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主义中国当代文学价值观的建构

　　文学是时代价值观念的重要载体，同时推动着时代价值观念的发展演进‍‌‍‍‌‍‌‍‍‍‌‍‍‌‍‍‍‌‍‍‌‍‍‍‌‍‍‍‍‌‍‌‍‌‍‌‍‍‌‍‍‍‍‍‍‍‍‍‌‍‍‌‍‍‌‍‌‍‌‍。什么是价值观?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价值观是对经济、政治、道德、金钱等所持有的总的看法‍‌‍‍‌‍‌‍‍‍‌‍‍‌‍‍‍‌‍‍‌‍‍‍‌‍‍‍‍‌‍‌‍‌‍‌‍‍‌‍‍‍‍‍‍‍‍‍‌‍‍‌‍‍‌‍‌‍‌‍。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价值观也有所不同‍‌‍‍‌‍‌‍‍‍‌‍‍‌‍‍‍‌‍‍‌‍‍‍‌‍‍‍‍‌‍‌‍‌‍‌‍‍‌‍‍‍‍‍‍‍‍‍‌‍‍‌‍‍‌‍‌‍‌‍。”《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第62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价值观因人而异，处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扩而言之，每个社会都有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反映在文学中，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有其特定的价值观。价值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影响文学价值观的因素也是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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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影响中国当代文学价值观的众多因素中，有一个不可忽视，那便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与当代文学相伴生，对当代文学价值观念影响巨大。“事实上，虚无主义是一种非常深刻的世界观和学说，其怀疑不仅指向文化、道德、历史、民族等意识形态和现实制度，而且指向宇宙和生命的意义，具有浓郁的形而上色彩。”黄发有：《虚无主义与当代文学》，《文艺争鸣》2006年第4期。虚无主义既是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思潮，又是一种形而下的世俗社会文化思潮。虚无主义对当代文学价值观既有积极的建构作用，但更多的时候，却极具消极性的解构作用。当代文学中，形而上的虚无主义非常匮乏，可谓求之不得;而形而下的虚无主义则比较泛滥，可谓挥之不去。这两种形态的虚无主义都参与到当代文学的价值观念建构，并严重地影响到了当代文学的质量与成就。

　　因此，对当代文学中的虚无主义思想进行全面梳理和辩证认识，对于我们客观认识当代文学中虚无主义问题的历史由来、存在状况，认识虚无主义对当代文学价值观念的影响，以及如何正确对待虚无主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在当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这种认识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和必要性。

　　一、中国当代文学中虚无主义问题的历史由来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各种虚无主义思潮泛滥，虚无主义作为一个思想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这一方面凸显出虚无主义作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文化思潮，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或困扰日益突出，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学术界对虚无主义的警惕和担忧。

　　这种关注和讨论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从哲学层面对虚无主义进行理论探讨，指出虚无主义的实质及其发展演变。这种哲学层面的探讨非常多，例如南京大学张凤阳教授的《论虚无主义价值观及其文化效应》，作者认为尼采的“上帝死了”的著名宣言，乃是表明一种重估价值的尝试。由于上帝已死，再无神圣的法庭，“一切皆虚妄”，所以“一切皆有可能”。

　　这种虚无主义价值观的流行，必然会滋育和助长一种以越界和放纵为特征的行为方式。中国人民大学余虹教授的《虚无主义——我们的深渊与命运?》一文，则系统地指出了虚无主义的几种主要历史形态，并探讨了西方从尼采到海德格尔到列奥·斯特劳斯等人对待虚无主义理论的发展。这样的研究还见于邹诗鹏教授的《现时代虚无主义信仰的基本分析》和吴宁教授的《现代性和虚无主义》等文。另一个是对中国当代社会中弥漫的各种虚无主义思潮的分析批判，这类研究也非常多，主要的如李舫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文化表征》，作者从社会文化现实出发，概括了当下中国社会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系列文化表征，并对其予以文化批判;杨金华的《当代中国虚无主义思潮的多元透视》则列举了当代中国虚无主义的种种表现，并予以分析批判，等等。众多不同研究的出现，凸显出虚无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的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

　　在对当代文学中的虚无主义问题展开分析之前，我们仍然有必要来了解一下虚无主义的理论由来。什么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Nihilism)系德文Nihilismus的意译，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Nihil(虚无)，意思是“什么都没有”。虚无主义这个词最早出现于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之中，小说的主人公巴扎罗夫“是一个不服从任何权威的人”;他认为：“凡是我们认为有用的事情，我们就依据他行动。目前最有用的事就是否认——我们便否认。”〔俄〕屠格涅夫：《父与子》，第228页，丽尼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作为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和否定精神的个体，巴扎罗夫狂热而又片面地追逐西方现代化，否定俄罗斯一切的传统艺术、宗教和伦理道德，因此被人称为“虚无主义者”。“虚无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在19世纪的俄国和德国非常流行。在19世纪俄国文学中，在普希金、屠格涅夫、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笔下，出现了大量的“多余人”形象，这些人思想空虚、行为乏力、缺乏热情、消极颓废，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和方向，都是一些时代的“虚无主义者”。而把虚无主义这个概念由文学领域引入哲学领域的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F.H.雅各比，他在《给费希特的信》中，首次从哲学角度使用了“虚无主义”这个概念，用以否定超验的理想特征。在西方哲学史上，对虚无主义达到深刻阐述，并把它上升为一种哲学思想理论体系的，是尼采。尼采关于虚无主义的所有表述，都来源于他的那句惊世骇俗的著名言论：“上帝死了。”

　　海德格尔认为，尼采所谓的“上帝乃是表达理念和理想领域的名称”，上帝死了，意味着“一个超感性的、约束性的世界的不在场”，〔德〕海德格尔：《林中路》，第224页，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也即“超感性领域”的死亡。“超感性领域”是对现实所有理性和经验领域的超越，等同于终极价值。既然上帝已死，那么终极价值也就不复存在。由于失去了终极价值的引领和监督，一切的理想、道德、信仰、价值、理念等都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于是一切皆不可信，一切皆有可能。因此，尼采说：“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没有目的，没有对于目的的回答。”〔德〕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第280页，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既然最高价值已经自行贬黜，那么就有必要重新进行价值定位。于是，尼采就喊出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

　　继尼采之后，对虚无主义理论进一步深入发展的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认为尼采没有认清虚无主义的本质‍‌‍‍‌‍‌‍‍‍‌‍‍‌‍‍‍‌‍‍‌‍‍‍‌‍‍‍‍‌‍‌‍‌‍‌‍‍‌‍‍‍‍‍‍‍‍‍‌‍‍‌‍‍‌‍‌‍‌‍。尼采的虚无主义是对西方自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形而上学传统的否定，但其本身也是这种形而上传统的一部分，他陷入了自我否认的逻辑旋涡，有其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与矛盾。尼采将虚无主义的出路归结为个人的强力意志，而海德格尔则从人的存在来探讨虚无主义本质，为人类的存在寻找依据，为人类寻找精神家园。而对虚无主义做出科学阐释并指明克服途径的是马克思。马克思从人的解放角度来规避和克服虚无主义，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人是历史的主体，历史由人的具体活动构成。“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人类要想实现自我解放，不能寄希望于虚幻的神和上帝，必须依靠自己的主体活动，创造历史，解放自己。马克思的这种唯物论思想，直到今天，对于我们正确对待和克服虚无主义，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虚无主义已经成为我们所处时代的重要文化表征，无法拒绝。西方社会对虚无主义予以深入探讨的哲学家非常多，除上述外，还有福柯、德里达、诺斯、列斐伏尔等，虚无主义俨然成为西方社会的一门显学，如同尼采认为西方社会历史进程本身就是虚无主义的历史进程一样，虚无主义还会伴随着西方社会的历史演进，继续长存并将得到持续关注。

　　回到中国历史文化语境，虚无主义也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文明进程。中国传统道家哲学中的“无”和佛教文化中的“空”，都指向虚无主义。如老子《道德经》中的“无为而治”思想：“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庄子·逍遥游》中的隐匿遁世思想：“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佛家的色空观念：“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般若波罗蜜心经》)，等等。道家和佛家的这种虚无主义思想对中国文化和国民心理影响极深。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金瓶梅》中有着鲜明的“色空”观念，由色入空，由实到虚，一切归结于无;《红楼梦》中则有着浓厚的“虚无”思想，从虚无中来，归于虚无，所谓“好就是了，了就是好”，“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这是虚无主义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的体现。

　　虚无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广泛存在，表现形式多样。比如鲁迅，虚无主义被视为其思想的根本，是其无穷战斗力量的源泉。与一切旧的恶的力量做斗争，横扫一切，甚至包括灵魂中的旧我，这是鲁迅反抗绝望的虚无战斗精神体现;“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这是其孤绝的虚无战斗姿态。鲁迅的散文诗《野草》中弥漫着浓厚的虚无情绪;小说《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等人身上，都有着或鲜明或浓厚的虚无主义色彩。五四运动落潮后，整个社会弥漫着浓厚的感伤和虚无情绪，丁玲的《沙菲女士的日记》和庐隐的《海滨故人》对此都有真切的反映，其中的女主人公们纷纷遭受过理想、爱情、事业、婚姻或家庭的挫折，都有着浓厚的虚无主义情绪。

　　1928年后，随着革命文学的兴起，在一些革命作家笔下，虚无主义成为一些革命党人的共同精神气质，如茅盾“《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中系列男女主人公(方罗兰、章秋柳等)，都有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迷惘、软弱、动摇的虚无精神特征。而在同时期的巴金笔下，则塑造了大批的无政府主义者形象，如《灭亡》中的杜大心、《死去的太阳》中的王学礼、《电》中的李佩珠等，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其虚无主义精神的特别表现，在其漫长的一生创作中具有某种持续性。20年代作家许地山在其《命命鸟》《缀网劳蛛》等作品中，表达出带有佛家空无和宿命论色彩的虚无思想。早期老舍的创作中，如《赵子曰》《二马》《老张的哲学》等，也表现出世故、油滑和价值相对中立的虚无主义色彩。还有40年代钱钟书的《围城》，借用西方存在主义哲学，表现现代人的尴尬的生存处境——“外面的人想入，里面的人想出”，同样体现出虚无主义的哲理意蕴，等等。总之，虚无主义思想贯穿于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外来的虚无主义哲学与本土的虚无主义思想相结合，表现形式多样。

　　1949年后，虚无主义在当代文学中表现为大落和大起。50—70年代，由于与西方世界隔绝，中西文化交流受阻，再加上盲目地破四旧、反传统，不管是来自西方还是本土文化中的虚无主义哲学基本上绝迹。与此同时，对传统历史与文化的漠视却导致世俗虚无主义思潮肆虐横行，极大地伤害了中国文化的元气，出现了后来被阿城和郑义等寻根作家们集体抨击的所谓的“文化断裂带”。郑义：《跨越文化断裂带》，《文艺报》1985年7月13日。新时期以来，随着中西文化交流重启，西风再次东渐，当代中国社会各种虚无主义思想重现，并逐步走向泛滥。

　　一方面，西方各种带有虚无主义倾向的思想学说蜂拥而入，如尼采的唯意志论，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萨特、卡夫卡和海德格尔等的存在主义哲学等，与历经“文革”后特定的中国社会现实相碰撞，很容易产生共鸣，进而催生出多种形态的虚无主义情绪。另一方面，在外来文化的激发下，80年代上半期中国社会出现了“文化热”，本土传统文化得到重新审视，传统道家和佛家文化中的虚无主义思想，部分地得到了重现。而最为重要的是，80年代中国社会思想解放运动不断深入，带来了思想自由和价值的多元化;再加上80年代后期商品经济、消费主义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兴起，各种世俗虚无主义思想丛生，逐渐走向泛滥，而那种超越现实时空和欲望狂潮、具有深邃精神指向和终极价值思考的形而上虚无主义，却日渐稀薄了。各种廉价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终于在90年代成为文化界、思想界和学术界不得不严阵以待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和思想问题。

　　二、中国当代文学中虚无主义的存在形态

　　近30年来，虚无主义在中国社会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它们解构历史、颠覆崇高、瓦解意义和深度，制造廉价狂欢和喧嚣，误导价值观念，影响极为恶劣。由此，虚无主义被当成一个贬义词，几乎成为众矢之的。实际上，这是不客观的，对虚无主义而言，也是不公平的。在《权力意志》中，尼采将虚无主义区别为两种：积极的虚无主义(Positive Nihilism)和消极的虚无主义(Negative Nihilism)，并指出它们不同的表现形态和历史作用。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讲，也存在着两种形态的虚无主义：作为精神哲学的形而上的虚无主义和作为世俗社会文化思潮的形而下的虚无主义。二者形态各异，也有积极和消极之分，需要区别对待。

　　先看作为精神哲学的形而上的虚无主义。就本质而言，虚无主义是一种哲学意识，是对现实经验的超越、洞彻与指引。哲学与文学密不可分，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都会具有深刻的哲理意识，伟大的小说家往往都是哲学家。总体来讲，形而上虚无主义在当代文学中非常匮乏，可谓求之不得。1949—1976年期间，中西文化交流中断，西方各种虚无主义思想无法继续在中国传播‍‌‍‍‌‍‌‍‍‍‌‍‍‌‍‍‍‌‍‍‌‍‍‍‌‍‍‍‍‌‍‌‍‌‍‌‍‍‌‍‍‍‍‍‍‍‍‍‌‍‍‌‍‍‌‍‌‍‌‍。同时，在唯物主义思想观支配下，各种带有唯心主义倾向的虚无主义思想，包括本土的佛道学说和各种外来虚无思想，都受到否定和批判。

　　这就导致该时期的文学中虚无主义哲理意识非常薄弱，仅在个别作家笔下，偶尔有所流露。例如诗人郭小川，在写于1959年的抒情长诗《望星空》中，表现诗人夜晚在长安街头仰望星空，通过个人、生命与宇宙的对比交流，感受到个人力量有限而宇宙浩瀚无限、个人生命短暂而宇宙生命永恒，从而生出惆怅之感：“在伟大的宇宙的空间/人生不过是流星般的闪光。/在无限的时间的河流里，/人生仅仅是微小又微小的波浪。/呵，星空，我不免感到惆怅，/于是我带着惆怅的心情，/走向北京的心脏……”联系1958年“大跃进”的历史背景，这样的思考无疑是对当时不断膨胀的历史主体盲目自信的一种纠偏，同时这种具体与抽象、个体与整体、有限与无限、短暂与永恒的对比，也使诗歌呈现出一种形而上哲理思考，从而获得了超越性的艺术价值。

　　但这首诗歌在当时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原因就是认为其中“宣扬了神秘主义、虚无主义”，认为作者表达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幻灭感。华夫：《评郭小川的〈望星空〉》，转引自张恩和：《郭小川评传》，第115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而在今天看来，这种“神秘主义、虚无主义”的思考表达，恰恰正是这首诗歌的艺术生命力和价值所在。70年代的地下诗歌中，像北岛的《回答》和顾城的《一代人》等，充满了怀疑和否定精神，也体现出某种虚无主义哲理意蕴。只不过，在50—70年代文学中，这样的虚无主义表达非常有限。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重启，思想解放不断深入，文化思想日渐多元化。在这样的背景下，虚无主义有所复归。对一些作家来讲，虚无主义成为其规避主流话语束缚、拉开文学与现实距离、反顾自身乃至思索人类和宇宙存在问题的思想武器。对此最早进行思考的是王蒙。“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由于自身特定的历史遭遇，王蒙对革命、理想、信仰和个体命运之间的关系反复咀嚼，从中提炼出某种虚无主义哲理意蕴。《蝴蝶》中，主人公张思远在不同人生阶段，经历了从小石头、张指导员、张书记、老张头和张副部长等的身份变迁，以致自我迷失。

　　作者借用“庄周梦蝶”典故，表现了在历史变动过程中主人公的自我困惑——究竟“我是谁”?这是一种存在主义的哲理困惑，正是同时期宗璞小说《我是谁?》所要探究的问题。在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中，则通过主人公倪吾诚荒诞而又悲剧的人生遭遇，表现了其肉体和精神的分裂。这是又一个“方鸿渐”式的知识分子，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存在位置和价值，作者对其给予了存在主义的哲理审视。而在海德格尔和萨特等存在主义大师看来，存在主义在本质上是对人的存在的虚无，是虚无主义的一种。海德格尔从客观角度，而萨特则从主观角度，确认了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在本质上都是虚无的。

　　除王蒙外，80年代以来，能够从形而上层面进行虚无主义哲理思考的作家并不多，主要还有残雪、张承志、史铁生、北村和格非等人。残雪的小说深受卡夫卡影响，以现代派艺术表现手法，表现人的恶劣生存境遇和孤独本质，格调阴冷，传达出一种透骨般的虚无主义气息。荷尔德林说，“人，在大地上诗意栖居”，而残雪则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的存在。在《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公牛》《黄泥街》等作品中，残雪一方面表现了人的生存环境的肮脏可怖，其中充满了蛇、苍蝇、老鼠、蜈蚣、蛆、蝙蝠、蜘蛛等肮脏恶心动物，而且天空老是下着墨色的雨，阴暗潮湿发霉。这样肮脏恶劣的环境，从客观上否定了人的诗意存在。另一方面，残雪还否定了人的社会存在，形象地诠释了“他人即地狱”这一存在主义哲学理念。她笔下的人物，一个个如同神经质，相互嫉妒、猜疑、窥视、提防，充满敌意，互相折磨乃至互相伤害，哪怕夫妻、母女和父女之间也是如此。残雪无情地撕破了现代人的人性面具，展示了人性的丑陋和扭曲。不仅如此，残雪的小说还拒绝人性救赎，不给人物以任何自我拯救的可能。她笔下的人物不管如何努力，如何挣扎，都无法自我改变，找不到出路，更看不到希望。这种虚无主义的书写，使残雪的小说直逼人的存在本质，引人思考。

　　残雪的虚无主义给人感觉阴冷，而张承志的虚无主义则让人感觉炽热。张承志的虚无主义源自于他的理想主义和宗教情怀，表现为以理想取代现实、以精神(信仰)代替物质，表现出对人的现世存在的漠视和对人的精神世界(宗教信仰)的迷狂。张承志早期的充满了理想主义气息，在《绿夜》《黑骏马》《北方的河》等作品中，其圣洁的理想与污浊的现实之间严重对立。理想很浪漫，现实很骨感：“生活露出了平凡单调的骨架，草原褪尽了如梦的轻纱。”(《绿夜》)如何处理这种矛盾?张承志采取的策略是“抓住生活中的那瞬间的美”(《绿夜》)，用瞬间的美感体验来超越或遮蔽对芜杂现实的痛感体验。这就是张承志所一再倾心的美学——“美丽瞬间”。樊星：《在理想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3期。这其实是一种形而上的虚无主义体验，是在瞬间的自我陶醉中实现对现实的超越。从根本上讲，“美丽瞬间”追求的是一种唯美主义审美体验，而唯美主义本质上是颓废的、病态的，是虚无主义的特定表现。张承志的另一部分，如《黄泥小屋》《残月》《九座宫殿》《心灵史》等，则表现出强烈的宗教色彩，以虚幻的精神(信仰)追求碾压或取代人的物质存在，其虚无姿态已经逐渐走向极致。

　　史铁生的虚无主义则充满智慧和神性，是勘破命运后的大彻大悟。由于年轻时双腿突然瘫痪，史铁生几乎一辈子都在思考命运问题，愤懑感慨：“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我与地坛》)这是其宿命论认识由来。宿命论是一种消极的唯心主义认识观，是对现实多样性和或然性的否定，在本质上是虚无的。史铁生认为：“人的苦难，很多或者根本，是与生俱来的……这正是上帝的启示：无缘无故的受苦，才是人的根本处境。……正如存在主义所说：人是被抛到世界上来的。人的由来，注定了人生是一场‘赎罪游戏’‍‌‍‍‌‍‌‍‍‍‌‍‍‌‍‍‍‌‍‍‌‍‍‍‌‍‍‍‍‌‍‌‍‌‍‌‍‍‌‍‍‍‍‍‍‍‍‍‌‍‍‌‍‍‌‍‌‍‌‍。”所以，“我越来越相信，人生是苦海，是惩罚，是原罪。”史铁生：《宿命的——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书面讲稿》，《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1期。

　　这种认识正是克尔凯戈尔的悲观主义哲学观点，而悲观主义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一种，是对现实人生的怀疑与否定。同时，史铁生还对人的生与死、有限与无限、惩罚与救赎等问题反复思辨，体现出浓厚的存在主义色彩。例如，《我与地坛》对生与死的探讨就受到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生死观的影响，作者认为“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而海德格尔则认为“死在生存论上等于说：向死生存或向死存在”。〔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65页，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正是因为死的存在，才凸显出生的意义。《命若琴弦》深受加缪西西弗斯神话的影响，并从中提炼出一种过程论的生存哲学。这种思考，使史铁生的超越了个人的苦难现实，具有普泛的形而上哲理深度。在长期的精神冶炼中，史铁生创立了一种个人宗教——一种介于基督教和佛教之间的宗教，史铁生(遗作)：《昼信基督夜信佛》，《收获》2012年第2期。试图用宗教理念来对抗虚无，给人提供出路。在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中，他就试图运用基督教的忏悔与佛教的悲悯来对人的灵魂进行救赎，为充满原罪感的当代人寻找精神出路。在当代作家中，能够从宗教或神的高度对人的彼岸世界进行关怀的作家很少，史铁生算是难得的一位。

　　另一位具有宗教情怀的作家是北村。北村的属于典型的基督教，是对基督教义的演绎，这在他的代表作《施洗的河》中表现得很明显。格非的则充满宿命论色彩，如《迷舟》《敌人》《人面桃花》等，人物的命运似乎冥冥之中早已注定，所有努力都是徒劳，结局都是走向失败或虚无。这体现了格非的世界观，也让他的作品获得了一种形而上的思想深度和艺术品格。

　　总体来讲，当代文学中形而上虚无主义非常匮乏。与之相比，形而下的世俗虚无主义思潮却很多。概括地说，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文化虚无主义。顾名思义，文化虚无主义是对文化的漠视、蔑视和反动。在中国当代文化与文学中，文化虚无主义主要具有以下三种含义，并有各自表现。

　　第一种是反文化，或者叫作反智化。我们知道，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体现，优秀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非物质资源，是传诸后世的重要精神遗产。文化有其延续性，脉络延传，生生不息，同时文化具有智性启发和精神引导作用。50—70年代，传统文化被当作封建毒素几乎被扫荡一空，这是文化虚无主义的极端表现。这段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传统文化几乎全面失落，甚至成为禁区。

　　这种文化虚无主义的影响后果极为严重，它导致在这段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少年价值观念紊乱，要么对文化无知和不尊重，要么缺乏辨别能力。刘心武的《班主任》中，经受过“文革”十年戕害的两个中学生谢惠敏和宋宝琦，一个被公认为优秀学生，一个被视为落后学生，都丧失了基本的文化认知和价值判断能力，其实是两个不同类型的文盲。“文革”期间现实中张铁生考试交白卷，就是典型的反智事件。而在80年代后期王朔的笔下，则出现了大量的反智、反知识分子，其作品中的主人公，同谢惠敏和宋宝琦一样，都是历经“文革”的一代，都受过文化虚无主义思潮的洗礼，无文化或反文化是他们的共性特征。

　　第二种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或曰民族虚无主义。这是对民族文化的无视、否定和对西方文化的盲目追崇，其实质是主张全盘西化。五四以来，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论调在中国络绎不绝。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对传统文化猛烈开火的同时，就滋生了全盘西化的文化主张，当时胡适和陈序经等人极力鼓吹全盘西化，是其代表。50—70年代，对待传统文化的简单否定和粗暴对待，阻断了传统文化的自然延传，传统文化的魅力和价值无法在历经“文革”后的80年代中国社会得到应有的体现，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是80年代中国社会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得以滋生的温床。在西风再次东渐的背景下，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再加上现实中改革受挫，一时间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论调嚣张，如电视纪录片《河殇》就公然鼓吹以西方“蓝色文明”和“海洋文明”来取代中国的“黄土文明”;台湾作家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则极力贬斥中国文化和膜拜西方文化，等等。今天回头来看，这些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论调非常浅薄，但在当时的影响却十分恶劣。

　　从当代文学来看，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主要体现在寻根文学与先锋文学之中。在部分寻根作家的理论主张中，就包含有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因素，如李杭育的《文化的尴尬》，对民族文化传统就极为失望，极尽挖苦和贬斥，而对西方文化则充满一种浅薄的向往。寻根文学中出现的所谓的“后殖民主义”现象，以及张艺谋等人据此改编并屡屡在国际上获奖的电影，如《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等，某种程度上都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表现。

　　这种和影视改编很大程度上是为取悦西方读者、观众和文化机构，故意对本民族文化中的落后、丑陋、野蛮和愚昧的内容予以夸张放大、扭曲反映，而对本民族正面积极的文化内容则视而不见。有研究者把这种专门迎合西方人审美趣味的心理称为“汉学心态”，张晓峰：《中国当代作家的“汉学心态》，《文艺争鸣》2012年第8期。作者认为：“如果说在当前的文学研究中，‘汉学心态’主要表现在学术思路和方法上，那么，在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创作中，‘汉学心态’则致力于如何引起‘西方’和‘汉学界’的注意，并获得其承认。”这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恶劣表现。从艺术角度来看，早期的先锋以一种激进的姿态，拒绝本土文学传统，主张全盘西化，其实也是一种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事实证明，这种全盘西化道路根本走不通，先锋文学90年代后的集体转型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第三种是欲望化、本能化和娱乐化‍‌‍‍‌‍‌‍‍‍‌‍‍‌‍‍‍‌‍‍‌‍‍‍‌‍‍‍‍‌‍‌‍‌‍‌‍‍‌‍‍‍‍‍‍‍‍‍‌‍‍‌‍‍‌‍‌‍‌‍。这种意义上的虚无主义是无视人的社会存在，将人降低到生物水平，表现人的欲望满足和本能宣泄;或者是淘空文化的内涵，“恶搞”文化，制造廉价的狂欢。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和大众文化的兴起，欲望化社会思潮泛滥，娱乐风气盛行，一些文学作品以一种“去社会化”的方式，表现人的欲望化和本能化存在，拒绝人的价值和意义追求，例如当时盛行的私人或身体、美女、欲望化等，都是文化虚无主义的表现。由于去掉了价值准则和意义追求，文学由表现生活之重堕落为体验存在之轻。在市场主宰下，文学与影视共同制造娱乐狂欢。一时间，戏说历史，解构名著，制造流行(如崇尚金钱的“拜金主义”、粉饰现实的“豪华风”、制造噱头看点的“打杀风”等)，文学和影视热点不断，一派狂欢，而文化却支离破碎，精神园地日渐荒芜。这种情况，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文化大众的人数倍增，中产阶级的享乐主义盛行，民众对色情的追求十分普遍。时尚本身的这种性质，已使文化日趋粗鄙无聊。”〔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37页，赵一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这是文化虚无主义的表现，也是恶果。

　　(二)历史虚无主义。顾名思义，历史虚无主义就是对历史的虚无，这是对中国当代社会价值观念影响最大的一种世俗文化思潮。在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语境中，历史虚无主义具有三重含义和各自表现。

　　第一种是对历史的无视，也就是对历史的有意忽略或视而不见。这种虚无主义在50—70年代期间盛行，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传统的历史题材基本上消失，所谓的历史，基本上只剩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断代史。在当时有限的传统历史题材创作，如黄秋耘的《杜子美还乡》、冯至的《白发生黑丝》、陈翔鹤的《草堂春秋》等，都受到批判。传统的历史题材创作领域，仅有姚雪垠的《李自成》由于特定的文化原因而一枝独秀。

　　第二种是解构历史。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下，人们从文化反思角度，对传统的历史观念予以质疑。同时，源自于西方的新历史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特别是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在中国得到广泛响应。一时间，“重述历史”或“重写文学史”成为风潮。新历史主义秉持的是“正史不正，信史不信”的怀疑、否定立场，以一种民间的、边缘的、个人化的姿态，颠覆和解构了传统历史叙事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否定了传统历史的必然性和内在逻辑性，也消解了传统历史的宏大和庄严。新历史主义注重历史的偶然性和无序性，认为客观的历史根本不存在，真实的历史只能存在于个人内心。于是，他们纷纷捡拾起历史的碎片，尽情发挥。这种自由、随意、个人的历史观，就将历史变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新历史主义属于后现代主义的一种，而去历史化是后现代主义的普遍特征，颠覆和解构则是其共同文化策略。80年代后期，新历史主义小说风靡文坛，涌现出众多名家名作，如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余华的《活着》、陈忠实的《白鹿原》、李锐的《旧址》、苏童的《米》、格非的《迷舟》等，热潮延续至今。不可否认，新历史小说打破了传统的机械的历史决定论的叙述方式，更新了人们的历史思维，但也导致了历史叙事的碎片化和私人化，混淆了人们的历史认知，对传统的历史观造成巨大伤害。例如《白鹿原》中，白灵和恋人鹿兆海以抛硬币的方式决定自己的政治道路选择，这种书写，就解构了意识形态的庄严，如同儿戏，极不严肃。

　　第三种是消费历史。新历史主义打开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大门，而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文化则是滋生各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温床。既然历史已经支离破碎、没有中心、没有意义、没有深度，甚至连历史感都没有，那么历史也就沦为了一种商品，供人游戏和消遣。90年代，在后现代主义和消费主义文化逻辑支配下，文学结盟影视和网络，各种对历史的“戏说”“歪说”“大话”“水煮”“重述”等层出不穷，喧嚣盛行，廉价狂欢。在这一过程中，历史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与之相应，传统的价值观念解体，各种庸俗、实利主义盛行。这是社会文化转型期的必然反映。

　　(三)道德虚无主义。道德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伦理准则和价值规范，对社会成员具有规训和惩罚作用，维护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道德具有相对性的一面，也具有利己性(或阶级性、集团性)的一面。《理想国》中，色拉叙马霍斯和苏格拉底在辩论什么是“正义”时说：“我说正义不是别的，就是强者的利益。”这种论述其实就包含了道德虚无主义思想。尼采就强烈反对道德，他说：“道德乃是对生命意志的背叛，只要我们信仰道德，我们就是在谴责生命。”〔德〕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第295页，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尼采强调唯意志论，主张“价值重估”。他对道德的重估，就是站在绝对个人主义的立场上，听从个体生命的呼唤，采取相对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立场。道德虚无主义肆意夸大道德的相对性，抹杀是非善恶的边界，将道德变成了一个实用主义和利己主义的面团。对道德虚无主义来说，道德不过是寻找个人利益的借口，任何关于道德的价值判断都是相对的，没有善恶之分，也没有对错之别;任何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没有资格去指责别人。这样，道德虚无主义就使社会的价值观念走向了多元无序，制造了价值混乱。道德虚无主义所秉持的相对主义和利己主义立场，为各种非道德、反道德预留了空间，在社会的流行，最终会导致价值失范，道德滑坡。

　　从当代文学来看，90年代以来，文学中的道德虚无主义泛滥，例如王朔的小说中就充满了各种市侩主义和犬儒主义精神，遍布道德虚无主义痕迹;王小波的小说嬉笑怒骂，游戏调侃，到处可见对道德的解构和嘲讽;朱文的《我爱美元》等，公然鼓吹性放纵和乱伦，连起码的道德遮羞布都不要。

　　90年代中期盛行一时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像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关仁山的《九月还乡》、谈歌的《大厂》、李佩甫的《学习微笑》等，在表现经济困境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冲突时，往往牺牲伦理道德来帮助企业暂时度过经济难关，丧失了基本的价值立场‍‌‍‍‌‍‌‍‍‍‌‍‍‌‍‍‍‌‍‍‌‍‍‍‌‍‍‍‍‌‍‌‍‌‍‌‍‍‌‍‍‍‍‍‍‍‍‍‌‍‍‌‍‍‌‍‌‍‌‍。还有阎连科从80年代中期以来的系列，充斥着大量的反道德叙事，表现主人公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还极力争取读者理解和同情。甚至像贾平凹201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极花》，其中竟然还在间接地为拐卖妇女辩护，丧失了起码的道德良知和人文精神。这些都是道德虚无主义的体现。文学是社会的反映，这些非伦理、反道德作品的出现乃至盛行，其实正是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道德危机的反映。

　　三、虚无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观

　　前面讲过，虚无主义分为形而上和形而下两种形态，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对当代文学的价值观念影响不同。

　　先看形而上的虚无主义。形而上的虚无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深邃的精神哲学，超现实功利，指向生命存在和宇宙思考。50—70年代，形而上虚无主义的缺失导致文学中哲理意识匮乏。由于缺乏哲学思想的指引，这段时期的文学创作大多缺乏现实穿透力，黏滞于现实，缺乏个人意识和形而上的艺术思考空间。在主题表达上，大多盲从现实，片面地图解国家形势政策，价值理念外露，往往流于“假、大、空”，很大程度上沦为恩格斯所批判的“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而在艺术上，这些作品大多流于公式化、概念化和模式化，质地粗糙。由于缺乏思想性和艺术性，这些作品对主流价值观念的传达，往往事与愿违，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而上虚无主义一定程度上的复苏，对当代文学的价值观念建构，乃至艺术审美，都带来深刻影响。从价值观念来看，虚无主义哲理意识的融入，让文学在繁重的政治化承载之余，开始叩问人的存在，质询生命意义，探究宇宙人生奥秘。自此，一种崭新的、有别于传统政治文化伦理的价值观念开始生长，文学的功利色彩逐渐淡化而哲理意识日渐增强，当代文学的价值观由此也逐渐走向多元化。从艺术审美来看，由于哲理意识的融入，当代文学艺术美感普遍增强。这不仅体现于其中现代艺术表现手法的运用，而更体现于作品意义空间的拓展和思想性的增强，让读者在掩卷之余，能够获得某种艺术美感和形而上的精神提升。这是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艺术进步的重要表现。但是，这种形而上的虚无主义毕竟太有限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当代文学的“贫血”状况，这导致当代文学整体上思想薄弱，哲理意识极其匮乏，不利于当代文学价值观念的有效建构。

　　再来看形而下的虚无主义。当代文学中，形而下的虚无主义可谓泛滥成灾，形态多样，从不同方面威胁和解构着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念。50—70年代，对传统历史与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使文学丧失了应有的历史与文化蕴含，显得价值理念外露，急功近利。这对于当时的主流价值观念传达，表面上是有意强化，而实质上则是无形伤害，让人们在被动接受之余，容易滋生逆反和抵触心理。这种情形如同当前网络影视上时常可见的“低级红”现象——用低俗的方式来宣传主流价值观，表面上高调宣传，而实质上却是抹黑，进而连累主流价值观念的推广。所以，进入80年代后，当代文学中主流价值观念普遍遇冷，处境尴尬，读者也敬而远之。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新时期，传统的价值观念正在“除魅”(韦伯语)，而新的价值观念尚在培育之中。在这种背景下，来自现代西方的各种虚无主义思想乘虚而入，抢占思想高地，蛊惑人心，吞噬和瓦解着主流价值观念。90年代后，随着中国社会后现代文化语境的生成，文学结盟影视和网络，借助于市场经济、大众文化和影视传媒的推动，各种虚无解构之风愈演愈烈，对主流社会价值观念造成很大侵蚀和破坏，引发出一系列思想和文化问题。

　　不可否认，多种虚无主义思潮的出现，带来了文学创作的活跃和繁荣，促进了当代社会思想的自由和价值的多元化，对当代社会价值观念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毕竟，思想自由和价值多元化是现代开放社会的标志，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繁荣的表现。但是，自由从来就是相对的，多元化也不一定就是益事，这存在一个度和如何引导的问题，对作为重要传播载体的文学来讲，更是如此。虚无主义是一种全球性的文化思潮，随着资本的扩张向外蔓延。列斐伏尔认为：“虚无主义深深地内植于现代性，终有一天，现代性会被证实为虚无主义的时代，是那个没人可预言的‘某种东西’从中萌发的时代。”转引自吴宁：《现代性和虚无主义》，《现代哲学》2010年第5期。处在全球化、现代化进程和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当代社会和当代文学，显然已经无法拒绝虚无主义。既然如此，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虚无主义?

　　首先，要严格区分作为精神哲学的形而上的虚无主义和作为世俗社会文化思潮的形而下的虚无主义，对前者要大力呼唤，对后者则要自觉抵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强化作家们的思想修养，提高他们的哲学素养，端正他们的立场和态度。毋庸讳言，中国当代作家哲学修养不足。今天的中国作家，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的哲学修养，淡化名利欲望，潜下心来，站在人民而非自我的立场上，才能有效地应对虚无主义。

　　其次，要深刻地认识形而下虚无主义的实质与危害。形而下虚无主义是一种从西方传播过来的消极社会思想，是对现实的否定和逃避。当前中国社会各种世俗虚无主义思潮的出现，是全球化和开放性社会语境下中国社会精神危机的体现。可以说，每一种虚无主义思潮的背后，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实质，有着特别的危害。例如，文化虚无主义体现的是当代中国社会物化语境下人们内心的荒芜和空虚，其在社会的蔓延，会使当代人内心日渐沙漠化，缺乏诗意和美感，变得粗俗和动物化;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实质是主张全盘西化，体现的是民族文化自卑，其在社会的蔓延，会导致民族自信心失落;道德虚无主义实质上体现的是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危机，其在社会的蔓延，会导致各种道德问题与腐败现象丛生，等等。

　　在当前众多的虚无主义思潮中，尤以历史虚无主义规模最大，影响最大，危害也最大，需要高度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是以篡改历史的方式来颠覆社会认知体系，其目的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当代社会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颠覆当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瓦解社会的凝聚力。这种思潮往往以一副娱乐、游戏和狂欢的姿态出现，掩人耳目，容易引人上钩，让民众丧失警惕，不知不觉中受其毒害。而且，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这种思潮往往还暗含着特定的政治目的，其中一些不法分子与境外的反动势力相互勾结，里应外合，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误导价值观念，妄图达到不可告人的特定目的。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曾指出：“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而“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才，堙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

　　①这是我们必须要牢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当代作家来说，深刻认识世俗虚无主义的实质和危害是确保其正确创作的前提。

　　再次，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积极倡导和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种形态虚无主义并存已经是当代中国社会无法忽视的事实，多元化也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有效整合多种形态的虚无主义，对多元化价值观念进行正确引导，这是摆在当前中国社会面前的一个紧迫任务，也是摆在当代作家面前的一个重要难题。这些年来，各种虚无主义的盛行已经造成了相当的负面影响，如理想失落、信仰崩塌、价值迷失、道德腐化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造成了严重伤害。在这一过程中文学也推波助澜，难辞其咎。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动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心，就会丧失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就会酿成可怕的社会后果。前文讲过，马克思主义是克服虚无主义的最终有效途径。所以，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用马克思主义来整合各种虚无主义，引导其健康有序发展;要积极倡导和自觉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统领多元化价值形态，求同存异，寻求最大共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力提倡，已经有力地回击了各种世俗虚无主义思潮的进攻，社会风气明显好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日渐深入人心，文学创作领域也干净健康很多。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在这一过程中，文学关系重大，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