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与李长之的“中国文艺复兴”思想

　　摘要：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学界几乎从未将张君劢与李长之放在一起谈论，但他们二人其实有着非常密切的思想联系。张君劢在《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一书中的相关叙述，对李长之的“中国文艺复兴”思想产生了十分深刻而全面的影响，尤其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以及培养民族自信、国家民族意识等方面，更是留下了非常清晰的影响痕迹。同时，李长之也根据自己的专业所长对比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发展。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民族自信;西方文化;国家民族意识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学界似乎从未将李长之与张君劢放在一起谈论。然而，李长之与张君劢的“漠不相关”也许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在20世纪30、40年代特殊的时代语境与文化氛围中，他们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地出现了某种特定的“交集”。这主要是因为，李长之这位“文学批评家”曾经跨界“写过政论性文章”(吴组缃语)，而张君劢这位“政治学家”一生往往“游走在学术与政治之间”(郑大华语)，于是在一种机缘巧合之下，他们的思想之间便幸运地出现了某种交流与对话。

　　文艺思想论文范例：文艺思想的正本清源与守正创新

　　李长之曾是张君劢主编的《再生》杂志的忠实读者，不仅在该杂志上发表过文章，还为张君劢的《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一书专门撰写过书评，对张君劢的性格、学识及书中的诸多观点都深表赞赏。相关材料充分表明，张君劢对李长之的“中国文艺复兴”思想产生了十分深刻而全面的影响，尤其在对待“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以及培养“民族自信”“国家民族意识”等方面，更是在李长之的思想中留下了非常清晰的影响痕迹。同时，李长之也与张君劢展开了积极的学术对话与交流，并根据自己的专业所长作出了独特的探索与发展。

　　1“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

　　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的问题上，张君劢在《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1935年)一书中的具体态度与方式，可能极大地影响了李长之《迎中国的文艺复兴》(1944年)一书的。张君劢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主要集中于《中国新哲学之创造》《思想的自主权》(1933年)《德国经济学之特点》(1934年)与《中外思想之沟通》(1934年)等文章中。而李长之对此的相关论述，则体现在《迎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多篇文章中，这里将主要围绕此书带有“总论”性质的首篇文章《论如何谈中国文化》(1942年8月3日)展开具体的论述。

　　张君劢在《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一书中，高度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并因此热情地提倡“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这正是他在此书中最为鲜明的主张之一。在《思想的自主权》一文中，张君劢从文化的“民族性”角度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表达了肯定与赞赏。他首先谈论到了世界各国文化的“民族性”问题，认为“甲国在世界史上有甲种贡献，乙国在世界史上又有乙种贡献，此可谓为民族文化或曰民族思想”[1]94。在张君劢看来，世界各国的学术、政治与文化都受到本国的地理、历史等因素的深刻影响，由此而形成的民族特性是很难摆脱的。他认为：“苟其可以摆脱，世界上便无所谓民族之特殊性或特异文化。”[1]94随后，他还具体举出英国与德国的例子，他们由于各自不同的历史境遇，而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学说，并认为世界各国的“特殊思想”，才是他们真正“对于世界文化之特殊贡献”[1]95。

　　张君劢借此试图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亦是基于自己特殊的地理、历史而形成的独特文化，因此，它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一样，对人类具有着不可取代的重要贡献。这样一来，张君劢自然就转向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肯定：“中华民族在过去数千年的世界史中，有其特长，如中国人对于宗教的态度，如中国哲学之注重人生与身心的修养，如中国之写意画，如中国建筑之简朴而美观，皆为西方人所称道。”[1]95可以看到，正是借助于文化的“民族性”这一视角，张君劢有力地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具有着独特价值与重要贡献。不仅如此，在《中外思想之沟通》一文中，张君劢谈论世界文化的未来趋势时，也再次谈到了文化的“民族性”问题。在张君劢看来，尽管世界各国文化之间的交流日趋紧密，但各个国家文化的民族性特点并不会因此而消失，反而会得到进一步的增强，他将之称为“世界文化中各民族之本位”[2]111。

　　他还进一步指出，当今世界上的英德法等国，“政治法律各有其特点，文学哲学各有其特点”，甚至于各国所共有的“科学”，也“各有其特点”，这正是各个民族国家独特的地理传统所必然导致的差异。因此，世界各国“自不能无各国之特长”，更何况中国有“四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家，“其文学哲学美术自有迥乎不同者在，无可疑焉”[2]111。

　　正是由于深切地认识到世界各国在政治法律、文化哲学等诸方面都有自身的民族性特点，张君劢才更加坚定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信心。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敏锐地注意到，在未来世界文化“一体化”的趋势中，世界各国的民族性特点会进一步增强，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得以进一步凸显。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也正预示或代表着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很多有识之士对于“文化全球化”与“文化民族性”的一种理解。张君劢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潜在地影响到了李长之。同时，由于李长之与张君劢的专业背景有所不同，他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出发，也对此获得了相似的认识与理解。在《论如何谈论中国文化》一文中，李长之同样谈论到了文化的“民族性”问题。

　　他不仅明确地指出，只要谈论文化问题，就“不能忽略民族性”;还进一步强调了“民族性”的重要性与独特性，认为它是“精神史上的一些元素”，“像化学上不可再分析的一些元素然”[3]10。随后，他具体引用了纳德勒在《德国种族的和地域的文学史》一书中的诸多观点，来进一步加以论证。比如：“种族者是无论在生理上，精神上，心灵上不能再加分析的一个单位，其带有决定性的特征表现在富有创造性的个人上，可视为种族的性格之代表，每在几世纪之后，仍在同一种族中再现。”[3]

　　10纳德勒对于“种族”的深入论述，既揭示了其“不可分析”的一面，也指出了其“在同一种族中的再现”特点，这无疑引起了李长之的深刻共鸣。在李长之看来，“传统”(即“民族性”)的力量是“决不可轻估的”，也许“民族性”在形成的过程中夹杂着一些偶然因素，但是一经形成之后，便具有了“决定的力量”[3]11。

　　可以看到，与张君劢的上述观点十分相似，李长之同样非常注重“民族性”在文化中的重要作用，他们都是从文化的“民族性”特点入手，出色地论证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独特价值与重要贡献。在这一方面，李长之有可能受到过张君劢上述观点的潜在影响。尽管如此，李长之与张君劢仍有着某种细微的差别，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具体论述中所使用的资源有所不同。张君劢主要列举的是英国德国的不同经济学说，或英德法诸国不同的政治法律、哲学科学等例子;而李长之主要引用则是纳德勒在《德国种族的和地域的文学史》中的相关叙述。选材的不同自然与他们各自的专业背景有关，张君劢比较侧重于政治与哲学，而李长之更倾向于文学与美学，所以他们都更习惯于使用自己专业范围内的资源。奇妙的是，他们虽然经由了不同的“途径”，却最终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可谓是“殊途同归”。

　　2“民族自信”的培养

　　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关，张君劢在《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一书中，还格外地重视“民族自信”的培养，并认为这正是现代民族国家赖以建立和生存的重要基础。在《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一书的《绪言》中，张君劢明确地将“民族自信”与“民族建国之大业”二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指出：“民族之自信心、自尊心，而间接推动民族建国之大业。我之所谓由伏流而进为显流，由不自觉而进为自觉者，其义若此。”[4]4这里不仅指出了“民族自信”与“民族建国”之间的密切关系，还强调了他们需要由“不自觉”而“自觉”，也即需要有识之士的专门提倡与培养。

　　张君劢此书所自觉承担的重要使命正在于此。在《思想的自主权》一文中，张君劢也专门谈论到了“民族自信”的问题。在他看来，“民族自信”的培养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是不能分开的，从而关系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他指出：“要知一国之人，不尊重本国文化，不相信自己的思想家，便等于自己不相信自己，自己不相信自己，则不能为人。岂有一国人民，不尊重自己文化而可以立国的。”[1]97在此文的结尾部分，他更是直接指出：“中国民族万不可菲薄自己”[1]97，并再次重申了“民族自尊”与“民族自信”的重要性：“自尊自信之心不立，则万事都无从说起，不但学术不能自立，即政治亦无希望。”[1]98不难看出，张君劢始终把“民族自信”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认为它是关乎民族国家能否成功建立的关键因素，值得引起格外重视，而培养“民族自信”最为重要的方式，无疑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与认可。

　　如此一来，借助“民族自信”这一中间媒介，张君劢其实把“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二者有效地联系了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张君劢此举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这一“政治问题”，巧妙地嫁接到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问题”上，从而使得“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了某种“政治性”的内涵。在对于“民族自信”的重视与培养等问题上，李长之深受张君劢上述观点的重要影响，他与张君劢的看法基本上完全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李长之所提倡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一主张本身，他所从事的大量文化批评实践工作，都包含了对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民族自信”，背后同样深深隐含着借此推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的热切渴望。

　　李长之在《论如何谈中国文化》一文中特意声明，在谈论中国传统文化时，“不要预存主奴之见”[3]7。换句话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自信”，要具有一种平等的心态，不要怀有一种奴隶心态。他明确指出，“妄自尊大固然不好，处处觉得下人一等也不必”，并认为“处处觉得低人一等”其实就是一种“‘高等华人式’的姿态”，甚至意味着“一种洋奴的身份”[3]7。在李长之看来，最重要的是做到“公平”：“对别人公平，对自己也要公平。”[3]

　　7也就是说，既要尊重世界各国文化的重要价值，也要充分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贡献，要运用“公平”的眼光来审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做到“一视同仁”。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首要而基本的要求就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自信”，相信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有着重要的价值与地位，可与其他国家的文化“并驾齐驱”而毫无愧色。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曾经激烈地批判过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李长之(也包括张君劢)而言，如何重新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似乎显得更加“刻不容缓”也更加“任重而道远”。

　　为了更好地“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建立起强烈的“民族自信”，并由此积极地推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李长之凭借着自己在文学与文化批评上的专业优势，亲自从事了很多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人物的批评与解读实践工作。他曾先后了大量的相关著述与文章，对于孔子、孟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等人都展开过深刻而精彩的解读。如果说张君劢主要进行了相关文化主张的理论倡导工作，李长之则充分立足于自己的专业领域，对中国传统文化展开了更加具体的深入挖掘与重新阐释等文化实践，从而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与培养“民族自信”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与努力。

　　事实上，孙中山在晚清时候就曾强调过“民族自信”的问题，陈平原认为当时“风雨飘摇”，重心应当放在“提高民族自信心”[5]。“九一八”事变之后，有关“民族自信力与民族复兴”成为当时讨论的主要问题，而推动当时知识界这一讨论的“关键人物”正是张君劢。[6]由于接受了张君劢相关思想的影响，李长之在《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中具体分析自晚清以来至20世纪30年代的各种文化主张时，其重要的评判尺度也是“民族自信”。“民族自信”正是李长之“中国文艺复兴”思想的重要精神基础。

　　3“西方文化”的吸收

　　尽管热情地提倡“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与培养“民族自信”，张君劢同时也热切地呼吁应当“大力吸收西方文化”。在张君劢看来，这看似冲突的两方面其实完全可以同时并存、并行不悖。在某种程度上，“大力吸收西方文化”甚至可能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前提。张君劢在《中外思想之沟通》一文中有关中西文化的谈论，基本上可以代表他这一方面的主要观点。他清醒地意识到，未来世界文化之间的联系将愈来愈加紧密，甚至呈现出某种“一体化”趋势，所谓“世界文化之一体”[2]111。因此，伴随着世界各国文化之间相互交流与借鉴的日趋频繁，中国也应当大力吸收其他国家的文化。他指出，从学术的角度出发，中国应该“大开门户不分界域”，不仅关注西方的“近代著作”，对于“希腊罗马之文化”，亦同样“不可忽视”[2]112。

　　在张君劢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其实是片面的，只是注意到西方的近代著作，并没有注意到希腊罗马的古代典籍，应该尽快调整这一倾向，更加全面地吸收西方各个时期的文化。当有人指责中国“青年太注重外国语”“太多读外国书”时，张君劢却坚定地认为，青年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其外国智识太多”，而在于“其外国智识之浅薄与一偏”[2]113。因此，应当“劝其多读外国书”，并且对西方文化展开“深切之研究”，而绝不是“以其多读外籍为病而阻止”[2]113。

　　可以看到，张君劢之所以热情提倡“大力吸收西方文化”，一方面是由于他充分注意到世界未来文化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考虑到中国有关西方文化的吸收所存在的片面性与不够深入;既富有远见，也切中了时弊。张君劢还进一步认为，多吸收西方文化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所谓“兼通本国旧事”“增进吾国人对于本国事情之了解”[2]113，并结合了很多具体的例子予以了说明。由此，张君劢高度肯定了“大力吸收西方文化”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认为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正如同“医家之‘血清’”，可以“去毒”，可以“强身”，因此必须予以大力欢迎;同时应当明白，这种欢迎并非“投降外人”，而是“振起吾国文化”[2]114。

　　也就是说，即使站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说，“大力吸收西方文化”也是其中至为关键的一环，值得倍加重视。由此，张君劢就不仅发现了“大力吸收西方文化”的另一层重要意义，也创造地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力吸收西方文化”这看似充满矛盾与冲突的两方面主张紧密地联系了起来。李长之在“中国文艺复兴”思想中，同样高举着“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力吸收西方文化”这样“两面旗帜”，而且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有关中国对于西方文化接受情况的分析，也与张君劢基本一致。尽管李长之有可能受到了多方面复杂因素的影响，但张君劢肯定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在某种程度上，这使得张君劢与李长之尽管同样提倡中国传统文化，却与一般的“国粹派”“复古派”明显地区别开来。

　　需要关注的是，张君劢前面有关青年学生应当“多读外国书”的论述，李长之随后在《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的书评中，专门予以了大段的摘录和引用，并极力称赞其是“多么有益的针砭”[7]135-136。这清晰地表明，李长之对张君劢有关“大力吸收西方文化”主张的热情赞同与接受态度。在《论如何谈中国文化》一文中，李长之同样清醒地意识到“西方文化”的重要作用，尤其重点强调了它们对于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他明确地声称，要想谈论“中国文化”，就“必须先懂西洋文化”[3]10;并深刻阐明了其中的原因，只有彻底了解“西方文化”，才能为如何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寻找到一个最有效的文化参照体系，才能真正区分清楚“何者是一般的现象”，“何者是中国所特有的现象”[3]10，从而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上，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与独特价值。李长之还举出了古书标点、医学知识等方面的具体例子，对于上述观点予以了充分的论证。在李长之看来，必须获得“西方文化”的视野，才能分辨清楚“哪些现象是我们可傲的”，“哪些现象是我们可以解嘲的”。换句话说，“单为树立对于自己的文化的自信计，也需要先知道西洋文化演进的一般状况”[3]10。

　　这些论述清楚地表明，李长之也热情地赞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力吸收西方文化”这两个文化主张，积极发现了二者可以和谐并存、相互依赖的密切关系，这与张君劢的观点“一脉相承”。可以说，张君劢与李长之上述有关中西文化的思想都非常富有学术魅力，其中最让人向往的地方在于，他们都试图努力地揭示出一个富有悖论性的真理：即“大力吸收西方文化”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这两个看似有所冲突的文化主张，其实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甚至是“相得益彰”，乃至于“缺一不可”的。这种“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态度与方式，正是他们留给当今社会最重要的启示之一。

　　4“国家民族意识”的建立

　　在有关“国家民族意识”的培养方面，张君劢《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一书中的相关论述，更是深刻地影响到了李长之的“中国文艺复兴”思想。与此同时，李长之也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积极的思考，从而将有关这一话题的讨论向前推进了一步。张君劢对此的具体谈论，主要体现在《东西政治思想之比较》(1934年)、《中华新民族性之养成》(1934年)、《从东北热河的失陷说到复兴民族的责任》(1933年)等多篇文章中。张君劢在这些文章中十分犀利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存在一个重要的欠缺，即缺乏现代的“国家民族意识”，而这一意识是欧洲各国可以迅速崛起的基本原因，也是现代中国最应当建立和培养的重要意识。

　　李长之在《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中对于这一话题的相关谈论，主要集中于《精神建设：论国家民族意识之再强化及其方案》(1941年11月1日)、《舆论建设：论思想自由及其条件》(1941年3月16日)等文章中。正是因为受到了张君劢相关思想的影响，原本一向擅长于中西文化与文艺美学领域的李长之，却在自己的“中国文艺复兴”思想中，意外地增添了许多有关国家政治内容的“异质因素”，从而为他这一思想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作为一名晚清至民国时期积极投身于政治领域的重要学者，张君劢不仅较早地意识到中西政治思想的重要差异，还首次清晰而详细地分析了“民族国家”这一概念。在《东西政治思想之比较》一文中，张君劢直接指出，东西政治思想的重要差异，即在于是否具有“国家团体观念”;具体来讲，“东方无国家团体观念”，但是“西方有国家团体观念”[8]115。紧接着，他重点辨析了“民族”与“国家”这两个概念，指出“民族”是由于文化、语言、历史、风俗、地理等因素的相同而形成的自然概念，“国家”则是由于共同的善恶是非标准而形成的一个发号施令的主体，是一个价值概念。因此，“民族”若想对外有力量，必须形成一个“国家”，即所谓的“民族国家”，否则在世界上将毫无竞争生存的能力。

　　在此基础上，张君劢具体阐释了“民族国家”的内涵：“(一)国家之存在理由(Raisond’etre)在一切之上;(二)个人利益应因国家之利益而牺牲;(三)国难之日，以举国一致之态度待外国，不得逞私人意气之争。”[8]121也就是说，“民族国家”意味着国家的绝对至上、牺牲个体以保存国家、国难之日必须举国一致对外等具体的含义。张君劢对于这一概念的阐释，可能代表着当时对此较为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正是意识到了东方国家在“民族国家意识”上的欠缺，张君劢才指出了“民族”与“国家”的重要区别，并详细阐释了“民族国家”的重要含义，这背后自然蕴涵着希望尽快地建立与培养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热切愿望。在《中华新民族性之养成》一文中，张君劢专门分析了中国的政治思想与欧洲政治观念的重要区别，并明确提出了有关“民族国家”观念的培养问题。在张君劢看来，中国人从来没有养成“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观念”，依然生活于“中世纪的世界观念樊笼之下”[9]203。

　　他还具体分析了中国古代与希腊的政治情形，认为当时二者的“天下观念”都非常发达，唯一的区别在于，欧洲因为宗教革命的原因导致分裂，从此“世界主义之观念消灭”，“民族国家代之而兴”[9]206;但中国从未分裂过，由此导致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从未形成过，中国也“始终未曾踏上近世国的路”[9]207。在此基础上，张君劢还论述了德意志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指出当时的德国学者“想种种方法来提高民族自信心”[9]212，比如歌德对哥特式建筑的研究、格林对童话的提倡、费希特对国民的演讲等，这都是有意识地培养“民族国家意识”的重要方法。也就是说，“民族国家”观念的养成并非“自然而然”的事，它需要有识之士来有意识地加以提倡。张君劢希望中国能够从中获得经验，早日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张君劢的《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一书，可能正是他自己试图有意识地培养“民族国家意识”的重要尝试。

　　在《从东北热河的失陷说到复兴民族的责任》一文中，张君劢还具体地强调了现代“民族国家”在战争境遇中的重要特征。比如：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在对外时，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意志”[10]228，必须要“听领袖的命令”，还必须要“有纪律”“有服从”“有民族的完美的道德”等。[10]

　　233在张君劢看来，尽管这似乎与“自由”“平等”的观念有所冲突，但如果没有这些“纪律”和“服从”，则根本无从抵抗外族的侵略，国家根本无法生存。由于日本当时已经发动了侵华战争，所以张君劢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在战争语境中的具体反应，充满了格外的关切，这些论述无疑有着十分鲜明的现实指向。张君劢在《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一书中对于“国家民族意识”的格外强调，给李长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直接影响到了他在《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中相关篇章的。同时，李长之也积极地展开了新的探索与思考。在《精神建设：论国家民族意识之再强化及其方案》一文中，李长之就专门讨论了“国家民族意识”的再强化问题，还专门为此制定出十项具体的操作方案。

　　此文可以看作是对张君劢上述主张的直接呼应。他在文章开头直接表明原因，是因为觉得“一般国民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都不够”，不仅是“应付当前的国难不够”，而且连“一个现代国民之起码的应有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也不够。[11]104正是有感于“国家民族意识”的严重欠缺，李长之才清醒地提出了必须加强培养这一意识的主张。由此来看，尽管大约相隔了七八年的时间，李长之却作出了与张君劢基本相同的判断与结论。

　　更值得关注的是，李长之还明确地指出，“国家民族意识”的培养不能单靠“顺其自然”，必须“有种种设计而后可”[11]105，为此他费尽心思地设计出了十项具体可行的方案。有关李长之的这一认识，可以清晰地在张君劢《中华新民族性之养成》一文中找到其思想的源头。张君劢尽管对此有所认识，但涉及到应该如何着手培养“国家民族意识”时，他只是考虑到尊重“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较为普通而笼统的方法。到了李长之这里，这一切显然就有了重大的改观，他洋洋洒洒地贡献出了十项可供操作的具体方案，并使用近五页的篇幅(约4300字)来对之展开了详细说明。

　　有关这十项具体方案的优劣与否，这里先暂时不予分析，单就这十项方案本身，已经能真切地感受到李长之对于“国家民族意识”培养的高度重视，以及他在这方面所作出的重要努力。他继承了张君劢有关“国家民族意识”培养的理论主张，并在此基础上为这一主张提供了具体可行的实施方案，从而把这一话题的讨论向前推进了重要的一步。尤其是在第二项方案“造成舆论”中，李长之还详细地阐述了他对于“爱国主义”“国家民族意识”等问题的认识。

　　他指出：我们要相信绝对的爱国主义。爱国就要绝对地。舆论界应该时时作一种动员的准备，只要有机会，就要向国民阐说爱国爱家爱民族乃是一种崇高的道德，因为这包括着牺牲小我而顾全大我;就要向国民阐说个人的生命是有限，民族的生命是不朽的;就要向国民阐说爱国爱家爱民族是无条件无理由，像爱父母一样，只有奉献自己而无所谓索取代价的;就要向国民阐说凡看任何事件需有一个独立的国家的立场，既不得没有立场，也不得站在别的国家的立场。

　　我们不是偏狭，但是要巩固自己，要对自己公平。[11]105这些论述正代表了李长之对于“国家民族意识”内涵的具体理解，他将之称为“绝对的爱国主义”，并阐述了其所包含的四方面含义：第一，牺牲小我而顾全大我;第二，民族生命的不朽;第三，无条件、无理由、不求回报;第四，必须站在国家的立场。如果将李长之的这一论述与张君劢在《东西政治思想之比较》一文中对于“民族国家”的阐释进行比照，就会发现李长之几乎全部采纳了张君劢有关“民族国家意识”这一概念内涵的解释，并作出了进一步的思考与发挥，即增加了“无条件无理由”“无所谓索取代价”的这一条。正因如此，这使得李长之的口吻似乎显得更加彻底、更加绝对，他内心对于“国家民族意识”的要求也更迫切。

　　毕竟张君劢当年《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而李长之构思《迎中国的文艺复兴》却已经是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了，此时中国的形势也要比先前严酷和惨烈很多。在此文的结尾部分，李长之再次强调了“国家民族意识”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与迫切性，还进一步阐释了“国家民族意识”与“中国文艺复兴”之间的紧密关系。他不仅指出，“为树百年大计，我们有再强化国家民族意识的必要”[11]109;而且还认为：“这一步基础到了，然后我们可以迎我们的‘文艺复兴。’”[11]109可以看到，在李长之有关“中国文艺复兴”思想的规划中，“国家民族意识”是其非常重要的前提和基础。

　　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正是李长之“中国文艺复兴”思想赖以实现的重要条件，倘若这一基础没有培养和建立起来，“中国文艺复兴”思想的实现就会变得“遥不可及”。与此相关，李长之在《舆论建设：论思想自由及其条件》一文中思考“思想自由”的问题时，也是处处以“国家”为第一位。李长之清醒地意识到，“思想自由”虽然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最高理想”，但在现实社会中，由于“人、时、地的不同”，所以“绝对的思想自由是不可能的”[12]111。因此，他明确地指出：“在中国今日思想上绝对的自由，不唯不可能，也不应当，因为在未争取得民族的自由以前，究竟有什么个人的思想自由配讲呢?”[12]111由于李长之在此接连使用了“不唯不可能”“也不应当”、“不配讲”之类的语词，言论似乎有些过激，容易引起人们的非议。

　　比如张蕴艳在《李长之学术———心路历程》一书中就曾专门引用过这段话，并认为这意味着李长之完全是“从保卫国家民族着眼”“个体人格的完善则已退居二线”[13]134。然而在李长之看来，必须先有“民族国家”，才有“个人的思想自由”，他有可能潜在地受到了张君劢在《从东北热河的失陷说到复兴民族的责任》一文观点的影响，张君劢在此文中宁愿与“自由”“平等”观念有所冲突，也要支持对于国家意志、纪律的“服从”，李长之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坚持和固执。在此文随后论述“思想之争”的问题时，李长之依然充分考虑到了“国家”的立场。

　　他指出，从政府或国家的立场出发，“任何政府为树立权威往往干涉思想”，这也是“自然的”，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思想若完全放任，就难免动摇国本，或者妨碍胜利的事出现”[12]112。为了证明“国家”树立权威的必要性与正当性，他还特意搬出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为之辩护，这充分体现出他对于“民族国家”的高度认可与尊重。这与张君劢在这方面的态度非常一致，可谓是对张君劢“民族国家”思想的某种延伸与深化。当然，有关“国家权威”与“思想自由”的关系无疑是十分复杂的问题，学界至今对此尚无定论，因此，张君劢与李长之的上述思考也只是诸多说法之一，还有进一步商榷的空间。

　　5结语

　　总而言之，张君劢的《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一书对于李长之“中国文艺复兴”思想的形成，有着十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甚至在很多问题上都直接激发了李长之的相关思考。尽管目前学界似乎还从未留意到这点，但张君劢对于李长之的影响显然不容低估。同时，李长之立足于自己的专业领域进行独立思考，对此也作出了重要的开拓与贡献，体现出对于张君劢相关思想的深化与发展，从而有力地汇入了20世纪30、40年代的“民族复兴”文化思潮，成为其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张君劢.思想的自主权[C]∥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张君劢.中外思想之沟通[C]∥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李长之.论如何谈中国文化[C]∥李长之文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4]张君劢.绪言[C]∥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5]陈平原.民族自信与文艺复兴———孙中山给我们的启示[J].同舟共进，2011(5)：58-59.

　　作者：于阿丽1，2