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公文中的廉政思想

　　摘要：曾国藩作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刚正不阿、清正廉洁，历来为人称道‍‌‍‍‌‍‌‍‍‍‌‍‍‌‍‍‍‌‍‍‌‍‍‍‌‍‍‍‍‌‍‌‍‌‍‌‍‍‌‍‍‍‍‍‍‍‍‍‌‍‍‌‍‍‌‍‌‍‌‍。曾国藩公牍文书多为忧患之作，辞理兼备、畅达明晰，多以自省和勉励他人为主题，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其为官为将的主张和治家为人之道‍‌‍‍‌‍‌‍‍‍‌‍‍‌‍‍‍‌‍‍‌‍‍‍‌‍‍‍‍‌‍‌‍‌‍‌‍‍‌‍‍‍‍‍‍‍‍‍‌‍‍‌‍‍‌‍‌‍‌‍。其为官，敬服清官、抨击贪腐、举荐廉才;其为将，以法束僚、鼓励进谏、务实管理;其为人，勤俭持家、淡泊自省、实干为民‍‌‍‍‌‍‌‍‍‍‌‍‍‌‍‍‍‌‍‍‌‍‍‍‌‍‍‍‍‌‍‌‍‌‍‌‍‍‌‍‍‍‍‍‍‍‍‍‌‍‍‌‍‍‌‍‌‍‌‍。曾国藩公文中的廉政思想对当今社会仍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曾国藩;公文;廉正;勤俭

　　公文作为政治统治的工具，能完整、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与撰文者的心态。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以修身齐家，清正廉洁著称。清代皇帝曾亲撰《御制碑文一首》，称赞曾国藩刚正不阿的高尚气节：“秉性忠纯，持躬刚正。阐程朱之精蕴，学茂儒宗;储方召之勋猷，器推公辅。登木天而奏赋，清表风规……溯建言之直节，荷殊遇于先朝。凡兹靖献之丹枕，早具忠贞之素志。”《授光禄大夫赠太傅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曾文正公神道碑》中形容曾国藩：“文宗御极，正色直谏，多大臣之言。”[1]442

　　曾国藩为人忠厚纯良，为官刚正不阿，学术造诣高深，敢于直言进谏。曾国藩的公文多为忧患之作，辞理兼备，畅达明晰，长于议论，诸篇公文都以自省和勉励他人为主题。从曾国藩公文中探究其廉政思想，可以更全面更广泛地观照历史与个人。

　　一、为官：立德树廉，抨击贪腐

　　(一)敬服清官廉正之道

　　曾国藩多篇公文中提及为官清廉之道，以“廉明”作为立心、立人、立身之本。他常常将公正、清廉作为评判、选拔官员的重要标准，多次在公文中鼓励并嘉奖廉正的官员，他曾在《具奏言兵饷事》一文中提到：“适于是日持以粤西事棘，恐现在彼中者，不堪寄此重托，特放赛中堂前往……赛中堂清廉公正，名望素著，此行应可迅奏肤功。”[2]291认为现任官员难以处理军饷一事，不能担此重任，赞扬赛中堂品格高雅，清廉公正，素有名声威望。推荐他前去办理军饷，一定可以迅速取得成功，可见其任人唯廉。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十六日《李桓保升两司折》载：“臣等查按察使衔江西督粮道李桓，廉干勤敏，吏才精核。在任七载，历署藩、臬两司，皆值军务纷烦、饷糈支绌之际。

　　该员任劳任怨，竭蹶经营，卒能保全大局。于通省军政之原委，钱漕之利病，属吏之贤否，靡不深知。”[1]244在这篇奏折中评价李桓：勤劳聪慧，精于业务，殚精竭虑，顾全大局。李桓在任七年的时间里，所管的都是繁杂军务，饷银支度等事，行动措施得当，办事符合规矩，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大家公认的贤廉之吏，故曾国藩上奏请求褒奖李桓。

　　除此之外，在曾国藩其他奏折中，也多次褒奖夸赞正直、廉洁的官员，如同治四年(1865)九月十九日《奉旨陈近日军情折》载：“该员廉正有余，才略稍短，全领封圻，未免嫌其过骤。”[1]352;同治四年(1865)十二月二十八日《查复吴昌寿张曜参案折》载：“蕴琛历任上蔡、汝阳、南阳，勤政爱民，除莠安良，操守廉洁。”[1]356曾国藩奉行廉官之道，推荐克己奉公、清廉端正的品格。

　　(二)揭露官吏贪污之行

　　曾国藩公文中有劝诫皇帝鼓励大臣直言，批判官场陋习，呼吁整顿改善的奏折，亦有不留情面，点名批评官吏的直言。如咸丰元年(1851)四月二十六日《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载：“皇上一言拒之，谁复肯干犯天威?如禧恩之贪黔，曹履泰之污鄙，前闻物论纷纷，久之竟寂无弹章，安知非畏雷霆之威而莫敢先发以取罪哉!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盖将借其药石，以折人主骄侈之萌，培其风骨，养其威棱，以备有事折冲之用，所谓‘疾风知劲草’也。”[1]

　　14文中直言进谏，分析利弊，如果皇上总是否决大臣的意见，就不再有人敢正义执言，就像先前有人议论禧恩贪污渎职，曹履泰污浊卑鄙，而现在竟然没了任何弹劾奏章。一旦畏惧皇帝的威严，不敢发表建议，就难以广开言路。自古以来任用重臣的目的在于以臣僚言论作为良药，消除君主臣子骄奢淫逸的风气，建议谏言养其风骨，有事之时才能作为折冲之用。皇帝的态度对吏治的影响至深，曾国藩对皇帝的直言劝诫有助于整顿吏治。

　　咸丰元年(1851)十二月十八日《备陈民间疾苦疏》载：“浙江正赋与江苏大略相似，而民愈抗延，官愈穷窘，于是有‘截串’者，上忙而预征下忙之税，今年而预截明年之串。小民不应，则稍减其价，招之使来，预截太多，缺分太亏，后任无可复征，虽循吏亦无自全之法，则贪吏愈得借口鱼肉百姓，巧诛横索，悍然不展。夫以部民而告官长，诚不可长其刁风矣。

　　若夫告奸吏舞弊，告蠹役诈赃，而谓案案皆诬，其谁信之乎?即平民相告，而谓原告皆曲，被告皆直，又谁信之乎?”[1]15曾国藩反思吏治困境，赋税繁重，百姓贫困不堪，导致拖欠赋税，贪官为收齐赋税，采用‘截串’之法，提前征收下半年或者明年的粮税，并给出一定优惠政策，这种做法，为贪官压榨、鱼肉百姓提供了便利，曾国藩在奏折中点出这一现象，以期制止这种竭泽而渔式的赋税征敛，改善贪官污吏压榨百姓的风气。

　　此外，曾国藩还曾在甄别府县的奏折中明确批评风气不正之污吏，其同治六年(1867)九月十八日《甄别府县等官折》载：“查有徐州府知府郜云鹄，公事颟顸，情多偏徇……江苏升用知府候补同知自隶州金鸿保，于署丹阳县知县任内，抽收铺捐，以多报少，且在上海伙开合隆钱铺，与民争利，应请将金鸿保即行革职……安徽宁国县知县张志学，以请应兵差为名，苛派民间出钱，又以考费为名勒捐肥己，以酷济贪……以上各员，均于‘廉明’二字相背，爰就己著之劣迹，参观平日之心术，权衡轻重，稍示劝惩，冀于吏治民生少有裨益。”[1]

　　384上述官员办事糊涂、徇私舞弊、贪污公款、私开钱铺，与民争利、违规募捐等行为，均与廉洁、公正之品质背道而驰，曾国藩希望以这种点名的方式，批评上述犯错官员的同时，对其他官员起到警示告诫的作用，以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发生。

　　(三)抨击太平天国贪腐现象

　　曾国藩领导湘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期间，产生了多篇公文。太平天国后期的腐败奢靡之风非常严重，大兴土木，极为贪腐。如同治三年(1864)七月初七日《贼酋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折》载，“臣既将各逆酋分别处治，即应料理善后事宜。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臣亦尝与曾国荃论及城破之日，查封贼库，所得之物，多则进奉户部，少则留冲军饷，酌济难民……讯问李秀成据称：‘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伪朝官兵，向无傣饷。而王长兄、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刮各馆之银米。苏州存银稍多于金陵，亦无公帑积储一处。惟秀成所得银物，尽数散给部下，众情翕然。此外则各私其财，而公家贫困’”[1]319‍‌‍‍‌‍‌‍‍‍‌‍‍‌‍‍‍‌‍‍‌‍‍‍‌‍‍‍‍‌‍‌‍‌‍‌‍‍‌‍‍‍‍‍‍‍‍‍‌‍‍‌‍‍‌‍‌‍‌‍。

　　曾国藩在奏折中提到中外皆传太平天国金山银海，物资充沛，据其查封贼人国库，问话李秀成可知，太平天国虽然钱财充裕，多系洪秀全私藏，并非国库之公款，此外，更是运用残酷的刑罚和严峻的法律来搜刮民脂民膏，满足一己私欲，曾国藩通过李秀成之口来揭露太平天国的贪污腐败现象，显得直观真实，具有说服力。又，《讨粤匪檄》中也曾对太平天国贪腐现象做出说明：凡是被太平军掳走的人，都会被剥取衣服，搜刮银钱，身上藏有五两银子以上，而不主动献出者，会被立即斩首。[3]232手段之残忍，贪欲之厚重，由此可见。

　　(四)举荐廉洁厚德之辈

　　曾国藩曾专门撰写公文《历陈胡林翼忠勤勋绩折》上奏举荐胡林翼，其中述及胡林翼对局员的廉政教育以及具体举措：“胡林翼于七年春间，创议减漕，严裁冗费。先皇帝朱批奖谕，谓其不顾情面，祛百年之积弊，甚属可嘉。利国利民，但不利于中饱之蠹。向来各衙门陋规，台局浮费，革除殆尽。州县征收正课，不准浮取毫厘，亦不准借催科政拙之名，为猾吏肥私之地。”

　　“多入少出，使局员皆知洁己而奉公，是即所以兴廉。”[1]242知洁而奉公乃兴廉之要义，曾国藩对胡林翼的廉正思想与实干举措给予高度评价，肯定了官员立身为正的廉正之道。在湖湘理学的浸润下，胡林翼、王家璧等人受曾国藩思想影响，都以‘廉洁奉公’的道德标准作为官员举荐的最首要的标准，“难在德，不在才。”胡林翼多次在公文中提出选拔国家栋梁应以德行为首，可见立人树廉思想对晚清官员的影响。

　　在选拔留洋学子时，曾国藩也以“品质朴实”作为重要标准，同治十年(1871)七月初三日《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中提到：聪颖弟子不可多得，需其志向远大，质朴踏实，不会被家庭羁绊，不受世俗诱惑，才能远赴国外，安心学习。[1]432因此，选材之难，难于鉴德，廉洁奉公、质朴无华是曾国藩举荐人才的重要标准。

　　二、为将：以法束僚，务实管理

　　(一)公明治民才，清廉带军队

　　兵要强，决于将。曾国藩不拘一格用人才，创下士人领军的新局面。除此以外，曾国藩还多次将“廉明勤俭”作为湘军将领平日带军、训练、管理的要求。“军中须得好统领、营管。统领、营官须得好，真心实肠是第一义，算路程之远近，算粮仗之缺乏，算彼此之强弱是第二义，二者微有把握。”[4]5746“治民制裁，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物细巨，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5]224用兵驭将，除了血性忠义，还要注重廉明公正，并以此为自己的言行准则。

　　(二)以法令条约规定僚属言行

　　曾国藩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还与僚属约法三章，咸丰十年(1860)八月二十三日《钦奏训饬懔遵复陈片》载：“臣赋质迂拘，近年阅历渐多，窃见兵兴土载，而军政、吏治二者积习未改，甚或日趋日下，何以挽回劫运?是以痛心疾首，深刻自责。与将士约，先求勿骚扰百姓，然后能杀敌致果。与官吏约，先求勿染坏习，然后能洁己奉公。臣以困勉自励，亦以劝谏僚属。”[1]216曾国藩发现军政、吏治问题乃顽疾，陋习不改，日益加深，自责不已，与将士相约，勿骚扰百姓，与官吏相约，勿沾染陋习，这样方能杀敌制胜，廉洁奉公。以此自我勉励，劝说僚属，矫正风气。上述《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中也提出让驻洋委员将每年的开支做出明细单，进行汇报，如果有所盈余，应当全部归公，不得贪污点滴。这些透明的法令条约，对官员的贪污腐化起到了一定的劝阻和震慑作用。

　　(三)以务实思路规范军队管理

　　曾国藩虽为文官，在军队的管理上却大有建树。除了对自己的僚属严格要求，对军队管理经费也有独到见解。他曾在咸丰三年(1853)二月十二日《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中提出关于团练花费的见解：“近来博采舆论，体察民情，知乡团有多费钱文者，亦有不必多费钱文者。此不必多费钱文，民所乐从者也。多费钱文者，不免于扰累地方，然以之御粤匪则仍不足;不必多费钱文者，虽未能大壮声势，然以之防土匪则有余。”[1]25通过采集舆论，体察民情，调查乡村团练的花费情况。

　　他发现有合并村寨，筑墙护村，添置机械，聘请教师，招募壮士，操练技艺的方式，这种团练方式花费巨大，并且没有凝聚力;有不合并村寨，不立碉堡，分散居住，不做旗帜，一旦遇事，普通农民，以锄头钉耙、竹竿木棍为兵器，相互救援的方式，这种团练方式花费甚少，并且能够团结百姓。曾国藩提倡采用符合民心的团练方式，以节俭经费，务实办事。又，在《力辞节制浙省各官折》中提到其对江北、皖南地区的文武官员的训诫，用兵之要，乃看中实力，而不倾向权贵，不争虚名。[1]246又，同治三年(1864)二月二十七日在《遵旨筹议停补额兵折》中直接指出：“庶几兵归实用，饷不虚靡。”[1]307一虚一实，表达出曾国藩对军队尤其是军饷管理的求实求真一切从简的治理思路。

　　三、为人：勤俭持家，直言敢谏

　　(一)勤俭持家

　　“勤”“俭”二字在曾国藩公文中屡次出现，不仅如此，他还以身作则，践行“以俭养廉”的价值观。自省者，维廉耻;审己者，正人心。曾国藩作为二品官员，在平日吃穿用度方面极为朴素。素餐、素服、不可占别人半点便宜。咸丰九年(1859)二月初九日在《谢曾国华追赠优恤恩折》中，他提出：“昔荷一门忠义之褒，今叨百世馨香之典。执干戈以卫社稷，聊摅自靖之忱。在微臣素餐无状，永矢卧薪尝胆之诚。”[1]185曾国藩作为宰相，积蓄不多，每餐只食蔬菜一品，绝不多设菜品，俭朴之行无异于寒素百姓之家。时人感动其每餐只菜一品的廉洁之行，亲切地称其“一品宰相”‍‌‍‍‌‍‌‍‍‍‌‍‍‌‍‍‍‌‍‍‌‍‍‍‌‍‍‍‍‌‍‌‍‌‍‌‍‍‌‍‍‍‍‍‍‍‍‍‌‍‍‌‍‍‌‍‌‍‌‍。

　　他不仅以身作则，对其亲属也是严格要求，曾在一封信里三次提及俭朴、廉洁的观点。教育澄侯、子植、季洪三个家弟曰：“渠若到任上来，不应则失之刻薄，应之则施一报十，尚不足以满其欲。故兄自庚子到京以来，于今八年，不肯轻受人惠，情愿人占我的便宜，断不肯我占人的便宜……此次澄弟所受各家之情，成事不说，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二品本应坐绿呢车，兄一切向来俭朴，故仍坐蓝呢车。”[1]271文中多次提及劝导家弟，一旦为官不得轻易受人好处，占取他人便宜，以免产生推脱不了的人情而犯下原则性的错误。

　　(二)淡泊自省

　　曾国藩屡次受赏，却从未居功自傲，而在每次受赏时及时自省，始终保持谦恭清廉的状态。如咸丰四年(1854)八月十九日《谢三品顶戴恩折》提到：“虽治军数月，墨绖素冠，尚如礼庐之旧，而夺情视事，此心终难自安。”[1]60虽然受到提拔，但却忧心时事，难以自安。又，咸丰七年(1857)三月二十六日《呈请代奏谢恩折》提到：“凡臣子难言之隐，早在圣明体谅之中。不匮之思，锡类罔遗于一物。非常之典，殊恩下贲于九泉。国藩惟有殚竭愚忱，勉图报称。战战兢兢，常怀履薄临深之义。”[1]

　　164曾国藩在文中表示惟有殚精竭虑，保持警惕，心怀社稷，才能报答天子之恩。此外，在咸丰五年(1855)正月初五日《谢赏穿黄马褂等恩折》，咸丰六年(1856)二月二十一日《谢年终恩赏折》《谢湘乡加学额恩折》，同治元年(1862)正月二十二日《金陵未克以前请不再加恩臣家片》等奏折中都是曾国藩受赏谢恩折，每篇都有其对自己现状的反省与鞭策。勤俭才能汇聚福气。家风淳朴，不贪名利，不受恩惠，清廉、节俭、慎独、勤勉的家风与兢兢业业、克己奉公的廉政思想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三)直言敢谏

　　直谏敢言是培养廉正风气的必要条件，有敢于讲真话的官员，朝廷才有进步的可能，达到互相督促的目的，曾国藩曾撰《应诏陈言疏》说明直言进谏风气带来的好处：“各省道员，不许专折谢恩，而许专折言事。乃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今皇上御极之初，又特诏求言，而褒答倭仁之谕，臣读之至于抃舞感泣，此诚太平之象。”[1]5不许各省官员专门谢恩的奏折，只许专门言事的奏折。

　　曾有十年缄默之期，无人议论朝政得失，如今皇上专门下诏求言，并且做出相应回复，此乃太平之盛象。可见曾国藩直言敢谏，对于朝廷缄默的风气实为失望，他抨击这种粉饰太平的风气，对时政吏治的得失问题勤于思考并敢于上书言事。上述《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一折中也表达了其对官吏粉饰太平现象的憎恶。

　　从曾国藩公文中可以窥见其治牍之道、为官之道，在治国、治军、齐家、修身等方面曾国藩都秉承了廉正之风。其廉洁律己、以人为本的处世精神，忧国忧民、安邦定国的廉正思想，勤勉简朴、温良恭俭的淳朴家风，对当今社会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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