北平大学;制度借鉴;制度重构;区域均衡;多元现代化

　　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社会，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通过兵战、商战、学战的探索，近代中国历经融入世界的坎坷。从闭关锁国到被动开放，有识之士开展了从器物学习到文化改造的审慎采择。高等教育制度层面，立足儒家的思想传统，承袭太学与书院的机构组织，面对西方大学的学术导向和系科设置，吸收何种资源、建设何种制度，成为教育改革者面临的首要问题。“现代性的历史，最好看作是现代性的多元文化方案、独特的现代制度模式以及现代社会的不同自我构想不断发展、形成、构造和重构的一个故事。”

　　[1]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摸索与调适，身处这种借鉴与重构的情境，呈现出一种从中心到边缘、由引进到改造的进程。经由外部制度吸引与内部发展需要的共同作用，制度设计为大学发展提供导引，大学变动则是制度更易的具体表现。本文即以国民政府时期出现的国立北平大学为对象，梳理其采用法国模式进行制度借鉴的积极尝试，呈现其从华北到西北的迁徙过程。一方面，侧重分析制度引进的本土性转化;另一方面，着重考察区域分布的结构性调整，从而立足制度设计与学府变迁的互动，梳理民国时期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建构与调适。

　　一、制度引进与国立北平大学的创立

　　短暂存世的国立北平大学于今湮没无闻，时与北京大学相互混淆。这所组织松散的巨型大学，“原不是一个学校，也不在一个地方，是一个时期，隶属于一个校名的几个学院。”[2]追溯渊源，1927年8月，张作霖组织的北京军政府教育总长刘哲借口各校不易办理，力主将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北京法政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北京美术专科学校等国立九校合并为京师大学校。9月20日，强行改制的京师大学校在教育部礼堂举行总开学典礼。作为奉系军阀高压政策的产物，京师大学校的建立受到北京教育界的普遍抵制，造成平津地区高等教育的萎缩，严重危害了自由开放的学术风气，削弱了北京作为文化教育中心的地位，也让历经思想控制与政争起伏的高等教育界反思中国高等教育的出路与走向。

　　(一)国立北平大学的艰难缔造

　　1928年6月初，国民革命军进逼北京，张作霖政府倒台。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派高鲁等人接收北京文化教育机构。此前，国民政府在蔡元培、李石曾等人的主导下引入法国制度，在高等教育领域掀起了“大学区制”改革。这种以法国模式为范本的尝试，以大学为核心，统摄小学、中学教育以及教育行政事业。1923年11月，留法归来的周太玄即主张以法国大学区制为依据，将全国划分为十个学区。周太玄提出[3]：

　　每区择适中及重要地点，设一区学院、一国立大学及一区教育会议，综理一切高等教育、中级教育、国民教育、社会教育、平民教育及其他特种教育等等。各区学院及大学，均统属于教育部;但其内部组织及更改，则应有最高教育会议将其议定之条例，交教育部颁布执行之。

　　这种教育制度设想，最初为赴欧学生尤其是留法学生，亲历法国教育后提出的中国教育制度改革规划。其时日本、美国教育模式在国内并行交替，政治动荡造成的教育崩溃进一步推动了教育改革的步伐，法国教育模式自此进入国人视野。“就普通教育言之，……惟法国教育，能脱于君神之迷信，……法人学术之精博，人人得而见之，非有所偏誉也。”[4]尤其在制度建设方面，大学区制具有的相对独立运作系统，有助于在经费匮乏、结构失调的中国教育领域实现统筹规划，相互沟通。以上种种，都为国民政府采择法国教育模式奠定了基础。

　　作为大学区改革主导人物的李石曾，一度赴法留学，热衷法国教育制度的引入。“李石曾较为全面地接受了法国的科学、思想文化和教育制度,在模仿西方的教育改革中,李石曾唯对法国的科学和教育制度情有独钟。”[5]出于统一北方文教事业的立场，他积极倡设北平大学区。1928年7月19日，国民政府会议议决：北平国立各校合组为国立中华大学，以李石曾为校长。8月16日，大学院大学委员会开会讨论北平大学区案。蔡元培鉴于苏浙两省试行的结果问题甚多，表示反对。李石曾一方则极力推行，“谓大学区制为世界最良好之教育制度，江浙试行之无良果，乃办理者不得力，且谓石曾先生对此案决不让步。”[6]

　　借助李石曾的政治影响力，会议最终通过了《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议决设立北平大学区。翌日，蔡元培呈文辞去本兼各职以示“不合作”态度，未被接受。9月21日，国民政府议决：国立中华大学改称为国立北平大学，包含北京大学等各校，并通过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管辖河北、热河两省，北平、天津两特别市。其后国民政府任命李石曾为国立北平大学校长，李书华为副校长，合并北京的国立学校及天津国立北洋大学为国立北平大学，设大学委员会北平分会为国立北平大学最高审议机关。张强：缔造与消失：高等教育制度变迁视野下的国立北平大学

　　(二)改组风波与国立北平大学重组

　　合组国立中华大学的决议传出，激起北平各校不满。北京大学学生从1928年6月即组织复校委员会，努力恢复北京大学原有的名称及组织。改组消息引发强烈抗议，北京大学学生于11月17日发布护校宣言，斗争矛头直指李石曾，护校宣言称[7]：

　　北京大学之有特殊情形，完善组织，及历史上之成绩，国际间之地位，而允宜独立。北平大学区之因人而设，易使学阀把持，学术官僚化，及顾此失彼，弊端百出，破坏全国教育行政统一，而应受反对。

　　为表达意见、体现决心，北京大学学生在复校委员会的领导下，于11月29日举行游行示威。数百名学生到中南海国立北平大学办公处，捣碎门窗和家具等什物，然后分别前往李石曾、李书华宅邸抗议。12月1日，李石曾派遣军警数百人，保护接收人员前往北京大学接管，亦被武装学生赶走。值此混乱之际，吴稚晖出面调停，提议将北京大学旧有三院，加一“北大学院”名义，由副校长兼任北大学院院长，以示保留北京大学独立性质。

　　此外，北京女子大学全体学生于11月23日赴国立北平大学校长办公处请愿，表示反对并入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亦反对合并，举行游行示威。虽然反对之声不断，国立北平大学最终得以建立。大学本部设立11个学院：北京大学改为北大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改为第一师范学院;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改为第二师范学院;北京法政大学改为法学院;北京工业大学改为第一工学院;天津北洋大学改为第二工学院;北京农业大学改为农学院;北京医科大学改为医学院;北京女子大学改为女子学院;北京美术专门学校改为艺术学院，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改为俄文法政学院。每学院设院长一人，秘书一人，辅助院长处理该院事务。国立北平大学校长由李石曾担任，李书华任副校长。

　　大学区制改革的试行，遭受到各方的反对。独立于国民政府行政体制的大学院设置、教育行政重心系于高等教育，忽视了其他各级教育事业发展等，成为时人非议的要点。“由于理性设计而进行激进的制度变迁加速了大学院与大学区的失败”。[8]1929年7月5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北平、浙江两大学区，限于当年暑假停止，中央大学区限于当年年底停止。随着大学区制改革宣告结束，此前并入国立北平大学的各院校再次提出复校独立的要求。

　　1929年8月7日行政院会议议决：国立北平大学研究院改为国立北平研究院，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改为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改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仍令划出独立，并组织国立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筹备期间称为国立北洋工学院)。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改为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其剩余各学院合组为一所新的国立北平大学。至1933年，经过一系列的院系调整，国立北平大学基本完成了合并以来的校际整合，形成了五学院一附校的组织格局，即包括女子文理学院、法商学院、医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和附属高级中学。

　　国立北平大学的艰难建立，透露了宏观制度层面改革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的困难。如前所述，李石曾等人致力领导北方地区的社会改革与教育事业，在江浙试行大学区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仍然极力倡导北平大学区的建设[9]：

　　我们以为首都既在南京，北平应为教育与学术重心。推行大学区制的目标，即以北平国立学校与天津北洋大学原有人才和设备，加以充实和扩大，使成为一个完善而合理的大学，负起大学教育与学术研究的责任。同时使河北高等教育与北平高等教育发生联系，一面使北方普通教育与高等教育亦得以彼此衔接。

　　北平大学区制改革的校际合并，随即改变了京津地区的高校格局。初建的国立北平大学，依托雄厚的政治资源和庞大的学校规模，与同样经过整合的中央大学南北呼应，成为中国教育制度革命的产物。然而由于院系地理位置的分散，以及各校历史传统的差异，尤其是政府对于大学组织和传统的横加干涉，导致国立北平大学没有因为外部形制的统一而实现组织内部的融合，反而由于合并各校之间地位的不对等，造成形聚而神散的局面。

　　回顾国立北平大学的建立，其主要是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人从法国制度文化中寻求改革资源，并与当时国内“教育独立”的思潮相呼应，进而在高等教育制度层面进行尝试的产物。这种努力体现了制度创新的新趋向，其用意在于平均输入欧美制度来改造中国高等教育。观察这一短暂的改革历程，虽然“现今世界之教育，能完全脱离君政及教会障碍者，以法国为最。法国自革命成功，共和确定，教育界已一洗君政之遗毒”[10]，但是现实的操作，除了客观的适应性问题与主观的理想化特征，以及内部的权力纷争，大学区制改革尤其缺乏社会的土壤。正如研究者所言[11]：

　　中国社会在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下，作为民主管理重要基础的市民社会、中间阶层及各种中介机构均先天发育不足，以致在法国得以长期顺利运作的管理体制移植到中国，就暴露出种种不成熟和混乱。

　　在外国制度与本国实际的冲突与磨合中，面对中国社会的内忧外患，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界不断摸索适合的发展路径。虽然改革以失败告终，但它毕竟呈现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侧面。

　　二、战时迁徙与均衡化调整

　　教育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必然植根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与地理区位。反思法国大学区制在中国的实践与挫折，除了制度方面的不适，国家疆域辽阔造成的区域性教育失衡在中国尤为明显。1931年9月，国联教育考察团对中国教育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考察，完成了《中国教育之改进》报告书。针对中国大学过于集中的问题，报告指出[12]：

　　中国而外，世界各国，同一城市而设立两个以上之大学者甚少，……是以教育部如欲刷新大学制度，专心谋全国教育之利益，则北平与上海二地，实不应再有八国立大学，及立案之十七私立大学林立其中也。

　　国联专家由此建议分散高等教育资源，谋求国内各区域高等教育的有序均衡发展。国民政府亦对此有所反应，一度设想将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迁往西安。1933年2月，针对坊间传闻，时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表示[13]：

　　外传教育部当局，以北平师范大学环境不适，改革多阻，拟迁西安，……本人事前并未闻悉，敝校与教育部函电往来，教部亦无片语及此，想师大迁设西安之说系外界之误传。

　　虽然未有实质性的举动，但是针对高等教育区域分布失衡的问题，已然受到民间和政府的广泛关注，并采取整顿行动。“1931年以后中国大学的发展更有秩序，学校分布失衡问题有所缓解，入校学生素质有所提升，课程克服了脱离中国实际的弊病。”[14]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与开发内地的迫切需求，对高等教育的区域分布提出了新的诉求。

　　(一)从国立北平大学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卢沟桥事变之后，随着北平的沦陷，京津地区高等教育机构随即陷入敌手。为妥善安置高校师生，国民政府教育部实施战时高等教育调整，建立临时大学。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第16696号令[15]：

　　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

　　消息公布后，暂避南京的国立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与新任西安临时大学常委陈剑脩、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同车经徐州转往西安。国立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亦离津赴陕，进行校址选定、收容学生的工作。

　　1937年10月1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王世杰为委员会主席，任命李书华、徐诵明、李蒸、李书田、童冠贤、陈剑脩、臧启芳、周伯敏、辛树帜9人为部聘委员，进行校址勘定、院系设置、师资遴选、学生收纳等工作。其时，全校共计6院26系，包含文理学院、法商学院、教育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和工学院，全校学生总计1472人(内含借读生212人)[16]。随后由于战事影响，西安临时大学再迁汉中，建立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5月2日，学校在城固校本部补行开学典礼，学校常委陈剑脩报告迁移经过和更改校名的意义，指出“本校现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其意义一方面是要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一方面是表示原有三院校合组而成”[17]。至此，国立北平大学与国立北洋工学院、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等校合并建立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成为战时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并立的高等学府。

　　(二)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改组

　　1938年7月21日，鉴于过去专科以上学校设置缺乏计划导致学校分布不均，无法满足社会需要，国民政府教育部参酌当时情形，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和农学院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合并改组成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和国立西北农学院，并将教育学院改组为师范学院，由此开展了针对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第一轮改组‍‌‍‍‌‍‌‍‍‍‌‍‍‌‍‍‍‌‍‍‌‍‍‍‌‍‍‍‍‌‍‌‍‌‍‌‍‍‌‍‍‍‍‍‍‍‍‍‌‍‍‌‍‍‌‍‌‍‌‍。此次调整呼应了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和《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强调“对于全国各级学校之迁移和设置，应有通盘之计划，务与政治经济实施方针相呼应。”[18]改组后的学校以“西北”命名，也体现了政府希望将其永留西北以改善西北高等教育结构和进行农工人才培养的用意。

　　1939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将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再次改组为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实施了针对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第二轮改组。1939年3月，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就曾深刻检讨了教育问题，研究切实的办法以适应抗战建国的需要，其中就涉及高等教育区域的划分和院校的建设，并指出[19]：

　　我们注意提高学术的标准，尤其要使科学教育能与抗战建国的大业相配合，一般课程，均拟加以整理。为求全国文化水准平均适合起见，因而有大学教育和师范教育分配区域的规定。

　　西北地区既然作为建国基地，自当在教育领域承担起人才准备和资源开发的重任。教育会议提案涉及教育行政方面的《关于划分中等以上学校区案》和国民政府教育部交议的《高等教育改进案》，皆以高等教育均衡化发展为取向，具体规划了大学区、师范区及农、工、商、医等学院的设置问题。会议之后随之而来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两轮改组，其目的即在通盘考虑的基础上调整内迁高校的组织设置，在内地建设综合大学和分科学院，使得高校分布满足抗战建国的需要。

　　从战时情境和内地开发的需要出发，这种改组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从大学的历史和传承考量，谁应该被改组和如何改组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关涉最大的国立北平大学尤为如此。时任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教授的许寿裳(原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获悉改组消息后表示[20]127-128：

　　慨自前岁平津沦陷，同人等誓与暴日，不同戴天，所以茹千辛，冒万险，牺牲一切，间关西来，无非愿在先生指导之下，服从政府设立联大之至意，继续黾勉，两载于兹，希冀同日收复失土，复兴我平大也。不料西迁以来，教部对于我平大，迭事纷更，去夏既令裁并我农工两院，今夏忽添派常委两人，忽又取消西北联大，将我医学院独立设置，并得仅存之文理法商两院，改组为西北大学。朝令夕改，一再摧残，独使我平大，完全消灭于无形，查西北、西南两联大之设置，均经最高国防会议通过，同时成立，今西北联大既除，而西南联大无恙，此非教育部有所歧视自相矛盾之明证乎。值前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之际，同人等对于此举，本不忍有所批评，惟念我政府屡布德音，招致战区智识分子，以增强抗战力量，同人等因皆由战区脱险而来者，而教部如此蔑视，显与政府原意相违，虽有百喙，莫能解辩。

　　面对教育部对西北联合大学的不公正待遇，尤其是分拆和取消国立北平大学的举措，以许寿裳为代表的国立北平大学旧人提出激烈的反对意见。虽然经过相应的努力，但一校的存亡无法阻碍整个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同时亦需要在抗战建国的目标面前有所妥协。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最终于1939年8月8日奉令改组成立国立西北大学，由胡庶华任校长。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原有的医学院、师范学院分出，成立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分别由李蒸和徐佐夏担任院长。这种强力改组伤害了国立北平大学师生的感情，也冲击了学校的正常发展。其时任教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谢似颜教授谈到[21]：

　　联合大学突然改组，许多朋友不能聚首一堂再做快乐梦。有几位意志不坚定的家伙竟一怒回转北平，加入伪组织当汉奸去了。一班朋友与先生(许寿裳)多飞云南转四川，我则始终逗留在陕西、河南一带，抗战胜利为止。

　　这其中包括了徐诵明、李季谷、胡元义、寸树声、吴英荃等十余人。在此前后，由于生活境遇及学校改组等原因，医学院院长蹇先器等人亦辞职离校。以国家需要为名义，大学遭遇被动改组造成的负面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战时国立北平大学随同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和国立北洋工学院由平津迁至西北，在国民政府教育部寻求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合并改组过程中“实存名亡”，皆以“西北”命名，以示永驻西北。这种举措，既改善了战前高等教育过分集中平津的情形，同时为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组织和人才支持，可谓“一举两得”。西北各省区政府，尤其是陕西与甘肃，从中获得本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助力，亦愿意各校常驻西北，改善本区学生的入学条件，培养需要的建设人才。其中构成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主干的国立北平大学各学院，贡献尤著。然而，国立北平大学却从此销声匿迹。

　　三、战后复员与国立北平大学的消失

　　抗战胜利之后，內迁高校的复员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1945年9月21日，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会场正式举行。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会议期间发表讲话，指出“我们必须注意西部文化的建设。战时已建设之文化基础，不能因战胜复员一概带走，而使此重要地区复归于荒凉寂寞。”[22]国民政府高层意见为战后的复员确定了方针，也在高校的去留方面产生了争议。国立北平大学作为改组消失的大学，亦成为复员政策影响下的高校之一。

　　(一)国立北平大学的复员努力

　　为胜利返回北平，国立北平大学师生积极开展复校工作。1945年9月14日，国立北平大学校友总会为有计划地进行复校活动，在重庆举行全体大会商讨复校事宜，计有三百余名校友参加。大会以曾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的刘运筹为主席。首先由周建侯代表原国立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报告接洽情形，并宣读西安国立北平大学校友分会及国立北平大学复校运动委员会西安分会的通电。

　　经过讨论，全会议决：于校友总会之下成立复校运动委员会。推选徐诵明为复校委员会主任委员，周建侯为副主任委员，各院推选委员之人计十八人，历任校院长均为当然委员。由委员中互推严持敬、杭维翰、雷友云兼总务，吴英荃、熊乐忱、黄日聪兼宣传，刘运筹、王先嘉兼交际。推派校友熊炳、黄念祖即日去平与留平校友取得联系。派代表向教部请愿。定明(十五)日下午二时举行复校委员会议，加紧复校工作。[23]颇有声势的国立北平大学复校运动由此展开。

　　与此同时，原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校友也积极争取复校，并进一步提出接续北京工业大学的传统，争取工学院独立的复院运动。1945年12月，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北平校友总会召开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全体校友大会，京师高等实业学堂最后一任校长袁励準、原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校长洪镕也莅临参加，其复校热情可见一斑。在团结热烈的氛围中，会议提出了复员运动的口号，改选成立了新的“北平大学工学院校友会”和“北平大学工学院复员运动委员会”，推举代表向社会各界和相关机构开展复院宣传，以期扩大影响‍‌‍‍‌‍‌‍‍‍‌‍‍‌‍‍‍‌‍‍‌‍‍‍‌‍‍‍‍‌‍‌‍‌‍‌‍‍‌‍‍‍‍‍‍‍‍‍‌‍‍‌‍‍‌‍‌‍‌‍。

　　(二)国立北平大学的最终消失

　　抗战期间，日伪以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一部建立了伪北京大学工学院。抗战胜利之后，鉴于自身工科薄弱的现状，北京大学校方有意接收沦陷时期的工学院发展工科，受到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校友的反对。1946年7月，闻听国民政府教育部有意将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合并到国立北洋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北平校友会在《大公报》发表《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全国校友公鉴》，历数学校的历史与贡献，决定成立复校护院委员会，指出此项合并决定[24]：

　　上无以副主席工业建国广植人才之旨，下无以慰数千同学以往未来殷殷报国之忱。……同人等与母校休戚相关，不忍坐视，业已一致议决，誓死维持，伏恳钧部……明令准予成立北平工学院，□可永久独立，以宏造就。

　　虽然反对之声不绝，但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与国立北洋大学的合并依然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支持下继续推进。当两校办理交接之时，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复校委员会成员赶到国立北洋大学校长金问洙家中，与其进行谈判。交接现场也聚集了大批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校友，使得交接工作无法进行，只得决定改期。“一周后，交接仪式仍在工学院进行，动员警方力量进行了严密的警戒。校友们格于形势，只好作罢，未再前往阻止。”[25]直至1947年夏，国立北洋大学北平分部正式结束，移交成为北京大学工学院。虽然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亦组派代表团赴南京向国民政府教育部请愿，但无力改变移交的事实。随着新的北京大学工学院的成立，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复院运动草草收场。

　　考察国立北平大学的复校过程，从校方到院方都有在北平复校的意图。这种呼吁壮大了复校的声势，但又分散了复校的力量，这与建校之初国立北平大学的组织结构松散息息相关。始终关注国立北平大学前途的许寿裳在抗战胜利后表示[20]2241：

　　平大复校事有希望，甚善，惟欲促成此举，非仅赖教授之力，其最要关键，实在毕业同学广事运动，力量始大，迺平大同学狃于习惯，只重本院而不重全校，不知群策群力，宜其成功之难。徐轼游校长现亦在沪，亦与我意见相同，劝同学多多努力也。

　　只是这番复校的努力，与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复员规划相互冲突。按照全国教育复员会议《专科以上学校及研究机关复员案》的规定，复员行动一方面需要顾及地方条件而注重教育文化中心的建立和地理上的平衡发展;另一方面则对停办但有悠久历史和成绩卓越的高校予以恢复。依据该两项规定，国立北平大学的改组留驻有助于满足平衡发展的迫切需要，而其复员诉求则缺乏坚定的后盾。为了增加影响，署名为宇维的人士在《世界日报》发表了《介绍北平大学》的文章，指出国立北平大学在文化建设与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并强调[26]：

　　北平大学的校友会，正筹备复校。它在重庆有一校友总会，西安、成都、兰州、贵阳、城固、南郑、武功等地设有校友分会。近来各校友会间电讯交驰，务期达到在原来校址复校上课之目的。

　　经过长期争取，国立北平大学未能获得复校许可，最终扎根西北，其余脉也分散到西北各院校。从华北到西北，国立北平大学由此成为大学史上的失踪者，为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所大学变迁存亡的历史，体现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本土化历程。从借鉴法国大学区制到最终留驻西北，国立北平大学的出现与消失，既见证了中国高等教育在制度借鉴本土化过程中的曲折，同时也体现了在辽阔疆域的中国进行高等教育区域均衡化的尝试。对于古老的中国，国立北平大学的建立体现了自西向东的高等教育制度引进过程，尤其是将法国学制纳入参照和学习的视野，其追求“教育独立”和“学术自由”的取向为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和思想发展提供了有益的资源。

　　“现代大学兴起于欧洲和中国两种文化认识论之间，这里当然不可避免地存在根深蒂固的冲突，但是我们不应该只把中国大学简单地当作西方化的产物。”[27]在大学区制改革过程中，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教育改革人士，吸取法国文化教育的独立、自由应对中国问题，“大学院与大学区制实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使教育独立化,教育独立的核心在于获得独立的地位,不受政党与宗教的把持。”[28]虽然拘囿于战时的限制与社会基础的缺失，改革草草收场，但是历经日本、德国、美国模式的影响，引入法国“大学区制”的改革尝试，为中国教育发展注入了新的制度资源。正如研究者所言[29]：

　　就法国文化的中国影响而言,大学区制是一次冲击巅峰的尝试,虽然因事起仓促再夹杂诸多复杂微妙因子而黯然折翼,但丝毫不影响其在政治史/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

　　大学区制改革追求教育独立的良苦用心，亦为寻求出路的中国教育界提供了借鉴和思考的路径。

　　对于辽阔的中国，国立北平大学的消失呈现出自东向西的高等教育区域分布调整。高等教育机构稀缺、教育资源有限的内陆地区，文教事业亟待补充发展。“中国教育家和政治家长期关注着这样一个问题：现代高等教育应均匀地分布于全国各地，并在不同地区牢牢地扎下根来。”[30]新教育引入中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这种诉求始终成为政府和民间在地理空间和文化层面改善教育结构的重要内容。国立北平大学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从华北迁至西北，并因国家高等教育布局的需要，遭遇边缘化的困境，进而改组消失。然而，正如阿特巴赫(PhilipG?Altbach)所言[31]：

　　在某些方面，一所立足本国的边缘性大学在满足近期的国家需要方面能比一所与国际学术系统有密切联系的大学做得更好。这样的边缘大学能更好地培养满足国家特定任务所需要的人才，能对发展的需要迅速做出反应，并愿意更多地参与解决社会当前存在的问题。

　　不同于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的地位与作用，西迁并改组的国立北平大学承担了“输血”的使命，一举奠定了西北尤其是陕西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石，在文、理、工、农、医等方面培养了大量人才。

　　纵观国立北平大学的变迁，从高等教育制度建设的历程出发，不论其主动开展的制度改革，还是被动进行的机构重组，都指向构建适应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大学制度结构。国立北平大学的存亡，作为整个制度进程的一个侧面，表征了中国背景下的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

　　高等教育论文范文：高等教育研究的人类学理路探寻

　　摘要：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经过多年的努力，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不可否认，高等教育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如本体论的重“器”轻“人”，认识论的重“一元论”轻“多元论”，方法论的重“理论”轻“实证”。人类学研究范式与高等教育研究有着一些耦合之处，可有效弥补高等教育研究之不足。针对高等教育研究的上述问题，运用人类学研究的“人本性、多元性、实证性”的方法特点，可以实现对这些问题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