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语境变异中文学批评的围墙

　　新媒体的影响是漫无边际的语境性的，这种语境性影响不在于人们直接在互联网上做了什么‍‌‍‍‌‍‌‍‍‍‌‍‍‌‍‍‍‌‍‍‌‍‍‍‌‍‍‍‍‌‍‌‍‌‍‌‍‍‌‍‍‍‍‍‍‍‍‍‌‍‍‌‍‍‌‍‌‍‌‍。做是行为性的，而在这语境中所展开的世界要远大于亲身去做‍‌‍‍‌‍‌‍‍‍‌‍‍‌‍‍‍‌‍‍‌‍‍‍‌‍‍‍‍‌‍‌‍‌‍‌‍‍‌‍‍‍‍‍‍‍‍‍‌‍‍‌‍‍‌‍‌‍‌‍。它通过人们的视听触行，渗入心灵与思维，而且这又发生在不知不觉之中‍‌‍‍‌‍‌‍‍‍‌‍‍‌‍‍‍‌‍‍‌‍‍‍‌‍‍‍‍‌‍‌‍‌‍‌‍‍‌‍‍‍‍‍‍‍‍‍‌‍‍‌‍‍‌‍‌‍‌‍。文学批评在这种无所不在的语境中，已悄然改变得今非昔比。不过，它的改变过程虽是悄然的，但它对于批评的作用却是强力的，已成为一种无可规避的现实规定，这很像劲吹船帆的风。这便提出了一个批评的理论问题，即如何理解与阐释语境中的文学批评，进而如何在这一语境中展开有意义的文学批评。这是一个批评避免无序求得繁荣的重要问题。

　　文学方向论文投稿刊物：文学评论论丛南京大学文学院主办，主要栏目：研究报告、文献综述、简报、专题研究。

　　一、批评的语境变异

　　在最初提出语境说的西方学者瑞恰滋看来，语境是一种周围性的语言规定性，它不仅规定语言选择与组合，而且规定语义发生与接受。上下文的语境比喻被认为是生动形象的。批评，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可以是善意的、恶意的，可以是否定的、肯定的，也可以只是说发生了一件令人关注的事情。多媒体作为把亿万人带入其中的传播技术与传播样式，它最具典型意义的影响，就是通过改变思维习惯与言说习惯，使人们置于敞开而又通达的公共领域。

　　英国新媒体研究学者尼娜·韦克福德通过网络文本分析，概括了新媒体传播的六个特性，即“其一，由于链接的出现，这种文本完全是‘互联文本’(Intertexual);其二，它没有多数的常规文本所具有‘线性’特点;其三，读者变成了作者，因为他可以积极地选取点击哪个链接;其四，网络文本是多媒体文本;其五，它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虽然这会受到语言及接入障碍的影响;其六，由于网络上文本、文件和文件名的瞬时性或非持久性，网络本身也显露出这些特点”。〔英〕戴维·冈特利特主编：《网络研究——数字化时代媒介研究的重新定向》，第56页，彭兰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这六个特性随着多媒体愈益充分地在更多人的现实生活中展开，已不仅是一种传播发展的定向，而且成为传播展开的现实。这样一个四通八达的世界性的链接，都在“上手”的微小动作中获得。这一众多人卷入且又方便自如出入其中的语境状况，以一种悄然但又近乎爆发的力量，把文学批评别无选择地带入其中。

　　1.小众批评语境性的大众面对

　　新媒体语境袭来之前，批评是文学的专门领域，一些专门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员，用近乎于模式化的批评文体，圈里人耳熟能详的专业术语，精心选择的可以带来不同发现的批评角度，彼此已经熟知的向某种意义进行开掘与提升的阐释，以及见于批评者的各自批评中的问题，包括趣味问题、方法问题、风格问题等，都融涵在这些批评人员的视野之内。这是他者难以进入的小众圈子。法国批评家阿尔贝·蒂博代一百年前写了部研究文学批评的著作，对文学批评进行依据不同批评者身份的分类，提出自发批评、职业批评及大师批评的说法。自发批评指当时已作为职业群体出现的各种报刊文学记者，他们的传播身份要求对所传播的文学作品作以评价，这是一种特点或特征性评价。职业批评，指大学的教授批评，注重批评根据的知识性、理论性及系统性。

　　大师批评是以作家为主的批评，包括本人的作品评价及同行间的评议。周海波在分析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历史状况时，通过法国学者阿尔贝·蒂博代批评主体分类，进而对中国现代批评的不同类型及其代表人物的批评特点进行了概括。周海波：《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第23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上述三种批评，在蒂博代进行批评研究的当时，由于文学与接受具有明显的贵族化倾向，因此是可供展开于小众的贵族化的职业批评。对这类职业批评，中国专事文学批评的学者白烨称为“专业批评”。白烨认为繁重的任务、艰巨的挑战，都要求文学批评有一支实力雄厚、能力强劲的基本队伍，这支队伍进行着“专业的批评”。白烨：《重振批评的三大要务》，《文学报》2015年11月5日。从事专业批评的批评者身份，就包括蒂博代所说的教授、文学者。他们的批评方式、批评交流方式、批评传播方式等，都因其专业性而具有围墙效应，批评者成为自己圈起来或被圈起来的圈里人。他们凭各自批评中及各自身份中不同程度的专业标志，从事着批评或被请求着批评，并在确定的渠道上被传播与接受。

　　这种专业的小众批评，是经过历史历练进而得以历史延续的。尽管专业批评是有所差异的批评，但哪一种专业批评都有其历史延续的根据，都可以进行传统及现代批评的溯源。传统批评自不待说，它的批评主体没有相当的古代文论修养及古代文学的研究功底，则无法获有批评权及被传播被接受的权力。现代批评，经由五四新文化运动胡适发起的“文化之争”，周作人引发的美文与好文之争，成仿吾引发的文学批评的激进主义之争;至20世纪30年代，梁秋实的教授批评、李健吾的随笔体批评、沈从文的鉴赏批评、周扬的政治阐释批评等。周海波对20世纪30年代文学批评，进行了代表性人物的批评论梳理，提出他们各自的批评特点。这类特点，各有其历史延续脉络。

　　周海波：《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这些在当时鲜活的、富于个性风格、体现着时代特征的批评，在后来的几十年时间里，在后继者那里形成一些相对确定的批评路数，他们或各行其路，或不同程度地交叉融合，演绎出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批评格局。19世纪80年代以来，批评格局发生变化，关联时局的批评逐渐被“向内转”的文学批评取代，既有的那套批评路数在“向内转”中虽然不同程度地延续，但新的批评路数与批评格局日益成势。“向内转”的批评形成了一套常见且通用的术语，如结构批评、主题批评、人物批评、修辞批评、技巧批评、风格批评等。一些批评者在这样的路数中进入驾轻就熟的境况。新世纪前后，情况又发生变化，“向内转”反转为“向外转”，文学在边缘化中开拓出文学性的批评思路，经由文学性转入社会生活。与之相应，社会学批评、文化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语言学批评、现代主义批评、后现代主义批评等，在文学向其他领域的敞开中，进行着批评格局的更新。为这一更新发挥重要拓路工具作用的是西方的批评理论。

　　西方批评术语以近乎压倒性的力量，汇入中国既有的批评理论及批评话语中，构成一个狂欢的、杂陈的，却又是无根的批评态势。有学者对这种借用西方话语的批评，称为话语的“挪借式”操作，因此带有“明显的生硬拼贴和机械模仿的痕迹”。这是一个有根据的判断。陆贵山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第3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不过，尽管有延续、渐变、图新、狂欢，批评仍然是专业性的小众活动‍‌‍‍‌‍‌‍‍‍‌‍‍‌‍‍‍‌‍‍‌‍‍‍‌‍‍‍‍‌‍‌‍‌‍‌‍‍‌‍‍‍‍‍‍‍‍‍‌‍‍‌‍‍‌‍‌‍‌‍。参与者在批评的历史嬗变中守护着嬗变的专业身份，彼此运用与交流嬗变着批评思路与批评话语。

　　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4期

　　批评的专业围墙在新媒体不断发力的冲击中正松解为断壁残垣。这里有两个要点须予抓住，一是新媒体的冲击并非直接就专业文学批评而来。这是一种上游冲击式的影响，来于语境变异的冲击与影响，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此前在专业围墙中很少听到的大众批评话语，以随时的、可以统计的方式传达进来，成为专业批评可以集中搜集的大众批评讯息。美国学者N·尼葛洛庞帝所说的数字技术的“推”、“拉”功能，亦即施动与受动功能，把专业批评者通过新媒体语境而接受大众批评讯息的施动情况与接受情况揭示了出来。尼葛洛庞帝说：“数字化会改变大众传播媒介的本质，‘推’(pushing)给人们的过程将一变而为允许大家‘拉’(hulling)出想要的比特的过程。”〔美〕N·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第103页，胡泳、范海燕译，海口市，海南出版社，1997。其二，大众批评意识，通过语境性传播，成为可以提炼与概括的语境意识。其三，大众的巨大的量的优势，使大众市场在关涉利益的大众传媒经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这种位置使大众的众声喧哗的批评成为不可小觑的传播市场资源，经由相关方面的通力开发、汇拢、组织以及推出，转化为重要的批评力量。

　　第二个须抓住的语境要点即专业批评的松解。专业批评虽仍要守持系统性的围墙，但顺应性地进行不同程度地打开，这不仅是大众批评有待引导的需要，也是专业批评的语境性课题。如批评的大众接受问题、批评的大众形式问题、批评的理论结构问题、批评的大众趣味问题等，都会随着大众批评的不断兴旺而愈益显出重要性。因此，这种铲断旧墙的努力，正应是专业批评的努力，这是一种历史性努力。有学者在谈到批评阐释时，就批评阐释的历史性提问说：“在这个阐释过程中，是否可以把文学的想象本身也看作是一次历史的想象?或者直接说，把文学想象一股脑地看作是历史文本?”周志强：《历史的诗学对话》，白烨主编：《文学新书评》(2004-2005)，第20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此处也可以同样追问：大众批评与大众想象，当它们可以具体地面对时，对于它的历史性阐释，不正是有待专业批评所直面的课题吗?

　　2.文学批评对象的语境性变化

　　新媒体兴盛带来的文学批评的语境变异，体现在文学批评对象上，是文学文本及文学活动形态的变化。由于这种变化是生活语境性的，因此也是综合性的、总体性的，它从日常生活、社会交往、文学活动各个方面对文学批评对象发生影响，由此引发的变化便不是单一的风格性的或单线的流派性的。比如就创作思路来说，一批网络写手走红，产生巨大轰动效应，他们对于传统创作思路近乎于离经叛道的做法，也因此有了非同小可的关注价值。网络写手沙子回答记者提问时，毫不掩饰地宣称自己的没有构思，不懂叙事，就是为了好玩。

　　舒晋瑜：《沙子不是吹出来》，《中华读书报》2002年3月20日。这种不思而写、不懂而作的情况，在网络中并不少见，这几乎是对传统创作思路的颠覆。而在创作手段上，则由“一笔一画的‘爬格子码字儿’变成轻松的键盘输入。”欧阳友权：《网络文学的学理形态》，第10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这种创作手段，也已普遍成为专业写手的创作手段。欧阳友权引用叶永烈的话表明网络带来的快感，“十个指头在键盘上飞舞，就像钢琴家潇洒地弹着钢琴”。叶永烈、凌启渝：《电脑趣话》，第121页，上海，文汇出版社，1995。用弹钢琴的感受写诗，或在写诗中享受弹钢琴的感受，诗情的抒发与诗句的，自然要在这类专业中留痕。

　　由此，语境变异带来的便是对象性的文学意识、批评理念、价值取向的变化。毫无疑问，批评不仅批评着对象，也被对象所批评。当下，语境性的对象变化，正创造出适于新的文学思路、手段及价值标准的文学批评对象。

　　3.文学批评新样态的语境性促生

　　专业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它有一套已近乎约定俗成的批评样态，这是几十年批评历史演进的成果。此处说的样态，有样式、范本、范型的意思，它由外部的批评文本形式及内部的批评结构形式构成。这类构成形式又都由理论的、文本的、活动的、主体经验与判断的批评话语所附着与充实。一段时间甚至一个时代的批评水平，就在这种不同批评样态的融通中体现出来。对体现着当下文学批评样态融通性的东西，有学者称之为批评的当下性，孟繁华：《文学革命终结之后》，第8页，北京，现代出版社，2012。也有学者将之综合地表述为“批评的曙光，审美的意趣，批评的尺度”，白烨：《重振批评的三大要务》，《文学报》2015年11月5日。还有将之称为“批评的理性”。周平远：《批评的理性与理性的批评》，白烨主编：《文学新书评》(2004-2005)，第23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在这个问题上，批评界形成对当下批评状况的不同评价：批评落后说与现实挑战说。

　　新媒体带来的批评语境的异变，对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影响便是批评样态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三种情况：其一，是批评文体性的。这种文体性影响不在于使现有批评文体发生了什么变化，或推生出什么新的批评文体，这是源于批评者、批评接受者、批评对象及批评传播方式的全方位的网络性变化。这里有一种巨大的文体解构力量。登上互联网的没有任何批评文体意识的批评者具有专业批评者同样的网络批评权力，平等的批评权也代表文体批评与非文体批评的同等权利，这成为一种合法的权利。而且由于非文体批评的大众运用与交流，反倒在量上成为优胜文本。这种非文体的文体作用，是在互联网上被钢琴之舞的专业批评者们所无法规避的。其二，是批评结构性的。批评结构不仅是文体性的批评框架，也关系着批评内容的逻辑、批评根据的选择、批评表达的详略等这类批评构成元素的组织。美国学者卡雷(Cary)称此为传播的“符号化过程”。

　　〔美〕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第27页，赵国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批评语境性的结构影响不仅使原有的批评形态结构在大众批评与接受中失去意义，而且，作为批评结构的新思路，也不断地获得合理性‍‌‍‍‌‍‌‍‍‍‌‍‍‌‍‍‍‌‍‍‌‍‍‍‌‍‍‍‍‌‍‌‍‌‍‌‍‍‌‍‍‍‍‍‍‍‍‍‌‍‍‌‍‍‌‍‌‍‌‍。其三，是批评普遍性的。这涉及批评是什么与批评做什么这类本质问题。见于互联网的大众批评，其批评标准混乱杂糅，随机任性。如有的网络批评写手所说，不知道什么标准，就是孩子说他爱看，我觉得有点意思，批评于是就顺手展开。在网络批评中，某种可称为标准的东西，往往以某种速效性结果，在众多写手的连接碰撞中体现出来。这类铺天盖地的语境性影响，像空气和水一样，在专业批评中渗透。

　　二、对象批评中的批评对象

　　新媒体冲击下的批评语境变异，把文学批评的批评对象问题推到对象批评的突出位置。近年来被不断谈及的批评滞后、批评无力及批评混乱现象，都与这个问题相关。这个问题有两个要点，一是批评对象在变异语境中发生了重要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又是变中之变，这是两种性质的变化;二是这种批评对象的变化又是不断地引发于随语境变异而来的咄咄逼人的对象批评中，这使得批评对象不再仅仅是可以进行不同理解，因此可以进行不同的批评处置的对象，而是以积聚起来的迫切性要求批评界展开批评的对象;更进一步说，这样的批评对象又是被批评所规定、由批评参与的对象。

　　1.变中之变的批评对象

　　在古代传统与现代传统中形成的文学批评对象是文学，它可以是文本，也可以是文学与文学相关的实践活动。就文学文本批评来说，它可以是某一个文本，或是某一位作家先后完成的文本，或是某一流派的文本;而文学实践活动则包括文学流派活动、文学接受活动、文学批评活动、文学传播活动等;当下，文学批评界及文学理论界，又正对文学批评生产活动形成关注。近年来，围绕文学批评对象已多有争论，争论的重点集中在文学文本对象之外，有没有其他批评对象，以及对于其他批评对象展开批评是否具有批评的合法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江不止一次谈到这个问题，他明确地说：“文学批评，批评的是文学。当批评家们已经习惯于躲在象牙塔内，或者靠索引与注释炮制鸿篇巨制，或者热衷于制造理论狂欢，不妨反思一下，文学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批评。”张江：《文学需要什么样的批评》，《人民日报》2014年7月29日。这就有了另外的对象主张，这种主张将批评的文学对象泛化，如热衷于批评理论的批评与文化批评。不过，上述批评对象之争，也包括对象变化引发的批评之争，总体上仍在传统文学领域内，文学活动及理论与文化的批评也仍属于文学的活动批评及文学的理论批评以及文学的文化批评。近年来由互联网带来的语境变异中的批评困境，则来于批评对象的域外化，这就有了变中之变。

　　语境变异把原来不是文学的东西，带入了文学，把原本不是批评的东西带入了批评。生活中谁都可以随口讲个故事、说个段子，尽管文学也有故事有段子，但前者并没有被后者接受为文学。同样，生活中谁都可以对那些随口说来的故事或段子评头品足，尽管批评也同样是评头品足，但前者也没有被后者接纳为批评。这里有一个相对明显的专业界限。界限即是标准。然而，在互联网带来的语境变异中，情况却发生了重要变化，先前那些划在文学圈外的东西，一经进入互联网，便流传开来，它们就成为了文学与批评，而且成为难以回避、炙手可热的文学与批评。对这种抹平界限、模糊标准的情况，欧阳友权说：“大量的网络原创文学使传统的文学艺术类型划分悄然发生着变化：在网络中，不仅纪实文学与虚构文学、文学创作与生活实录、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被逐步抹平，而且传统文学类型中诗歌、小说、散文、剧本的‘四分法’，或者中国古代的文类‘二分法’(韵文与散文)，抑或西方传统文学的‘三分法’(叙事类、抒情类和戏剧类)也都变得模糊或被淡化。”欧阳友权：《网络文学的学理形态》，第103-10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文学对象已然发生重要变化，对于对象的批评也已然发生重要变化，这种情况以不容回避的现实性对专业批评形成压迫。这便是各种批评展开争论的对象性原因。批评只能在与对象的互为中应变而变。

　　2.应变未变的文学批评

　　对于语境变异中形成的变中之变的对象压迫，文学批评尚没有做出相应变化。它基本上还因循原来那套批评路数，开采原来那块批评矿源，组合原来那些批评话语，而且，恪守着原来那套批评感觉与批评体验。这导致批评与对象的不对应性日益严重。对这种不对应情况，陈晓明针对性地提出：“批评活动不能拿着理论的条条框框教条化地去套具体的文本，不能用既定的理论去要求作家照样创作。”陈晓明等：《当下的批评是不是学问》，《人民日报》2014年8月15日。陈晓明此处讲的理论，当然包括理论化了的批评的既有套路。

　　批评因为在语境变化中未能应变而变，导致两种情况：一是批评越来越远离广大读者，而把自己局限在与“职业读者”相交流的小圈子里，更多的读者则被拒于这个圈子之外，被拒的结果，是更多的读者对这种圈子批评的冷淡与疏远。对此，邵燕君从读者反响的角度说，这就有了一个“读者爱不爱听你”的问题：“你是否能用鲜活的语言把大道理讲清楚，还是只能讲‘学术黑话’，让普通读者不知所云?可以说，当前的文学批评在读者信任和读者兴趣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邵燕君等：《批评为什么备受批评》，《人民日报》2014年7月15日。因为批评向小圈子龟缩，批评的围墙便成为阻拦广大读者的围墙。批评的另一种状况，是面对日新月异的文学活动，包括网络文学与网络批评，批评的文学功能与社会功能弱化。对此，有学者批评说，长期以来，我们的文艺批评未能为健康的、向上的文艺创作护航;却对消解和撕裂民族认同，混淆和颠倒真善美、假恶丑的作品置若罔闻。这集中体现为：引进照搬多，分析批评少;微观研究多，宏观把握少;盲目求同多，自觉坚持少。张江等：《文学批评要的就是批评》，《文艺报》2016年1月12日。虽然在如何评价当下文学批评方面有不少说法，但对批评功能弱化，难以适应时代需要这一点，大家有所共识。

　　3.批评与理论、与实践，以及批评群体内部缺乏协调与沟通

　　在语境变异中，一些先前存在的批评现象，大家习以为常的批评现象，以问题方式突显出来，促人思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便是批评与其有机联系的三个方面存在严重的不协调。

　　其一，批评与理论不协调。批评与理论是无可或分的两个方面。理论在批评中吸取来于实践的滋养，批评在理论中寻找深度与广度的根据。然而，由于现在大学中学科领域划分近乎壁垒森严，理论与批评各有各的队伍，各有各的立项，各有各的活动，各有各的交流，分割大于融通‍‌‍‍‌‍‌‍‍‍‌‍‍‌‍‍‍‌‍‍‌‍‍‍‌‍‍‍‍‌‍‌‍‌‍‌‍‍‌‍‍‍‍‍‍‍‍‍‌‍‍‌‍‍‌‍‌‍‌‍。这是造成批评与理论相互疏离的体制性原因。再有，便是批评与理论的各自研究中均有一种自我封闭的倾向，批评认为理论无用，理论认为批评无学，宁可取他山之石，也不到原本是互构着的对方取材。这导致两个方面更加疏远。对这种情况白烨说：“我们的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在各自的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中，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得到了显著的进取，但长期以来，都似乎是两条道上跑的车，各行其轨，互不搭界。”白烨：《重振批评的三大要务》，《文学报》2015年11月5日。白烨道出了事实。

　　其二，批评与实践不协调。这个问题是一个长时间有待解决的问题。而当下，互联网引发的文学与批评语境的变异，使多年来被不断强调的大众以实实在在的大众言说方式向着文学与批评显现出来。他们不仅在互联网中言说着，而且在互联网中行动着，并且通过他们的言说与行动直接构入现实生活。文学与批评的引导作用、提升作用，非常现实地体现为语境变异中的文学提升与批评引导。当下，网络批评的接受者与参与者已远远多于纸媒传播及电视传播的接受者与参与者。网络文学与网络批评集聚大众的魔法般的力量令专业批评望尘莫及。其实，翻看一下、思考一下、研究一下来于大众的网络批评，子影河沙对贾平凹《废都》的批评，网上有上千人参与的对《鬼吹灯》和《盗墓笔记》的比较性批评，对张悦然《葵花走失在1890》的万人网评，便不难发现，这类批评多是以批评者的自我空间为中心，描述感性层面的感受，带入各自的经历、家庭及生活;即便有的用到情节、故事、线索、逻辑等专业一些的话语，也是止于浅近层面。通过这类研究可以更靠近大众，也更能找到突破批评围墙的路径。在批评与实践的协调中，批评是矛盾的主导方面。

　　其三，批评群体内部的不协调。批评群体内部的不协调主要体现为这一群体的构成情况。批评者来自不同的社会方面，每个方面都有自己的与批评相关的工作模式、批评模式、交流模式、传播模式，这些差异性模式，又都有相对的封闭性。当下，互联网的兴盛，更使这些差异性模式复杂化。对这种不协调，白烨曾批评说：“说好听一点，是有一支队伍，说不好听的，基本上是散兵游勇，因为没有一个彼此联系、统摄全局的机制与方式……”白烨：《重振批评的三大要务》，《文学报》2015年11月5日。各自封闭，又缺乏统一，体现在批评上则是批评的零散、自话，难以形成流派性凝聚;而流派及不同流派间的争鸣，是批评繁荣所不可少的。多年来文学批评少有流派争鸣，在单一化中板结着批评模式。此外，便是既有批评队伍与新兴力量的不协调。现有这支队伍虽零散，但已形成一支打拼多年的领军团队，他们在批评实践中获得各自的令人瞩目的成就，并且是文学批评水准的体现者。而批评的新兴力量，则或者是他们的学生，或者是新涌现的后生。他们较少模式化的包袱，是冲破批评围墙的生力军。2014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南京大学新文学研究中心等联合举办“中国叙事故事与本土叙事传统”研讨会，年轻一代文学批评者得以群体亮相，对莫言、阎连科等进行直言不讳的批评，表现出充沛的批评活力。如果既有批评的中坚力量与年轻力量进一步得以协调，尤其是在互联网引发语境变异的情况下，批评景观将会有较大的改观。

　　三、介—评—接受批评要素的调整

　　批评不是批评者的自说自话，不是批评对象的自我剖白，也不是毋须接受的孤芳自赏。面对变化的文学，面对促发文学变化的语境变异，文学批评出现的僵化，非语境化，对于文学的疏离化，究其原因，都与如何处理批评要素的关系分不开。

　　1.经常被割裂或者偏颇对待的批评关系结构

　　批评是由三个要素构成的关系结构，这三个要素即介、评与接受。介，是对于批评对象的引介，是对批评对象向批评者自己，也向批评接受者的引介。它规定着批评的对象性。通过介，批评对象被带入批评，批评者由此展开对于对象的批评。在介中批评向对象敞开，围绕对象进行，并在对象批评中完成。由介所关联的批评者与批评对象的关系，以及发生在这一关系中的批评，日内瓦批评学派的代表人物乔治·布莱称之为“当代批评的特征”：“阅读行为(这是一切真正的批评思维的旧腐)意味着两个意识的结合，即阅读者的意识和作者的意识的结合。”〔比〕乔治·布莱：《批评意识》，第3页，郭宏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当然，就日益复杂化的批评而言，这个“作者”未必就是某一文本的“作者”，他也可以是某类文本的“作者”或某一群体的“作者”，甚至可以是某类文学活动的参与者、实践者。但由“作者”指代的批评者与被批评者的前提性关系却由此被明确地揭示了出来。至于如何求得二者结合，以及怎样才算更好地结合，乔治·布莱并没有固执己见，而是在批评实践中对其他批评家的批评思想进行多方面的发掘，他这种开放性的批评意识显然是正确的。

　　作为批评要素，不仅指它是批评的对于对象进行简介的程序，而且是一个批评的思维展开过程，介本身就是一个关系结构。一方面，它依凭于对象，是对象向批评植入的东西，这类东西在对象中，先于批评者并独立于批评者而在。不过，介又不是对象中先在东西的照搬，当这些东西被介时，它就不是对象的自行言说，而是批评者在言说，是批评者对于对象的言说。批评者对于对象如何言说，言说到什么程度，这都是介的情况，并且因批评者而异。介的过程，是批评者对于对象的选择、发现、组织、生发等意识活动在发生作用，而这类作用之所以如此发生而不是另外发生，这就是批评者的事了。于是，就有了介的另外一个根连或依凭，即批评者的依凭。波德莱尔就批评者在介中安顿自己，曾说过一句很形象的话：“离家外出，却总感到是在自己家里。”〔比〕乔治·布莱：《批评意识》，第20页，郭宏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对一些大家都熟悉的文本，介可以很简单，但作为批评的前提，它必然预先被批评者获得‍‌‍‍‌‍‌‍‍‍‌‍‍‌‍‍‍‌‍‍‌‍‍‍‌‍‍‍‍‌‍‌‍‌‍‌‍‍‌‍‍‍‍‍‍‍‍‍‌‍‍‌‍‍‌‍‌‍‌‍。前面提到的自说自话，就是无介而说、离介另说。

　　评，基于介展开，这是批评者对于对象的理解与评议。他的理解与评议是对象提供与限定的理解与评议，但它却不是对象的而是批评者的。在评的这一要素上，批评者用自己的感受、知识与经验，对对象实施主体权力，他有权表述对于对象的各种看法，也可以对对象没有的东西进行探索性的引申，但前提是根据提取于对象的介而引申。于尔根·哈贝马斯将游离于对象之外的批评称为“决断论”，认为这样的批评是以主观随想为基础的，通过“或多或少任意的决定而被裁定”。〔英〕安德鲁·埃德加：《哈贝马斯：关键概念》，第39页，杨礼银、朱松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评的根据，预先存在于评者心中，它以经验、知识、体验模式等意识方式存在，包括价值尺度、审美标准、文体意识、技巧模式等。这些预先存在的东西是平时积累的结果，并没有确定的形态。是文本阅读将之激活。它指向文本并围绕文本组合起来，由此进行见于介的评论。西方现象学者将这种意识的东西称为“统觉模式”(apperception)。沃尔夫冈·伊瑟尔在分析现象学开启于意向性的文本理解活动时指出：“意识活动在把自身指向外在于自身的事物时具备了意向性，这样，它们也形成了理解既定事物的统觉模式。”〔德〕沃尔夫冈·伊瑟尔：《怎样做理论》，第14页，朱刚、谷婷婷、潘玉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评的角度、评的取向、评的判断、评的方式等，在评介相互作用中展开。

　　接受，对介与评而言，是潜在的或不在场的对于接受者的指向。即是说，任何介与评都有一个写给谁读的先在设定。接受作为批评结构的要素与介与评紧密地关联起来，这是西方以伊瑟尔与姚斯为代表的接受美学的功劳。接受对于文本的意义是构成性的，因此也对文本批评构成。无论是潜在的接受者还是现实具体的接受者，他们都在批评中发挥构成性的规定作用。当下，围墙中的批评对那一部分已与批评者彼此很熟悉的接受者们说着彼此熟悉的批评话语，运作彼此熟悉的批评思路，做出彼此熟悉的批评评价。在这道围墙中，批评成为接受的批评，接受成为批评的接受，超越这种熟悉亲密的互为关系的东西，不仅被批评排斥，也被接受排斥。正在发生的语境变异，以文本与接受的巨大变化向批评发起冲击，使批评陷入混乱或者难以应对。

　　介、评、接受，批评的这三个要素，相互支撑地构成批评的语义三角。从时间上说，三者的组合既是延续的又是共时的。延续，是指取之于对象的介来于先于批评的阅读，评由阅读而发生，与阅读一起组合着文本之介;接受，则发生于批评之后，因此是对于批评的接受。共时，则指这三个要素是互构的，即介中有评有潜在接受，评中有介有接受的预先知晓，接受则是介与评的接受。批评出现问题，受囿于某种围墙，在于批评三要素在批评运作中的割裂、偏颇或者某类要素的空位。

　　2.语境变异中批评围墙的成因

　　批评围墙的成因，前面已随处提到，此处做以概述。

　　其一，批评对象的泛化与批评面对泛化对象的难以应对。批评对象的泛化指作为批评对象的文学，越来越超越此前的何为文学的规定，而体现出非文学的趋向。如网络文学的方式、构成方式、话语方式等，它们已不仅见于网络文学，而且渗入到传统的文学样式中，出现了众多文学的变体，包括诗的变体、散文的变体、小说的变体等。这类变体陈杂于真实与虚构、写实与虚幻之间。这类对象因其不伦不类并且其者名不见经传，而为批评所不视。

　　其二，批评的理论根据的混乱与缺失。任何批评，都是用文学的普遍性审视、衡定具体的文学作品的运作过程。伽达默尔对此已有精论。伽达默尔认为，对于对象的批评靠的是判断力，判断力是在对于具体事物的不断判断中逐渐获得的，而所获得的东西，就是所判断的一类对象的普遍性的东西。为此他说：“判断力所认识的东西是感性的个体，即单个事物，判断力在单个事物中所断定的东西则是说事物的完满性，或者说非完满性。”伽达默尔说的“完满性”，就是指该类对象的普遍性。〔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51页，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而理论，就其属性而言，就是对事物的普遍性的概括与揭示。由此说，批评，当它对具体的文学对象进行判断时，揭示普遍性的理论是必须到场的。当下令批评窘迫的是，它的理论来源或理论根据却常常使它失望。这是因为，它的两个理论来源，一是国内文学理论，一是西方文学理论。国内文学理论正面临着远离文学的倾向而陷入自我调整的忙乱中，在这种情况下，它无法为批评提供更多的普遍性根据，因此不少批评者才直言理论于批评无用。国外理论，是国外文学对象的理论，是国外批评语境的理论，与中国文学相去甚远，生硬运用，也只能是只言片语的概念套用，像一些批评者所做的那样。理论的无所着落，导致批评面对对象的难以深入。而所有的那些理论，也只能被用作概念化了的理论。

　　其三，批判思维的模式化。因为任何批评思维都是重复运用的经验性思维，因此模式化是一种必然的思维趋向‍‌‍‍‌‍‌‍‍‍‌‍‍‌‍‍‍‌‍‍‌‍‍‍‌‍‍‍‍‌‍‌‍‌‍‌‍‍‌‍‍‍‍‍‍‍‍‍‌‍‍‌‍‍‌‍‌‍‌‍。一些驾轻就熟的批评者甚至尚未打开书，凭已然熟知的作者，凭书名及简介，就可以模式化地确认主题，确定视角，预设对象中的隐言，凝练对象的意义。有西方学者批判姚斯的“期待视野”，指出这是一种预先设定与强加，讲的就是这种模式化状况。模式化是用经验批评对象，对象在经验批评中成为经验的附属或证明。

　　其四，圈子里的批评导致圈子外的被冷落。这里说的圈子，如前所述，主要是指批评与对象的彼此熟悉、作者的熟悉、文本套路或活动特点的熟悉、生活态度的熟悉、手法的熟悉等。这样的熟悉是与陌生相对的。由于这种熟悉是建立在一套专业储备与专业训练基础上的，因此，熟悉本身就意味着另外一种情况的疏远或者陌生，这就是专业与非专业的隔阂。

　　以上四种原因，综合地发生作用，加固着批评的围墙。

　　3.在语境变异中走出批评围墙

　　由互联网引发的语境变异使文学批评突显出它僵化与封闭的现状，但同时也为它走出批评围墙激发了动力，带来了机遇。

　　首先，这机遇是对象性的。在互联网语境中网络文学的出现并体现出巨大的数量优势，以及网络批评的愈益活跃，产生出巨大的引力，它不仅把与批评吸引为网络与批评，而且，又直接与间接地影响着网络与批评，使后者发生特征性转化。随着网络阅读器的普遍使用，网络阅读成为随身行为，这是闲暇性的随身行为，因此被闲暇状况所规定。于是，人们的闲暇状况便成为网络文学编织故事、表达诗意的时间根据。日常生活中的闲暇时间是零散的，乘地铁公交、等待约会、塞车、工作间歇等，打发这些碎片性时间也就是拥有这些碎片性时间，它规定着随身使用阅读器的小说阅读，如须打开便看，关闭即合，不需要更多地记忆，也很少有读后的回味，但又能快速引起关注，获得阅读乐趣。这些都是特征性的，碎片化，片断化，行为化，动作化，速效化，机智化，这些化已成为网络写手秘籍，正在化入非网络。而与此相应的批评便成为速溶咖啡式的批评，取出即用，冲水即饮，饮后把方便纸杯扔进垃圾桶，一次批评操作亦即完成。这类批评形式上类似中国古代的评点式批评。

　　其次，这机遇是批评功能性的。由此批评对象向着随身闲暇的形式特征及构成特征转化，它的上述各种化的特点便愈益具有内容平浅的倾向，批评的主题揭示功能、性格分析功能、生活寓意功能、意义概括功能，由于对象本身相应蕴含的淡化或缺乏，而成为逐渐退化的功能。与此相反，一些新功能却促发串联，由弱而强。如批评的指点功能、穿线功能、助兴功能、煽情功能、亮底功能、点赞功能、博弈功能等，这些在网络批评中已呈现为常态功能。而且作为批评及批评接受趣味，它们借助网络批评的量的优势，正不断向非网络批评输入。

　　其三，这机遇是文本话语性的。网络阅读的随身闲暇性规定着网络批评的非逻辑性与片断性。逻辑既是对象的内在联系，更是对象的类的普遍性的内在联系，这类联系是理性把握的东西。网络，无论是文学乃至批评都不强调理性，但它所提供的产品却并不为难接受者的理性。即是说，这些网络产品并非逻辑把握的对象但它们又可以逻辑地把握。它们以片断性展示给接受者与参与者，这片断性就网络批评而言即批评对象的每一个顿点、断点或转折点，都可以成为批评的自成单元的片断，对这类片断只求点到不求追问，也很少有所预期及探究根本。至于网络的批评话语，则以直陈为要，所言即所欲言，所欲言言到为止，其中较少普遍性的逻辑层次。对这些东西，严格规定着内含与外延的专业概念，即便能用也因为对象性缺失而无所用。这类情况在非网络批评中已见出影响。

　　其四，这机遇是呼唤性的。随着网络与批评越来越因其巨大影响而引起不同管理部门的重视，各种规定各种要求，均成为对非网络与批评参与到网络中来而不断发出的吁请与呼唤。这是非网络批评或专业批评参与网络、引导网络的时代要求，一些批评研究已经释放出这一讯号。非网络批评也正应邀而至，它们一方面带着自己的行囊，一方面当然也要适应网络规定，配上网络行装。这是一个彼此融合的过程。尽管网络接受者与参与者仍然是随身闲暇的接受者与参与者，但在彼此融合的情况下，他们的接受与参与正成为汇入了专业批评的接受与参与;而非网络批评的专业性，也在网络参与中使自己不同程度地网络化与大众化。批评走出批评围墙，在这个过程中便获得了动力与契机。这不是标准高低的问题，而是顺应历史与时代的语境需求的问题。如张清华所说：“只有与历史和文本背后谱系建立合适的对话关系，与文本诞生的现实语境建立准确的对应关系，与探路者的当下情境建立敏感的对应关系，所有的谈论才会客观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