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与维特根斯坦：形而上学批判与未来哲学

　　摘要：中国近代哲学家金岳霖批判西方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但仍然以西方哲学的概念体系构建新的中国哲学。鉴于西方语言与形而上学之间的深层关联，他建构的中国哲学必然会被打上西方形而上学的烙印。与之相比，维特根斯坦通过语言批判给出的消解西方形而上学的出路虽然高明，但也给人们留下了更大的困惑，即哲学如果都是否定性的消解而不建构，它的出路在何方?安乐哲区分了理性语言和关联性语言，以古汉语中普遍存在的关联性思维来对抗西方的形而上学化的理性语言，从而为哲学的未来发展找到一条可行之路。

　　关键词：金岳霖;维特根斯坦;安乐哲;关联性语言;未来哲学

　　一、金岳霖：形而上学的重建与矛盾

　　与现代西方哲学家掀起的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浪潮相比，中国近代哲人金岳霖由于站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范式视角，对西方形而上的批判有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见。金岳霖哲学是以批判休谟和罗素哲学为出发点的，对于近代哲学家休谟在知识论上提出的“归纳问题”，他一方面在情感上不愿意承认归纳本身，但从理性上又不能不承认归纳的作用和影响，另一方面又认为归纳法在理论上存在缺陷。他由于“对科学的信仰颇坚，所以总觉得休谟的说法有毛病”[1]2-4。

　　最终经过长期的探索和思考，他指出，休谟的归纳问题的缺点不在他的因果论本身，而在他的整个哲学，即他将“Idea”看作比较模糊的意象。在金岳霖看来，这个意念Idea无论多么模糊，都逃不出像，然而休谟却脱离了具体的生活，这在无形之中承认了普遍和抽象。休谟在生活中思考、运用意念，而在哲学中他却只承认意象，不承认意念和抽象的思想，不承认抽象和普遍，而“不承认抽象的思想，哲学问题是无法谈得通的，因果论当然不是例外”[1]4。

　　在金岳霖看来，休谟哲学的缺陷在于将哲学看作纯粹的哲学思辨游戏，脱离了生活来谈哲学，忘记了生活是哲学的本源。“休谟理论上的失足，其实反映了西方哲学一味从抽象概念出发以及过于强调逻辑分析技术，以逻辑分析技术为万能的短处”[2]237。在他看来，生活是哲学的基础，而不是相反，因此他虽然非常欣赏罗素对语言的细致分析的方法，但坚持以生活为基础，以逻辑分析方法为工具。对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核心理念即“逻辑在先”问题，他指出，“这里的讨论无非是要表示所谓逻辑的或理论的先后不是逻辑的先后而是一门学问或一思想图案的条理的先后”[1]5。

　　这就是说，他认为从纯粹的逻辑上看没有先后，没有纯粹的“逻辑在先”，任何逻辑上的先后都是在具体的理论框架中的先后。同样，对于形而上学中非常关键的同一性问题，他也认为“我们很自然地感觉到彼有彼的同一性，此有此的同一性，这感觉在经验中或在生活中是和知识及官觉一同来的，从心理上的基本或原始说，它们一样的基本或一样的原始。这同一感是知识论的与料”[3]105。

　　同一性是我们生活中所感觉到的，同一感很重要，这种在生活经验中具体感受到的对象彼此各有的同一性是知识论的与料，而唯主方式的知识论却将感觉内容作为与料，将同一性看作是通过理性推论和建立起来的东西。而实际上，实在的存在与性质与彼此之间的同一性都是独立于知识论的，“这里所谈的同一性和独立存在的外物是连在一块的，独立存在的外物不能从唯主学说中建立起来或推论出来，个体自身的同一性建立不起来，推论不出来”[3]107。

　　因此，健全的实在感和对象的同一性不是能通过认识论建立和推论出来的，相反，它们是在原本的生活经验中能感觉和存在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被我们感知，但一旦用理论的方式去触及它，就会建构出与原本的实在和同一性不同的理论对象，而这种理论上的同一性和实在与经验中的相去甚远。金岳霖认为西方哲学陷入命题与事实、主观与客观之间分裂的主要原因是对唯主方式认识的强调。

　　在他看来，“所与是客观的呈现”，经验之内的事实就是客观的，在主观和客观之间根本没有鸿沟：“正觉所供给的所与本来就是客观的，它是客观的呈现。事实是以意念去接受了的所与，就所与说，它是在客的，在外的;就以意念去接受说，它是在我的，在内的。命题与事实本来就没有鸿沟。”[3]914而主客观之间没有鸿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对日常经验和日常知识的基础地位的确认。“我们这里所谓的知识，没有让科学或哲学和日常知识分家;照本书的说法，科学或哲学的知识依然建筑在日常的知识上面”[3]952。

　　金岳霖虽然在认识论上强调生活和日常知识的基础地位，但在形而上学领域却认为“道”是哲学中的最高概念或最高境界。他对知识论和形而上学采取不同态度，认为在知识论的研究中可以站在知识的对象之外，采取冷静的态度;但在形而上学(元学)的研究中却不能忘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不仅要对研究对象求得理智的了解，而且要在研究的结果上求得情感的满足，以求动我心、怡我情、养我性。因此他说：“知识论的裁判者是理智，而元学的裁判者是整个的人。”[1]

　　16他在《论道》中用“式-能”来解释“道”，将“共相”看作理学中的“性”，在《道、自然与人》一文中用“理”和“气”，对应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因”和“质料因”[4]86。可以看出，虽然采用了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但金岳霖仍然秉承中国哲学的实践精神和精神境界，用日常生活和经验事实批判西方形而上学脱离经验和实际的理性构建，并试图用西方的现代逻辑分析对形而上的“道”进行学理上的解说。这样，金岳霖一方面肯定了“共相的关联潜寓于个体界”[1]82，也就是说，共相不是独立特殊的存在，共相就存在于个体事物之中，但另一方面，他又追求超时空的普遍或绝对，认为“自然律”是“固然的理”，是“超时空的”。

　　因此袁伟时曾反驳他说：“他承认普遍的共相(理)无法离开个体殊相而存在。任何个体总是在一定时空中存在。那么体现固然的理的自然律又怎么能超越时空而存在呢?在理论上他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5]104总之，金岳霖将西方的逻辑学和中国哲学相结合，以逻辑分析的方法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天才般的重建，但这种结合面临着一定的矛盾和问题。可以说，这种矛盾正是中国的实践哲学与西方形而上学之间的矛盾。

　　二、维特根斯坦：形而上学摧毁

　　中国哲学家金岳霖立足中国哲学的视角对西方哲学的批判导致了一定的矛盾和问题，相比而言，维特根斯坦站在西方内部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反思似乎更加彻底。作为一位“反传统主义”的西方哲学家，与其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相比，维特根斯坦对传统西方哲学的批判几乎完全跳出其形而上学之外，甚至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的根基处居然可以看到中国哲学的影子。

　　前期维特根斯坦受弗雷格和罗素的影响，把逻辑看成了认识世界的最简洁、最便利和最深刻的方式。后期维特根斯坦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开始抛弃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不再静态地追问和反思语言和世界的一般本质，而是将语言理解为语言游戏和活动编织在一起的整体，而世界就是生活世界，就是生活之流中的动态世界。维特根斯坦与金岳霖一样批判“逻辑在先”，但他不仅仅是将其回溯到生活，而是将其追溯到“先验逻辑”思维的语言学渊源。

　　在他看来，同对句子的误解一样，我们将思想看作事实的表达，句子、思想成为世界的独特的对立物、世界的图画，而原子命题与原子事实相对立，分子命题与分析事实相对立。这样，命题与思想作为世界的对应图像仿佛呈现着一种独特的，先验的世界秩序，即世界在逻辑上可能拥有的秩序。命题可以分解成最简单的，这种秩序也是最简单的，而且我们还赋予了它一种逻辑上的先验性和纯粹性，这种抽象和纯粹的东西是我们通过对经验的东西的抽象得出的本质，但一旦得出，却又将经验之梯抛弃，将这种先验和纯粹的逻辑秩序作为最具体、最坚实、最崇高、最深刻的东西加以接受。

　　在他看来，句子、语词、真理、经验等概念不是反映了事实图像的“超级概念”。同样，也不存在我们抽象出来并崇高化了的这种“超级秩序”。任何词语都要放回到语言游戏中观察其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语言”“经验”“世界”这些词与“桌子”“灯”“门”这些词一样卑微。逻辑上对词语与句子的崇高化以及所谓的“逻辑在先”，在维特根斯坦看来都是幻觉。与维特根斯坦相比，金岳霖虽然在知识论上批判了“逻辑在先”的思想，但在形而上学中他又试图通过将它与中国实践精神相结合而升华成一种新的、具有中国元素的形而上学。

　　对于金岳霖在知识论中批判的同一性问题，维特根斯坦也认为，“一物与自身同一(A=A)”仅仅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某种把戏，“我们在想象中把一个东西塞到它自己的外形里，看见它正好吻合”，但实际上，“吻合”可以描述各种情形，比如一块墨迹和它周围的白色边界吻合，而不是必须是“相同”的这一种情境，在他看来，我们的错误是将吻合的一种情况抽象地一般化为同一律，从而为“相同”建立了一个抽象的、错不了的范型[6]216。

　　原本发生的事情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游戏和活动，这些语言游戏和活动是立体的、交互的、错综复杂的。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抽象分析和归纳所进行的理论建构将原本活生生的、错综复杂的、交缠勾连的日常语言游戏简化为一个抽象的“形式”，又把它放回经验中来统领经验。

　　与维特根斯坦对同一性的批判相比，金岳霖区分了理论上的同一性和生活经验中的同一性，他认为后者是前者的基础。但他对同一性的批判仅限于知识论之内，相反，在形而上学领域中他建立起了“道-式-能”的先验同一性。维特根斯坦对同一性等哲学概念的批判是以语言批判的方式展开的，他通过语言分析将传统哲学中的同一性等概念看作对生活原本的背离，看作一种“哲学病”，认为它是需要被清除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而清除统一概念的哲学用法的途径，就是将概念放回到日常用法中去。

　　“当哲学家使用一个词语……并试图抓住事情的本质时，我们必须不断问自己：这个词语在语言里———语言是语词的家———实际上是这么用的吗?我们把词语从形而上学用法重新带回到日常用法”[6]116。通过分析，维特根斯坦将传统哲学的命题看作一种语法混乱的理论假设的产物，因此他认为“我们的思考中不可有任何假设的东西。

　　必须丢开一切解释而只用描述来取代之”[6]109。描述和解释不同，解释的目的是为了找到一种规律，建构一种理论，而这是西方传统哲学思维中的逻辑思维、普遍性思维和理性精神的核心。这种解释忽视了日常生活世界的原本状态，而试图以虚假的理论取而代之，因此要返回生活原本首先要澄清语法混乱。在清除了混乱之后，语言的主体就是日常语言命题。

　　更确切地说，正在使用着的日常话语和言说，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言和活动的结合”，即语言游戏。要看清语言的真实语法，就要返回本源，重归真实，就要返回日常语言游戏和生活之流中，这样，在寻求最高级、最真实和最永恒的东西的狂热中所产生的哲学命题就被消解掉了。然而，看清真实的语法是不易的，因为在我们的语言表层形式中，尤其是以拉丁语和希腊语为源头的西方语言，以及在中国近代以来流行的白话文中，都包含着诱导我们的理性进入形而上学追问的狂热中的因素。

　　金岳霖等近代哲学家既反对形而上学又陷入了形而上学的窠臼，正是语言本身的表达方式的误导。维特根斯坦感受到了这种误导，他指出：“哲学是针对借助我们的语言来蛊惑我们的智性所做的斗争。”[6]109而这场斗争将是无止境的。但在清除了语言的误导之后，哲学是否仅仅是回归日常语言游戏?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即便清除了一些形而上学问题，要真正清除这种思维方式还是不易的，因为由于语言形式本身的诱惑，我们还是会不断地陷入形而上学思维中去，这就是“语言之罪”和“哲学之罪”。“按照基督教教义，我们都生而有罪;按照维氏的观点，我们就是生而具有哲学之罪，这种原罪随语言而来。伴随着语言，伴随着语言带来的一切便利，伴随着它带给我们的一切可能的生活方式，我们就陷入了我们不得不接受的诱惑”[7]5-6。

　　而且，我们的日常语言已经被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形式所污染，这种思维形式潜藏在我们的日常话语和价值判断中，左右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价值判断和道德要求。“哲学的困难不是思想的困难，而是态度变化的困难。意志的抵触必须克服”[8]29。因此，清除形而上学命题之后并不能仅仅返回现有的日常生活，而且还要求在日常生活中清除形而上学思维。在这个意义上，冯·赖特认为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是反传统主义的，因为他不是具体地反对某个学说，而是反对西方文艺复兴后期以来所蕴含在西方科学和哲学中的思维模式、思考方式和思想氛围[9]。

　　三、中西形而上学重建与摧毁的根据

　　维特根斯坦与金岳霖站在日常生活和语言的角度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不谋而合。二者都批判西方传统形而上学过于注重理性抽象，维特根斯坦强调习俗、建制和人类的自然历史，金岳霖也强调常识和生活。在金岳霖看来，“修改常识的最后根据依然是常识”，因此如果推翻常识，一切学问都无从开始[10]896。

　　然而，在最终的立场上二者还是分道扬镳了。金岳霖虽然批判了西方哲学的“唯主方式”的认识论传统过于脱离生活，但仍然肯定中国的以“道”为最高概念的形而上学，并且试图用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来言说和建构中国哲学，因此他的哲学在“共相”问题上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而维特根斯坦在强调让词语从形而上学用法的误用中解脱出来，清理掉传统形而上学建构的“纸房子”之后，并没有要求建构一种新的形而上学，而是试图以语言批判的方式彻底消解形而上学。

　　金岳霖直接将生活作为本源和基础来对抗西方唯主的形而上学，并借以逻辑分析的方法，用中国哲学中的最高概念来建构新的形而上学。因此方松华认为，金岳霖所构建的道论的思路和方法都是在遵循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即“是论”或本体论，是试图以西方的思路来创造中国哲学的“是论”或本体论[11]。

　　与之相比，维特根斯坦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批判的出发点也是日常生活，但他的语言分析方法却不是要建构，而是要消解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可以说是站在西方文化内部对西方文化的深刻批判与反思。金岳霖和维特根斯坦对形而上学最终采取的不同的态度与他们对西方语言的认识相关。维特根斯坦看到，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与理性语言的深层关联，导致了西方哲学在柏拉图主义的传统中不能自拔，而他自己前期的逻辑图像论正是这种形而上学发展的极致。

　　在传统哲学的最终图景中，逻辑命题和世界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成为世界的本质图像，这样逻辑命题便被提升到了无与伦比的地位。维特根斯坦后期试图通过让哲学回归日常语言和日常生活的方式来消解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与维特根斯坦一样，金岳霖从日常生活出发批判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然而金岳霖以生活为基础批判的重点是西方的认识论传统，在形而上学领域他虽然也坚持生活的基础地位，但这种生活不再是单纯的日常生活，而是掺杂了对最高的形而上学概念“道”的理解、心悦和体悟的生活。

　　可以说，金岳霖在认识论的领域批判了西方的形而上学，而在形而上学领域重建了现代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体系。对于这个哲学上最高的概念“道”，金岳霖指出，“道”作为知识的对象需要分开来说，需要分析，但作为形而上学的对象———“道一”，不能分开。西方形而上学与西方语言密切相关，形而上学脱离生活背后有深层的语言学基础。海德格尔在与日本哲学家的对话中已经意识到了西方语言的这种危险性，而维特根斯坦后期一直致力于细致地分析造成形而上学建构高于生活，造成理性不断陷入形而上学迷雾的语言学根源。中国近代哲学家冯友兰也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他所提出的中道人生观，又是儒家思想与西方思想的一种结合”[12]。

　　与维特根斯坦等西方现代哲学家相比，金岳霖和冯友兰等中国哲学家由于没有弄清西方语言与思维形式之间的深层关联，没有意识到西方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是陷入传统形而上学的深层原因，导致他们一方面批判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另一方面又不自觉地受到了西方形而上学思维的影响，在批判形而上学的同时又试图通过求助于中国的实践精神来建构一种新的形而上学。

　　这种新的形而上学不可避免被打上了西方形而上学的烙印。而西方哲学家虽然以语言批判的方式消解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但也给人们留下了更大的困惑，即哲学如果都是否定性的消解而不建构，它的出路在何方?中国哲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摆脱了西方逻辑思维和概念的影响，还有何生长空间?或者说，如何才能真正把握融合“中西古今”之学的方向，跳出“中西古今”之争，创建出新时代哲学?面对这些问题，当今中西比较哲学界的领军人物安乐哲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四、关联性语言：未来哲学的指引

　　西方哲学传统强调基于分析、辩证法和类推论证的理性思维，强调因果关系和因果机制，习惯于用因果思维来解释世界和事物。金岳霖等中国哲学家看到了西方语言的积极意义，批判了把形式逻辑和客观世界割裂开来的做法，但仍然试图以西方的哲学体系来建构中国哲学，因此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而维特根斯坦则通过分析和探究这种因果机制背后的语言学根源，批判了由于词语脱离日常语言游戏的误用而导致的传统形而上学，并以此消解传统形而上学。

　　与维特根斯坦从西方语言的内部来批判理性语言和形而上学不同，当代美国汉学家、中西哲学比较界的领军人物安乐哲，从中西哲学比较的视野，通过对比关联性语言、理性语言和思维方式来批判形而上学。哲学跳出语言形式的诱惑势在必行。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跳出?或许如安乐哲所言，我们要求助于中国古代哲学的关联性思维的精神指引。在此意义上，俞宣孟认为：“中国哲学保持了哲学的根源，所谓西方普遍的哲学原理也只不过是这种根源的一种表达而已。”[14]因此探究中国古汉语和古希腊哲学中隐含的关联性思维，似乎是后理性主义时代中西哲学能走向未来的一种可行之路。

　　参考文献

　　[1]金岳霖.论道[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2]胡伟希.中国本土文化视野下的西方哲学[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金岳霖.知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4]金岳霖.道、自然与人———金岳霖英文论著全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5]袁伟时.金岳霖哲学思想性质辨析[M]//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6]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陈嘉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哲学方向论文投稿刊物：《哲学分析》杂志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主办的哲学类专业刊物，创刊于2010年7月。本刊办刊宗旨：尊重学术创造，提倡资料扎实的专题研究和思想敏锐的文本研究，鼓励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和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哲学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